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帕克，美国《大西洋》杂志特约撰稿人
翻译：董璐瑶、徐顺萍、狄磊
来源： 法意读书
当美国人再也无法对国家的目的、价值观、历史或意义达成一致意见，各方是否还有可能和好如初？
国家与个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讲述故事的目的都在于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想要成为什么。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一样，容易陷入多愁善感、委屈、骄傲、羞耻与自欺欺人的情绪。叙事方式从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各种类型的叙事相互竞争并不断变化。最为长久的不是那些最经得起事实检验的，而是那些能够满足人们最深层次的需求与愿望的叙事方式。
迄今为止，美国人知道了民主取决于彼此共同的现实（指个体通过人际沟通所获得的对共同经验的感知）的基准，也就是说事实具有不确定的可替换性时，人则迷途失路。但是，没有人可以在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中过上幸福富饶的生活，正如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事实，还有传递道德认同感的故事。长久地对着镜子进行自我审视必须以自我尊重为结局，否则我们会被吞噬。
追踪国家叙事的演变可以让我们知道国家变革的可能性。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与共和党这两个政党有着明确的身份特性，阐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共和党人为想要出人头地的人发声，而民主党人则代表了那些想要公平待遇的人。共和党人强调个人事业，民主党人则强调社会团结，最终接纳了黑人群体并且放弃了对吉姆·克劳法的承诺。但与今日不同的是，那时两党是在对具有相同认知的国家进行争论。这一共识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末，现在人们仍然对其有所记忆。
与今天相比，上世纪两党所反映的社会具有更低的自由宽容程度，更少的多样性与选择，但经济更加平等、更能共享繁荣、更能达成政治合作。主张自由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在各自的政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饮食（金枪鱼面砂锅）与电视节目（警匪片《浑身是胆》）的选择上，那时的美国人比我们更统一，甚至他们的体型也看起来更像。尽管1968年解除了压抑与镇压，但他们仍比我们更克制内敛。
自此以后，两党几乎交换了立场。直至千禧年之交，民主党开始成为富裕的专业人士的家园，而共和党开始听起来像民粹主义叛乱分子。我们必须了解这种立场互换才能知道美国如何走到今天的局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二战后奠基于两党制、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美国告一段落，随其消失的还有“遥遥领先”和“公平待遇”这两种相对稳定的叙事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四种相对立的叙事，四种对美国道德认同的描述。它们根植于历史，又受到新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反映了使我们一分为二的鸿沟两岸的分野，又加深着人们之间的裂痕。过去四年里，四种叙事轮番发挥影响。它们重叠、相互形塑、相互吸引、彼此排斥。要理解其中一个叙事则不能舍弃其余三个，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整体。
第一个叙事称为“自由美国（Free America）”。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是四种叙事里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一个。“自由美国”借鉴了自由主义思想，并将其安装在消费资本主义的强大引擎中。它所倡导的自由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自治艺术大不相同。这里的个人自由与他人无涉，是一种“不要践踏我”（Don’t Tread on Me）的消极自由。
上世纪七十年代保守运动开始主导共和党，并于1980年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后开始主导全国大部分地区。如历史学家乔治·H·纳什(George H. Nash)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一运动令人不安地汇聚了几股思想。其一是传统主义，是对现代世俗文明的乌托邦计划和道德混乱的反动。传统主义者有充满罪恶感的新教徒、正统天主教徒、南方农民、潜在的贵族以及不合群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二战后持异见的人士。他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的自满庸俗感到震惊。他们的英雄是保守克制的化身埃德蒙·伯克，他们的敌人是美国民主哲学家约翰·杜威。
传统主义者的精英主义使他们与美国的主流生活背道而驰，美国历史上对其最具吸引力的阶段是准封建的旧南方，但他们的著作启发了下一代保守派，其中包括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此人于1955年推出了第一期《国家评论》，著名的主张是“（共和党）敢于横跨历史之潮流，向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大声喊停。”
其次，接近传统主义的是反共产主义。其中许多人曾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s Chambers）和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他们从左翼转向右翼时随身携带着世界末日的包袱。对他们来说，政治无非是善与恶、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巨大斗争。他们鼓足干劲瞄准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改良主义信条，将古老的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更加苍白无力的共产主义，伯纳姆称之为“西方自杀的意识形态”。反共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一样，对民主持怀疑态度，认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民主的软弱性注定其走向毁灭。如果这些谩骂的悲观主义者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全部成员，那么这场运动就会在1960年因悲观而湮灭。
自由放任主义者（libertarians）则不同。他们更易融入美国。由于对自由的坚持，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是洛克、杰斐逊和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后裔。其中一些人将宪法诠释为一份自由主义文件，阐述了有限联邦政府下个人和各州的权利，而不是《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宪法意味着为加强国家力量而建构的国家组织框架。奇怪的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是欧洲人，尤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正值国家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动员最盛之际的1944年，其反对集体主义的论战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引起美国轰动。
将自由放任主义者与亲商的传统共和党人加以区分的，是前者纯粹不妥协的观念。哈耶克说道：“计划导致独裁。”政府的目的在于维护个人权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一点点的社会福利就会导致自由政府消亡。1937年最高法院对部分新政法案的支持裁决是美国衰落的开始。自由放任主义者反对本世纪中叶的混合经济共识。精神上，他们比保守派更为激进：绝不与社会保障管理员和中央银行家妥协！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必然失败！
尽管其想法纯粹，也正因其纯粹，自由放任主义者与种族隔离主义者建立了共同的事业，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影响了前者的政治运动。其首位英雄参议员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 作为一名反对自己政党建立的叛乱分子，于1964年竞选总统，同时以州权为由反对民权法案。
半个世纪以来，精英传统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作为保守主义运动的前两条脉络，持续根植于其本质之中。最后，美国人民表达了对完完全全享乐的偏爱，第一条脉络随之消失了，冷战的结束使第二条脉络也成为过去时，但是自由放任主义一直延伸到现在。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几乎被遗忘了，但我在各种地方都遇到过安·兰德（Ayn Rand）的狂热支持者，在硅谷风险投资家中，在坦帕湾茶会的办公室里，还有铺路工人。
