牟钟鉴:我国主流宗教观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22-01-01 20: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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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  

  

   我国宗教的现状

   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儒家宗教观民国时期主流宗教观的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当代新宗教观的建立和实践1957年至1976年民族宗教理论的进展与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宗教理论的创新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几个认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讲话高度概括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尤其阐明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四个“必须”,并首先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其中很有深意。这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经验的最新的精辟总结,也包含了中华文明对待宗教问题的历史智慧。

   宗教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宗教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世界的主要信仰。据统计,全世界信教人数约有52亿,占地球总人口数的80%以上,无宗教信仰者是少数。在国际生活中,一方面宗教是推动世界和平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是许多国家社会道德的主要支柱和历史文化的精神依凭;另一方面从中世纪直到今天,在很多地区宗教流血冲突一直不断,它或者是民族、国家冲突的表现形态,或者是民族、国家冲突的背后要素。当前中东地区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主义与暴恐活动的猖獗以及宗教之间、教派之间的对抗往往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和热点,大家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幅情景,宗教关系的主流是和谐的,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也比较顺和,我们要加以珍惜并引以自豪。我这里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侧重于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智慧的角度谈一谈在宗教问题上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有益于深刻理解习总书记说的“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又是一个人文主义发达、宗教处于辅助地位的国家。中国现有五大合法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中国有多少信徒?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谈到过一个数字,说有一亿人信教。现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有人估计现在中国的宗教信徒约有三亿。很多中国人虽没有宗教徒的身份却有宗教的观念、鬼神的观念,而且这些观念都是混合的,有佛教的、道教的,也有一点其他宗教的,特别是汉族民众往往是“宗教的混血儿”,信仰杂而多端。中国少数民族中信教人数的比重较大,宗教在民族地区的影响也大。概略地讲,有十个民族基本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傣族信仰南传佛教,北方许多民族信仰萨满教,南方许多民族信仰各种巫教。因此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宗教政策与民族政策紧密相连。

   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宗教从地下走到地上;宗教的国际性传播和道德缺失带来的信仰需求,使信教者人数增加。人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仍将长期存在,其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心理根源,都不容易消除。由于我国大多数人不信教,便有一个主流群体如何正确对待宗教、掌握宗教基本知识的问题。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建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中国宗教研究播下了种子,但研究工作为尔后到来的“文革”耽搁了。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此后宗教学正式兴起,至今三十多年,已经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门显学,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形成、为宗教事务管理提供咨询、推动文化大繁荣、促进民族宗教关系和谐及开展国际文明交流与互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中国宗教学仍在初期阶段,许多重大问题有待研究,还要继续大力开拓创新。

   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儒家宗教观

   历史上,我国主流社会、政治家看待宗教主要受儒家观点的指导。孔子有句名言:“敬鬼神而远之”。他不热衷于鬼神之道,但却对老百姓的宗教信仰采取“敬”也就是尊重的态度。孔子的学生曾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追远就是祖先崇拜,其功能是使老百姓的道德风尚归于淳厚,就是今天所说的宗教的道德功能。后来,《易传》就把这种功能概括为“神道设教”,就是视鬼神之道为道德教化的手段。这是儒家思想对待宗教的态度。在孔子的影响下,中国的主流社会对待宗教是“温和的”。中国历代的王朝虽然在政治上专制,但在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上却是多元的、包容的。佛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内容形式都有所改变。比如中国佛教出现了禅宗,提倡人间佛教;中国伊斯兰教并不追求政教合一,排他性也大大减弱。孔子的思想是不是宗教?我的观点是儒家基本上不是宗教,它是东方的伦理型人学,因为孔子不讲死后的问题、鬼神的问题,而没有神灵和彼岸的观点不能称为宗教。孔子一生讲的都是如何做人、怎样治国,《大学》将这些观点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不是宗教家。当然,孔子的思想里面也有宗教性,例如,“畏天命”,对宗教祭祀也很重视。

