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节大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核心提要

1.拜登政府希望持续提升美台关系，但不希望跨过中国大陆红线，引发冲突和战争。而目前网络上的一些“武统”声音，固然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多少在战略上急躁，战术上失之简单，与毛主席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相悖。其实，即使将军事政策从中央对台一揽子政策中拿出来，也可以发现大陆对战术手段的单独或联合使用，早已超越了“和”或“武”的简单两分法。

2.拜登政府强化同盟的政策，修补了在特朗普时期遭破坏的同盟关系，也在日本、欧盟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但是美国同盟体系存在三个结构性矛盾：中产阶级导向的外交政策与其同盟领导者地位存在矛盾、特朗普路线持续威胁拜登的“美国归来”、美国需求过高与盟友供给不足。近期英美澳法之间的“潜艇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3.从奥巴马到拜登，美国外交决策整体呈现出战略收缩的特点，并且“更多遵从实际结果而非意识形态”。目前美国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是将其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动员工具。而拜登与特朗普相比，对中国的攻击程度有所收敛，并更多地强调美国国内振兴的重要性。最终美国能否有效应对其国内的政治极化、经济分化、种族问题等等最终决定了其与中国竞争的状态和走向。

4.撤军阿富汗对美国威望和信誉的损害比较有限，因为国家威望由相对实力、具体问题上的利益、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三个因素衡量。拜登政府主要在第三个因素上受到指责。而美国历届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最大的战略失误是没有“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塔利班早日商谈政治解决方案。

拜登不愿越过中国大陆红线，网络上一些武统声音“战略上急躁悲观，战术上失之简单”

凤凰网《风向》：您曾经提到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是“希望在不跨过中国大陆红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持续提升美台关系。”现在看拜登政权高官多次乘军机降落台北，是否会做出挑战红线的举动？今年5月《经济学人》杂志称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您认为在拜登的对华包围策略下，台美互动是否会触发大陆回击？

节大磊：目前看来，与特朗普政府相似，拜登政府也希望持续提升美台关系，但是不希望跨过中国大陆红线从而引发冲突和战争。拜登政府国安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公开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并且认为如果美国的政策转向“战略清晰”，会带来很大负面后果。前几日拜登总统在回应记者有关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上，貌似口误把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与日本、韩国并列，但其他官员马上进行了澄清，强调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变化。

与此同时，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也有几个变化。一是因为特朗普本人对台湾的不屑一顾，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一定的摇摆性。拜登政府上台仅有半年多，但是预计其政策的摇摆性会较低。二是拜登政府的政策的刺激性应该会低于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国内很多人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因为选情而在台湾问题上不顾后果而有极端作为，这样的担心应该不至于出现在拜登身上。三是拜登政府试图联合和施压其他盟友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包括最近的美日、美韩、G7、北约、美欧、日欧、日澳的联合声明中，都有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词句。

最近几年，随着中美竞争的升温，美国政策界在讨论台湾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值得警惕的发展是，有一些声音越来越倾向于把台湾看作是一个与中国大陆进行战略竞争的“资产”。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优先目标是维持两岸和平对立的局面，避免爆发可能把美国卷入其中的两岸冲突。但是如果把台湾看作是一个与中国大陆进行竞争乃至对抗的“资产”，则美国会有更大的动力提升美台关系突破既有水平，从而引发大陆更为强烈的反应。

凤凰网《风向》：随着蔡英文渐进式台独的推进，目前网络上“武统”呼声渐高，似乎“和平统一”的窗口正在不断失去，您怎么看两岸统一的前景?

看待祖国统一的前景也需要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战略自信，另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和研究有助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使用方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大陆有更多的理由在台湾问题上增强战略自信，丰富战术手段。网络上的一些声音，在台美当局一些小动作的不断挑衅的背景下，固然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多少在战略上急躁悲观，战术上失之简单，与毛主席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相悖。

中共中央的对台工作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在内的一揽子方针政策。即使我们只讨论“武”/军事，除了不同程度的直接使用武力，它也包括军力发展、军力部署、军力展示、联合演训、武力威慑、危机管控等非直接使用武力的层面。这些战术手段的单独或联合使用早已超越了“和”或“武”的简单两分法。两岸关系过去七十多年的发展证明，我们的对台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和突破性进展：两岸的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接受，取得一系列反“台独”、反分裂斗争的重大胜利。