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Paul Ryan）（他高中时读过《阿特拉斯耸耸肩》）将兰德无情的利己主义哲学带进了国会山的政策制定过程。自由主义讲述了白手起家和平原上孤独先驱者的美国神话，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是对人类的赞美。像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一个完整的解释机制，吸引了聪明绝伦的工程师和其他从未真正成长的人。
“自由美国”如何成为了共和党的教条，又是如何长期设定了美国的政治术语？一如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这一改变取决于思想、人们生活的真实联系以及时机。没有经济大萧条就没有罗斯福革命，同样没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没有里根革命。经过多年高失业率、天然气短缺、自由城市的混乱以及史诗般的政府腐败和无能，直到1980年，大批美国人已经做好准备，去聆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夫妇（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也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妻子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曾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在其名为《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的著作及同名电视节目中的观点，将国家的衰落归咎于商业法规及其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手段。
但是，当年共和党候选人的“点金术”将减税和放松管制的冷酷准则变成了“山巅上的光辉之城（the shining city on a hill）”（注：指美国在自由民主方面要做全世界的标杆和模范。典故源于“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5:14)），将美国塑造为朝圣者之圣地、绝望世界之灯塔这一温暖愿景。在里根的花言巧语中，杠杆收购在某种程度上与新英格兰城镇会议的精神异曲同工。里根让“自由美国”听起来像是应许之地，一个欢迎所有人追求幸福的地方。杰斐逊的自耕农后代们渴望独立，成为了强健的汽车公司高管和渴望摆脱大政府模式的投资银行家。
1980年，也就是我第一次投票的那年，我害怕并憎恨里根。四十年后再听他的话，只要不去理睬很多其他内容，我才能听其雄辩而知其诉求。其中最主要的是里根传达给美国白人半遮半掩的信息：政府只帮助这些人。“自由美国”运用个人主义和财产权的自由主义话语将国家推向公共投资的长期衰退，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几乎不曾消亡。商业优势显而易见。至于普通民众，共和党认为一些美国白人宁可离开，也不愿与新近获得平等权的黑人同胞分享经济繁荣带来的全部好处。
大部分投票给里根总统的美国人并未被告知“自由美国”将削弱工会并导致社会项目匮乏，也未被告知反垄断政策的改变会孕育一个新的垄断时代，使得沃尔玛、花旗集团、谷歌和亚马逊成为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摩根大通和标准石油公司。他们从未听说过家族石油企业的继承人与自由主义的亿万富翁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Koch）。这对兄弟代表企业权力和化石燃料，向“自由美国”的游说、宣传机器与政治运动中倾注金钱。自由在民选官员和企业高管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企业通过对竞选的捐款来换取减税和公司福利。八十年代的众多丑闻暴露了处于“自由美国”核心地带的裙带资本主义。
“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应当带领一群精力充沛、富有同情心的公民取代偏僻疏远的大政府，致力于国家复兴的事业。然而，这座城市从未被凝聚起来。它的核心处是中空的，人们总是想要更多。它看得到人们作为企业家、雇员、投资者、纳税人和消费者等任何角色，唯独没有公民这一身份。
在《独立宣言》中，自由紧随平等之后，但对于里根和“自由美国”叙事来说，这意味着摆脱政府和官僚主义的束缚；这意味着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经营公司的自由，这种自由允许雇主向工人支付市场所能承受的任一水平的工资，允许解散工会，允许你将所有财富留给你的子女，也可以买下一家负债累累的公司并将其为资产而出售；这种自由允许人们拥有七所房产或者无家可归。但是，摆脱一切障碍的自由是贫乏的，它使人堕落。
真正的自由更接近于挣脱束缚的对立面，意味着成长并获得充分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能力。阻碍这一能力发展的障碍才是需要被移除的障碍。有些障碍来自外部，比如制度和社会条件。有些植根于个人性格，并且妨碍养成自我调节、自我思考，甚至分辨真伪的能力。这些障碍粉碎了热爱自由的人所珍视的个人品质，使其墨守成规、惟命是从，他们呼喊着差不多的内容，这是很容易被识别的煽动者的标记。
比起其最具意识形态倾向的支持者，里根更关心自治的作用。里根知道如何说服他人、何时应当妥协。但他的离任与不久后的苏联解体，使得“自由美国”失去了叙事的线索脉络。里根的微笑不再，冷战降临，“自由美国”的愿景变得更加黑暗和极端。“自由美国”之精神化作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肉身。这位过去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金里奇不是保守的人，他来到国会不是为了在这里工作，甚至不是为了作出改变，而是为了争权夺利、将其撕裂。
随着金里奇革命，“政府停摆（government shutdown）”这个词进入词典，政治成为一场永恒的战争。（金里奇本人喜欢引用“没有流血的战争”这一毛泽东对政治的定义。）通过他的策略，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的政治目标变成了破坏政府。在没有积极愿景的情况下，他的政党以权养权，为私营企业盟友牟利。金融的、政治的、知识的、道德的腐败就像朽木上的千疮百孔。
上世纪六十年代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主流共和党人身上发现了“保守有序的良心”，但热线脱口秀节目和有线新闻中的激进新民粹主义却不曾拥有这一美德。它嘲笑政治和个人的自治，充满了破坏性的冲动，以愤怒和名人文化为食。从里根到金里奇再到泰德·克鲁兹（Ted Cruz），从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到安·库尔特(Ann Coulter)再到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自由美国”领袖的品质不断退步且没有底线。
虽然“自由美国”的积极叙事大放异彩，但这一叙事所采取的政策腐蚀了其众多信徒的生活方式。有保障的就业与小型企业的消失摧毁了社区。被托克维尔视为个人主义之解药的公民协会随着工作的消失而消亡。城镇主干道的药店与餐馆输给了高速公路旁购物中心里的沃尔格林（Walgreens，美国最大连锁药店）和Wendy's（温蒂汉堡，美国第三大的快餐连锁集团），他们也失去了扶轮社（Rotary Club）（注：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和报纸，失去了本地的自治机构。这种空心化问题使他们暴露在身心同样孤独的流行病症之中。孤立导致了对学校、教会、工会、银行以及媒体等旧权威来源的不信任。
政府对普通人的帮助微乎其微。与“统治精英”一样，政府仍然是人们的敌人。但对于下沉工人阶级来说，自由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所有经济意义。这事关个人尊严与身份。这一阶级的成员看到四处充斥着入侵者，因此接受了那些由挑衅与全副武装的孤独所组成的标语：滚出我的地盘（Get the fuck off my property）；摘下这个口罩，扔开它（Take this mask and shove it）。
这是一条盘绕的响尾蛇的可怕形象，意味着“别踩我（Don’t tread on me）”（注：指加兹登旗（英语：Gadsden flag），一面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美国黄底旗帜，上面有一个盘绕的美国西部响尾蛇和一行字“别踩我”），而这一标语在一月六日的“冲击国会山”事件中得到了最终表达，国会大厦周围飘扬着黄色的加兹登旗。一群热爱自由的暴徒通过追捕、绑架和杀害民选代表来夺回自己的宪法权利。那是他们纯粹的、沦落的自由。
乔纳森·弗兰岑 （Jonathan Franzen）2010年的小说《自由》（Freedom）中的主人公沃尔特如此说道：“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会愈发愤怒地紧抓住你的自由不放。就算抽烟会杀死你，就算你喂不饱你的孩子，就算你的孩子会被疯子们用突击步枪射倒。你可以是个穷人，但有一样东西任何人都无法从你手上夺走，那就是你拥有想怎么糟践你的生活就怎么糟践的自由。”这个角色几乎是在复述巴拉克·奥巴马在旧金山筹款活动中对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臭名昭著的描述，“他们紧紧依附于枪支，或者宗教，或者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反感，或者反移民情绪，或者反贸易情绪，以此来解释他们的挫败感。”
