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卡塞尔:纸张技术、数字技术——近代早期医疗记录的利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21-11-30 15: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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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卡塞尔  

   内容提要:随着数字革命的兴起,历史学家开始思考纸张技术的形成及其为知识的生产作出贡献的方式。曾经被认为是历史探究的对象,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样的反思,也适用于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对象、通常被称为事实和数据的证据、观察和客观性的概念。本文探讨的是历史学家使用数字技术理解纸张技术时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主要利用笔者将历史上最庞大的系列医疗记录之一进行数字化的工作,这是一个有着8万个17世纪占星术案例的系列,共64大卷。笔者称之为“医案簿项目”。这项工作是医学史和数字人文科学领域的一次试验。它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来了解17世纪的纸张技术。证据的问题和证据的再现及分析是这一工作的核心。该项目是一次使用数字技术来理解纸张技术的试验,引起了历史学家和医学社会学家对患者历史、医疗接触和病痛叙述的关注。

  

   劳伦·卡塞尔(Lauren Kassell),剑桥大学科学和医学史教授,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博士后,“医案簿项目”( http://www.magicandmedicine.hps.cam.ac.uk/)主持人。

  

   引言

  

   随着数字革命的兴起,历史学家开始思考纸张技术——手抄本、笔记簿、印刷书籍及其索引、注释和排序工具——的形成及其为知识的生产作出贡献的方式。曾经被认为是历史探究的物件,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样的反思,也适用于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对象、通常被称为事实和数据的证据、观察和客观性的概念。本文探讨的是历史学家使用数字技术理解纸张技术时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本项研究主要利用笔者将历史上最庞大的系列医疗记录之一进行数字化的工作,这是一个有着8万个17世纪占星术案例的系列,共64大卷。我称之为“医案簿项目”(Casebook Project)。正如本文所解释的,这项工作是医学史和数字人文科学领域的一次试验。它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来了解什么是17世纪新的纸张技术。证据的问题和证据的再现及分析是这一工作的核心。

  

   制作书面文件的过程(在本研究中,是一系列的医疗接触,即medical encounters)形成了谈话和倾听、思考和记忆、阅读和记录的习惯,正如这些过程一样,将记录数字化的过程(拍摄、转录、编码)会产生意义。将手稿记录数字化,并不会使其立即变得有意义。“医案簿项目”的主要挑战是忠实于17世纪档案,同时又能以21世纪的读者理解的方式呈现历史文献及其所记载的医疗接触。这些记录从定义上对多种用途和解释具有开放性,项目的目的是在保留记录中的某种现场表演感的同时,保持技术和分析上的复杂性,并指导用户理解这些记录的关键技能。

  

   作为医学社会史和科学史工作者,笔者借鉴微观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专注于直接而且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动力,并且追问知识是由什么构成、意义如何产生等基本问题。“自然化”(naturalisation,作者意指“转变”,即启蒙运动时期发生的,从把自然界理解为与魔法共存的世界到把自然界理解为按自然原则运行的世界的转变——译者注)赋予知识、物体和身体以内在固有的、确定的价值,将此作为问题来破解,给这项工作带来了启发。我的问题和理论立场讨论的是批判性医学人文学科(critical medical humanities)领域关注的问题,而我的方法和文献来源则牢牢扎根于历史实践。医案簿被有意置于我分析的中心;在每个节点上,我们都需要探寻这些文件无论是以物质形式还是数字形式,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们代表了什么。这促使我们首先对17世纪医疗记录的构成作一次历史评估。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医案簿记录了医疗接触,并有可能记录患者的声音,但它们并不一定包含有关疾病的叙述。在对17世纪医疗记录的构成作历史评估之后,我们将对作为过去疾病的体验和治疗实践证据的医案簿以及使用数字工具对其进行研究的潜力进行思考。然后,本文将基于新兴的数字人文学科领域的论点,利用“医案簿项目”的经验教训,论证在使用数字工具时重视文献来源物质性(materiality)的重要性,以及让数字可视化技术也像其他形式的证据一样接受批判性评估的必要性。计算机生成的数据可能从定量方面看是稳健的,但它们在本质上不是确定的,其含义也不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任何其他人造物一样,对它们需要进行分析。然而,这些数据通过研究团队和计算机小组生成的方式,它们所采取的形式——百分比、表格、图表——可能导致对这种材料的物化或盲目崇拜,而不是根据关键标准对其进行评估。数据和声音、列表和叙述、校准和感觉,既是近代早期的医疗接触记录的特征,也是医学史家的工作。

  

   什么是医疗记录

  

   医生并不总是作记录。这种做法是古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发明的,失传了一千年之久,在16世纪的意大利由医生模仿他们古代先驱的模式而重新发现。希波克拉底在黏土板上记录,16世纪的医生在纸上记录,他们共同的习惯提供了一个起源神话,将医疗记录定位为理性医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叙述疾病和记录医疗接触情况往往是这些记录的特征,但并非总是如此。我在后面将回到关于医疗接触、疾病叙述及其在医学史和医学人文科学中的地位的问题。首先,我想大致描述一下医疗记录的历史,这并不是要将其定位在古老的系谱当中,而是定位在“纸张技术”的历史当中。

  

