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艳平 李伟昉:《裘利斯·凯撒》:“诗与哲学之争”的隐微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2 次 更新时间:2021-10-02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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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艳平   李伟昉  

内容提要:莎士比亚在《裘利斯·凯撒》中塑造了四个典型人物:斯多葛主义者勃鲁托斯、伊壁鸠鲁主义者凯歇斯、意志至上者凯撒与诗性哲人安东尼,并在重大历史语境中重构了他们各自的欲望、思维方式、选择、行动及命运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实现了他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古老的显性问题的隐微书写。这一书写有意识地将不同思维方式固化到四个有着不同体格、性格、德行、政治智慧的典型人物之中,不仅折射出莎士比亚在“诗与哲学之争”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而且表明他是一个将文学、哲学、政治融为一体进行综合考量的艺术大家,明显流露出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忧思,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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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研究”专题(主持人:李伟昉)

主持人语:这里编发的两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裘利斯·凯撒〉:“诗与哲学之争”的隐微书写》和《历史上真实的亨利八世与莎剧中时空错乱的戏说》,分别从诗与哲学之争的隐微书写和真实与戏说层面别开生面地探讨了《裘利斯·凯撒》和《亨利八世》的思想蕴涵。前者通过对剧中勃鲁托斯、凯歇斯、凯撒与安东尼四个典型人物的分析和对比,探讨了莎士比亚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古老理性问题所给出的艺术回答,同时引导读者在互文语境中领悟莎士比亚对相关人物的塑造有别于普鲁塔克《名人传》的精妙之处。后者则通过对亨利八世“六次”婚姻的梳理,较为详细地勾勒了英国历史上这位国王的真实面貌,随之从打乱时间、改变人物关系、改变史实事件、变更地点等角度呈现了莎士比亚基于编戏需要而对相关史实所进行的加工与重构,使其戏剧化为一个整体,从而揭示了当时宫廷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内幕。

(李伟昉,河南大学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首席专家)

“诗与哲学之争”是西方历史上历久弥新的问题,自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诗人与哲人拉开争论的序幕后,这一问题就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其焦点在于诗人与哲人究竟谁更具有智慧,诗与哲学孰优孰劣、二者是否融通。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哲学表现出的霸权使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倾向于哲学,诗成为众矢之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认识方面,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家锡德尼和哲学家培根都曾公开发表过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和哈罗德·布鲁姆眼中“仍将继续重新占据西方经典的中心”①的伟大诗人与戏剧家,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古老的显性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虽然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莎士比亚并未公开发表过相关言论,但“在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常识依然认为诗人的作用是制造快乐,而伟大诗人的作用是通过快乐教诲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美”②。科勒律治也曾说:“任何人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除非他同时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③可见,莎士比亚是诗人眼中的哲学家,哲学家眼中的诗人,兼具诗人和哲人的双重身份。此外,美国政治理论教授亚瑟·梅尔泽的实证性研究表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哲人与文学、政治和宗教作家们都有隐微交流与隐微写作的惯例。④安娜贝尔·帕特森也认为,若要恰如其分地理解16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文学,就要采用她所创建的“审查阐释学”。⑤该学说提醒读者,为躲避审查,富有创造性的作家总是会求助于某种隐微的写作习惯。根据格林布拉特的研究,莎士比亚终其一生都是受制于君主的臣民,生活在言论和出版物均受到监管的严格的等级社会之中。⑥据此,我们认为莎士比亚必然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活动隐微式地阐释时代的显性话题——诗与哲学的关系,表达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的思考。

莎士比亚在《裘利斯·凯撒》中重构凯撒遇刺身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表面上,他是在讲述具有不同政治诉求的共和派和民主派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实际上却是在书写两派代表人物思维方式间的差异与较量。本文拟对《裘利斯·凯撒》中两派代表人物的思维方式与其行动结果间的关系予以分类分析,试图探讨莎士比亚在“诗与哲学之争”问题上的立场和见解,并借此对该剧进行深入的隐微式解读,挖掘其中的丰富意蕴,为学界的进一步探究抛砖引玉。

一、共和派代表性人物的“诗”与“哲学”之争

莎翁笔下的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形象,而是有着鲜活、饱满、圆润、丰富而复杂的多面性的典型。雨果认为:“一个典型并不重新再现任何个别的人。他不会完全与某个个人相重叠。他是在人的形态下概括和集中一群性格和一群人物。一个典型不会去‘缩写’别的人物,它是在浓缩。它不是一个,而是全体。”⑦在《裘利斯·凯撒》中,莎士比亚塑造了四个典型人物。其中,勃鲁托斯和凯歇斯属于共和派代表人物,而凯撒和安东尼则是民主派代表人物。两派代表人物在社会身份与政治地位方面与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记载相吻合,然而,莎士比亚别具匠心地将这四个典型人物放置在“罗马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共和国的高峰和帝国的门槛”⑧。莎士比亚运用天才的想象力在重大历史语境中重构他们的欲望、思维方式、选择、行动及命运间的复杂关系。正是通过具有诗性思维的人物与具有哲性思维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较量,莎士比亚实现了他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隐微书写,间接传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期盼。

勃鲁托斯和凯歇斯打着“共和”的旗号刺杀凯撒,他们行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他们的个体生命及国家命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交织呢?