这个想法没有错，但这种屈尊俯就的看法是自证其罪。这表明为什么民主党人无法理解人们可能会“投票反对自身利益”。枪支和宗教曾是数百万美国人的真正利益所在。贸易和移民使其中一些人的处境变得更糟。如果民主党不与他们站在同一边，如果政府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不投票给至少认真地对待了他们的共和党呢？
“自由美国”总是有一种反叛的心态，想要打破而非构建制度，甚至其领导层也具有不负责任的特点。共和党人没有找到能够重建衰落社区的新政策，反而动员起愤怒与绝望的情绪，献祭了替罪羊。他们本以为能够控制这些负面能量以寻求更进一步的权力，但他们却将其消耗掉了。
新知识经济创造了一个新的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拥有大学学位，精通符号和数字，具备信息技术、计算机工程、科学研究、设计、管理咨询、高级公务员、金融分析、法律、新闻、艺术、高等教育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领受薪水。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相互通婚，为大都市的理想社区所吸引，并尽其所能将自身优势留给子女。这一阶层的成员虽然不是收入位于前1%的高管和投资者，但他们占据了美国收入前10%的主要位置，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他们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如鱼得水，早早地采用了那些在表面上使当代生活变得愉快的事物，比如家庭影院、立普妥、美联航“前程万里”计划、MacBook Pro、草饲有机牛肉、冷煮咖啡和亚马逊等。他们欢迎新奇事物并享受多样性，并且认为人口、信息、商品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最终能使世界上大多数人受益。你很难说出这些人来自哪个地区，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淹没在顶尖大学和精英职业的同质文化中。他们相信证书与专业知识的作用，认为这不仅是通往成功的工具，而且是进入某一阶层的资格。他们虽然不是民族主义，但他们的国家叙事称为“精明美国（Smart America）”。
“精明美国”的国际化视野在某些领域与“自由美国”的自由主义观点相重合。每个人都拥护资本主义和优绩主义的原则，相信才能与努力应当决定报酬的高低。但对于“精明美国”的精英阶层来说，政府也有必要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晋升机会。比如，应当采取措施弥补种族不平等的悠久历史，例如平权行动、多元化招聘，甚至是对被歧视人种的赔偿。穷人需要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工资；贫困儿童理应得到政府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更多支出。因贸易协定、自动化与全球经济等冲击而流离失所的工人应该接受职业再培训，以便从事新的工作。
尽管如此，才智精英们接受的政府干预的程度是有限的。对他们来说，社会自由主义比再分配来得更加容易，尤其是当他们能够逐渐积累财富并依靠 401K计划获得长期的安全保障。至于工会，几乎不存在于“精明美国”。工会是阶级团结的工具，而不是个人进步的工具，而个人在“精明美国”和“自由美国”中具有同样的单位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meritocracy”这个词持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时一位名叫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英国社会学家出版了反乌托邦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1870—2033》（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他将这个崭新的词汇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现代社会通过学习如何精确地衡量儿童智力，而后根据其先天能力，将其归属于学校与工作中的不同的阶层。在杨的讽刺幻想中，这种新的不平等形式十分僵化残酷，最终以暴力叛乱而告终。
然而，这个词汇已经失去了最初反乌托邦的意义。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即G.I. Bill）被执行，标准化测试不断扩展，民权运动兴起，世界顶尖大学向有色人种、妇女和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子女开放，这一切共同提供了一条可能接近真正的平等的道路。
七十年代以后，优绩主义开始越来越与杨的黑色讽刺小说相似。一个旨在为每代人提供平等崛起机会的制度衍生了新的世袭阶级结构。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会将其金钱、人脉、抱负与职业道德传递给子女，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则被落下更多，目睹其子女实现阶级跨越的机会越来越少。到了幼儿园，专业精英的子女已经比低阶层孩子领先整整两年，二者之间的成绩差距几乎无法弥补。经过七年的优绩主义教育，较低阶层的孩子几乎不可能像1954年那样被常春藤盟校排名前三的大学录取。
几十年来，这一等级制度在少有人留意的情况下慢慢深化。它以教育和成绩为基础，而教育和成绩都是为人称道的，谁又会质疑呢？由于部分孩子从普通背景攀升到社会制高点，因而更深层次的不公正被这些例外所掩盖。比尔·克林顿谈及“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希拉里·克林顿欣赏“上帝赐予的才能”这一说法，巴拉克·奥巴马说“我们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发展自己的才能、技能与智力；他们三人都是优绩主义的产物。当然，个人确实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获得回报。
还有其他选择吗？集体化或者贵族化。要么不论成就如何每个人都进入同一阶层、获得相同薪水，但这么做不仅有失公允，且极度平庸。要么人人囿于生来所属的阶层，但这样亦不公正的，并且令人可惧得落后。优绩主义制度似乎可以满足托克维尔所称美国人“对平等的热情”。当机会平等时，结果就会是公平的。
但是正是这种公平的观念说明了优绩主义（注：或译为精英体制）的残酷。如果你没有通过考验，你只能怪自己。那些成功的人会在道德上对自己感到满意——他们的才能、纪律、做出了好的选择——甚至当他们遇到没有成功的人时，会有一种残酷的满足感。他们不会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会去那里”，不会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而是认为“你应该更像我。”
政治上，“精明美国”开始与民主党联系在一起。这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民主党拒绝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关闭工厂是一场自然灾害，如果它成为数百万因去工业化而无处可去和在不断增长的服务经济中挣扎的工人的代言人，它可能仍然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多民族工人阶级政党。的确，南方白人在民权运动后抛弃了民主党，但是种族本身并不能解释工人阶级白人选民划时代的半个世纪的转变。西弗吉尼亚州几乎全是白人，直到2000年还是一个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州。如果你看一下逐个县的全国选举地图，你会发现2000年是农村地区彻底变红的一年。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由于民主党根本性地支持民权运动和其他争取平等的斗争。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民主党成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非白人选民和日益缩小的已经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的家园。民主党越是认同新经济的赢家，共和党就越容易通过诉诸文化价值观来拉拢白人工人。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谈到通过教育和培训让工人进入职业阶层。他们的设想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可以像他们一样做他们所做的事情。
“自由美国”的叙述塑造了“精明美国”这一可接受的思维参数。自由贸易、放松管制、经济集中和平衡预算成为民主党的政策。它是国际性的，在国内拥抱多元文化政策，欢迎全球化的世界。华尔街和硅谷的捐助集团为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并在华盛顿获得了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没有吸引到该党曾经的选民基础。
