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指出：“技术和数字化将会改变一切……‘这次不同了’是一个被滥用甚至经常错用的金句，但基于本书，这句话却是非常恰当的。简而言之，各项重大技术创新即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波澜壮阔、势不可当的巨变。”[1]该书出版后的4年来，科技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从无人机到语音识别，从虚拟助手到翻译软件，人工智能已经走入我们的生活。移动设备已经成为我们个人和职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帮助，预判我们的需求，倾听我们的声音，锁定我们的位置，甚至在未收到指令的情况下也会这么做……自动化和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企业的经营方式，产生的收入回报是几年前难以想象的。随着合成生物学前景在望，基因学的创新发展也令人十分振奋，为医学的突破性发展奠定了基础。生物科技虽然还不能遏制（更谈不上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但最新的发展成果已经大大提高了人类对新冠病毒基因组的识别和测序速度，也进一步提高了医学诊断的准确性。此外，采用RNA（核糖核酸）和DNA（脱氧核糖核酸）平台的最新生物技术让疫苗研发的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同时也推动了新型生物工程治疗方法的发展。
总结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并将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对广泛的社会领域产生影响。本章内容认为，新冠疫情将继续加快创新步伐，推动如火如荼的科技变革（它同样会对其他根本性全球问题和国内问题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并为任何一家数字化企业或者任何企业的数字化业务带来“涡轮效应”。疫情还会加剧科技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一项重大挑战，即隐私问题。我们看到接触者追踪技术拥有无比强大的能力，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武器库中占据了近乎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还成为大规模监控工作的强大助手。
加快数字化转型
多年来，许多分析人士反复提到“数字化转型”，只是一直无法确定它的准确含义。如今面对新冠疫情，“数字化转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人们禁闭在家带来的一个主要影响是，数字世界实现了决定性甚至是永久性的拓展和发展。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它最为普通的日常功能上（在线聊天、更多的娱乐节目流播和更丰富的数字化内容），而且体现在它进一步改变了企业经营方式。关于后一点，本书第二部分将进行详述。2020年4月，几位科技领袖指出，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以迅速而彻底的方式，使得一系列广泛的技术应用成为必需。短短一个月内，许多科技应用企业就实现了跨越多年的发展。对于精通数字技术的企业来说，这是好事。但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则前景非常堪忧（甚至可能面临灾难性后果）。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表示，社交隔离的相关要求让“万事万物实现远程化”，让大量技术的应用提前了两年。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对数字活动的跨越式发展表示了惊叹，并预测这将对在线办公、教育、购物、医药和娱乐等各行各业产生“重大且持久”的影响。[2]
消费者
疫情封禁期间，许多原本不想太依赖电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习惯：去不了电影院，只能在线观看电影；去不了餐厅，只能点外卖吃；见不了朋友，只能和朋友网上聊天；无法在咖啡机旁和同事闲聊，只能对着屏幕和他们沟通；去不了健身房，只能在线进行一些锻炼。几乎在转瞬之间，大多数事物都实现了“电子化”：电子学习、电子商务、电子游戏、电子书籍、电子考勤等。一些老习惯自然会回归。（人际交流带来的乐趣当然无与伦比——我们毕竟是社会动物！）但与此同时，对于疫情期间被迫采取的许多科技行为，我们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得心应手。如果社交隔离持续下去，我们就需要更多地依赖数字平台来沟通、工作、寻求建议、订购商品或服务，然后原本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就会被慢慢取代。此外，我们也会通过多个角度，经常性地对比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的利弊。比如，我们可能会觉得，面对计算机屏幕参加一个自行车课程不如现场和大家一起上课那么欢乐有趣，但是当健康问题成为优先考量，我们就会觉得在家安全得多（也便宜得多）。这同样适用于很多其他领域，比如乘飞机去开会（网络会议平台Zoom更安全、更便宜、更环保且更便捷）、周末长途驾车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社交软件WhatsApp上的家庭小组不是那么好玩，但更安全、更便宜、更环保），甚至报名参加一个学术课程（在线课程虽然效果可能要打点折扣，但是更便宜、更便捷）。
