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作为知识分子的钱端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7 次 更新时间:2021-12-24 00: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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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钱端升先生生于1900年,至今已经120周年。作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之一,早已青史留名。我个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者和钱氏家族的后辈,很遗憾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专门研究他,虽然在1984年受外婆与母亲的委托,到北京拜访过钱老,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本科刚刚毕业两年留校的小助教,对未来的研究尚在朦胧之际,没有抓住机会多多请教钱老,错失了唯一的机会。后来虽然曾经指导过我的硕士研究生范亚伶以钱端升为题目撰写硕士论文,但自己一直未曾做过专门研究。我想借这次钱端升120周年冥诞,弥补这个缺憾,作为向钱老的致敬。

   关于钱端升的研究,近些年已经有一定的学术成果,我阅读了相关的研究与资料,感觉这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人物。他在1949年前的前半生,扮演了两个角色:政治学家和政论家。前者是学者的角色,后者是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关于前者,在政治学界,已经有初步的研究;而后者,依然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一般而言,钱端升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在1930年代主张开明独裁,抗战前期也一直拥护国民党作为国家的中心势力,那么,他在民国自由知识分子光谱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1945年前后,钱端升的政治立场发生重大的转变,从赞成国民党的一党执政转到拥护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最后到1949年欣然迎接中共新政权,这一大变化的背后,究竟有些什么不变的内在思想脉络?在他难以归类的政治立场背后,其思想底色与政治伦理究竟是什么?本文试图结合我个人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经验,谈谈我对钱端升作为一个另类自由知识分子的理解。

   一流的政治学者之外,还是一流的政论家

   钱端升是民国顶尖的政治学家,因而荣膺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然而,在他的生命之中,除了学者之外,还有另一重角色:参与政治的公众知识分子。

   钱端升处于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革命、内乱和战争纷至沓来,前半生一直处于动荡的乱局之中。作为一个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他的许多同事朋友一样,从小就有深切的儒家忧患意识。1915年他还只有15岁,在松江三中担任级长,当反对袁世凯卖国的消息传来,钱端升与同学们一起,卷入了反袁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当中。后来到清华读书,参与了五四运动,还被捕监禁过,1926年又亲历了三·一八惨案。民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事件,他都是亲身经历者。他的思想变化,不仅来自理性的思考,也源自这些直接的人生感受。

   钱端升出生、成长于通商口岸大都市上海,视野和格局都比同时代的人要大。他有大胸怀、大理想,有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这个“家”,不再是传统士大夫生于斯、长于斯的家族与家乡,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大学。钱端升回国以后到母校任教,对学校的公共事务热心参与,他提出了改造清华的三条原则:以文理科为主、以人文教育为目标、以教授治校为路径。钱端升作为海归“少壮派”的核心之一,积极争取“教授治校”,众所周知,改制以后的清华大学正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钱端升还曾经写信劝说当时已经爆得大名的胡适到清华来担任校长,并流露出自己的雄心:“若是我自己的年岁大一点,资望深一点,我也一定敢牺牲自己安闲读书的生活,去尝一尝校长的辛味”。 这一年,钱端升26岁,可见其抱负之大,只是后来命运一直没有給他这个机会,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成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的创院院长,遗憾的是时过境迁,时代已经全然没有了“教授治校”的条件与可能,让他美丽的校长梦成为了后半生的一场噩梦。

   家国天下情怀之中,钱端升投入最多的是国家与天下。他是一个炙热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相信国家之上,还有人类。无论是他的政治学专业研究,还是各种时评,他的兴趣之广、格局之大,关怀的领域之广,绝对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之上。他在《益世报》担任主笔期间,所撰写的社论,从国内政治、教育、经济、边疆问题,到日本、欧洲、美国、中外关系,无所不涉猎,那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做到的。费正清的太太费维梅在晚年回忆1930年代北京的教授朋友们,逐一点评他们的特点,钱端升给她留下的印象是:“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

   钱端升有书生气,但又不是一般的书生,是有入世情怀的书生。这构成了钱端升政治性格的某种复杂性。在学者与士人的双重角色之中,钱端升始终将书生视为最重要的生命底色。他的儿子回忆说:“在他心目中,大学教授是至高无上的。他告诉我们,很多美国总统都是来自大学,卸任后又回到大学。因此,对自己作为一个名教授是非常引以为自豪的”。蒋介石一度很器重他,他有多次的机会,像他的政治学界朋友王世杰、浦薛凤那样,到国民政府里面当官,但除了1928年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短期出任文化事业处处长之外,其他的机会都拒绝了,很可能是唯一的担任公职的经历给他留下的负面印象所致。1945年,他在与学生何炳棣谈话的时候郑重告诫说:“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黻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

   钱端升对曾经的同事蒋廷黻的惋惜,未尝不是一种自警。他对现实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如同胡适所言,乃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也就是在政治之外,通过舆论影响政治。傅斯年曾经说过:“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钱端升对参政的态度,与胡适、傅斯年是基本一致的:以在野之身,舆论干政。这也是民国期间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