世纪之交是“精明美国”的成就巅峰。克林顿总统的演讲令人欢欣鼓舞——他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中说:“我们很幸运在这个历史时刻还活着。”新经济已经用炫目的技术取代了“过时的意识形态”。繁荣和萧条的商业周期，以及伴之产生的阶级冲突实际上已经被消失了。2000年4月，克林顿主持了一个称为白宫新经济会议的庆祝活动。真诚的目的交织着沾沾自喜，美德与成功击掌相庆——这是“精明美国”的独特氛围。克林顿在某刻告诉与会者，国会即将通过一项与中国建立永久贸易关系的法案，这将使两国更加繁荣，中国更加自由。“我相信计算机和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快地摆脱贫困。”他欢欣鼓舞地说。
你几乎可以把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时间追溯到那一刻。
“精明美国”的赢家们已经退出了国民生活。他们花费过多的时间工作(甚至睡觉)，研究他们孩子的学校，规划他们的活动，购买合适的食物，学习做寿司或弹奏曼陀林，保持身材，关注新闻。所有这些都不能使他们与生活方式之外的其他公民接触。
学校曾经是我们民主制度中最普遍和最有影响力的机构，现在却把它们隔离开来。工人阶级则默默无闻。
追求成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精明美国人”是19世纪早期把工作伦理提升为最高的个人美德白手起家的人的后代，也是20世纪早期崇尚专业知识的城市进步主义者的后代。但现在有一个区别:现在的道路更狭窄，这条狭路通向的机构有着更高的围墙，大门更难打开。
在父母的监督下，“精明美国人”的孩子们在课外活动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精心编写了能够在自夸和谦逊之间游刃有余的个人论文。所有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这样一种高等教育：它提供存疑的学问与模棱两可的成就感；学生很有可能因此负债，但能获得确定的社会地位。从一所高级学校毕业标志着进入一个成功的生活。这种仪式被赋予了不可胜数的重要性，却几乎不涉及任何真正的价值。这就像贵族阶级脆弱易折的式微，当人们开始对它反映事物的自然秩序失去信心时，便达到这个阶段。在我们的情况下，一个旨在扩大平等的体系已经成为了不平等的执行者。美国人现在天生就是精英。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假装对此一无所知。
在俄亥俄州东南部、弗吉尼亚州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等地，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已不复存在。我曾经听说过一位60多岁的妇女，她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一名退休市政雇员，在房地产行业赚了钱，然后又赔了钱。她把自己描述为“前中产阶级”的一员。她的意思是她不再有任何安全感。
“前中产阶级”这一称谓可以适用于年薪5.2万美元但没有加入工会的电工，也可以用来称呼一名时薪12美元的家庭保健助理。前者在经济上仍属于中产阶级，而后者则属于工人阶级——实际上是贫穷的工人阶级。他们的共同点是一个高中学历和一个岌岌可危的前景。他们都对自己的未来毫无信心，遑论自己孩子的未来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梦想已经失去了信念，也因此失去了灵感。他们不可能过上他们在服务的精英专业人士家中看到的那种闪亮、井然有序的生活。
石英台面上放着咖啡机，起居室墙上挂着昂贵的艺术品，孩子们卧室里陈列着书架，这些都是外国文化的一瞥。专业精英到底如何赚取丰厚的收入来买这些好东西是一个谜。他们坐在电脑屏幕前的所有时间对社会、电工的家庭或家庭健康助理(他们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有什么贡献吗？
所以正在崛起的专业人士和正在衰落的工人这两个阶层在几代人之前，收入相近，道德观念也相差不远——但他们不再相信彼此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无法摆脱对方，他们的共存孕育着屈尊、怨恨和羞耻。
作为一个国家叙事，“精明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感触很微弱。“精明美国”的成员并不讨厌美国，因为美国对精英阶层一直优待有加。精明美国人相信制度，支持美国在军事联盟和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精明美国”人对爱国主义感到不安。这是一个更早的时间留下的令人不快的遗迹，如香烟烟雾或赛狗。它激起的情绪可能会产生丑陋的后果。由飞机、互联网和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投资连接起来的“精明美国”的赢家们已然无能力也无必要具有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理解国家认同对其他人的重要性。这些人充满激情的忠诚属于其家庭，这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除此之外他们忠诚于多样性和效率，原种番茄和自动驾驶汽车。他们看不到爱国主义的意义。
爱国主义可以转化为好的或坏的目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永远不会消亡。这是一种持久的依恋，就像对家庭的忠诚，是意义和归属感的源泉，在无意识的时候最强烈。国家忠诚是一种对使你的国家成为你的国家的依恋，它有别于其他国家，即使你无法忍受它，即使它伤透了你的心。这种感觉不可能希望消失。
此外，由于人们仍然生活在真实世界，国家是他们能够获得认同的最大场域。世界公民身份太抽象，不具有意义。如果你想取得重大成就，就必须挖掘爱国主义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扭转不平等，阻止种族主义，或者重建民主，你将需要爱国主义带来的民族团结。
这是“精明美国”叙事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把爱国主义丢给其他叙事，那么其中最为恶劣的人就会利用爱国主义。
2008年秋天，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一次筹款活动上发表讲话。
候选人们通过避免对媒体和公众使用的直白语言，向自己的选民坦述真相。（奥巴马: “坚持枪支或宗教”；罗姆尼: “47%”；克林顿: “一篮子受谴责的人”），但佩林在公开发言中感到自由。她说:“我们相信，美国最好的一部分就在于我们参观的这些小城镇，在于这些我称之为真正美国的弹丸之地。在这个伟大国家里，与你们所有人一起努力工作，非常爱国，非常支持美国的地区。那些经营我们的工厂，教育我们的孩子，种植我们的食物，为我们打仗的人。”
使佩林与“精明美国”格格不入的，却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她的“真实美国”（Real America）集会上排队数小时。她的方言，她富有魅力的基督教信仰，她在攻读学位途中上的四所大学，她五个孩子的名字（Track，Bristol，Willow，Piper，Trig）， 她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她怀孕未婚的十几岁女儿，她丈夫的商业捕鱼生意，她的打猎姿势。她属于工人阶级。许多政客曾经来自工人阶级，但佩林从未离开这里。
佩林对贝拉克 · 奥巴马怀有特别的恶意。奥巴马可疑的出身，激进的同事和再分配主义的观点助长了这种恶意。但最严重的是他令人难堪的阶级和种族的混合。奥巴马是一名黑人精英人士，曾就读于最好的学校，远比佩林知道得多，但他太理智，不愿与佩林一起陷入泥潭。
佩林在竞选中溃败了。她在基本问题中的悲惨表现使她失去了对这一问题持开放态度的美国人的认可。她的共和党上级试图把她雪藏，后来与她撇清关系。在2008年，对于像佩林这样的候选人来说，这个国家还是太理性了。失败后，她辞去了自己不再感兴趣的阿拉斯加州州长一职，开始了新事业，成为了一名真人秀节目主持人、茶党明星和签名商品销售员。
佩林一直在寻找第二个机会，但从未实现。她遭受了提前成为名人的悲惨命运。因为随着她的参选，某些新兴但传统的事物进入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她是一位西方民粹主义者，代表着白人身份政治——从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到特朗普的到来。
“真实美国（Real America）”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认为真正的民主之心在普通人中跳动得最剧烈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它在平等的建国信条中萌芽。“向农夫和教授陈述一个道德案例，”1787年托马斯·杰弗逊写道:“前者也会断案，而且往往比后者更好，因为他没有被人为的规则引入歧途。” 道德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基础。
随着新共和国在19世纪头几十年成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民主信条公开转向民粹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开始掌权并作为“农民、机械工和劳动者等社会底层成员——”的捍卫者进行统治，而这些底层成员在那个时代被视为真正的美国人。民主党为了主宰选举，把贵族精英主义的指责归咎于联邦党人，然后归咎辉格党人，后者随后意识到他们必须靠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来竞选。
