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全球化的时间与空间: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下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21-06-13 07: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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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  

   摘要:全球化是一个老话题,但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下,全球化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全球化本身发轫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客观趋势,但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和人类的贪欲,促使人类文明以不合适的方式嵌入“异类文明”。于是,全球化进程就变成了人类文明“携带”着“异类文明”向全球拓展的进程。加之资本、技术、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全球化的赋能,全球化的时间轴和空间域都被这些因素严重扭曲。于是,全球化时代便成为一个充满了全球风险的时代,风险的全球化使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是孤岛,尽管抗疫促使各国不得不相互隔离,但全球合作的愿望和实际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这恰恰表明以逐利为目的的全球化所遭遇的困境,促使人类进行必要的反思;而以摆脱疫情困境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合作为目的的全球化,则通过云端而演绎着全球的“同一个世界”。

  

   关键词:全球化;时间轴;空间域;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社会

  

   作者简介:胡键,1968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全球化是一个老话题,但每一次世界出现重大事件的时候,全球化都会成为一个焦点性话题。从“西雅图抗议”引发的反全球化现象以来,世界历经了“9·11”、金融危机,以及美国“特朗普现象”等重大事件。学术界几乎把每一次事件都与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认为事件改变了世界,尤其是对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和全球化都产生了巨大冲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肆虐,也同样引发了学术界的激辩:全球化是否全面停止?中美是否走向新冷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充斥着世界各国的主流媒体和各种自媒体。全球化的未来究竟走向何处?我们不能仅仅以想象的知识和有限的感性认识来推导,而应该从历史中去寻找启示。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历史对现实乃至未来往往具有昭示作用。

  

   一、全球化在时间轴上的滥觞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全球化是滥觞于资本扩张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共产党宣言》只是告诉人们全球化的客观事实。当然,他们的确论及了全球化的原因是资本的对外扩张,也阐述了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是对外扩张的原动力。但是,全球化的内涵远远比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

  

   中世纪中期(公元1000—1300年),是欧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主流历史学家看来,中世纪是最黑暗的时代,然而美国学者本内特(Judith M· Bennett)和霍利斯特(Warren Hollister)指出,中世纪中期的欧洲,“人口逐渐增长,财富得以汇聚,城市得到发展,教育得到振兴,疆域也在扩张”。塔纳斯(Richard Tarnas)也认为,在人口增长、农业改善和贸易发展的前提下,欧洲“具有古老封建秩序固定不变的世界正让位于一个新世界”。到14世纪初期,此前数个世纪的人口剧增终于达到了顶点,欧洲面临着人口过剩的局面,而生产力却在下降。因此,14世纪初欧洲的经济面临着这样一种处境: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有更多的地租,有更多新的赋税,有更严重的资源稀缺。到了1315年终于爆发了大饥荒,一直延续到1322年,欧洲因饥荒死亡的人数达到了欧洲总人数的一成。此外,各种牲畜尤其是牛、羊等大规模死亡,欧洲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14世纪前半叶,欧洲从大饥荒喘过气来后,本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但1347年欧洲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瘟疫即“黑死病”。有研究表明,病毒忽隐忽现地在欧洲飘荡,一直到1721年才正式得到了控制。“黑死病”肆虐高峰期夺走了欧洲大约1/3人口的生命,在部分人口密集的城镇,死亡率甚至超过了50%。

  

   无论那场“黑死病”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饥荒与瘟疫确实促使欧洲人到远方去寻找新的“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从而有了欧洲人的海上探险,实现了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并返回欧洲的环球航行。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此前已经出现的商业结合,商业贸易的规模和对外辐射力都大大提升。加之一些革新技术的成果已经应用到生产实践之中,欧洲不仅是在复苏发展中走出中世纪的,而且是在从西欧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告别中世纪的。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中世纪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人口过剩——饥荒与瘟疫——新航路开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所以说饥荒和瘟疫不仅没有使世界相互隔绝开来,反而正是饥荒和瘟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创新生存技术。

  