(一)勃鲁托斯:斯多葛主义者

在《裘利斯·凯撒》中,勃鲁托斯是追求自由的贵族和元老院德高望重的一员,是典型的斯多葛主义者。他的斯多葛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勃鲁托斯参与刺杀凯撒活动的行为动机源自其自然法神圣不可动摇以及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莎士比亚对勃鲁托斯和凯撒的关系未作过多说明,只是借第一幕第二场凯歇斯的独白“凯撒很不喜欢我;可是他很喜欢勃鲁托斯”⑨及凯撒遇刺倒地前那句“勃鲁托斯,你也在内”的著名台词,来暗示二人关系的非同寻常。这让观众或读者对其亲密关系不免心生好奇又不乏困惑。普鲁塔克对相关历史场景的描述或许有助于揭开真相:勃鲁托斯曾是庞培派的一员,凯撒战败庞培后,勃鲁托斯成为俘虏,凯撒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宽恕他的行为,同时对他非常礼遇,“把他看成自己最受尊敬的朋友”⑩;在勃鲁托斯和凯歇斯竞选市政法务官时,凯撒力挺勃鲁托斯,对他的幕僚说道:“虽然卡休斯具备更好的条件,我们还是要让布鲁特斯出任首席法务官。”(11)显然,凯撒对勃鲁托斯恩重如山。勃鲁托斯秉承斯多葛派哲学主张,一切以理性为行动圭臬。虽然在参与谋杀活动前,他有过激烈的内心挣扎,但捍卫罗马人的自由,维护罗马的神圣律法和既定的共和秩序的理念不允许他犹豫不决,也是他依然决然行动背后坚不可摧的主要动力。当然,勃鲁托斯的动机并非纯粹高尚,没有任何私欲。这也解释了凯歇斯为何能够成功说服他参与谋杀事件。因为凯歇斯深知,勃鲁托斯内心深处渴望荣誉,正如其本人所言,“倘然那是对大众有利的事,那么让我的一只眼睛看见光荣,另一只眼睛看见死亡,我也会不偏不倚地正视着两者;因为我喜爱光荣的名字,甚于恐惧死亡”(12)。凯歇斯极尽奉承之能事,把勃鲁托斯抬高到和凯撒一样的高度,他说:“把两个名字写在一起,您的名字并不比他的难看;放在嘴上念起来,它也一样顺口;称起重量来,它们是一样的重,正像凯撒,它们呼神唤鬼,勃鲁托斯也可以同样感动幽灵,正像凯撒一样。”(13)勃鲁托斯自然无法拒绝凯歇斯的谄媚,因为凯歇斯正道出了他欲与凯撒平起平坐的心声。可见,勃鲁托斯正是在捍卫自然法和追求平等的双轮驱动下,才萌生了刺杀凯撒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邪恶想法。

第二,作为“道德圣徒”的勃鲁托斯,信奉理性至上思想。在刺杀凯撒后,他想当然同意会见安东尼,并坦言“我知道我们可以跟他(安东尼)做朋友的”(14)。尽管凯歇斯表达了自己的隐忧“可是我对他(安东尼)总觉得很不放心。我所疑虑的事情,往往会成为事实”(15),但是勃鲁托斯不仅保全了安东尼的性命,而且允许其为凯撒捡尸,甚至允许其为凯撒举行追悼仪式。这一切皆缘于他斯多葛式的理性:如果能够除去凯撒精神,就不必杀死凯撒;既然凯撒肉体已亡,凯撒精神也会随之消失;“王”已亡,包括安东尼在内的“王”的左膀右臂就不可能对其行动造成任何威胁。事实上,正是他过于理性的判断,使得以他为首的共和派的政治行动由利好形势陡转直下,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他和凯歇斯也一道命丧天涯。观众或读者不禁要问,勃鲁托斯为什么在刺杀凯撒后愈加坚守“理性的正义”?普鲁塔克的作品似乎又一次为我们拨云见日。原来,勃鲁托斯认为,如果在外表上让人看出他们忽略对正义的坚持,就无法逃脱刑责,只能听任凯撒的朋友给予他们不公正的惩处。(16)可见,勃鲁托斯以“正义”为名的行为背后,是其理性主导一切的思想。其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正义,不如说是出于理性,因为正义是虚,理性是实。

值得注意的是,莎翁笔下的勃鲁托斯与普鲁塔克笔下的勃鲁托斯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普鲁塔克笔下,勃鲁托斯虽被划归为“弑君杀父者”行列,但其个性善良、气质严肃而不乏温和。“虽然他用阴谋暗算的手段对付凯撒,那些仇敌看到整个事件发生以后,有的地方还能讲究荣誉和恕道,全部归之于布鲁特斯的善意,就把野蛮和残酷的行为算在卡休斯的头上。”(17)此外,普鲁塔克借助对凯撒生前种种行为表现的描述,暗示勃鲁托斯谋杀凯撒不无道理。显然,普鲁塔克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勃鲁托斯的谋杀罪行予以开脱,但莎士比亚却剥夺了勃鲁托斯刺杀凯撒的任何实质性理由。勃鲁托斯多次提到罗马人民可能遭受的暴行和奴役,并为此表示担忧,但却提供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莎士比亚在第二幕第一场借助勃鲁托斯的自言自语表明其谋杀行为的非正当性。“我们反对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18),而是担心凯撒的权力再扩大,会后患无穷;甚至在第三幕第二场勃鲁托斯向人民解释谋杀凯撒的原因时,还在强调“并不是我不爱凯撒,可是我更爱罗马”(19)。可见,在勃鲁托斯看来,似乎凯撒一旦称王,罗马就会失去自由,罗马人民就会处于受奴役的状态。换言之,勃鲁托斯是在竭力捍卫共和的形式,而非真正谴责帝王行为的存在。更确切地说,他不反对披着共和外衣的帝制。于是,出于对没有暴行的“暴君”的恐惧与隐忧,勃鲁托斯下定决心参与谋杀。

