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35岁之前，受到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环境的影响，与众多美国学术同人一样，设定人都是追求自利的基本单元。亦即，接受形式主义理论的基本建构，假设人人的正当逐利（以及市场交易）会导致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固然，西方的教会一般都提倡无私的从善而非自利，但那只是一种支流，而且，其中精神虽然貌似无私，实质仍然是出自为个人（死后升天堂的）自利的前提设定。这样的思路可以说乃是美国人一种最常见的基本想法和态度。

但是，由于笔者一贯以来心底里存在更深层的一种东西文化矛盾感，促使自己要从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求真理念来处理、超越心底里的矛盾。并且，在一度由于父亲和导师的影响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之后，发现，“自由”理念对中国实际须要来说相对不那么关键，并不能够解决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我内心最深层的疑问，并因此而对其失去信心。另外，由于机缘巧合，在1980年之后获得进入中国最基层的农村来做关于人民基本生活研究的机会，形成、确认了更深层的求真意识，意图通过学术来探寻人生的意义。

由于深入基层研究，进一步发现，“真实”是具有不同层次的。对我来说，自己很快就认为最重要的真实乃是关乎基层人民基本生活的真实，区别于研究一些历史事件中仅涉及个别人士或小部分人的真实。当然，其中另一重要因素是，真正认识到中美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不同乃是普通人民生活水平的悬殊差别，体会到如果无顾那样的重大真实和其根源，便不可能认识到两者间的基本不同和历史。

一旦走上了那样脚踏实地的研究进路，发现它乃是最能够满足自己求真意识的研究，也是最适合自己研究旨趣的道路。据此，形成了自己之后将近50年的前后一贯的基本研究进路和动力。

固然，通过那样的研究（包括之后加上同样可以称作“一竿子插到底”的基于司法案件档案的研究）也认识到，它当然不是唯一的可能进路。而且，无论研究做得多么严谨，仍然可能会由于自己判断不对，或粗心略过关键信息而出差错。我们只能追求相对可靠的结果，不可能达到绝对可靠和绝对真实的成果。即便如此，自己也发现，经过努力，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做到相对严谨和相对重要的发现。伴之而来的是，自己35岁之前从来未有过的学术动力，实际上成为一种具有近乎无穷动力的追求。

同时，由于发现自己研究得出的结果有许多是与现有“主流”认识不相符的，而认识到主流学术常常是受到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不同于主流的认识和发现，会招引不少批评，包括恶意的挑剔。但对我来说，这一切仅只更加强化了自己的信心。部分是因为，自己才最清楚自己是怎样尽可能诚实严谨地得出初步结论的，而且，伴随对现有理论建构日益熟悉的认识，也能够明白对方意见的根本来源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化（也常加上感情化地要争论中国什么都最好）的因素。总体来说，更增强了对自己没有受到那样的误导的信心。

伴之而来的也是对现有理论资源更确切的认识。一是西方主流理论其实是源自意识形态化的建构，实际上与其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认识到诸多非主流理论的洞见，尤其是西方在野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主流理论强有力的批评、实质主义理论对非西方小农社会的认识、以及话语理论对主流话语的有力论析和批评（虽然，也连带有过分偏重单一话语因素的倾向和弱点）。

最关键的是，认识到实践理论与主流形式主义理论的根本不同。后者乃是将实际单一面化、简单化和貌似逻辑化而得出的，从头到尾其实都仅聚焦真实的单一面，靠的是凭借貌似科学和客观的、逻辑化的虚构来仅仅突出其优良的单一面，无顾或掩盖其恶劣实际的另一面。实际上，是在凭借所谓的“客观科学”来拒绝善恶的判断。

马克思主义乃是对形式主义理论最具洞察力的批评。我们须要的是兼顾善与恶的两面，才能对真实世界达到更确切完整的认识。同时，也认识到，对非西方世界来说，实质主义理论，尤其是其关于小农经济的论析，聚焦小农户既为生存也为求利的双重性，乃是具有独到洞察力的认识。话语理论则能够协助我们洞察到现有主流理论夸大了的虚构，当然也包括其贬低后发展国家和其自我夸大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固然，我们也不可忽视，话语理论也附带有过分夸大“话语”的重要性的毛病）。

但对我来说，最具颠覆力的其实乃是“实践理论”。它协助我明白，形式主义理论仅仅照顾到表达的一面，乃是一种“从表达中来到表达中去”的理论。但在历史和真实世界中，至为关键的其实是产生自表达与经验相互作用的实践抉择。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其实践历史乃是最贴近真实实际的、能够告诉我们其主客观二元互动所产生的实际行动，协助我们超越被主观建构误导的困境，跳出片面化认识的陷阱。我们需要的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进路。

虽然如此，我们仍须关注到主导实践的道德因素。实践固然可能会被掩盖，就像被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那样，拒绝善恶的判断，无顾实践而单一面突出其优良的理念面，排除或掩盖其丑恶的另一面（虽然，其实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充分认识到、考虑到实践的关键性），但它也可能会形成像中国这样，十分重视凭借道德理念来指导实践的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中，两者的并存与互动一直被视作理所当然，无论在之前的仁政道德理念和现今的“为人民服务”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念下都如此。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如今主导中国改革的理念实际上是源自类似传统崇高“仁治”的道德理念，与其一脉相承，认识到道德理念乃是对理解中国历史和今日的实践不可或缺的另一维，两者缺一不可。

依据实践所附带的理念，我们既可以判别善实践与恶实践，不陷入一种不分好坏的“实践主义”，也能够避免勉强将西方不搭界的虚构，包括拒绝善恶的判断，来研究中国的实践。也就是说，兼顾实践与其应该连带的道德理念，我们才能够确切判断真实与好坏，实际上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来说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