蔡英文当局的一些“柔性台独”、挟洋自重的动向必须值得我们警惕，但是决定两岸关系发展大局的是中国大陆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不可阻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中国大陆的强大国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给台湾岛内的“谋独”势力设置了“天花板”，更是“促统”的根本保障和动力源泉。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系统论述了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的关系，并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因此，民族复兴必然是包括祖国统一的复兴，而祖国统一也必然是有利于民族复兴的统一。

拜登强化同盟政策有一定成效，但面临3个结构性矛盾

凤凰网《风向》：拜登上台后更多借助盟友力量对华施压，比如AUKUS安全同盟、“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比如 12 月将举行的 “民主峰会”，都含有对抗中国的意味。对此有的观点认为这会大大强化其“遏制”中国的效率，另一观点认为拜登的联盟战略反而会受到盟友需求的牵制，降低其目标实现的可能，您怎么看？

节大磊：拜登政府确实一再强调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关系是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是美国力量的“倍增器”，如果协调得当自然可以增强其对华博弈的筹码，同时协调与盟友的政策也会对美国的政策自主性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会同时存在。

目前看来，拜登政府强化同盟的政策还是收到了一些成效，一方面当然是多多少少修补了在特朗普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 同时拜登政府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比如使得“四方机制”由虚到实，召开了第一次线下峰会，在新冠疫苗、气候变化、新兴技术等方面推进了一些有限的合作。另外，日本由于受到拜登政府的拉拢利诱，在涉台、涉港和涉疆等问题上屡次挑衅中国，使得中日关系在前两三年的改善势头戛然而止。美国还拉拢欧盟、英国和加拿大以新疆问题为由对中国实施制裁，从而恶化了中欧关系，导致已经完成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的批准被大大延宕。

但是，拜登政府如果想要继续往前推进其强化同盟的政策，也面临三个结构性的矛盾。

一是其所谓以中产阶级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与作为同盟领导者地位之间的矛盾。以国内中产阶级为导向就意味着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需要考虑国内因素，但是过多地考虑国内因素必然限缩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空间。比如，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说，美国以某种形式重返TPP是合乎其战略利益的，但是由于美国国内民众对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质疑，目前TPP无法进入到拜登政府的议程之中。另外，拜登政府在今年4月决定全面撤出阿富汗的时候，未曾与参与阿富汗战争的北约盟国有足够的磋商，也引起了这些盟国的不满。最近拜登政府又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反对，决定自9月下旬开始给美国人提供新冠肺炎疫苗的加强针。总之，重视盟友和国内优先会时有龃龉。《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说道，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看上去更像是优雅版的“美国优先”。

二是拜登政府所宣称的“美国回来了”与特朗普和特朗普路线也有可能“回来”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美国的盟友普遍欢迎拜登重视盟友的政策，但是鉴于特朗普本人及其路线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盟友们又不得不思考如何应对未来另一个可能视盟友如敝屣的美国政府。因此，特朗普带给美国与盟友关系的冲击不仅仅在于其在任时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更在于他提醒美国盟友特朗普路线在美国是一种现实可能性。

三是一个悖论，亦即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越激烈，则美国对盟友的需求越高，但是其盟友们对进行选边站加入美国则更加犹豫。也就是说，美国对盟友的需求越高，盟友的“供给”可能越是不足。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法国和美英澳之间的“潜艇事件”显示了同盟管理的高度复杂性和挑战性。 “潜艇事件”不仅引发了法美英澳四国之间关系的震荡，也引发了包括欧盟、中国、日本等东北亚国家、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不同反应，是研究同盟政治及其影响的绝佳案例。

法国极为激烈的反应固然与商业利益的损失、自身国防工业遭受的打击、总统选举的临近以及美英澳的秘密行事有关，但是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法国和欧盟试图在印太地区拓展战略影响力的时候，美英澳的协议不啻给其带来一记迎头痛击。美英澳公开协议恰好与欧盟发布新的印太战略报告的时机几乎重合，更是加剧了法国的愤怒。

这里也存在一个基本矛盾。法国一方面希望在印太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希望避免卷入日益激烈的中美竞争和对抗。美国一方面也希望法国在印太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对法国和欧盟能够在印太地区发挥多大作用将信将疑（并因此而拉拢澳英）。

这种情况将长期制约美国与法国/欧盟在印太政策上的协调。最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法/欧关系、中美关系和中法/欧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各方都在积极调整战略战术，因此这次潜艇事件的长期战略影响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

美国近三届政府无意推广美式民主，意识形态成战略竞争动员工具

凤凰网《风向》：自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外交决策的出发点“更多遵从实际结果而非意识形态”。现在拜登执政后，似乎中美意识形态竞争有抬头趋势，您认为美国外交决策的出发点变了吗?