   另外,儒家讲“和为贵”“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谐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最为丰富。这使中国能容纳多种宗教。魏晋以后形成了儒、佛、道并行和多教共生的状态。佛教传播到中国,也有反对的,但社会主流是接受的;道教兴盛起来后,也有其存在的空间;后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传播到中国,成为中国多元宗教中的一部分。只要相关宗教是爱国的、守法的、劝人为善的,在中国都有它合理合法的存在空间。由于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是包容的温和的,所以中国的宗教品类众多,形成多元通和模式,这在全世界都属罕见。世界三大宗教及其主要教派在中国都有传播,又有民族宗教如道教,还有大量的民间宗教及各种原始崇拜,因此有人说中国是“宗教的联合国”。今天,中国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除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外,其他四种都是外来宗教,说明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包容性。各宗教之间,和谐是主旋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宗教的教义主体是温和的,极端主义难以发展。中国宗教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深厚的优良传统,主要有:爱国与爱教高度统一,以行善积德为第一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共生共荣、互尊互学,政主教辅、教不干政,文化兴教、文明交往,民族主体、内外交融。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基础性信仰,即敬天法祖,但它不排斥其他宗教。中国信仰文化的核心是儒、佛、道。儒家不是宗教,但起到了西方基督教的功能。佛教进入中国,与儒、道成功会通,而有中国化的禅宗。中国伊斯兰教也在中国化方向上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基督教(广义的)的中国化进程面临种种困难,但也在稳步推进。中国历史上,各宗教之间基本上维持了和平与和谐,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裁判所,彼此可以成为好邻居。虽然也有摩擦,也有“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但历时暂短,宗教对抗不能成为传统。历史上宗教从来未给社会改革进步制造巨大障碍,反而是一种助力。

   民国时期主流宗教观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主流社会的宗教观有所改变,对待宗教不再是温和的、包容的,而是激进的、否定的,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宗教不断受到冲击。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较为落后,受西方屈辱太多,要独立解放,振兴国家,人们认为中国文化缺少民主与科学,应该向西方学习,用科学与民主救国。中国需要民主与科学,但民国的学者没看到西方在发展民主、科学时,基督教没有被取代,而是改革它,使之为现代化服务。当时在学术界就流行“宗教取代论”,认为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中没有宗教的地位。蔡元培提出美育取代宗教,陈独秀、胡适提出科学取代宗教,梁漱溟提出伦理取代宗教,冯友兰提出哲学取代宗教。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忽视宗教的研究。民国时期,对佛教道教还提出“庙产兴学”,国民政府把很多庙产都没收了,美其名曰办学校,其实是对佛教道教看不起,要限制它;同时还发生了“非基运动”,全盘否定基督教,态度很激烈。当时学界主流为科学主义所支配,以“不科学”为理由贬低宗教。事实上,各大宗教主体在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中表现是很好的,值得称赞。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当代新宗教观的建立和实践

   这一时期的宗教观体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理论上有所创新,政策健康,实践成果辉煌,是新中国宗教工作的黄金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确立的民族平等和尊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加以发扬。尤其在和平解放西藏、进军新疆、实现全国统一的过程中,解放军和党的干部忠实执行民族宗教政策,起了关键作用。1951年5月,毛泽东对主持西藏工作的张国华说:“你们在西藏考虑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样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从而“慎重稳进”成为党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方针。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1952年10月毛泽东接见西藏代表团时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由于民族宗教政策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特别是能够对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加以正确对待,在短时间内,中国顺利实现了统一大业(台湾除外),结束了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插手和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而长期存在的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多动乱状态,民族感情空前融洽,建设事业发展很快。

   在基督教、天主教方面,主要是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和影响,建立中国教徒自办的爱国教会团体,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天主教爱国会。在汉地佛教和道教方面主要是革除封建制度影响,提倡自食其力,参与社会建设。

   从怎样看待和怎样处理宗教问题的角度,可以把当时主流宗教理论与实践概括为两论,即“五性论”和“统战论”。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同志代表中央提出宗教五性论: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国际性。不仅视宗教为一种世界观和精神文化,还充分看到了宗教的社会属性,是一种活生生的影响很大又很稳定的社会力量与社会文化,因此宗教工作绝不能简单化,要严肃认真对待。宗教的群众性,使我们懂得,对待宗教的态度就是对待信教群众的态度,必须给予尊重,不能强迫命令。宗教的长期性,使我们自觉克服急躁症,不把宗教看成旧文化残余而急于消灭它,因为宗教的根源将长期存在,宗教工作必须作长远打算。宗教的复杂性,要我们认识宗教自身的多重结构和多样形态,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关系,以及它的社会功能的两重性,我们对它要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才可能做好宗教工作。宗教的民族性,告诉我们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交织,在中国,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工作关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宗教的国际性,使我们关注世界三大宗教的跨国影响和宗教的国际交往,由此宗教工作与中国的外交事业联系起来。统战论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宗教界爱国人士关系的方针。鉴于中国宗教界大多数在革命与建设中有良好表现,故中国共产党把宗教界作为团结对象,是朋友不是敌人。

   1957年至1976年民族宗教理论的进展与失误

这一时期,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与实践上既有开拓,也有失误和倒退。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民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肯定了宗教信仰是思想问题和人民内部问题,不能用强制方法解决。这一时期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明确反对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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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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