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光:法律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 次 更新时间:2021-10-17 00: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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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光  

  

  

   “错案追究制”的由来

  

   “错案追究制”是我国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自发出现的一项旨在加强对法官的监督、确保办案质量的措施。这一措施并非最初提出的审判改革规划中的内容。在总结各地法院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审判改革的内容为:坚持公开审判;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其中最后一项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要求审判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加强和扩大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直接裁判权,改变以往审和判脱节的现象。合议庭与独任审判员权力的扩大有利于排除对审判活动的各种干预,有利于保证审判的公正。但是这一措施也同样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如一些审判人员在具有更大的权力的同时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等问题。特别是在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相当一部分法官的素质不适应新的庭审方式需要的条件下,某种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则成为必要。在这一背景下,吉林省的各市中级人民法院率先试行“错案追究制”,随后浙江、福建、上海、山西等众多法院都相继建立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对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和确保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错案”的界定

  

   什么是“错案”?这一问题如不明确会使审判人员心存疑虑、畏缩不前,挫伤审判人员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与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相违背的负面效应。扩大审判人员直接审判的权力和防止审判人员滥用职权这一对矛盾成为设计必要的监督机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为了明确“错案”的界限,各地法院自行制定了一些规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它界定为:“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违反实体法或程序法,致使案件出现明显错误或造成不良影响,应由审判人员承担责任的案件。”该院把“错案”和“错误案件”加以严格区别。错误案件是指审判中有一般性错误的案件。错误案件当然也要处理。如何处理,该院并未做进一步说明。但两者的性质和惩处显然有很大不同。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制定的经济庭审判方式改革实施意见中采用列举法,将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是非责任颠倒,造成裁判严重不公,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导致错误裁判,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影响案件实体审理公正裁判等七种情况列为“错案”。该院也力图区分“错案”和“有错误的案件”。该意见规定:对裁判虽有错误,但显著轻微的情况不适用错案追究制度。其他一些法院的界定也大同小异,故不赘述。

  

   尽管有上述界定和规定,可以肯定地说,在实践中如何判断某一具体判决是否是错案,仍然是一个难解之题。因此,各地法院均将判定是否错案的权力赋予审判委员会,从程序上严格错案的确定。

  

   笔者并不同意“错案”这一模糊的提法,但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提法的情况下,姑且用之。“错案”概念的重心在于判决的明显错误。因此“错案”的命题隐含着一个被大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的理论,即一个案件只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判决,否则就是错误的判决。但是什么是唯一正确的判决呢?这又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相对概念。不同的法官和律师对同一个案件的正确判决显然不会完全一致。这是任何一个有法律实践经验的人都十分清楚的道理。如果审理案件如同做算术题那样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答案,法院的工作也就会大大简化了。“错案”和“唯一正确的判决”互为反意词。两者又都具有模糊性,因而不可能用其中的一个来论证另一个确定性。当然,这种模糊性在不同的案件中表现的程度也不一样。在简单案件中,这种模糊性相对弱些;在疑难案件中则相对强些。就“错案”而言,除少数徇私枉法、有意违反法律的情况外,大多数疑难案件,其在法律的适用和事实的认定上都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即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既然如此,“错案”和“唯一正确的判决”的判断就只能依赖其他的标准。一般而言,公认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法律标准,另一个是事实标准。此外,越来越多的人还认识到政策或公共利益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判决标准。本文拟就法律、事实和政策这三个标准来分析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并由此来说明认定“错案”的困难。

  

   判断“错案”的法律标准

  

   判断“错案”的法律标准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适用的法律条文不当;对适用的条文解释不当;在没有具体法律条文可以适用的情况下,类推不当或适用法律原则不当,等等。如果适用法律条文不当,判决结果当然也就成为“错案”。但是,进一步分析上述情况,所谓的“当”与“不当”仍然是一个模糊的不确定概念。

  

   我们不妨看一看实际案例。消费者刘某在长沙购得三洋采访机几十台。他以所标原产地(日本)与实际原产地(不明)不符为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经营商处获得巨额赔偿。当刘某到株州依法炮制,再次买假索赔时,经营商拒绝赔偿。刘某起诉到株州市某法院后,该院认为“日本产”包括利用日本技术生产的产品和在日本生产的产品,且该产品的外包装条形码标明该产品为日本产品无疑,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在另一起案件中,消费者周某在新乡市购买了一个标明为日本产地的照相机,而该照相机的实际产地是台湾。当地法院认为原产地为现在产地的意思,把产地为台湾的产品标为产地是日本,构成了欺诈行为,故销售人负赔偿责任。

  

   在上述两个相似的案件中,不同的经营者和不同的法院对原产地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从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这里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包括什么是最适当的法律和如何解释同一个法律规定的问题。甚至就原产地问题适用哪些法律的问题,法律界的权威人士也是见仁见智,各持己见。很显然,每个人都会对上述案件的法律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既然如此,哪一个为“错案”呢?既然这两个极为相似的案件竟然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判决,岂不是肯定有一个是错的吗?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法律的不确定性。