作为元老院德高望重的一员,勃鲁托斯本应发挥国家护卫者的重大作用,却因过度的理性产生“弑君”的念头,并与品性欠佳的凯歇斯为伍,共同策划并参与为人不齿的谋杀行动。同样,过度的理性,使之政治经验匮乏,对实际政治局势缺乏精准判断,以致军事决策出现重大失误,不仅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使罗马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与动荡之中。不仅如此,莎士比亚还将勃鲁托斯与“愁云密布”的脸、“易失眠”的体质以及面对鲍西亚之死而无动于衷的“无情”性格联系在一起。莎士比亚似乎以此暗示他对勃鲁托斯一类国家护卫者的微词,表达自己对没有经过审判和定罪的司法程序,就擅自杀害凯撒的盲动冒进行为的不满。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对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共和派的政治理念予以质疑:共和制一定可以捍卫人民的自由与平等么?以“王”为象征的帝制一定意味着人民受到束缚与奴役么?

(二)凯歇斯:伊壁鸠鲁主义者

如果说勃鲁托斯是典型的斯多葛主义者,那么凯歇斯则堪称十足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他的实用主义思想贯穿在刺杀凯撒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具体表现在刺杀动机的缘起、刺杀活动的策划与准备及刺杀活动后如何处理与勃鲁托斯的分歧三个方面。

首先,凯歇斯的刺杀动机缘于其自私自利的本性。一方面,凯歇斯嫉妒凯撒的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另一方面,他担心凯撒一旦称帝,将要对德行上有着种种污点的自己予以惩治。于是,他有了除掉凯撒的最初想法并精心谋划。

其次,凯歇斯基于现实,策划、推进刺杀活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和美德的缺失后,首先锁定自己的第一目标:拉拢德高望重的勃鲁托斯。在庆典活动进行时,他有意离场,主动接近勃鲁托斯,以朋友身份与之交流。他吹捧勃鲁特斯和凯撒齐名,完全有理由取代之。这番话极大地满足了勃鲁托斯的虚荣心,在他的“心中激起了这一点点火花”(20)。当晚,凯歇斯又以罗马市民的口吻假造匿名信丢进勃鲁托斯的窗里。信中表明:罗马人将勃鲁托斯视为罗马的救世主。这无疑激起了勃鲁托斯强烈的使命感,使之坚信只有带领共和派除掉凯撒,才不会辜负罗马人民对他的厚望,才对得起他引以为豪的荣誉。就这样,凯歇斯成功说服勃鲁托斯加入刺杀行动中。

再次,关键时刻,凯歇斯甘愿妥协,以退为进。与勃鲁托斯联手后,每当发生意见分歧时,政治经验丰富的凯歇斯明知勃鲁托斯的某些决定行不通,但出于对勃鲁托斯中途退出的担心,他总是选择妥协。例如:在刺死凯撒后,凯歇斯认为必须除掉安东尼,但勃鲁托斯认为安东尼不必放在心上。结果,正是勃鲁托斯政治策略的幼稚和凯歇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对勃鲁托斯的一味妥协,最终造成他们在政治行动胜券在握之时,反而全盘皆输。

凯歇斯的一切行动皆屈从于实用的目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与私利,他可以想出谋杀的卑劣手段,可以放弃人格尊严,极尽奉承、阿谀之能事,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给勃鲁托斯写信,以欺骗的方式赢取勃鲁托斯对他刺杀凯撒行动的支持。为获取军事行动所需物质资料,他不择手段地敛财。凯歇斯种种品格上的污点皆源于他的伊壁鸠鲁主义思想。

莎士比亚不仅凸显凯歇斯的伊壁鸠鲁主义思想,而且将他的实用主义思想与其体格外貌上的不尽如人意结合起来,通过凯歇斯“形容憔悴”及“太用心思”,莎士比亚成功勾勒出一个阴险可恶的政治投机者的形象。凯歇斯虽然不乏政治经验与军事才能,但其自私自利、阴险狡诈以及善恶观的缺乏,显然不是莎士比亚讴歌的国家护卫者的形象。所以剧中由凯歇斯发起的这场谋杀凯撒的政治活动,必然以失败而告终。莎士比亚如此推进戏剧叙事,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尊重,也是对凯歇斯这类政治人物政治命运所作的预测。因为奉行伊壁鸠鲁主义的凯歇斯不择手段、德行上污点丛丛,离柏拉图提出的个人对“至善”的追求相差甚远,如此一个形象,怎么可能把国家的“共善”放于心上?即便行动取得胜利,这样的政治投机者又能给国家带来什么呢?恐怕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麻烦、骚动与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莎翁笔下的凯歇斯与普鲁塔克的凯歇斯在形象与性格方面多有吻合,正如普鲁塔克所言,“卡休斯的性格极其暴躁,他之所以痛恨凯撒完全出于私人的宿怨,并不是为了爱护共和国,或者是凯撒要当暴君,激起他的怒气高举义帜”(21)。但莎氏笔下,勃鲁托斯与凯歇斯的关系有别于普鲁塔克的叙述。《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提及勃鲁托斯要凯歇斯将经费分一部分给他,理由是这些钱财运用他的力量才能累积起来。凯歇斯的幕僚劝他三思而行:“布鲁特斯的说法并不公平,这些钱财是你靠着俭省才能保有,遭到很多人的怨恨才能获得,不能就这样交给他(勃鲁托斯)去建立人脉和争取士兵的好感。”(22)虽如此,凯歇斯还是将财产的三分之一交给勃鲁托斯。而在第四幕第三场,勃鲁托斯严厉指责凯歇斯:“为了分发军队的粮饷,我差人来向你借钱,你却拒绝了我;凯歇斯可以这样么?”(23)

以上分析表明,莎士比亚在书写共和派代表人物时,均对人物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减损或贬抑的处理;在情节设置上有意离间勃鲁托斯和凯歇斯的关系,让共和派内部产生矛盾、发生内讧。莎士比亚似乎是在借此质疑抑或否定以勃鲁托斯和凯歇斯为代表的共和派人为干预历史发展进程的做法。既然凯撒死后,共和派也要进行权力分割,人民甚至一度也拥护勃鲁托斯为王来接替凯撒,那么,共和派所追求的共和与民主派的集权专制又有何本质区别?将“蛇蛋”杀于未孵化之前,又有何意义?

