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布等:经济复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 次 更新时间:2021-10-14 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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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施瓦布   蒂埃里·马勒雷  

   新冠疫情下的经济

  

   当今时代的经济与前几个世纪截然不同,不仅更错综复杂,互联性也远胜以往。世界人口呈指数级增长;乘坐飞机数小时即可抵达几乎任何地方,每年跨境出行超过10亿人次;人类侵入自然以及野生生物的栖息地;无序扩张的巨型城市无处不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拥挤聚居(通常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即使与几十年前相比,当前经济的变化也可谓翻天覆地,更不必说与几个世纪前相比。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以往大流行病中借鉴一些经济层面的教训,以把握未来形势。如今,我们面临着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大灾难,衰退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虽然这场灾难无法与以往的重大灾害和经济上的绝对困境相提并论,但有一些显著特征惊人地相似。1665年,伦敦暴发鼠疫,在仅仅18个月内就使人口减少了1/4。对此,丹尼尔·笛福在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纪事》[1]中写道:“百业俱废,用工停止,劳作断绝,穷人彻底失去了生计。起初,穷人的呼天喊地让人痛心不已……成千上万的穷人留在了伦敦,最终又满心绝望地离开;无数人死在路上,又传递出新的死亡讯息。”笛福的书中有许多情节与今日情势遥相呼应。例如,他讲述了富人如何逃到乡村,“随身把死亡带去乡村”,阐述了为何穷人更容易受疫情的影响,也描述了“江湖骗子和江湖郎中”如何兜售假药。[2]

   以往的流行病已反复证明,大流行病的传播可以借助贸易路线,并能利用公共卫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种经济“失常”问题)。如历史学家西蒙·沙玛所言:

   在灾难中,经济总是处于公共卫生的对立面。在人们对细菌传播疾病有所了解之前,瘟疫的起因大多被归咎于“污浊的空气”,以及据称是从死水或受污染的沼泽地中散发出的有害气体。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曾孕育繁荣的商业干道成了有毒物质的载体。但当提出或强制实施隔离时……那些因市场、集市和贸易停止而遭受最严重损失的人,即商人及部分地方的手工业者和工人,都发起强烈的抵制。经济是否必须先衰退见底,才能以健康的状态强劲复苏?是的,公共卫生的捍卫者如是回答,他们从15世纪开始就是欧洲城市生活的参与者。[3]

   历史表明,大流行病往往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复兴的重大机遇。新冠疫情或许也不例外。有一篇开创性论文研究了历史上主要流行病带来的长期经济后果,其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重大影响可能持续40年之久,从而大幅降低实际经济效益。[4]这与战争的后果正好相反:战争会消灭资本,而大流行病不会——战争会促使实际利率升高,引发更多经济活动,而大流行病会使实际利率降低,使经济活动陷入低迷。此外,消费者往往会通过增加储蓄来应对冲击,无论是为了防范新危机,还是为了弥补在疫情期间损失的财富。劳动力方面,由于疫情过后实际工资水平往往会上升,最终劳动者的收益将增加,资本将付出一定的代价。早在1347—1351年黑死病席卷欧洲之时,工人第一次发现自己掌握了变革的力量。疫情平息不到一年时,法国北部小城圣奥梅尔的纺织工人就多次要求加薪并屡获成功。两年后,许多工人行会商议缩短工时并提高工资,有些地方的工资水平甚至比瘟疫暴发前高出1/3。其他与之类似但没这么极端的大流行病案例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劳工获得了权力,资本利益却受到损害。随着全球(非洲和印度例外)人口的老龄化,这种现象可能会加剧,但也可能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而彻底改变,我们将在第六章再次讨论这一问题。与以往大流行病不同的是,我们还远远无法确定新冠病毒危机会使劳资关系有利于劳方。如果只考虑政治和社会原因,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技术的加入增添了变数。

  

   不确定性

  

   新冠病毒具有高度的、持续的不确定性,因而精确评估相应风险异常困难。与任何引发恐惧的新风险一样,新冠疫情造成大量影响经济行为的社会焦虑。2020年4月,中国科学家金奇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和“非典”不一样,它有可能会与人类长期共存,成为季节性的流行病。[5]全球科学界已普遍认同这种说法。

   自大流行病暴发以来,我们每天都受到无休止的数据轰炸。但截至2020年6月,即疫情暴发约半年之后,我们掌握的有关该病毒的知识仍十分欠缺,仍未能真正了解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尽管已有大量有关冠状病毒的论文陆续发表,但其感染致死率(即导致死亡的新冠病毒病例,无论是否接受检测)仍有争议(可能为0.4%~0.5%,也可能达1%)。关于未检测人数与确诊病例的比例、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率、季节效应、潜伏期的长短、全国感染率,我们的认识都有所增加,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因素仍是“已知中的未知”。由于不确定性如此普遍,决策者和政府官员很难制定正确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相应的经济策略。

   这一点毫不奇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教授安妮·里莫恩坦言:“这是一种新型病毒,人类从未见过,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6]这种形势下,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谦卑,正如国际知名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所言:“我们对新冠病毒了解得越多,就会看到越多问题。”[7]新冠病毒善于伪装成多种症状,干扰医学专家的判断。它首先是一种呼吸道疾病,但也有患者出现心脏炎症、消化系统问题、肾脏感染、血栓和脑膜炎等症状,这些人虽所占比例不高,但数量仍颇为惊人。此外,许多康复者还会留下慢性肾病和心脏疾病等后遗症,神经系统也受到长久影响。