监管者
在我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中，“万事万物”转向数字化也会得到监管机构的支持和推动。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一直倾向于延缓新技术的应用步伐，它们花费了过多的精力来构思最佳监管框架，但是正如目前远程医疗和无人机送货所展示的那样，生活所需会加速推动这一转型。在有些领域，相关技术已存在多年，但一直受制于监管政策，因而未能取得快速进步。但此次疫情期间，几乎世界各国突然之间都放松了这些监管，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别无选择或者没有更好的对策。此前不久还难以想象的事情转瞬之间就成为可能。我们相信，无论是体验到了远程医疗的便捷性的患者，还是使这一切得以发生的监管部门，都不愿意回到过去的模式。新的监管制度将会继续有效。类似的故事正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上演，比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快速制定针对无人机送货的监管规则。无论如何，当务之急是推动发展“无接触经济”，而监管部门现在也在有意加快发展这一经济模式，这就消除了发展障碍。无论是此前不久还很敏感的领域（比如远程医疗和无人机配送），还是更加常见、保护更充分的监管领域（比如移动支付），都将从这一趋势中受益。这里略举一例：2020年4月，面对疫情的肆虐，欧洲银行监管部门决定提高消费者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支付的额度，同时降低了相关的验证要求（此前，根据这些验证要求，要使用Paypal或Venmo这些平台进行支付非常困难）。由此可见，监管态度的变化有助于数字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当然，这也有可能会带来网络安全问题。
企业
新冠疫情消退之后，社交隔离措施可能会以某种形式长期存在，因此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有理由加快发展自动化。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对于技术性失业的担忧会得到缓解，因为各国会注重改革劳动力队伍，尽量避免密切的人为接触。诚然，在当今世界，人类不能太靠近彼此，也愿意减少彼此之间的互动交流，这就给自动化技术创造了很好的生存土壤。新冠病毒或其他传染病带来的威胁可能会始终萦绕我们的心头，让我们心怀恐惧，这也会推动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最适合实行自动化的领域。2016年，牛津大学的两位学者得出结论：到2035年，86%的餐厅工作岗位、75%的零售业工作岗位和59%的娱乐业工作岗位都将实现自动化。[3]这三大行业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为了满足清洁卫生的需要，它们需要实行自动化，这会进一步推动向科技化和数字化的转型。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也一定会促进自动化的发展：社交隔离之后，可能会产生“经济隔离”。当各国转向内生性发展，全球性企业缩短其超级高效却脆弱异常的供应链时，就会对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产生巨大需求，因为这类技术不仅能够降低成本，而且有利于本地化生产。
自动化进程已发展多年，但加快变革和转型的步伐仍然是关键所在：新冠疫情会加快促进自动化在职场的应用，也会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入我们的个人和职场生活。从疫情一开始，人们就很容易发现，在人力不可用的情况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自然而然”替补上阵。此外，为了减少员工面临的健康风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随时要派上用场。在强制实行社交隔离措施的情形下，机器人被用于仓库、超市和医院等各种场合，完成货架扫描（人工智能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很多应用）、保洁和配送（机器人配送很快会成为医疗供应链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并会促进食品杂货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无接触配送”）等各类活动。其他许多技术（比如远程医疗）原来离实际应用还有很远的距离，但企业、消费者和公共机构现在正在发力，快速推动这些技术的应用。在杭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特拉维夫等各大城市，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致力于完成从试点项目到规模化运营的升级，让大量机器人参与空中送货和道路运输。阿里巴巴和京东等中国电商巨头相信，未来12～18个月，无人机配送在中国将会变得非常普遍——这比疫情之前预想的要快得多。