二、民主派代表性人物的“诗”与“哲学”之争

在凯撒一案中,处于当权地位的民主派代表人物凯撒及其属下安东尼的思维方式又如何?他们的思维方式究竟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一)凯撒:意志至上者

莎士比亚有意凸显凯撒一切行为背后的意志至上思想,即其行为的主要动机取决于其个人主观意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凯撒对待罗马传统的态度是依据能否符合个人主观意愿来确定的。当罗马传统符合自己的意愿时,他便极力去遵守、去维护。例如,在凯旋仪式中,凯撒特意命令安东尼,竞跑时一定要触摸一下凯尔福尼亚的身体,因为他相信罗马古老的传说,即勇士触摸不孕女人的身体,就可以解除乏嗣的咒语。这一古老传说无疑迎合凯撒想要儿子的热切愿望,因为儿子意味着他的宏伟大业后继有人。他吩咐安东尼要严格遵守仪式。但是,当罗马传统成为他行动的羁绊时,他便执意违反规则,置若罔闻。例如,按照罗马传统规则,罗马将领要成功举行凯旋式,必须具备下述条件:在一次战役中杀死5000多名敌人;凯旋者必须为具体负责这一战事的最高将领;凯旋仪式须由凯旋者向元老院提出申请,经元老院核实,得到批准才能进行。其中,元老院的批准尤为重要。元老院既有权为得胜的将军举行盛大的庆典,以表彰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也有权不让将军获得凯旋荣誉。(24)据史料记载,凯撒在公元前45年的孟达会战中彻底摧毁了庞培派的势力,因此他执意“为了庆祝胜利举行的凯旋式,使得罗马人极其不悦,因为不是击败外国的将领或蛮族的国王,只是绝灭一个何其不幸的罗马伟大人物(庞培)的子女和家属。这样一来,他等于拿凯旋式来庆祝自己国家的灾难,他对自己所发起的战争,除了确有所需之外,没有任何言辞可以向神明或人民辩解,还要为血腥的成果而兴高采烈实在说不过去。除此之外,他一直没有写信或派遣使者,到罗马去宣布他对同胞所获得的胜利,看来他自己也认为这并非什么光荣的事,可能还认为很难为情”(25)。莎士比亚对凯撒举办的庆典活动是否征得元老院同意并未作任何说明,而是有意使用“留白”的方式,让观众与读者去遐想。不过,莎士比亚很快就借助护民官对前来参加凯旋式的市民们的辱骂,来暗示凯撒此举既不合情,又不合法。他既未顾及有着和护民官一样心情的罗马市民的感受,又极有可能未征得元老院的批准,向世人炫耀自己的胜利似乎构成其行为的主要动机,这无疑是对罗马传统和元老院的公然蔑视。

第二,无论与凯撒对话的人身份地位如何、行为动机如何,只要所言内容与其主观意愿不符合,凯撒就直接无视或断然拒绝,反之,他就“言听计从”。庆典仪式上,当预言者提醒凯撒当心三月十五日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以为然,“他是个做梦的人,不要理他”(26),因为此时的凯撒醉心于显摆胜利的荣耀。当妻子梦中出现不祥之兆、力劝他不要去元老院时,他却言,“凯撒一定要出去。恐吓我的东西只敢在我背后装腔作势,它们一看见凯撒的脸,就会销声匿迹”(27)。当献祭的结果同样表明凯撒出去只会凶多吉少时,他依然毫不动摇,口口声声强调“自己比危险更危险,凯撒一定要出去”。虽然之后在妻子的跪求下,他有过片刻的迟疑,甚至决定要改变计划,但最终他选择相信狄歇斯对此梦是大吉大利之兆的解释:“您的雕像喷着鲜血,许多欢欢喜喜的罗马人把手浸在血里,这表示伟大的罗马将要从您的身上吸取复活的鲜血,许多有地位的人都要来争夺您的纪念品”(2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狄歇斯的解释迎合了凯撒本人执意前往元老院的决定,使得他自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合理的,不但无害,反而有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凯撒不顾个人安危、执意前往元老院呢?剧中有两处暗示。莎士比亚在第一幕第三场悲剧发生前借凯斯卡之口提到:“他们说元老们明天预备立凯撒为王;他可以君临海上和路上的每一处地方,可是就是不能在意大利。”(29)在第二幕第二场狄歇斯也提醒凯撒:“元老院已经决定要在今天替伟大的凯撒加冕。要是您叫人去对他们说您今天不去,也许他们会变了卦。”(30)可见,急于获得加冕,又担心自己缺席会让元老们变卦,是凯撒执意前往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关于凯撒加冕的这一提案究竟是元老们主动为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莎士比亚又一次“留白”,故不明言。普鲁塔克的历史记述或许能够弥补这一空白:“因为他们(元老们)是应他(凯撒)的召集才来开会,并且准备一致投票通过,宣布他为意大利以外所有各行省的国王,无论他经由海路或陆路到意大利以外的地方,都可以戴着王冠。”(31)这表明凯撒是此次元老院会议的发起人,元老们只是按凯撒的意愿行事。凯撒深知这次会议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缺席意味着他将失信于元老们,导致个人威信的下降;缺席更意味着元老们可能随时搁浅甚至改变同意他加冕的计划,那他内心深处渴望的君临意大利以外各行省的威权就无法及时合法化。于是,无论妻子的爱有多深,或占卜天意的祭司有多忠诚,在凯撒眼中都无足轻重,只因他们所言内容与他内心的想法不一致。凯撒只选择听从与他内心相一致的狄歇斯的言语,不管说话者的动机如何。可见,凯撒的行为几乎不受外界干扰,行为背后体现的是他坚定的个人意志,反映了他想成为帝王的强烈欲望。

