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些《新青年》启蒙知识人的天下，然而，也有与他们唱对台戏的人物。在前期，主要是晚清最早的启蒙者“旧派中的新派”，而在后期，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新古典主义者，以学衡派知识人最为典型。学衡派是有着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可以称之为“新派中的旧派”。他们与清末民初的“旧派中的新派”是不同的。所谓“旧派中的新派”，指的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杜亚泉等，这些在晚清领时代风骚的启蒙先行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罗家伦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象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而学衡派与这些“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学术训练，知识系统是新的、西方的，然而他们的关怀却以守护中国文化本位为己职，与同样是留美归来的胡适这些启蒙知识人为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衡派与启蒙派的论战，是新派知识人的内部较量。为什么同样是留美学生，他们的文化立场截然相反？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活动场域与“文化惯习”有何关系？学衡派与启蒙派各自接续了晚清以后什么样的知识传统的精神脉络？为什么学衡派在文化主导权的争夺战中不是启蒙派的对手？作为受过新学洗礼的古典主义者，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之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和紧张？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留美学生的分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文化话语权的争论，主要是三派知识人的角逐：“老新党”(旧派中的新派)、“新青年”和学衡派(新派中的旧派)。从年龄和出身来分析，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首先，三派知识人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年龄断层之人。“老新党”之中，梁启超和杜亚泉都是1873年生人；“新青年”之中，陈独秀1879年生人，李大钊1889年，鲁迅1881年，周作人1885年，胡适1891年；学衡派之中，陈寅恪1890年，梅光迪1890年，吴宓1894年，汤用彤1893年，胡先骕1894年，张鑫海1898年。整体而言，“老新党”是1870年代之人，“新青年”是1880年代之人，而学衡派，则是1890年代之人。虽然也只是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之中，三代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同的。“老新党”们是最后一代传统士大夫，接受的是以科举为中心的私塾和书院教育，之后自习西学，虽然吸取了不少新学“词汇”，但“语法结构”依然是传统的。“新青年”们是在科举已经废除的清末接受的教育，最初是在亦中亦西的学堂，后来是去日本留学(留学美国归来的胡适是个案)，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人，“语法结构”已经是新的，但残留不少旧学的传统“词汇”。而学衡派，除了柳诒徵等特殊的个案之外，大都有机会留学美国，他们的知识结构完全是现代的，但文化关怀却是古典的。

　　 从家庭与学校出身分析，“新青年”四位主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皆出身大户人家，但早年都有不幸，不是父亲早逝，就是家道破落。陈独秀出身于世家大族，但后来破产，被陈独秀称为“白胡爹爹”的祖父望孙成龙，方式粗暴，经常毒打他，他后来多次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落，深感世态炎凉，胡适和李大钊的童年都是孤儿寡母，胡适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去世，李大钊甚至是遗腹子，家庭的残缺不全与童年的不幸，刺激出四位“新青年”领袖的叛逆性格。除了胡适留美之外，其余几位皆留学日本。相比之下，学衡派几位核心人物多为贵胄之家出身，成长之路多受祖荫庇护。胡先骕祖父为清末重臣，钦点探花，后来出任贵州学政。其父出身举人，官至内阁中书。他本人在民国建立之年即留学美国，先后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梅光迪出身于宣城望族，入学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考取庚款留美。汤用彤的父亲是晚清进士，先是在北京顺天府学堂读书，后顺利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吴宓也是官宦家庭出身，虽然母亲早逝，成为叔父的继嗣，但也衣食无忧，少年在陕西弘道书院求学，后进入圣约翰大学，随后考入清华，成为汤用彤的同学。

　　 在民国初年，就有“一流留美、二流留日”的说法，显然，学衡派比启蒙派的留学经历要光亮得多。学衡派的几位核心人物，除了年长的柳诒徵之外，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特别是吴宓、汤用彤、张鑫海，都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学。清华的学生，多富家和官宦子弟，大多注重学业，仅在谋取个人前途之发展。但吴宓等人，显然有更大的志向，他们对政治无甚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的前景十分关心。在清华期间，就组织了天人学会，研讨中西文化。他们对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人士，都不甚满意，吴宓在日记中说：“晚近学者，于中国古昔圣贤言论，以及种种事理，多好下新解说，而旧学深邃之士，则诋斥之不遗余力。新旧对峙，无从判决。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这段话，奠定了后来学衡派的文化基调，一方面要“适合世界现势”，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的两全途径，乃是调和中西文化，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予以新的理解与诠释。时年吴宓方才19岁，虽然方向明确，但是尚不知如何着手，他相信：“此等视野，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他日有是人者，吾将拭目俟之，橐笔随之”。这个他愿意追随其后的“人者”，后来他到了哈佛，果然出现了，这便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陈寅恪。