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工业机器人，因为它们最能体现自动化技术。但是，得益于软件和机器学习的进步，职场自动化也开始加速发展。所谓的“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技术让企业经营更加高效，安装的计算机软件完全能够匹敌甚至取代人为操作。这种技术有多种应用形式，比如微软公司的财务团队对原本分散的报告、工具和内容进行整合和精简，然后将其纳入一个基于工作岗位的个性化、自动化门户。一家石油公司通过安装相关软件，将输油管道的图片发送给一个人工智能引擎，然后将这些图片与现有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就能提醒相关员工注意潜在问题。在所用的应用场景中，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都能减少数据编制和验证时间，因而能够节约运营成本（当然，这也有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一点将在本书第二部分谈及）。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这一技术展现了工作效率，有效应对了工作量激增的问题，赢得了各方支持；后疫情时代，如果这一技术得到批准，将会全面铺开、加速发展。有两个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个案例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解决方案帮助一些医院发布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每天为医院护士减少了三个小时的工作。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平常用于在线客服的一台人工智能数字化设备被进行了改造，用来帮助数字化医疗平台在线筛选有新冠病毒症状的患者。基于上述原因，咨询公司贝恩公司预测，未来两年，采用这个业务流程自动化技术的企业将增加一倍，而新冠疫情很可能进一步缩短这个周期。[4]
接触者追溯、接触者追踪和接触者监测
疫情防控更有成效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经验：技术，尤其是数字化技术，能够助力抗疫。实践表明，对接触者进行有效追溯是疫情防控战略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封禁措施确实能够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率，但不能消除疫情带来的威胁。此外，这些措施会产生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就很难真正战胜新冠病毒。此前，减少或阻止病毒传播的最有效方法是开展大规模的医学检测，然后进行病例隔离、接触者追溯和对已感染人群接触者进行隔离。而我们在下文将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可以发挥强大力量，大大缩短工作流程，能够帮助公共卫生官员快速地锁定感染者，从而在病毒开始传播之前就将其遏制。
因此，接触者追溯和追踪成为公共卫生系统应对新冠疫情的必要手段。这两个词经常可以通用，但是略有区别。比如，一款追踪应用程序通过GPS（全球定位系统）坐标或无线蜂窝定位提供的地理数据，确定某个人的当前位置，从而获得实时信息。而追溯软件使用蓝牙技术，识别出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接触情况，然后回溯获得相关信息。这两种技术都不能提供奇迹般的解决方案，彻底阻止病毒的传播，但是它们可以近乎实时地发出警报，助力相关部门尽早采取干预措施，限制或控制疫情传播。如果疫情在超级传播的环境（如住宅小区或家庭聚会）下暴发，这两种技术就更能发挥作用。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将其合二为一，交互使用（媒体文章也经常这样做）。
最有效的接触者追踪显然需要技术的支持：它不仅要能追溯到与一名手机用户有接触的所有人，还要能追踪到该用户的实时移动情况，从而创造有利条件，帮助实施更加有效的隔离措施，并警告附近的其他手机用户：他们附近出现了一名感染者。
数字追踪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领域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隐私问题的严重担忧。在疫情暴发初期阶段，许多国家（大多为东亚国家，也包括以色列等其他国家）决定采取各种形式的数字追踪技术。它们不是对病毒传播链条进行回溯性追踪，而是对人群的移动情况进行实时追踪，旨在限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活动，并随后采取充分隔离或部分隔离措施。疫情暴发伊始，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韩国就强制采取数字追踪措施，它们采集移动和信用卡数据，追踪他们的行迹，甚至使用了视频监控技术（韩国）。此外，有些经济体还强制要求入境旅客和处于隔离期的人佩戴电子手环（香港特别行政区），旨在向那些容易感染的人群发出警报。其他一些国家则采取了“折中”的解决方案，为隔离对象配备手机，以监测他们的位置，以便他们在违反隔离规定的情形下，向公众发出通报。
最热门、最受赞誉的数字追踪解决方案是新加坡卫生部运营的TraceTogether应用程序。这款应用似乎“完美”地平衡了疫情防控效率和公民隐私保护，它将用户数据保留在手机上而不是服务器上，并设置匿名登录。只有配备了最新版本的蓝牙技术（在许多数字技术欠发达的国家，这款应用的使用会受到明显限制，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数手机的蓝牙能力不足，难以开展有效探测），才能有效捕捉到接触情况。蓝牙技术能准确识别出两米范围内两名蓝牙用户的物理接触情况，而且一旦出现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这款应用就能向接触者发出警报，同时就必须（在继续保持接触者匿名身份的情形下）将储存的数据发送给卫生部。