第三,在公共事务决策上,凯撒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丝毫不顾及其他元老的态度与感受。当麦泰勒斯·辛伯在元老院会议上为自己遭遇放逐的兄弟求情时,凯撒的一席话足以表明其唯我独尊:“要是我也跟你们一样,我就会被你们所感动;要是我也能够用哀求打动别人的心,那么你们的哀求也会打动我的心;可是我是像北极星一样坚定,它的不可动摇的性质,在天宇中是无与伦比的……让我在这件小小的事上也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我既然已经决定把辛伯放逐,就要贯彻我的意旨,毫不含糊地执行这一个成命,而且永远不让他再回到罗马来。”(32)

莎士比亚精心塑造了一个个人意志决定一切行动的凯撒。然而,莎士比亚似乎并非止于此,他进一步精心布控,让秉持意志至上思想的凯撒与衰退的体格相结合。历史上,关于凯撒的故事很多。莎士比亚在此剧中选取的并非意气风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年轻凯撒,而是击败庞培、重返罗马的年老体衰的凯撒。这时的凯撒已然显露出种种病态,耳背、疾病不定时发作。在凯旋仪式如此隆重的场合,当民众因其三次拒绝安东尼献给他的王冠而高声欢呼时,凯撒却昏倒在地,“嘴边冒着白沫,话都说不出来”(33)。戏剧叙事节奏的突然中断,似乎是莎士比亚在有意提醒民众注意即将有可能成为皇帝的凯撒的身体状况。如此年迈、耳背甚至不堪忍受喧闹热烈场面的凯撒,能否很好地承担管理国家的重任?莎士比亚对凯撒史料的选取,显然不是在讴歌他的崇高与伟大,似乎是在有意减损他的王者气概,引发观众或读者关注并思考王者的体格、健康状况。在莎士比亚后来创作的悲剧《李尔王》中,李尔因年老体衰,逐渐表现出昏庸,以至于仅仅听凭三个女儿对他爱的程度的语言表述,就将国土进行了划分。花言巧语的两个姐姐各自取得半壁江山,成了李尔事业的继承人,而忠诚、善良的小女儿却被李尔远嫁法国,什么也没得到。其结果则是李尔遭遇两个大女儿的抛弃,而整个国家也因“王”的分裂而面临外敌侵袭。不难看出,在莎士比亚笔下,王者的体格和王者的思维方式间似乎存在一定微妙的关系。莎士比亚在对王者体能的较高要求上,无疑与罗马的传统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否意味着莎士比亚已经意识到,统治者的年迈体衰已经不适合理政;统治者的体能下降,有可能导致思维方式上的混乱,以至于过多倾向于感性而忽视理性,而理性的忽视又继而引发政治智慧的下降,从而导致国家内部的混乱与动荡呢?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莎士比亚在剧中有意夸大并增饰了凯撒体格、性格上的缺陷。

当意志至上思想与存在种种缺陷的体格相结合,凯撒的悲剧似乎在所难逃。凯撒意志至上的思想,在当时的罗马显然是行不通的。罗马人讲究法律,特别是自然法,上层统治阶级中的元老院、护民官等是自然法的护卫者。凯撒居功自傲、唯我独尊,不顾元老院的求情与护民官的反应,甚至将预言者的预言、妻子的不祥之梦用自己的意志加以“控制”,从而让一切都服从自己的意志,让自己的一切行动、一切决定变得“合情合理”。他毫无节制、不分场合地表明自己的自信与高傲。殊不知,这种绝对权威的形象,让元老院的贵族望而生畏。勃鲁托斯担心罗马的共和秩序会遭到破坏,凯歇斯则担心凯撒一旦称王,会对德行上有污点的自己痛下毒手。凯撒的言行在元老院成员的眼中,无疑构成对罗马传统的威胁。这一切均为刺杀凯撒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与动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凯撒本人的意志至上思想需要为这场政治叛乱负责。凯撒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最高执政者的思维方式不仅左右其个人行动、影响个人命运,更是牵涉国家发展的走向。上述分析表明,莎士比亚不看好意志至上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当这样的思维方式作用于国家执政者时。

不过,莎士比亚并没有全盘否定凯撒,他通过字里行间的描述让读者意识到凯撒的智慧。作为战败庞培的凯旋将领,其军事智慧不言而喻。凯撒注意到了凯歇斯的不同寻常,断言这个“形容憔悴”“太用心思”的人是个危险分子。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他的精准预判,充分说明其敏锐的观察力与远见卓识。遗嘱中爱民惠民的举措,表明其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策略。凯撒表现出的坚定的个人意志是国家最高执政者维护政治权威不可或缺的品质。然而,凯撒不懂得对个人意愿的弹性控制,表现出绝对的无妥协性或不变性,以致身遭不测,也让罗马陷入未知的恐惧。通过对凯撒的形塑,莎士比亚不仅批判了意志至上思想,而且激发人们思考王者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与体格、政治智慧问的关系。