大众民主的胜利给美国政治带来了反知识分子的偏见，这种偏见从未完全消失。自治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学问，只需要人民自己的智慧。“即使在其早期,”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写道，“美国平等主义的推动力与不信任有关，初期所不信任的可能被称为政治专业化，后期则是专业知识。”对贵族的敌意扩大到对受过教育的老于世故者的普遍怀疑。学识越渊博的公民实际上就越不适合领导；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自普通民众并会一直忠于他们。赚钱并没有违背平等的精神，但是高等知识的氛围却违背了这一精神，特别是当它掩盖了特权的时候。
大量白人排队等着听佩林演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实美国”一直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杰克逊本人是奴隶贩子和印第安人杀手，他的“农民、机械工和劳工”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劳动人民”、 休·易龙的“小人物”、乔治·华莱士的“乡巴佬”、帕特里克·布坎南的“干草叉队”和佩林的“勤劳的爱国者”。
这些组织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真正美国身份依然坚定不移，他们相信自己是自治政府的基石。平民大众的政治经常是跨越种族但难以长存的，比如19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民粹党，19世纪30年代的工业劳工运动。这些团体很快都在白人至上的压力下瓦解。“真实美国”总是需要感觉到无能的下层阶级和寄生的精英都依赖于它的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它使黑人工人阶级隐形。
从一开始，“真实美国”就是一个宗教化的国家，并且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者，敌视现代思想和知识权威。真相会进入每一个单纯的心灵，它不会以灰色的阴影出现。“如果我们不得不选择放弃宗教或是教育，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教育。”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说道。在他身上，民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结合起来，一直到1925年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在“猴子审判（Monkey trial）”中将他打得四分五裂。
最后，“真实美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是采取孤立主义，敌视人道主义和国际交往，但随时准备对任何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作出积极反应。美国精神的纯洁和力量总是受到外部污染和内部背叛的威胁。“真实美国”的叙事是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
“真实美国”不是一座大门向世界各地热爱自由的人们敞开的“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它也不是一个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有才能与资历便能加入的世界性的俱乐部。这是一个乡村，人人都清楚彼此的生意，没有人比别人更富有，只有少数不合群的人搬走了。村民们可以修理自己的锅炉，特意帮助陷入困境的邻居。街上的新面孔会立即引起注意和怀疑。
当佩林谈到“真实美国”时，它已经急剧衰落。她所谈及的北卡罗莱纳州皮埃蒙特地区在短短十年内就失去了三大经济支柱：烟草、纺织品和家具制造。当地人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国公司和大政府。曾经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劳作过的烟农终日无所事事，在不停播放福克斯新闻的驼鹿旅馆用塑料杯喝伏特加，因服用冰毒而失去了牙齿。佩林热情洋溢的言论是一代过时的人。
这种崩溃是在历史性失败的阴影下发生的。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两党统治阶层先是在海外，然后在国内声名狼藉。入侵伊拉克浪费了911袭击之后的国家团结和国际同情。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一个由谎言和自欺欺人造成的战略性愚蠢行为，拙劣的执行又使多年来的灾难雪上加霜。战争的领导人从未付出过代价。
正如一名驻伊拉克的军官在2007年写道:“一名士兵如果丢失了一支步枪，他承受的后果要远远大于一名将军输掉了一场战争。”战争代价落到了来自小城镇和市中心的年轻男女的身心之上。在伊拉克，遇到任何来自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家庭的军人都是不寻常的，在入伍军人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军队开始撤离伊拉克之后，这种模式在阿富汗继续着。全球反恐战争中牺牲的不平等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精英人士的失败在下层年轻人中播下了愤世嫉俗的种子。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对国内也有类似的影响。罪魁祸首是银行家、交易员、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等精英人士。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是安?兰德（Ayn Rand）的粉丝，他承认危机削弱了自己对自由美国叙事的信心。但是，那些遭受苦难的人属于阶级结构较低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被投入了一所价值缩水一半的房子，退休基金也随之消失，美国工薪阶层被一张解雇通知书抛入贫困之中。银行得到了救助，银行家们保住了饭碗。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体系被局内人所操纵。经济复苏花了数年时间，但信任的恢复从未到来。
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商业利益和不太富裕的白人的联盟，其中许多人是福音派基督徒。维持这一联盟需要双方不断自欺欺人。直到20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仍然是自由美国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庆典。米特·罗姆尼在臭名昭著的筹款活动上告诉捐款人，国家被分为赚钱者和索取者，47% 的美国人不会投票给他。事实上，索取者中包括大量的共和党人，但是政治家和记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衰败乡村生活的混乱。
那些不去教堂的基督徒，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工人，更不用说工会了；不信任邻居的租房者，从连锁电子邮件和边缘网站获取信息的成年人，认为两党都腐败的选民。新闻报道是什么？“真实美国”是大众民主的基石，但没有办法参与自治。结果证明它是随用随弃的，但其愤怒和绝望需要一个目标和一个声音。
当特朗普竞选总统时，“自由美国”一派陷入了自身的空虚。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不希望企业税被清除。他们希望政府之作为有利于自己而非其上或其下的阶层。党内精英与特朗普的支持者太过疏远，被自己陈腐的言辞蒙蔽了双眼，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媒体精英们也同样目瞪口呆。他们被特朗普所取悦和震惊，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外者、威权主义者和一个庸俗的橙色头发的名人。他是这一切的一切。但他有一种爬行动物般的天赋，能够凭直觉感知到民主共和两党精英视为异乡的“真实美国”的情感。他们无法理解特朗普，因此无法阻止他。
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违反了保守派的正统观念,包括税收和津贴。“我想拯救中产阶级,”他说，“这个国家不是对冲基金的人建立的。这些家伙会到处转移文件，他们很幸运。”但特朗普的主要异端在于贸易、移民和战争。他是第一个成功反对全球化的美国政治家；全球化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政策，多年来为“全球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同时牺牲了“真实美国”一派。
他也是第一个成功谈到美国的一切都变得多么糟糕的人。2016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说:“他们是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被遗忘了。”“但他们不会被遗忘太久。”民族主义的外衣到处都是，特朗普抓住了它。“我是你们的声音。”
在竞选初期，我和一群俄亥俄州坎顿附近小镇的钢铁工人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肤色有黑又白。。由于合同纠纷，他们被公司拒之门外，于是在工厂外抗议。他们面临着数月没有薪水的窘境，甚至可能失去工作，他们谈论着中产阶级的终结。唯一让他们感兴趣的候选人是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