由此可见，TraceTogether应用有效保护了用户隐私，且由于使用了开源代码，因此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使用。然而，隐私权倡导者认为这款应用仍然存在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下载安装这款应用，那么在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这款应用就能识别出大多数公民的身份。网络入侵、对系统运营商的信任问题以及数据保存的时间点等问题会造成额外的隐私风险。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方案，主要是要拥有可验证的开源代码，并要能为数据监管和数据保存时间提供保证。各国可以实施共同的标准和规范，在欧盟尤其如此：许多公民担心新冠疫情会迫使他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两难选择。但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认为：
这是一种虚假的两难困境，因为你可以在不侵犯隐私的情况下，用技术来做很多事情。在我看来，当人们说这件事只有一种方法的时候，他们通常只是想利用数据为自己服务。我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指南，我们和成员国共同开发了工具箱，所以你可以开发一款自愿式应用，利用蓝牙技术来集中储存数据。你可以利用这一技术追踪病毒，但同时你也可以为人们提供选择的权利。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这项技术只是用来追踪病毒，而非用于其他目的。当我们告诉公众，你们可以信任这项技术，可以使用这项技术的时候，我们应该表明我们的严肃态度。我们要让公众知道，这并非是为了开启公众监控的新时代，而是为了追踪病毒，是为了维护社会的重新开放。[5]
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面临一种快速变化、剧烈动荡的形势。苹果和谷歌在2020年4月发表声明称，它们正在携手合作，共同开发一款应用程序，帮助公共卫生官员逆向追踪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移动轨迹和接触人群，这为最担心数据隐私和害怕数据监控至上的各国社会指明了一条出路。移动设备携带者可以自愿下载这款应用，然后同意分享数据。这两家公司也明确表明，它们的技术不会提供给公共卫生机构，除非这些机构能够遵守它们的隐私保护指引。但是，自愿式追踪应用面临一个问题：它们的确注重保护用户隐私，但只有用户参与度足够高的情况下才有效——这一集体行动问题再次凸显了现代生活在倡导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主义外表下，具有深度互联的特征。如果人们不愿意向监管系统的政府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任何自愿式追踪应用都不会发挥作用；如果人人都拒绝下载这一应用（并因此隐藏有关潜在感染、行踪和接触人群的信息），那么每个人都会深受其害。最终，公民只会使用他们认为可靠的应用程序，而这取决于他们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2020年6月底，用户对追踪应用的使用体验感排名结果可谓喜忧参半。采用了这些应用程序的国家不足30个。[6]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基于苹果和谷歌开发的系统广泛推出了应用程序，法国等国决定自行开发应用程序，但遭遇了互操作性问题。总体来看，技术问题和对隐私问题的担忧似乎影响了应用程序的使用比例。这里仅举几例：在经历了技术故障并且招致隐私保护活动家的批评后，英国彻底改变了态度，决定用苹果和谷歌开发的模式取代其自行开发的追踪应用程序；挪威因隐私保护问题，暂停了应用程序的使用；在法国，StopCovid应用仅仅上线三周就直接宣布失败，其利用率非常低（只有190万用户），并且发生了用户频繁卸载的问题。
今天，世界范围内约有52亿部智能手机，每一部都可以用来追踪感染对象、感染地点和感染源。这一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疫情期间在美国和欧洲开展的多项调查都表明，越来越多的公民似乎赞成公共机构（在特定界限内）对他们的智能手机进行追踪。但和以往一样，政策的具体细节和执行才是关键。数字追踪是该强制实施还是自愿实施？数据的采集应该以个人名义还是采取匿名形式？信息是应该私下采集还是应该公开披露？这些问题牵涉很多方面，并非那么黑白分明，因此要想各方认可一种统一的数字追踪模式异常困难。在多国重新开放后不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追踪员工的健康状况，这种现象更是加剧了上述所有问题及其引起的不安情绪。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持续存在，以及人们担忧会暴发其他的大流行病，这些问题将变得越发重要。
当新冠疫情逐渐消退，人们开始返回职场时，企业会倾向于加大监控力度。无论是好是坏，企业都会密切关注员工状态，甚至会记录他们的行为。这一趋势会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用热成像摄像机测量体温和通过应用程序监测员工状态，了解员工是否遵守了社交隔离规定。这必然会引起深刻的监管和隐私问题。但许多企业会对此持不同意见。企业认为，如果不能加强数字监控，它们就无法重新开放和经营，因为有可能会出现新的感染病例（有些情况下它们还要承担责任）。这些企业认为健康和安全是加强监控的合理基础。
