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4 次 更新时间:2021-07-02 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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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有限的,但中国却花费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对佛教的吸收。具有高度中国特征的禅宗成为佛教在中国的主流,而理学通过吸收佛教个人觉悟的修行方法对传统儒家学说进行了改造。相比佛教的冲击,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覆盖技术、生产组织、政治制度、文化和哲学等所有方面。自1840年以来,我国一直处在这个冲击之中。这个冲击如此之猛烈、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到今天,西方文明是历史的终结这样的想法,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把中华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像我们对待佛教那样,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部分价值,把它们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起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我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促成了清廷上下的觉醒,洋务运动应运而生。然而,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让有识之士意识到,仅仅“师夷之长技”不能救中国,制度变革是必由之路。但之后的变革没有挽救清政府,新生的共和政府也无力维持一个长治久安的共和政体。

   俄国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的宗旨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构想,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建立无阶级差别的新社会。外敌入侵迫使党与各界合作,首先完成救亡的任务。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党开始对中国社会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改造奠定了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党放弃苏式社会主义教条,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总目标。由此,党走上一条回归中国传统之路。在哲学层面,党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层面,党采取中庸和渐进的改革策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混合经济的转型;在政治层面,党沿着中国传统的政治贤能主义进路建立干部队伍的选拔体制,选贤任能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经济的成功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党回归中国传统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奥秘是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的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的思想,进而创造新的中华文明。如同消化佛教冲击一样,中华文明能否成功消化西方文化冲击的标志是:如果不刻意去深究,我们已经不再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存在。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从今天做起,非常有必要。

   今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一方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另一方面,今年也是我们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第一年——到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我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结党在百年里的成功经验,创建新的理论,以期在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形成新的中华文明的理论雏形,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中国共产党与第二次文化冲击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远超佛教对中国的冲击。佛教的母国印度并不比中国拥有更先进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无论是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都构成对中华文明的压倒性优势。

   当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排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不比西方低多少,但那是农业文明支撑的,而且,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仍然停留在古代社会的层面。西方已经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最为重要的是,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阶段,蒸汽机代替了人力,人类第一次用人造物提供动力,生产力实现了量子级别的飞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木制战舰在英国蒸汽铁甲舰的炮火下,就像被点燃的火柴盒一样燃烧,其场面,正是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降维打击的惨败之象。然而,这还不足以让清政府醒悟,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清廷才开始洋务运动,希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的成果显著,中国海军成为亚洲第一。不过,正是这样一支海军,却在甲午战争中完败于日本海军之下。全国上下因此激愤,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主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师夷之长技不足以救中国,只有革新制度才能开创新局面。这样就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慈禧忌惮维新最终会动摇清廷的统治,维新运动只经历百日就结束,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光绪被软禁。随后的庚子事变给腐朽的清廷最后一击,自此以后,等待清廷的只有革命。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推翻满清政府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革命成果很快被实力派人物袁世凯所占据,随后的北洋政府无力统揽全国,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帝制在中国实施了200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动荡的年代里,中国社会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也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决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可惜,孙中山过早去世,蒋介石在北伐尚未完成的时候夺取国民党的主导权,并开始“清党”运动,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随着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上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历史此时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完成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的遗愿。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对外,他投靠英美;对内,他依赖官僚资本和大地主。【1】日本的全面入侵让国共两党重新走到一起,共同抗日。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次错过历史给予他的机会,狂妄地发动内战,最终落得个败走台湾的下场。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大党章给党确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在此之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党联合第三国际,因此党的事业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一大党章一方面为党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为这个任务确定了时限,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之后怎么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要等到邓小平成为党的实质性领袖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开始全面实现一大所确立的建党纲领,【3】在全国发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改造运动。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工业生产的私有制;妇女解放运动让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提升了她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识字运动和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了社会流动性;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困扰民众的传染性疾病,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今天的多数国人对这些成就没有感觉,把它们当作天然的应得之物,但是,横向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和中国做得一样好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寥寥无几。和中国最可比的是印度。无论是从人口、历史,还是从发展战略来看,这两个国家都极其相似。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相当,都是人口大国;两国都具有悠久和璀璨的文明,而且,晚近的历史也极为相似,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而印度是1947年获得独立的;在立国之后的几十年里,两国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然而,到1978年的时候,两国的成就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1978年的时候,印度是一个穷国,但中国比它还穷四分之一。然而,中国在人类发展的其它方面远超印度:成人识字率高25个百分点,期望寿命高12岁,婴儿死亡率低百分之五十。中国唯一比印度做得差的是高等学校入学率,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革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采取的策略和印度不同:中国重视为广大民众提供基础教育,而印度更重视精英教育(中国的高校学生数量要等到2002年才超过印度)。最后,尽管两个国家都积极实施工业化战略,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远高于印度:在制造业占GDP的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23个百分点;在制造业就业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4.3个百分点。【4】

   这些成就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育普及为工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提供了充足且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大军,而工业的积累促成了世界工厂在我国的诞生。时至今日,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强,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积累,这个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如何评价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在清末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是造成中国社会百年动荡的原因。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大错特错的话,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历史浪漫主义遐想。事实上,自打乾隆之后,清朝皇帝的个体生命就一代不如一代,同治、光绪、宣统三代没有子嗣,清朝从生物意义上也该消亡了。然而,两千多年的帝制、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会轻易让位给一个共和国,革命不可避免。这是欧亚大陆国家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现代化是启蒙运动之后席卷全球的进程,至今仍然没有完成。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别是工业化、社会结构扁平化、政治开放、超越血缘和地缘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以及思想层面的理性化。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扩大人际交往范围、扩大政治参与,由此为工业化提供空间。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慢得多。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如印度次大陆上的国家),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消解古代社会遗留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缓慢得多。

   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机会。党本身就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党在建国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也是实践西方文化中的一支、即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就引进西方思想并付诸实施而言,近代中国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但这个过程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对西方文明有选择地吸收。当然,党在建国之后实施的巨型社会改造容易犯错误,大跃进及随后发生的饥荒以及文革是最显著的例子。如法国大革命一样,这些错误留下的后遗症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在革命时期,这种否定是必要的,因为旧制度是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进入建设时期之后,党需要的不再是一个革命理论和实践,而是长治久安的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建设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的眼中,邓小平的最大功绩恐怕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这首先是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1981年6月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前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总结。随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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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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