一位名叫杰克·鲍姆的钢铁工人告诉我，他支持特朗普。他喜欢特朗普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的“爱国”立场，同时他也觉得特朗普的无礼令人耳目一新，甚至令人兴奋。丑陋是一种报复，鲍姆说：“这是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的一面镜子。”他没有具体说明“他们”和“我们”是谁，但也许他没必要这么做。
也许他认为，像我这样的人看不起像他这样的人。如果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认为像鲍姆这样的钢铁工人是无知、粗鲁和固执的，那么特朗普就会把它推到我们自以为是的脸上。他的语言和行为越低级，媒体对他的诽谤越多，他就越受到人民的欢迎。他是他们的领袖，不会做错事。
特朗普的语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与美国流行文化相契合。它不需要专业知识，也没有隐藏意义的密码。它几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短语: “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排干沼泽地的水。”“筑墙。”“把她关起来。”“把她送回去。”这是失去抑制时人们说话的方式，任何愿意加入暴徒的人都可以使用。
特朗普没有试图用新的词汇和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塑造他的人民。他利用电台谈话节目、电视真人秀节目、社交媒体和体育酒吧的低俗语言，对他的听众来说，这种语言似乎比“政治正确”的专家们那种矫揉造作的含糊其辞要诚实得多，并且基于常识。他的民粹主义将电视剧《泽西海岸》带入了国家政治。他演讲的目的不是煽动大众歇斯底里，而是为了摆脱羞耻。他把每个人都拉平了。
成年后，特朗普一直对黑人怀有敌意，蔑视妇女，对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怀有恶意，对弱者残忍。他是主张机会均等的偏执狂。在竞选和入主白宫期间，他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在公开场合，以一种与其他总统不同的方式，与顽固的种族主义者打交道，种族主义者因此而喜欢他。2016年大选之后，大量新闻和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发现特朗普的选民到底是被经济焦虑还是种族仇恨所驱动。这两个答案都有证据支持。
进步人士对国家中半数人愿意支持这个可恶的人感到震惊，他们攥住种族主义这棵救命稻草，将其视作唯一的原因，并着手驳斥每一种选择。但这个答案太令人满意了。种族主义是一种不可宽宥的罪恶，它使进步人士获得了道德制高点，他们摆脱了负担，不必去理解在道德低地同胞的怨恨，更不用说对他们采取行动了。
这让特朗普的选民们黯然失色。但单靠种族主义无法解释为什么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更有可能投票给特朗普，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黑人和拉丁裔男女也是如此。更解释不了为什么预测谁是特朗普选民的最可靠标准不是种族，而是种族和教育的结合。在白人中，38%的大学毕业生投票给特朗普，而在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中，投票比例为64%。“精明美国”和“真实美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决定性的。这使得2016年的选举不同于以往，而这一趋势在2020年有所加剧。
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他竞选时所提出的问题历经浮沉。留下的是他释放出来的黑暗能量，让他像一个部落首领一样，和他的人民紧紧绑在一起。自由美国的乐观的虔诚已经荡然无存。特朗普的人民仍然谈论自由，但他们所指的是血和土。他们的民族主义就像欧洲和世界各地兴起的种族民族主义。特朗普滥用美国的每一个机构——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武装部队、法院、新闻界、宪法本身——以及为他欢呼的人民。没有什么“拿下自由派”更让他们兴奋的了。没有什么比特朗普的3万个谎言更能说服他们的了。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式人物，我们在《当代奸雄》（All the King’s Men）等小说和《公民凯恩》等电影中都很熟悉这样的人物。”耶鲁大学政治理论家布莱恩·加斯滕（Bryan Garsten）写道：“特朗普是我们自己的政府风格所固有的产物，因此我们更难保护自己。他是一个煽动者，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他以民主土壤中自然生长的对精英的仇恨混迹政坛。”煽动者可能会成为暴君，但那些想被灌输幻想和谎言的人，那些把自己与同胞区分开来、凌驾于同胞之上的人，让他变成了一个暴君。所以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是谁，而是我们是谁。
2014年，美国人的性格起了变化。
这一代人中，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人是在统治阶级，特别是商界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精英屡战屡败的阴影下长大的。新一代人对前一代人所提出的观点几乎没有信心：人人生而平等。努力工作，你就能成为任何人。知识就是力量。民主和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也是唯一的制度。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我们这一代人向我们的后代讲述了一个缓慢但稳步发展的故事。美国要为奴隶制（以及种族灭绝、监禁和其他罪行）和曾经可能有过的原罪负责，但美国已经为此负责了，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平等的最大障碍被消除了。如果有人怀疑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那么一位喜欢使用这句话的黑人总统的当选就证明了这一点。
“罗莎坐着，那么马丁就能走路，巴拉克就能跑，我们就都能飞”——这是一句话中的故事，这句话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都很有说服力，以至于我们迟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对很多35岁以下的人来说意义多么有限。或者我们听到了，但不理解，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1994年的犯罪率是什么样子。智慧的美国人归功于平权法案和儿童健康保险。自由美国人吹捧企业区（注：企业区是为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而给予特别税收减免、监管豁免或其他公共援助的地理区域，它们最常被用来促进城市社区的振兴）和学校代金券。
孩子们当然不买账。在他们眼里，“进步人士”仿佛只占到黑人名人和专业人士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承载着社会的期望，也遭受着社会的偏见，而在他们之下，是糟糕的学校、泛滥的监狱、濒死的街坊邻居。父母也不买账，但我们已经学会了忽视这种规模的不公正，因为成年人为了度过难关而忽略了太多。
如果说有人能嗅出父母的不信任，那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是在成功的多代家族企业中承受压力、承受着精英统治的心理负担的劳动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背负债务进入工作岗位，就像是在大萧条中失去了机会、行星毁灭的现实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难怪他们的数字生活似乎比他们父母的世界更真实。难怪他们的性生活比上一代少。难怪中年自由主义者平淡的承诺让他们怒不可遏。
接着是一个又一个警察杀害或伤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的视频。然后是一个公然表现出种族主义的总统的选举。这些都是一代人反抗的原因。
这个故事叫做“正义美国”。这是另一个来自底层的反叛。
当“真实美国”打破 “自由美国”僵化的自由放任主义，“正义美国”向“精明美国”自满的精英制度发起了攻击。正义的美国做了其他三个美国以及整个历史上的美国白人都避免的、艰难但必要的事情。正义的美国迫使我们看到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到如今，如此众多的美国黑人所过的第二阶级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平等的背叛，这一直是美国巨大的道德耻辱，也是其社会问题的核心。
但是“正义美国”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因为在它的话语体系中，正义和美国从来都无法合拍。一个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不正义的美国”，是攻击的精神而不是一种志向。对于美国人来说，与其说自己的国家是一个需要改善的自治项目，不如说是一个需要不断与错误斗争的地方。在某些版本的叙事中，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积极的价值，它永远不会变得更好。
就像自由主义思想在滞涨的20世纪70年代一直在美国人之间流传一样，在幻想破灭的21世纪初，即将成年的年轻人手握关于社会正义的强大思想来解释他们的世界。这些思想来自不同的知识传统：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激进的女权主义，黑人研究。它们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汇聚并重新组合，在这里两代学生都被教导要像批判理论家那样思考。