立法机构、专家学者和工会代表始终担忧的问题在于，企业会在疫情结束之后甚至在疫苗研发成功之后，仍然保留这些监控工具，因为监控系统一旦安装好了之后，雇主们往往不太愿意拆除掉，特别是监控还能带来一个间接的好处，那就是可以检查员工的工作情况。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一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新的安保措施，比如广泛使用摄像头，要求使用电子身份证，以及对进出员工或访客进行记录，等等。这些措施在当时看来显得非常极端，但在今天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显得非常的“正常”。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政策制定者和安全专家担心这一情况会再次上演，他们害怕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采取的技术解决方案会长期存在。他们认为，我们会迎来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
反乌托邦的风险
如今，信息和通信技术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活动。因此，我们拥有的任何一种数字体验都能被打造成一个“产品”，用以监测和预判我们的行为方式。潜在的反乌托邦风险就源自这样一种观点。有鉴于此，过去几年中涌现了无数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既有《使女的故事》这样的小说作品，又有《黑镜》这样的剧集作品。在学术界，肖沙娜·朱伯夫等学者在研究中也表达了反乌托邦的问题。肖沙娜·朱伯夫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警告称，客户有可能被打造成为数据来源，而“监视资本主义”会以非常不民主的方式导致信息的不对称，并在信息基础上形成权力，从而深刻改变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
未来数月甚至数年，公共卫生福利和个人隐私之间的权衡关系需谨慎拿捏。这也成为许多热点对话和辩论的焦点。大多数人因为担心新冠疫情带来的危险，会提出下列问题：当我们在疫情中成为受害者，处在生死关头时，如果不发挥技术的力量来拯救自己，这难道不是愚蠢的行为吗？他们愿意放弃许多隐私权，并且同意在此情形下，公共机构可以超越个人权益，行使正当权力。然而，当危机结束后，有些人会突然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个他们愿意生活的地方了。这种心态的变化并不新鲜。过去几年中，政府和企业一直在使用越来越专业的技术来监测甚至操控公民和员工。隐私权倡导者警告称，如果我们不够警觉，新冠疫情将成为监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7]那些最担心技术会控制个人自由的人提出的理由非常简单：在公共卫生的名义下，部分个人隐私被放弃以帮助控制一场传染病，正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了政府以保护公共安全的名义不断加强安全措施，甚至设立了长期的安全机制；然后，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就会沦为新型监控力量的受害者，这种力量还不会消退，甚至有可能被当作一种政治手段，以达到更加邪恶的目的。
从以上几页内容中可以看出，毋庸置疑，新冠疫情会开启积极开展卫生监测的时代，其主要的推动因素包括能够锁定位置的智能手机、人脸识别相机以及能够识别感染源、实时追踪疾病传播路径的其他技术。
尽管有些国家采取了防范措施来控制技术的力量和限制监测行为（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关心），一些思想家还是担心我们在今天快速做出的选择会影响未来多年的社会状况。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到底是要实行极权主义式的监控，还是要为公民赋权，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选择。我们在这里引述一下他的详细观点。
监视技术正飞速发展。10年前还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可以做个思想实验：假设有政府要求所有的公民每天24小时佩戴生物识别手环，以随时测量体温和心率，所得数据通过政府算法进行储存和分析。甚至在症状出现之前，这些算法就知道你生病了，也知道你去过哪里以及见了什么人。如此一来，感染链条可以大大缩短，甚至被完全切断。可以说，这样的系统能在几天之内控制流行病的蔓延。听起来很棒，对吧？当然，这也有缺点。这会给令人恐怖的新型监视系统提供正当性。比如，如果你知道我点击了福克斯新闻网的一条新闻链接，而不是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条链接，你就可以了解到我的一些政治观点甚至我的个性特点。如果你在我观看视频短片时监测我的体温、血压和心率，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为何大笑不停，为何哭泣不止，又为何怒气难消。重要的是，生气、愉悦、厌烦和喜爱都属于生物现象，和发烧咳嗽一样。能够识别咳嗽的技术同样也能识别出开怀大笑。如果企业和政府开始大量获取我们的生物数据，它们对我们的了解就会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然后不仅能够预测我们的感受，而且能操控我们的感受，向我们肆意销售一切——可以销售一款产品，也可以推销一名政客。和生物特征监测技术相比，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数据黑客策略显得过于低级，像是来自石器时代。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2030年的朝鲜：所有公民必须每天24小时佩戴一款生物识别手环。某天，你去聆听伟大领袖的演讲，而这时如果手环泄露了你内心的愤怒，那你岂非必死无疑？[8]