  

   法律的不确定性

  

   大多数人认为,法律是明确的、自成一体的独立体系。只要有确定的事实,就一定能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就一定能得出一个正确的判决。这种观点被称为“法律形式主义”或“规则主义”。它坚持法律的确定性和结果的唯一性。连接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则是形式逻辑推理。整个法律运作就如同一台加工机床,只要提供一定的材料,就一定会产生确定的产品。这种法律观曾在现代法制形成过程中占据过主流地位。但从本世纪初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变化,这种封闭型的形式主义法律观受到猛烈的冲击和诘难。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指导,提出“法律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对法律条文的确定性最先发难。这一见解后来在庞德的社会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中得到充分的阐述。现实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卢埃林认为:法律是不断变化的规则;它不仅包括“书面规则”(paperrules),而且应包括“现实规则”(realrules);后者是更重要部分。书面规则仅仅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去行为,但人们实际上如何行为并不完全符合书面规则。只有对人们的行为特别是法官的行为进行实际研究分析,人们才能发现现实规则是什么。书面规则的作用只有在研究了现实规则后才能够发挥。因此,书面规则是不确定的。卢埃林的观点又被称为“规则怀疑论”。在实践中,他力主采用社会学中的行为科学方法对人们特别是法官的行为进行研究,以期更准确地解释法律实际运作。

  

   在现实主义法学的推动下,法律的不确定性被推向极端。二战以后,鉴于德国法西斯对法制的破坏,一方面法学领地中主张法律与道德不可分割的新自然法学重振辉煌;另一方面对现实主义法学所推崇的法律的不确定性的讨伐也一度声势浩大。现实主义法学就此一蹶不振。尽管如此,它倡导的法律不确定性依然吸引着众多的法学家的关注。有学者宣称:“或许现实主义法学的终结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它的胜利。”

  

   随后,哈特依据传统的英国语义分析理论,力图在形式主义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这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他对法律内在的不确定性提出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任何词汇都有一个主要的、稳定的核心含义,同时又有其相对模糊的边缘含义。例如“车”的中心含义是自行推动的、能够载人并在路上开动的交通工具。但是,玩具车、自行车甚至用来作广告道具的汽车是否属于车的概念则不是很清楚。法律条文是用词语构成的,因而法律条文也随之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一项法律规定“禁止车辆进入公园”,那么是否要禁止玩具车、自行车等入内的棘手问题就会接踵而来。所谓疑难案件就是因为这种法律条文的不确定性引起的。由于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法官就拥有自由裁量权。而这种自由裁量权应受到政策和社会目标的制约。哈特认为法律的不确定性仅仅存在于涉及词语边缘语义的疑难案件,因而疑难案件就数量而言所占比例并不大。

  

   德沃金又对哈特所承认的有限的法律不确定性提出反驳,他认为,哈特仅仅把法律归结于法律条文是一个错误。除了法律条文外,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还包括法律原则。当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找不到可适用的条文时,法律原则就会作为审理案件的指针。法律体系的发展如同数个作家合写一部连锁性小说一样。作家们在不同时间先后执笔时,一定要考虑“适当”和“调整”两个原则,以便使小说的人物、情节和事态发展保持一致,使写作的笔法和文风也相互匹配。法律制度的这种连续性、一致性和调整性构成了法律的“整体性”或“整合性”(Integrity)。正是在法律整体性的框架下,法律原则起着补充法律条文的不足、调和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和推动法律条文发展变化的作用。即便在法律条文模糊或冲突、甚至法律条文空缺的情况下,法律原则都能确保任何一个案件都导致出一个“唯一正面的答案”。尽管德沃金极力否认法律的不确定性,他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法官的个人素质、背景、知识等状况的不同,肉眼凡胎的法官未必都能找到这一“正确答案”。因此他号召法官应努力成为古腊神话中无所不能的赫克利斯式的英明法官。在这种整体性的框架内,遵循法律原则的指引,法官可以拥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异军突起显赫一时的批判法学派的思想家针对这种否定或缩小法律不确定性的思潮,继承现实主义法学的传统,力图从阶级、政治、社会机构,性别、种族等角度论证法律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和永恒性。例如凯尔瑞斯在分析几件本世纪50和60年代发生的涉及言论自由案件的判决时说:先例原则在具体案件中既没有导向也没有要求任何特定的结果或观念;司法判决最终仍然是基于法官的价值取向而作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因法官不同而不同;法律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正是由于判决的最终根据不是先例或法律条文,而是法律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因而法律的确定性不过是一种神话。

  

看到这里,读者会问,难道法律永远是不确定的吗?其实,法律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相互对立,同时并存的法律的特性。任何法律都旨在设定某种行为规范,因此必然具有确定性;但同时,任何法律条文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其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1)语言的不确定性,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不可避免的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条文制定者有意识地适用模糊含混的语言,(2)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法律条文的实体内容过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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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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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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