　　 五四时期，在留美中国学生之中，后来对中国文化与教育最有影响的，当属两个群体：“哥大帮”与“哈佛帮”，前者属进步主义，后者则属保守主义。在1910-1920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当中，也有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对立。“哥大帮”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下简称哥大)求学、拜杜威为师的中国学生。杜威当时是美国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魅力吸引了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据统计，民国265位教育家当中，有142位有留学的经历，其中34位有在哥大求学的经历，其中包括三任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马寅初、南开校长张伯苓、张彭春兄弟、东南大学两任校长郭炳文和罗家伦、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河南大学三任校长凌冰、查良钊、邓萃英、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等。这些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留学生，虽然大多并非杜威的学生，但都共享进步主义的教育理念，具有鲜明的哥大特征。而作为杜威学生的“哥大帮”胡适、蒋梦麟等人，更是与学衡派的“哈佛帮”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竞争。胡适、蒋梦麟一开始都是学农，后来转向人文，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并非偶然。

　　 如果说“哥大帮”敬仰的是进步主义的杜威的话，那么“哈佛帮”崇拜的便是保守主义的白璧德。“哈佛帮”的核心成员除了来自清华的吴宓、汤用彤、张鑫海、梁实秋、楼光来之外，还有梅光迪、陈寅恪、俞大维、顾泰来等人。他们修白璧德的课，成为白的弟子，与白的思想非常亲近。在白璧德的学生当中，唯一与其格格不入的，是来自贫苦的基督教家庭的林语堂，他看不惯“哈佛帮”的贵族精英气，与胡适的新文化气质更接近，他后来嘲笑“哈佛帮”的高傲说：“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我见此辈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吴宓将虽然身在哈佛的林语堂视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称“林君独与我辈见解不同”。

　　 在“哈佛帮”之中，在见解和学问上高人一头的，是陈寅恪。吴宓第一次见到他，便为其学识深深折服，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情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后来吴宓回忆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吴宓所言不虚，从吴宓日记记载的与陈寅恪的私下谈话中，可以看到陈寅恪不仅有专深而广博的知识，而且打通古今中西，有超越脱俗的大见识。1919年年底，陈寅恪在闲聊时对吴宓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与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首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说这番话的时候，陈寅恪未满三十岁，一百年后重温，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中国文化可以造就一流的商业和技术，富强发达，雄傲天下，唯独过于注重实用，缺乏科学和形而上精神，“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陈寅恪虽然不参与《学衡》的具体事务，但他的观念通过吴宓的中介，奠定了学衡派的基本精神。

　　 留美学生分化，“哥大帮”与“哈佛帮”的分道扬镳，最初并非是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观念分歧，而是从“文化惯习”开始的。这些读英文书、吃洋面包的留洋学生，即使到了美国，依然保留有传统文人的习惯，以诗会友，互相唱和。“哈佛帮”喜欢作旧体诗词，吴宓日记中有多处记载与陈寅恪互赠新诗。陈将诗词写示吴宓之后，即刻撕成碎片，不作保留。但吴宓过目不忘，回家之后，即在日记中诵录。《学衡》创办之后，文苑版的主编是胡先骕，他是南社会员，推崇“同光体”，邀约了众多喜欢宋诗的南社会员在《学衡》发表诗作。然而，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却开始尝试用白话写诗，就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的同时，他在给梅光迪的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胡适提出：“文学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称要从写作白话诗歌开始。梅光迪与胡适本来是安徽同乡，早在出国之前在上海就认识，成为好友，在美留学期间来往书信不断，争论也不断。梅光迪强烈反对胡适的白话革命的主张，劝胡适：“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勿为所摇”。胡适因此后来说文学革命是被梅光迪逼出来的。

胡适以倡导文学革命一夜暴得大名，回国以后与陈独秀一起，掀起了白话文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大潮。昨天还是齐肩并行的留学好友，今天胡适已经领先一个身位，在国内大出风头，这让自命不凡的梅光迪、吴宓非常眼红妒忌，比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们还要痛恨胡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