批判理论颠覆了启蒙运动的普世价值：客观性、理性、科学、平等、个人自由。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主导群体通过它来征服另一个主导群体。所有的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性的，理性和真理的主张是维持当权者地位的社会建构产物。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批判理论关注的是语言和身份，而不是物质条件。
批判理论家以主观性取代客观现实，将其置于分析的中心，以显示所谓的普世话术是如何排斥被压迫群体并帮助强权统治他们的。批判理论家认为，启蒙运动，包括美国的建国运动，带有现代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种子。
身份政治一词诞生于1977年，当时一群名为卡姆比河团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黑人女同性恋者发表声明，将她们的工作定义为从“白人男性统治”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中的自我解放：“主要的压迫系统是相互交织的。这些压迫一起创造了我们的生活条件……这种对我们自身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们相信，最深刻的政治和可能最激进的政治就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这种观点开启了一种将争取正义的斗争置于自我之内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诉诸于理性或普世价值，而是诉诸于身份的权威，即被压迫者的“生活经验”。自我不是一个可以说服其他自我和被其他自我说服的理性存在，因为理性是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被压迫者的历史诉求是作为平等公民被纳入美国的所有机构中。随着身份政治的发展，这种要求变得不同了——不仅仅是扩大机构，而是要深刻地改变它们。当小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游行时，呼吁美国“站起来，实现其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是在启蒙运动的框架内要求平等权利（若干年以后，他对于美国的信念的看法变得更复杂了）。
但在身份政治中，平等指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要求采取行动纠正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公平，这往往相当于新形式的歧视。在实践中，身份政治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倒置为一种新的等级制度：让底层在上。权力所固有的透镜使得基于共同人性的真正平等变得不可能。
那么什么是压迫呢？不是不公正的法律——最重要的法律被民权运动及其后继者推翻了，甚至不是不公正的生活条件。对主体性的关注将压迫从世界转移到了自我和它的痛苦——心理创伤、来自言论和文字的伤害、少数群体成员在不断接触主流文化时感到的疏离感。一个完整的压迫系统可以存在于一个词中。
到了千禧之年，这些想法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部门几乎无处不在。拥护这些思想已经成为进入教授职位的一个重要凭证。这些思想给了学者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是智识上还是道德上，都可以对他们所处的机构进行批评。这些学者进而形成了美国年轻人的世界观，他们在精英大学接受教育，在功利主义中茁壮成长，学生们从幼年开始就接受培训，做在职业和社会上取得成功的事情。D.H.劳伦斯（D.H Lawrence）写道：“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一代人的想法会成为下一代人的本能”。
批判理论家的想法成为千禧一代的本能。不需要读过福柯或在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手下学习，就能熟练掌握中心化、边缘化、特权和伤害等术语；不需要相信语言可以是一种暴力形式；不需要用个人真理来结束一般的争论（“你不会明白的”，或者只是“我被冒犯了”）；不需要在身份使你失去发言资格时闭口不谈。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年轻人在不了解这些概念的情况下就浸淫在批判理论和身份政治的假设中。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们的力量。不是每个人都能抵制滥用权力的诱惑。
2014年，“正义的美国”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叙事。那年夏天，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警察杀害了一名18岁的黑人少年，他的尸体被扔在街上躺了几个小时。这起事件发生的背景是，越来越多的黑人被白人警察殴打并杀害，而白人警察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威胁。这些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观看次数达数百万次，象征着在第一届黑人总统任期的第六年，美国黑人在监狱、社区、学校和工作场所仍然面临着更广泛的不公正。在一个多种族的社会里，不断进步和扩大机会的乐观故事似乎一夜之间破灭了。弗格森事件引发了全国各地城市和校园的抗议运动。
正义的美国的叙事是什么？它认为美国社会不是混合和流动的，而是一个固定的等级制度，就像一个种姓制度。大量获奖的书籍、散文、新闻、电影、诗歌、流行音乐和学术著作着眼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以便理解现在，就好像福克纳在说：“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不会过去。”
《纽约时报》的“1619年项目”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它宣称要把整个美国的故事重述为奴隶制及其后果的故事，把当代现象追溯到种族主义的历史渊源，有时甚至无视相互矛盾的事实。任何关于进步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意识，甚至是“有害的”。无论这个或那个人的行为如何，无论出现了什么新的法律和实践，“白”高于“黑”的等级地位是永恒的。
这就是叙事的革命性力量：从广义上讲，美国历史（或文学、哲学、经典，甚至数学）被明确定义为是白人的，因此是至上主义者。原本无罪的事情突然被审判，每一个想法都被盘问，在案件审理之前，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到。
正义的美国关心的不仅仅是种族问题。最激进版本的叙事建立在对一个包罗万象的地狱的猛烈批判之上，这里白人至上，奉行父权制，有着同性恋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由富豪统治，环境遭到破坏，到处是寄生虫——美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恶性力量，它的力量超越了地球上任何其他邪恶群体的压迫。塔内希西·科茨（Ta Nehisi Coates）2015年出版的《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一书的结尾，对建立公正美国的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将全球变暖解读为地球对白人贪婪和残忍的重大报复。
有太多的事情在正义的美国是不能谈论的，以至于这一叙事无法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它不能谈论贫穷的复杂原因。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政策和体制的原因，黑人所遭受的结构性种族主义持续发生的不利条件是真实存在的。但个人代理（注：社会学概念，人们作为社会的个体成员行动）也是如此，在正义美国的叙事中，它并不存在。这种叙事不能谈论黑人社区暴力的主要来源，那是年轻的黑人男子，而不是警察。
在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的抗议活动中，许多当地黑人市民反对“停止资助警察”，他们希望加强而不是减少治安。正义的美国无法处理对黑人和白人学生的学术评价的顽固分歧。“成就差距”（Achievement Gap）这一个温和的词汇已被摒弃，不仅因为它意味着黑人父母和儿童负有某种责任，而且因为根据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任何差距都是种族主义的。摆脱评价，你就可以结束种族歧视并弥补种族间的差距。
我夸大了这种新叙事的偶尔性，但并没有夸大太多。2014年之后，事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时“正义的美国”逃出了校园，弥漫在更广泛的文化中。首先，“软性”职业让位。图书出版商发行了大量关于种族和身份的书籍，年复一年地赢得最负盛名的奖项。以追求报道客观性著称的报纸和杂志转向积极的新闻模式，采用新的价值观和假设以及全新的语言：系统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白人特权、反黑、边缘化社区、去殖民化、有毒的男性主义。