(二)安东尼:诗性哲人

勃鲁托斯、凯歇斯、凯撒三人行为背后的哲学理念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诗性思维与哲性思维的关系。凯撒过分依赖个人意志,让意志成为一切行动的推动力;勃鲁托斯崇尚斯多葛主义,奉行理性至上,一切以罗马的律法、“传统”为行为准则;凯歇斯推崇伊壁鸠鲁主义,一切以实用、利己为出发点。安东尼则与他们有着显著的不同。

性情爱好方面,安东尼喜欢“陶情作乐”,但是,他并非一切以感性判断为尺度,他的思维方式也非固化,而是处在一种动态的流动中:当一切安好时,他表现更多的是闲情逸致;而当危机四伏时,他便动用所有潜在的感性和理性的能量,去和“共和派”进行英雄式的对决。得知凯撒被刺身亡后,他并没有出于明哲保身的想法而立刻逃离罗马,而是尽其所能去捍卫以凯撒为首的“民主派”的共同利益,表现出绝对忠诚的美好品质。凯撒遇刺后,现场一片慌乱。在敌众我寡之时,安东尼并未采取任何反抗行动,而是借用特莱包涅斯的话“吓得逃回家里去了”(34)。安东尼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真理,他明白混乱中的一切决定必然有失稳妥,而且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他采用了“三十六计,逃为上策”的方法先保命,而后谋划对策。安东尼是机智的,作为凯撒的左膀右臂,凯撒的被刺一定让他义愤填膺、悲哀不已,然而愤怒与悲伤并没有俘获安东尼。他立刻化悲伤为力量,运用自己的理性与智慧,与反对派进行斡旋。他先派仆人送信给勃鲁托斯,注意是勃鲁托斯而非凯歇斯,尽管两人都是身兼重职的要人。如果说安东尼之前对凯歇斯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凯撒和安东尼第一次谈论起凯歇斯时,凯撒认为凯歇斯这种人很危险,而安东尼却说:“别怕他,凯撒,他没什么危险。他是一个高贵的罗马人,有很好的天赋。”(35)但凯撒遇刺后,安东尼学会了谨慎,学会了更加理性地分析、判断政治局势。他之所以选择送信给勃鲁托斯,是他意识到了勃鲁托斯的德行显然高于凯歇斯。安东尼在信中请求勃鲁托斯在保证其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允许他见自己一面,并向他解释凯撒何以致死的原因。当勃鲁托斯承诺用名誉担保其安全后,他才去圣殿会见勃鲁托斯。为赢得公开讲话的权利,安东尼采取欲擒故纵的方式,“先是巧言令色,极力骗取布鲁多(勃鲁托斯)的信任”(36),然后当众向他提出两点请求:第一,对凯撒的死做出解释;第二,请求把凯撒的尸体带到市场上去,自己以朋友的地位,在讲坛上为凯撒说几句追悼的话。安东尼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按照当时罗马人的习俗,贵族死后,为他一生的德行作以回顾与评价是不可避免的仪式之一。正因其要求合理,理性至上的勃鲁托斯自然无法拒绝,并且“同意凯撒可以得到一切合礼的身后哀荣”(37)。安东尼的行为动机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他实际上是要借助明誉暗毁的演说试探人民对于弑杀凯撒这一暴行的反应,是要捍卫、复活脱离凯撒肉身的凯撒精神,是要“反戈一击,矛头直指布鲁多(勃鲁托斯),让布鲁多猝不及防,陷于绝境”(38),并以此与共和派展开殊死搏斗。凭借情理交融、声情并茂的雄辩之才,安东尼成功压倒勃鲁托斯,使得勃鲁托斯关于刺杀凯撒动机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正是由于安东尼思维灵活,能够因地制宜采取相应举措,才使得以勃鲁托斯和凯歇斯为首的政治叛乱难以修成正果,并使得在凯撒遇刺后陷入未知恐惧中的罗马民众被成功说服,开始倒戈并支持安东尼一方。

显然,安东尼具有诗人思维方式的灵活和哲人思维方式的理性与得体,兼具诗人与哲人的双重智慧。他年轻力壮、身姿矫健,危难时刻更是勇往直前、急中生智。他时而充满闲情逸致,时而沉着冷静,对待朋友忠心耿耿,对待国家敢于担当。这与普鲁塔克笔下的安东尼形象大相径庭。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将安东尼列入“美色亡身者”行列,并借那些位阶较高和重视品德的人士之口表明他本人对安东尼生活方式的深恶痛绝。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他甚至详细列举了安东尼的种种恶习:经常纵饮酗酒、奢华挥霍、荒淫无度,白天不是睡觉就是毫无目的在各处乱逛,到了夜间全都用来宴饮或观剧,或者是参加喜剧演员或丑角的婚礼。(39)在此基础上,普鲁塔克对凯撒当政期间安东尼的政治作为作出综合评价:“总而言之,凯撒施政所能获得的良好名誉,全都被他的朋友所损毁。在这些友人之中,安东尼托付的责任最重,所犯的过错最大,所以大家都认为他难辞其咎。”(40)可见,普鲁塔克笔下的安东尼,虽然也有急中生智、英勇善战的一面,但总体却是一个骄奢淫逸、恶习缠身的浪子或罪人形象。与之迥异的是,莎士比亚在《裘利斯·凯撒》中略去了安东尼上述的种种恶习,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其行为的任何不当之处。

莎士比亚在葬礼演说等细微情节的设置与处理上也体现出他的别出心裁,经过一番粉饰,莎士比亚笔下的安东尼具有了唯一原创性或不可复制性。莎士比亚似乎正是借助这一精心塑造的独特的安东尼形象在讴歌诸如安东尼一般的国家护卫者,其忠诚、担当、果敢与智慧是安邦兴国的坚强后盾。