   当医生们在16世纪中叶开始作记录时,他们通常在笔记本上记录医案,像商人和学者一样,参与到记录信息并以系统和新颖的形式组织这些知识的更普遍趋势当中。这是第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笔记本是形成秩序的一种工具。17世纪下半叶,近代早期科学权威开发了培养记忆和记录笔记的方法。他们模仿古代权威和人文学者的技术,并将其转化为数据收集和协作研究的长期事业。笔记和笔记本遵循惯例,但产生笔记和笔记本的演讲、写作和收集的习惯却因人而异。

  

   除了在医院、其他慈善组织及私人诊所工作之外,近代早期医疗从业者都是以私人方式工作。他们有时上门(经常是在患者家中)诊断,或者通过捎信儿或信件进行个人咨询。那些记录医案的人借用了日记、登记簿或证词的形式。通常要记下患者的姓名、年龄、病诉、患病原因、处方或付款情况。一些从业者默记于心,甚至在可擦除的蜡片上粗略地做笔记,这是一天结束时记下完整的记录的基础。有的只记录了特别例外的情况,有的记录了所有的医案,形成了连续的系列实践记录。这些连续的从业记录后来被称为医案簿。不管这些记录是否采用日记、登记册或证词的形式,后来通常都加以整理排序,按患者姓名、疾病或治疗方法来索引和摘录,为医学观察提供了依据,有时印刷出来作为医生专业知识及医生为知识的进展作出贡献的证明。正如吉安娜·波马塔(Gianna Pomata)指出,观察形成了一种“认知流派”,意思是一种植根于某种特定学术形式的“认知风格”。到17世纪后期,保留记录的做法已经变得比较普遍,尽管不一定有更多的医案被编纂。

  

   医学观察构建叙述,记录者编写列表和表格,所有形式的近代早期医学记录都遵循惯例和程式。最近的学术研究已经考察过16世纪和17世纪医生对建构特定医案和治疗方法的兴趣勃兴,以及从记录证明医生成功治愈的医案到记录关注患者和疾病的医案的转变。关于发展成为培根式医学的系统性疾病记录,特别是大部分由被称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的托马斯·西登纳姆(Thomas Sydenham)所作的记录,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在将重点从认识论转到实践的同时,在一项考察现存近代早期英国医案以及医生对其记录实践的反思的研究当中,我已经论证过,记录流程是医学咨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便笔记是在事实之后记录下来的。作为仪式化的展示和具体化的知识,医案簿塑造了他们记录下来的医疗接触的形态。医疗技术和产生医案簿的技术一样,包括从备忘录到印刷出来的医学观察,像其所记录的医疗接触一样,都是医学史的一部分。

  

   在意大利医生开始记录他们的做法几十年后,自学成才的伦敦占星家西蒙·福尔曼(Simon Forman)开始记录一系列笔记中的第一本,这些笔记成为历史上现存最大规模的医疗记录之一。他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了白金汉郡的牧师理查德·内皮尔(Richard Napier),他们及其助手一起在1596—1634年间记录下了8万次咨询。大部分都是关于健康和疾病的问题。这些医案簿是在咨询期间记下的,咨询通常在占星家的书房中进行,在那里,他们接待来访者或收到他们的字条。占星家在其开放性的笔记本中记录了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住址和提出的问题。接下来,他会画一张星象图,画出提问那一刻的星体位置。这可以让他了解情况,对疾病的原因作出判断,并了解来自患者自述(she supposeth)和其他迹象的辅助性证据,尽管这些证据通常自相矛盾。有些医案还包括开出的治疗处方和收款的细节。福尔曼一直遵循这个程序,直到他1611年去世。他所有的医案簿并没有都留存下来,而内皮尔则继续记录,一直持续到1634年,完整记录了他40年的从业生涯。

  

   我们不能肯定地知道福尔曼和内皮尔记下这样系统的记录的原因,也不能肯定地知道他们为何保留了这些记录。但我们确实知道,由于占星家需要在接受提问或捎信信息到达的那个时刻画出一张图,因此他们是手里拿着笔工作的,这可能会促使他们形成记载的习惯。我们也知道,这些占星家正在参与到当时更广大的趋势中,写作、保留和重复使用各种形式的书面记录。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医案簿的系统性及其庞大的规模,让我设计了一个将其数字化的项目。我曾经想过,数字工具将提供某种手段,让我们掌握这个难以处理的档案中的证据。但我发现,使用数字技术既回答了许多关于历史证据的问题,也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纸张技术教给我们关于数字技术的知识,反之亦然。在说明这个项目及其经验教训之前,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一般意义上的医疗记录(具体来说是福尔曼和内皮尔的记录)为医学史作出贡献的远大前景。

  

   医疗记录与医学史

  

   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史的兴起以及关注点转向患者,人们开始使用医疗记录,其中医疗史学者最为急切。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起,人们就发出了将医疗服务的各个方面包括患者的体验包含到医疗史当中的呼吁。但是,正如弗吕兰·康卓(Flurin Condrau)勾画的那样,关于患者的一组两篇开创性文章,一篇由医疗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写作,另一篇由医学社会学家戴维·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所写,在20世纪80年代才发表,这与人们对患者权利的社会、政治和医学关注日益增多碰巧同时出现。波特的《患者的观点:自下而上研究医疗史》(Porter 1985)以17世纪伟大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为中心,主张通过生活书写的方式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视角。阿姆斯特朗的同名标题文章《患者的观点》(Armstrong 1984)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他追随福柯的写作方法,把患者当成一种医学的建构物。虽然波特和阿姆斯特朗同意患者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他们对这样的历史研究所带来的结果的看法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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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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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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