   面对不确定性,我们需考虑各种情境,以更好地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众所周知,在不可预见事件和随机事件的影响下,这场大流行病可能造成多种多样的潜在后果。但有三种情境最有可能发生,其中每一种情境都有助于我们洞悉未来两年的形势。

   这三种情境[8]都基于一个核心假设,即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2年,因此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趋势。第一种情境是:始于2020年3月的第一波疫情高峰过后,2020年年中将迎来一系列小高峰并持续1~2年的时间,到2021年逐渐消退,类似“波峰与波谷”。波峰和波谷的频率和振幅因地而异,取决于当局实施的防控措施。第二种情境是:在第一波疫情高峰过后,2020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会迎来更强烈的第二波,并在2021年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小波峰(类似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若出现这一情况,当局需在2020年第四季度前后重新实施防控措施,遏制疫情蔓延,防止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第三种情境在过去的大流行病中没有出现过,但有可能在新冠疫情下产生:在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高峰过后出现“缓和迹象”,即病毒传播和感染病例持续存在,但只有较小起伏,没有明显的波动。与其他情境一样,这种模式存在地域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国家或地区早期防控措施的性质。这种情境下,感染和死亡病例仍继续存在,但不需要重新制定防控措施。

   许多科学家似乎都同意这三种情境框架。笔者也认为,无论大流行病的走向符合哪一种情境,政策制定者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至少还将持续18~24个月的新冠疫情重大影响,疫情热点在不同地域仍会周期性地出现”。我们在下文中将论述,在病毒被击败或消失之前,全面的经济复苏不可能实现。

   经济谬论:牺牲生命保增长

   在病毒肆虐期间,人们围绕“拯救生命还是挽救经济”(要生命还是要生计)争论不休。这是一个错误的取舍命题。从经济角度,很容易破除公共卫生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能二选一的误区。姑且不论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来挽救经济是否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并非无关紧要),放弃生命并不会改善经济状况。原因有如下两点。

   第一,供给方面。过早放宽限制和社交隔离要求将导致感染加快(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一致认为这是必然结果),会有更多员工和工人受到感染,更多企业停工。2020年大流行病暴发后,这一观点屡次得到证明。从因染病员工过多而被迫停止运营的工厂(这类工厂的工作环境往往使得工人之间必须近距离接触,如肉类加工厂),到因感染船员过多而无法正常运行的海军舰船,例子比比皆是。另一个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是员工因担心被感染而拒绝重返工作岗位,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在许多大公司,一些员工认为自己容易受到感染,因而发起包括罢工在内的激进活动。

   第二,需求方面。这一点可归结为经济活动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情绪。因为消费者的情绪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唯有消费者的信心得到恢复,经济才能恢复到某种形式的“常态”。个人对安全的感知驱动着消费者和企业的决策,这意味着经济的持续好转取决于两点:对疫情消退的信心(否则人们就不会消费和投资),以及全球范围内战胜病毒的证明(否则人们就无法在本地及出行时感到安全)。

   从上述两点中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为了经济可持续复苏,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我们的健康和共同财富。正如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所言:“只有拯救生命才能挽救生计。”[9]他们还说,“如果政府放弃拯救生命,那么担心病毒的人就不会恢复购物、旅行或外出就餐,经济复苏也就遥遥无期,无论封禁与否”,明确指出了政策措施必须以民众健康为核心,才能实现经济复苏。

   事实上,唯有未来的数据和后续分析才能提供切实证据,证明在健康和经济之间不存在权衡取舍。即便如此,美国一些州重新开放初期的数据显示,人们的支出和工作甚至在封禁前就开始有所下降。[10]一旦开始担心疫情,人们甚至会在政府正式要求“关停”经济之前就采取这种做法。在美国一些州决定(部分)重新开放经济活动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消费依然低迷,未见好转。这表明依靠法令的力量无法激活经济,同时也反映了大多数决策者围绕是否重新开放经济所面临的决策困局。封禁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众所周知,但在遏制疫情和预防死亡方面的成果(这是经济重新开放的先决条件)往往鲜为人知。少一起新冠病毒感染或死亡病例,公众并不会欢欣庆祝。这就导致了一种公共卫生政策悖论,那就是“当你做对了事,什么都不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推迟封禁或提早开放的政策总是诱惑难挡,但多项研究表明,这类政策伴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有两项研究模拟了不实施封禁可能发生的情况,采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表明,11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在2020年3月实施的大规模严格封禁,避免了约310万人死亡。[11]另一项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的研究发现,6个国家(中国、韩国、意大利、伊朗、法国和美国)通过各自实施的隔离措施,总共避免了5.3亿感染病例,相当于6200万确诊病例。[12]结论显而易见:在疫情高峰期感染人数每两天就翻一番的国家,政府除了实施严格封禁别无他法,否则就等于放任指数级的病例增长以及大流行病造成的巨大破坏。由于新冠病毒扩散速度极快,干预的时机与力度都十分重要。

  

   经济增长和就业

  

   2020年3月之前,世界经济从未有过如此突然的急刹车,我们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经济震荡。

这场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前所未见,不仅速度更快,而且后果更严重。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GDP下降10%以及失业率超过10%都用了数年时间。而这次疫情下,在2020年3月的短短三周内就出现了灾难性的宏观经济结果,特别是失业率急剧增长,GDP增长率暴跌。新冠疫情使供需两端均陷入危机,使全球经济出现100多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警告称:“一切都取决于疫情将持续多久,疫情如果长期存在,必将成为所有金融危机的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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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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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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