三、“诗与哲学之争”的阐释及其寓意

莎士比亚在《裘利斯·凯撒》中把凯撒的意志至上思想与体格上的衰弱、性格上“唯我独尊”的缺陷联系在一起,把非理性哲学思维带给他个人的命运悲剧和国家政局的混乱与动荡联系在一起,自然让人做出凯撒不是莎士比亚心中最高统治者的理想代表的猜测。勃鲁托斯严格奉行律法,恪守自己心中认定的“罗马传统”,一味追寻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心甘情愿接受凯歇斯的阿谀奉承。他口口声声为了罗马、为了共和,对外更是标榜为有德行的人,却一心想要利用凯歇斯靠德行上的污点挣来的钱财为自己的政治事业服务,这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他的伪善。勃鲁托斯和凯歇斯决定联手刺杀凯撒,他们的行为却以失败告终。这表明一切以理性与实用为出发点的行为必然受挫,必然无法实现行动者本身的最高追求。除了思维方式的欠缺外,二者德行上的污点也必然导致他们行动的失败。莎士比亚以此暗示政治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政治行为动机的合理性和政治行动背后思维方式的恰当性,二者缺一不可。靠叛乱而取得的政权终究是非法的,注定要失败;理性主义思想与实用主义思想主导下的行为有着致命的缺陷,不可能实现价值目标。安东尼的故事表明:只有行为动机本身的正义,只有让诗性思维与哲性思维处于相互制衡的状态,个人才有可能获得智慧,他的行动才可能导向成功。但如果仅仅停留在人物背后思维方式与行动结果之间关系的认识,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理解莎士比亚创作该剧的良苦用心。

莎士比亚创作《裘利斯·凯撒》无疑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所指。莎士比亚并非简单地通过戏剧来还原历史上凯撒的故事,也不仅仅通过对剧中人物行动背后思维方式的剖析,表明诗与哲学的关系。如果这样,莎士比亚戏剧不免流于肤浅。事实上,这部罗马剧创作的背后,莎士比亚可能有着多重的考量。

首先,剧中人物诗性思维与哲性思维的较量,不仅是对中世纪时期哲学霸权强压给诗人的屈辱的有力回击,也矫正了诗与哲学的理性关系。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作家锡德尼从诗人的视角出发为诗进行强有力的辩护,驳斥哲学家们对于诗人是谎言家和内在腐化的诟病;身为哲学家的培根也从理性的角度为诗进行辩护。如果说锡德尼和培根以公开、直接、有声的,充满感性或理性的言辞性的方式为诗进行辩护,那么莎士比亚则通过诗剧以隐性、间接、无声的充满感性和理性的方式为诗进行辩护;如果说锡德尼和培根为诗作了理论层面的辩护,那么莎士比亚则为诗进行了实践层面的辩护;如果说锡得尼和培根为诗辩护表现出了自觉的担当意识,那么谁又能否认莎士比亚所做的一切不是在本能地捍卫诗与诗人的尊严呢?

莎士比亚不但表明自己通过诗剧创作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热情,不但呈现出诗剧中不同人物在不同思维方式的引导下行为结果的差异性,而且把思维方式的特点有意“固化”到特定社会阶层人身上。例如作为“统治者”的凯撒与意志至上思想相结合,作为贵族和国家捍卫者的勃鲁托斯与斯多葛主义相结合、凯歇斯与伊壁鸠鲁主义相结合、安东尼与诗性哲人的思维方式相结合,而民众与情绪化、多变无常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不仅如此,莎士比亚还有意使特定思维方式与特定体格、性格、德行相结合。意志至上的凯撒体能衰退、性格专断、盲目自信,理性至上的勃鲁托斯伪善、自命不凡,有着实用主义思想的凯歇斯形容枯瘦、卑躬屈膝、谄媚,而以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相互制衡的安东尼勇猛、有胆有识、忠于职守、急中生智。不同思维方式指导下,人物的命运也相差甚远。凯撒、勃鲁托斯、凯歇斯过度的非理性、理性或实用主义思想分别导致个人事业流于失败,生命也因此走到尽头,而诗性思维与哲性思维兼具的安东尼却能够化险为夷、力挽狂澜,不仅成功捍卫自己与凯撒的友谊,尽到护卫的职责,而且为自己的政治事业开拓了新的局面,让凯撒死后陷于恐惧与黑暗的罗马民众看到了一丝希望与安慰——难道这不是对诗性思维所代表的诗的智慧的有力阐释么?与文艺复兴时期为诗辩护的诗人与哲人所不同的是,莎士比亚在肯定诗的智慧和力量的同时,并不否定哲性思维的重要性,诗性思维只有在哲性思维的制衡下方能显示出其神奇的能量。只有当诗与哲学既发挥各自特长,又能够相互融合,方会产生出真正的智慧。《裘利斯·凯撒》表明:当一个诗人用理性的目光来观察、分析他所处的时代及其社会问题时,诗人就成了哲人。诗人与哲人一样醉心于预言、担负着智者的使命。如此看来,在诗与哲学关系的认识上,莎士比亚是超越于其所处时代的。