节大磊：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外交战略从整体上体现出越来越多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现实主义的逻辑，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外交政策目标之间，常常需要进行取舍；以自身形象改造他国的意愿下降；更重视政策所能取得的结果而非从意识形态出发制定政策。

这种向现实主义转向的趋势在拜登政府得到了延续，此次阿富汗撤军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拜登及其国家安全团队一再强调，全面撤军固然有其代价，喀布尔陷落之时的一些惨象令人心痛，但是这与继续无限期卷入阿富汗内战、牺牲更多的美军士兵相比，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拜登在讲话中也说到，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击和削弱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不应该是改造阿富汗进行“国家建设”；结果导向的逻辑体现在拜登指出，如果过去20年美国都无法帮助阿富汗建立一支愿意为“国”而战的军队，那么再继续努力1年、5年甚至20年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因此，整体而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美国外交决策“更多遵从实际结果而非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美国最近三届政府对于向海外推广民主、以美式民主的自身形象改造其他国家和地区兴趣寥寥，这与冷战后美国实力巅峰期的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以国际制度、经济全球化乃至使用武力在海外推广民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却似乎更加吃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政策是从（推广民主的）意识形态出发，他们的出发点是战略竞争，或者说是从企图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占据优势的结果出发。

首先，美国政府强调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感到其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在国内外受到了巨大挑战，尤其是经历了应对新冠肺炎的灾难以及1月6号的国会山事件，需要迫切证明他们的自由民主依然坚韧，依然具备优点。在实力巅峰期的时候，美国不觉得这是需要证明的。

其次，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战略竞争的动员工具。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进行国内和国际动员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殊为不易：在美国国内，美国老百姓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认识也不尽一致，更未必愿意承担长期战略竞争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在国际上，美国的盟友也大都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比宣称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更能统一美国老百姓的认识以及团结美国盟友对抗中国了。因此，尽管也有不少美国学者警告美国政府不要过度渲染中国的所谓意识形态威胁，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似乎很难拒绝这个动员工具的诱惑。

当然，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利用意识形态进行动员方面也有明显的区别。一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攻击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并且可笑地妄图分化党和人民的关系。拜登政府更多地以新疆、香港等具体问题为抓手，并不再试图分化党和人民的关系。相对而言，拜登政府的攻击程度有所收敛，并更多地强调美国国内振兴的重要性。其次，特朗普政府时期，特朗普本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常常与其政府的其他官员不同调，而拜登政府在这方面的声音更加统一。

凤凰网《风向》：有评论称，拜登团队的对华方略有“四大支柱”: 同盟战略、多边体系、人权外交和国内振兴，这是其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资本，您如何评价这些方略的可实现性？中国怎样应对？

节大磊： 事实上，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他们都在应对同一个问题，亦即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如何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当然，很明显他们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奥巴马试图继续维护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采取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诉诸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和价值观等等；特朗普则是拥抱大国竞争，诉诸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拜登政府继承了大国竞争框架，也像特朗普政府一样更加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连结，但是在手段上倾向于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利用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和价值观外交等等。另外，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者的共同特点是整体上的战略收缩，减少海外军事干预。

前面提到了拜登政府的同盟政策所蕴含的几个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似乎也适用于拜登政府的整体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这些矛盾会限制这些手段的有效性。

其次，这“四大支柱”都是战略手段，与中国竞争要实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事实上目前拜登政府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连“战略竞争”这个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采用的对华战略框架也只是一种“状态”，竞争本身很难称作是目标。

最后，如同福山最近所说的，“四大支柱”的最后一个——国内振兴可能是最重要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8月初的讲话再一次强调了“国内振兴”是一个“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美国能否有效应对其国内的政治极化、经济分化、种族问题等等最终决定了其与中国竞争的状态和走向。