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艺术组织、慈善机构、科学机构、技术垄断机构，以及最后的美国企业和民主党中。无可争辩的包容原则推动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偷换了更具威胁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已经成为身份政治和社会正义的特征：一元化的群体思想，对公开辩论的敌意，以及对道德胁迫的喜好。
“正义的美国”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谈吐和举止，但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它反映了我们文化中破裂的不信任：有些事情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的社会是不公正的；我们的机构是腐败的。如果这种叙事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刑事司法系统，并将美国黑人带入完全平等的条件，那么它就不会辜负它的承诺。但宏大的系统分析通常以小的象征性政治结束。
在某些方面，“正义的美国”类似于“真实的美国”，并从另一个方面进入了同样可疑的冲突。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幻灭催生了身份政治，也在许多年轻白人男子中产生了新的独裁主义。正义的美国和真实的美国从对立的立场出发，对建国文件中的普世思想和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民主国家的承诺共同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但是，另一种理解“正义的美国”的方式是在阶级方面。为什么它的大部分工作都发生在人力资源部门、阅读清单和颁奖仪式上？2020年夏天，拥有高级学位、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千禧一代不成比例的成为美国街头的抗议者。正义的美国是一个关于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的叙事，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断地误读或忽视黑人和拉丁裔工人阶级。这一代年轻专业人士的命运受到了经济停滞和技术动荡的诅咒。他们的父母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已经变得更难得到，这使得功利主义的老鼠赛跑更加令人崩溃。法律、医学、学术界、媒体，最理想的职业都已收缩。其结果是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就业不足的年轻人居住在大都市。
历史学家彼得·图尔钦创造了“精英过剩”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他发现，在以前的历史时代，如罗马帝国晚期和法国宗教战争，不稳定和暴力的持续来源之一是社会精英的挫败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作。图尔钦预计这个国家将在未来十年内经历类似的分崩离析。正义的美国吸引了过剩的精英，并将他们的大部分愤怒引向与他们最接近的叙事——“精明美国”。
社会正义运动是对精英制度的否定，是对父母传给孩子的体制的反叛。名牌大学的学生不再相信他们应该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名额。纽约的活动家们希望废除决定进入该市最具竞争力的高中的考试（亚裔美国人的孩子现在占多数）。在一些小众领域，如文学杂志和研究生教育学校，功名与身份分离的想法已不复存在。
但大多数正义的美国人仍然属于精英制度，并不愿意放弃其优势。他们无法摆脱其身份焦虑——他们只是将其转移到新的叙事中。他们想成为第一个采用其专家术语的人。在2020年的夏天，人们突然开始说“BIPOC”，就像是他们一辈子都在这样做一样。（BIPOC指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是一种将聚合在有色人种之下的群体分解开、让他们在道德秩序中获得应有的地位的方法，来自波哥大、卡拉奇和首尔的人则在身后紧紧跟随。）
正义的美国的整体氛围正处在最紧张的时期——害怕说不正确的话、对小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的冲动——这是精明美国的激烈竞争精神的变体之一。只是认证的条件变了。由于取得的成绩并非可靠的道德认同基础，当绩优者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时，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就不再有坚实的信心可以依靠。
正义的美国的规则是不同的，当《纽约时报》、《诗歌》杂志、乔治城大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其他主要机构发生了一系列的诋毁事件后，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们很快就学会了这些规则。可接受的表达方式的尺度比过去窄了很多。一种书面思想可以成为一种暴力形式。在一场争论中，最响亮的公众声音将占据上风。得罪他们会让你的职业生涯付出代价。正义就是权力。这些新规则不是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它们是后自由主义的。
正义美国的理论起源、它不容忍的教条，以及它的强制策略让我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意识形态。主张白人至上主义的自由主义让人想起共产党对作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攻击。正义美国的审美准则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正义美国的结局是一场悲剧。这个国家过去曾有过伟大的正义运动，现在急需这样的运动。但为了见效，它必须张开双臂。它必须讲述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故事，并开始走一条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走的路。
我所描述的这四种叙事都源于战后美国未能维持和扩大中产阶级民主。它们都对现实问题作出了反应。每一种叙事都提供了其他叙事所需要的价值，却缺少其他叙事所拥有的价值。自由美国颂扬不受拘束的个体的能量。精明美国尊重智慧，欢迎变革。真实的美国致力于寻找方位，有一种局限感。正义的美国要求与其他叙事想要避免的事展开对抗。它们从一个单一的社会中崛起，甚至在我们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它们不断地塑造、吸收，使其蜕变为另一个社会。但它们也倾向于分裂我们，使各部落对立。这些分歧使每一个叙事都变得狭隘，甚至更加极端。
这四项叙事都是由地位的竞争所驱动的，这种竞争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怨恨。它们都是赢家，也都是输家。在自由的美国，缔造者是赢家，输家是想把剩下的人拖垮的索取者，他们永远依赖于一个窒息的政府。在精明的美国，有资格的精英是成功者，而失败者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想要抵制不可避免的进步的人。在真实的美国，胜利者是白人基督教中心地带辛勤工作的人们，而失败者则是奸诈的精英和想毁灭国家的人。在正义的美国，赢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输家是想继续统治的主导群体。
我不太想住在它们任何一家的共和国中。
现在听到人们谈论生病的美国，垂死的美国以及美国的末日是很常见的。1861年、1893年、1933年和1968年也有同样的说法，疾病、死亡永远是一种道德状态。也许这是我们清教徒的传统。如果我们快要死了，那不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这一定是一种长期的自杀行为，这是一种谋杀。
我不认为我们会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起生活——我们作为同胞被隔离。知道我们是谁，就有可能看到什么样的改变是可能的。国家不是社会科学实验品。它们有一些有机的特质，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破坏性的，并不是希望它消失就能消失的。我们对平等的热情，它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对金钱的追求，对新奇事物的热爱，对民主的迷恋，对权威和智慧的不信任，这些都不会消失。
在通往自由、智慧、现实或正义的乌托邦的道路上，试图逃避或压制它们的前进之路永远不会到来，反而会遭到强烈的反击。但是，使我们成为平等的美国人的唯一基础——拥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共同享有公民权和自治权——这条连接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道路就是前进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仍被困在两个国家中。其中任一都被两种叙事分裂，一边是精明和正义，另一边是自由和真实。分离和征服都不是站得住脚的未来。尽管两国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两国内部的紧张局势也将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