其次,莎翁将不同阶层人物的思维方式与政治命运相结合,以此艺术地各有侧重地暗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即王者要像安东尼一样年轻、健壮、勇猛、充满生命的活力,懂得运用语言的艺术,特别是要掌握公共演讲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从容不迫,并擅于运用演说术安抚情绪失控的民众,让国家处于可控状态;王者应拥有勃鲁托斯般的德性,秉承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捍卫国家利益;王者要有凯歇斯的政治智慧,能够预见事态发展趋势,防患于未然;王者要像凯撒那样懂得通过为民众谋福利的方式,赢取民心,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支持。这样看来,兼具哲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双向思维能力,同时又不乏政治智慧的智者似乎更符合莎士比亚心中理想的王者形象。对此,莎士比亚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他只是激发观众或读者透过这部罗马悲剧去思索任何政体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即王者的德行、思维方式、政治智慧影响甚或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再次,故事的场景选在罗马,正应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观众对罗马历史的热情,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16世纪末的观众似乎更关心当时一些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王位继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历史剧在1600年前颇为流行的主要原因。(41)剧中人物的哲性思维方式与英国当时盛行的哲学思想相吻合。莎士比亚也借此书写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普遍信仰,即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取决于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方式。

最后,《裘利斯·凯撒》以凯撒被刺为线索是莎翁“心怀当下,情系英伦”的有力佐证。1599年该剧创作时,执政的伊丽莎白女王已66岁,国内正面临着爱尔兰人在中世纪对英国统治的最后一次大反抗,史称蒂龙叛乱(1594-1603年)。王位不稳、国家动荡、阴谋事件层出不穷,这正是令女王头疼的事情。英国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也到了几近偏执的地步,政府下令不允许任何作家以任何方式谈论英国的政治。尽管这些真实的阴谋在莎剧中没有出现,但阴谋这一现象本身以及人们对它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42)莎士比亚把“政治叛乱”这一类似的情节安排在剧情中,正反映出他的爱国情怀与忠君思想。他不允许反动分子武装叛乱非法夺取政权,他为英国的前途与命运而担忧,为他所敬爱的女王出谋划策。虽然罗马在凯撒死后处于未知状态,但在剧中兼具诗性思维与哲性思维的安东尼身上,英国当权者或许能够看到希望,得到平定叛乱的法宝。他们需要凯撒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亲民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的政治首脑,只有如此,他们的政权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安东尼般的国家护卫,懂得如何运用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交织状态下的智慧去引导缺乏政治立场、无常多变的民众,这样,他们的政权方可得以维护与巩固。

索尔·贝娄曾言:“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43)在赋予人类新的眼光方面,莎士比亚无疑是成功的艺术家。莎士比亚通过《裘利斯·凯撒》成功介入同时代人的生活中,并以新的方式阐释诗与哲学的关系,启发观众或读者从体能、性格、欲望、思维方式、德行、政治智慧等方面去建构理想国家执政者形象,思考执政者形象与国家命运间的关系。

莎翁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永恒的经典,乃是因为它蕴含了生命中永恒的话题。《裘利斯·凯撒》不仅展现了人类理性与感性的较量,而且艺术地探讨了文明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究竟哪一种政体更合理、更有益于人民,理想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究竟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素养。虽然莎士比亚并未给出清晰的答案,但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影响政体选择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每一种政体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孰优孰劣只能在相对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以评判,适合此国未必适合彼国,适合此时代,未必适合彼时代。虽然这个问题自国家诞生之日就存在,现在也依然存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存在,但莎士比亚能够引发读者去思考这个世界性命题本身就是伟大的。他能够把文学创作与政治共同体、个人追求的至善与国家追求的共善等问题相联系,满怀政治情怀,关注当下社会问题,这已足矣。莎士比亚不仅拥有明澈的智慧,而且拥有充沛的感情,同时它们没有相互抵触、彼此削弱。静心聆听莎士比亚能够重获生命的完满,重新发现并找回失落已久的和谐之路。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既不是单纯的文学的莎士比亚,也不是纯粹的哲学的莎士比亚,更不是简单的政治的莎士比亚,而是将文学、哲学、政治融为一体进行综合考量的莎士比亚。他的《裘利斯·凯撒》明显流露出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忧思,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问题意识,正如“雨果把莎士比亚看作是集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杰出天才,这同时兼具的三重身份使莎士比亚在文学史上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44)。

收稿日期:2020-08-08

注释:

①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②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著,潘望译:《莎士比亚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③PERRY RALPH BARTON,"Poetry and Philosophy",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02(6):576-591.https://www.jstor.org/stable/2177022.

④亚瑟·梅尔泽著,赵柯译:《字里行间的哲学: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2页。

⑤关于审查阐释学,可参考PATTERSON,ANNABEL.Censorship and Interpretation:The Condition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 PATTERSON,ANNABEL.Fables of Power:Aesopian Writing and Political Histor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ATTERSON,ANNABEL.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3.

⑥GREENBLATT,STEPHEN.Shakespeare's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2010,1.

⑦雨果著,丁世忠译:《莎士比亚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⑧阿兰·布鲁姆著,秦露等译:《巨人与侏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⑨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04页。

⑩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756页。

(11)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758页。

(12)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98页。

(13)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99页。

(14)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15)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16)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782页。

(17)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752页。

(18)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

(19)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36页。

(20)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00页。

(21)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759页。

(22)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778页。

(23)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第252页。

(24)杨共乐:《罗马的凯旋仪式及其价值》,《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

(25)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314页。

(26)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96页。

(27)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20页。

(28)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22页。

(29)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07页。

(30)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22页。

(31)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321页。

(32)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29页。

(33)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02页。

(34)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第230页。

(35)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第201页。

(36)李伟昉:《朱东润〈莎氏乐府谈〉价值论》,《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37)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第234页。

(38)李伟昉:《朱东润〈莎氏乐府谈〉价值论》,《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39)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644页。

(40)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642页。

(41)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42)尼尔·麦克格雷著,范浩译:《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3页。

(43)艾伦·布卢姆著,战旭英译:《美国精神的封闭》,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页。

(44)李伟昉:《雨果莎评及其特色论:以〈莎士比亚传〉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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