许多人会对此发出警告的！耶夫根尼·莫洛佐夫等社会评论家更进一步，坚定地认为新冠疫情预示着黑暗的未来，技术型、极权式监视将大行其道。他的观点主要基于其在2012年的著作中提出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这个概念，指出为了遏制新冠疫情而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会把社会监视提升到新的水平。他发现在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主义”：一方面，“渐进式解决方案主义者”认为，通过一款应用程序，以恰当的方式获取准确的感染信息，有利于人们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惩罚性解决方案主义者”决心使用广泛的数字化监视网络，来限制我们的日常活动，处罚任何的违法行为。在莫洛佐夫看来，人类政治制度和自由权利面临的终极危险在于，科技手段在疫情监测和控制方面的“成功”运用将会“巩固解决方案主义者各项政策工具的地位，促使他们自动采用这些政策，来应对从社会不平等到气候变化的其他所有重大问题。毕竟，采取解决方案主义的科技手段来影响个人行为，要比提出复杂的政治难题、探寻危机的根源容易得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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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毕生都在反抗权威专制。他有句名言：“如果没有希望，就不会有恐惧；如果没有恐惧，就不会有希望。”用这一原则来结束本部分内容再合适不过。同时，我们也认为，没有什么是必然发生的，我们要以平和之心，看到事情的两面性。反乌托邦的场景并非就是宿命。诚然，在后疫情时代，个人的健康和幸福将成为社会追求的优先目标，因此技术监测的妖孽不会被封印。但是，统治者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控制技术并发挥技术的价值，同时维护好每个公民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自由。
[1]Klaus Schwab,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2016, p. 9.
[2]Both quoted in Waters, Richard, “Lockdown has brought the digital future forward – but will we slip back?”, Financial Times, 1 May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f1bf5ba5-1029-4252-9150-b4440478a2e7.
[3]Frey, Carl Benedikt and Michael A.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14, January 2017, pp. 254-28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0162516302244.
[4]Heric, Michael, et al., “Intelligent Automation: Getting Employees to Embrace the Bots”, Bain & Company, 8 April 2020, https://www.bain.com/insights/intelligent-automation-getting-employees-embrace-bots.
[5]Chotiner, Isaac,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Future of Big Tech”, The New Yorker, 29 April 2020,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thecoronavirus-and-the-future-of-big-tech.
[6]Holmes, Oliver, et al., “Coronavirus mass surveillance could be here to stay,experts say”, The Guardian, 18 June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n/18/coronavirus-mass-surveillance-could-be-here-to-stay-tracking.
[7]Harari, Yuval Noah, “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 Financial Times,20 March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19d90308-6858-11ea-a3c91fe6fedcca75.
[8]Ibid.
[9]Morozov, Evgeny, “The tech ‘solutions’ for coronavirus take the surveillance state to the next level”, The Guardian, 25 April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apr/15/tech-coronavirus-surveilancestate-digital-disr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