撤军阿富汗对美国威望损害有限，美国最大失误是没有实行这一方案

凤凰网《风向》：近期塔利班夺取政权，被视为对美国全球威望的巨大打击。但也有媒体评价美国“输了面子赢了里子”，属于成功的止损操作。您认为美国加速撤军对阿富汗周边形势有什么影响？是否会引发恐怖主义势力再次集聚？

节大磊：首先，这种性质的撤军可能很难是体面的，当然阿富汗政府和军队的迅速放弃抵抗加剧了美国撤军带来的混乱和灾难。具体操作层面上，拜登政府可能也有一些无奈的地方。比如很多人批评拜登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大规模撤离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员、盟国人员和阿富汗相关人员。

拜登政府辩解说，一是因为当时阿富汗政府希望不要过早开展大规模撤离行动，以免引发“信心危机”，二是最后要撤离的很多人在一开始也在观望，在局势未明朗之前不希望过早离开阿富汗。无论是否公允，这的确是拜登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美国媒体更是铺天盖地的批评，即使是赞同拜登撤军决定的人也认为其在执行层面是灾难性的。

拜登此次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决定如此决绝，一方面也是大势所趋，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尽管都有增兵的决定，但都是在军方力劝下的勉强所为。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后，美国和北约开始减少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到2014年底正式终结了战斗任务。特朗普则继续减少美国的军事存在，至拜登上台时仅有2500名美军在阿富汗。另一方面，拜登也是较早就坚持美国在阿富汗应该仅仅聚焦在反恐目标上的政治人物之一。在奥巴马政府初期，拜登作为副总统就曾反对增兵阿富汗，并提醒奥巴马作为一个新总统不要被“将军们”所裹挟。这次拜登政府决定全面撤出阿富汗的时候，五角大楼和军方也曾劝说拜登，但是也许拜登的内心是，这次自己可以做主了，终于可以不被将军们“裹挟”了。

至于这次撤军会不会打击美国的威望和信誉，可能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有三个因素会影响一个大国的威望和信誉。一是自身的相对实力。有美国学者指出，就影响美国的威望和信誉的因素而言，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治理状况可能要比其阿富汗政策重要得多。在某种程度上，此次撤军可能还有利于美国更加专注国内事务，从而提高其相对实力。二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无论2001年阿富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的看法为何，拜登政府很明显仅仅从反恐的角度看待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利益，并且认为应对这个问题不需要长期的军事存在。在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利益上结束军事存在，原则上不会对其整体上的威望和信誉产生太大影响。三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在这方面，如前所述，拜登政府确实受到巨大打击，无论是由于情报、判断还是执行，其处理问题的能力被广泛质疑。综上所述，此次撤军阿富汗对于美国威望和信誉的损害可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大家的印象是美国的威望和信誉下降比较多，那可能更多地是因为对其国内政治乱局以及控制疫情不力的印象所致。

个人认为，事后看来，美国历届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最大的战略失误也许是没有“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早日与塔利班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以求建立一个包容各派别的阿富汗政府。 据美国媒体报道，事实上塔利班遭到美国和北约联军的强力打击之后，在2001年11月曾经主动寻求与美国谈判，但是被小布什政府旋即拒绝。奥巴马政府尽管在2010-2012与塔利班有短暂的接触，但是并没有认真推动政治谈判和政治解决。但是以上所述的确也有事后诸葛的意味，2001年11月的时候，整个美国上下还沉浸在911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震惊、悲伤以及复仇的气氛当中，况且军事上又有摧枯拉朽之势，接受与塔利班谈判殊为不易。要求已经通过增兵暂时稳定阿富汗局势的奥巴马政府主动寻求与塔利班谈判并作出必要的妥协，似乎在政治上挑战也不小。但是这就要求政治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目标清晰和政治决断了。

至于塔利班重新掌权是否会使得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的滋生地现在还很难说，不过鉴于塔利班最近相对温和的表态及其希望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期待，防止恐怖主义在阿富汗再生还是很有希望的，这也是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另一个风险是：只有八万多士兵、缺乏治理经验的塔利班能否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进行有效治理的政府。如果阿富汗再度陷入动荡，恐怖主义再生的风险可能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