   钱端升的前半生,几乎都在通过舆论介入时政。在政治学家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身份:时评家。他写时评的经历,从18岁就开始,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写了第一篇时评《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之后不仅笔耕不辍,而且积极参与编辑组稿。在美留学期间,出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回国以后,担任《现代评论》政治编辑;1934年初,由蒋廷黻推荐,到天津接替罗隆基担任《益世报》(与《大公报》齐名的北方两大报纸之一)的职业主笔,专门撰写社论。8个月主笔期间共撰写了170篇社论,平均每周5篇;1939年,钱端升又发起和主办了《今日评论》,两年期间,撰写了43篇文章、56篇时评。在民国历史当中,没有人像钱端升这样,既能当一流学者,又能成为职业主笔的知识分子,钱端升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他的《益世报》前任主笔罗隆基,虽然是政治学博士毕业,也在光华大学、西南联大短暂地做过教授,但只是一个一流的舆论宣传家,在专业领域,几无建树,不能称之为学者,遑论一流学者。然而,钱端升,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政论领域,都是公认的一流人物。

   作为公众知识分子,钱端升最高光的时刻应该是主办《今日评论》时期。在民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刊物谱系之中,《今日评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前有《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后有《观察》、《新路》。《今日评论》与《独立评论》和《观察》的人脉联系,从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出端倪:《今日评论》作者当中,有38人曾经是《独立评论》的作者,如钱端升、陈之迈、张佛泉、萧公权等;而《观察》作者当中,又有20多人也曾经是《今日评论》的作者。 在1939-1941年间,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胡适到美国担任大使,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端升弥补了胡适留下的空缺,站出来主办《今日评论》,让西南联大教授和其他的自由知识分子有一个舆论干政的阵地。他不仅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而且有同人领袖的风采,为了聚拢人气,为杂志组稿,他在昆明期间经常不惜借钱,请作者吃饭,畅谈时事。不过,他谨守中国士大夫的“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可以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人,但不搞门派、不建立小圈子,更没有兴趣组党,观点可以不同,只求精神的契合。《今日评论》写稿最多的作者,除了他本人之外,就是王赣愚、张奚若、费孝通、伍启元这些西南联大的同事。从吴宓、朱自清的日记当中也可以看到,尽管文化趣味和政治立场钱端升与他俩有微妙的差异,但并不妨碍彼此之间成为来往密切的朋友。

   钱端升还有一个经历是民国知识分子当中罕见的:在清华、北大和中央大学都有任教的经历,特别是清华和北大,在他的人生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精神痕迹。这两所风格迥异的中国最高学府,钱端升更认同哪一个?研究清华大学校史的台湾学者苏云峰认为:钱端升“自觉并非清华之主流派,在学校认同上,他倾向北京大学,所以说他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钱端升一生的确对北大非常有感情,气质上也接近北大,但在内在精神之中,同样有清华的影子。他出身于清华,回国任教的第一站亦是母校,虽然后来去北大任教,但与清华的教授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今日评论》核心作者群中,大部分是清华出身或者是清华的教授。钱端升可以说是容北大清华于一身,有北大的士大夫气,也有清华的专业精神,兼有北大的大气和清华的严谨这两种气质。或者说,作为政治学学者,他更接近清华,而作为知识分子,他则是一个典型的北大人。

   有现实感的自由知识分子

   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之中,钱端升属于一个难以定位的非典型人物。原因无它,乃是因为他在1930年代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与蒋廷黻、丁文江一起,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与独裁”大论战当中,曾经是主张“新式独裁”的代表人物。1930年代的钱端升,究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威权主义者呢?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首先在理论上必须澄清一个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必然反威权,自由与威权势不两立。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明确指出:自由主义“主要关心的是限制一切政府的强制权力,而不论政府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民主制的对立物是独裁政府;自由主义的对立物是极权主义。这两种体制都不必然排斥另一种体制的对立物:民主制可能运用极权主义的权力;而一个独裁政府按照自由原则行事也不是不可思议的”。哈耶克的这段话,意思非常丰富,他告诉我们,一个自由主义者,未必反威权,威权是民主的对立物,不一定是自由的对立物。而对自由的真正威胁,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一定是不民主的,排斥公共参与和全民选举,但有可能容许一定的个人自由和有限度的法治乃至宪政,这就是所谓的开明威权或开明专制。

   在民国自由主义者当中,胡适、张奚若、陶孟和等代表了民主的自由主义,因此他们在“民主与独裁”大论战中,既坚守个人自由,也希望以民主的方式重建政治秩序。然而,“新式独裁”的拥护者们对民主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实现是存疑的,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求首先建立开明的威权,然后逐渐实现民主宪政的前景。虽然他们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依然在自由主义阵营之中。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五四以后,经历了三波大分化。第一波,是1920年代初,自由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分化,胡适、丁文江办《努力周报》,树立了一面自由主义的旗帜。当时,钱端升还在美国留学,没有参与。第二次是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大论战,民主的自由主义与威权的自由主义发生分化,钱端升站在了后者一边。第三次是1945年前后,右翼的自由主义与左翼的自由主义再度发生分化,前者是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亲国民党自由派人士,后者是疏离了国民党、倾向联合政府乃至于最后站到中共一边的自由派人士,钱端升就属于这一类。关于第三次分化中的钱端升,如何从一个威权的自由主义者转向左翼的民主主义者的,留到下一节详细讨论。

1930年代的钱端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何会主张“开明威权”?这首先要从他的思想底色说起。钱端升在清华和哈佛受到的,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因此,言论自由、教育独立和法治精神,是他思想的三层底色,一生都没有动摇过。特别是言论自由,更是他看重的。早在哈佛求学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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