   瘟疫促使欧洲人去思考:如何拯救人类自身?14世纪的“黑死病”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大陆,瘟疫蔓延到17世纪时则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从技术上控制瘟疫。人们已经得知,新的大陆是有限的,但技术一旦突破则可以发挥长久的功效。当时技术的突破,一是体温计的发明,意大利生理学家圣托里奥(Santorio)根据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相关技术成果,设计了体温计和一种比较米波快慢的脉动计。体温计的发明对了解人体因外界原因包括病毒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英国生理学家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了血液循环,他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三是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意大利生物学家马尔皮基(Marcello Malpighi)、荷兰微生物学的开创者雷文胡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等发明了用于观察微观世界的显微镜。显微镜的发明使人类的认识第一次进入一个陌生的微观世界。由此可见,科学革命远早于工业革命。

  

   史学家都承认,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那时的英国已经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工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1750年的英国有过描述:“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主要因贸易和经营而致富;这是一个强大又可畏的国家,不过这种实力主要建立在那种商业性最强、贸易气最重的武器——海军之上;这是一个拥有非凡自由和宽容的国度,而这种自由和宽容又与贸易和中产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纺纱机为主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认为,“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激增……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在他们之前,恩格斯在1844年撰写的《英国状况》一文中就列举了18世纪中期英国的一系列发明,“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纺织业的兴起”。因此,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就成为“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于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工业革命似乎仅仅是生产工具意义上的革命,但实际上由于遭受一次又一次瘟疫的肆虐,在此之前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及医疗技术的发明创造更早于生产技术的发明创造,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是阶级—资本逻辑分析方法,主要是为了揭示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即便他们关注到科学技术包括医疗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也因它们与他们所要分析的对象关系不大而被刻意回避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全球化内涵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是资本为了满足其唯利是图的本性而对外扩张的全球化。然而,回溯欧洲中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我们发现全球化的内涵似乎远远超过经济的含义,饥荒与瘟疫促使欧洲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个过程不仅开辟了新航路,而且也的确发现了新大陆,这为后来的商业资本进行商业扩张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欧洲走出中世纪固然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关,但同时与人文主义引发的技术创新也有关。由于技术创新,欧洲一方面在历史的时间轴上走出了中世纪,另一方面也在空间上走出了欧洲。

  

   二、全球化在时间轴上的嬗变

  

   全球化客观上是一个二律背反,但全球化的内涵在时间轴上是不断变化的。首先,全球化从目的与动机来看是欧洲人为摆脱饥荒、瘟疫以求生存而走出欧洲大陆的过程,并逐渐转变为在全球追求利润的过程。大饥荒的悲剧以及随后的瘟疫促使人们努力寻找新的生路,但求生存的欲望与早期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引起的骚动于心的欲望,从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了。只是生存的威胁暂时掩盖了资本的欲望而已,但资本的欲望从来就没有被抑制,始终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冲动。早期商业并不存在资本过剩即“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复苏和发展,资本集中垄断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资本过剩的情况也就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形下,解决利润率下降的唯一手段就是资本输往国外,“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这就是资本扩张的过程。而在1400年以后,借助于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技术的进步,资本对外扩张就更加便利了,而且资本也超出了经济的职能逐渐具有了政治的职能。资本扩张不仅有“剑”而且还附上了基督教的“灵魂”。因此,资本逐利的对外扩张过程也是一个西方文化扩张的行为。

  

其次,全球化在文化上是一个分为“基督教世界”与“非基督教世界”的过程。有一种说法,资本的对外扩张源于基督教的扩张主义,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但究竟是基督教的扩张促使了欧洲资本的扩张,还是资本的扩张附加了基督教传播“福音”的内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无可靠的证据。不过,基督教会的确在11—13世纪的近200年里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宗教军事行动即十字军东征,目的就是要“收复被阿拉伯穆斯林入侵占领的土地”,尤其是“圣城”耶路撒冷。十字军东征被史学家认为“聚合了当时三大时代热潮:宗教、战争和贪欲。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理想主义,那就不会有十字军了;然而,从异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使其重新对基督教朝圣者安全开放的梦想,若没有新土地上滚滚财富的诱惑,也不会如此诱人”。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战争扩张不仅始终是与财富、贪欲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其矛头主要就是针对“非基督教世界”。不过,全球化开启以后,始终伴随着两个过程:一是欧洲化过程,二是基督教改造过程。这两个过程不是分开的,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欧洲化的过程是指欧洲内部的同质化过程,所谓文化同质化就是要求欧洲人皈依基督教,所谓基督教化则是欧洲人在资本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也必须用基督教“教化”东方“野蛮民族”。欧洲内部的欧洲化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所有欧洲边缘民族最终都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化过程并不顺利,尤其是在东方中国,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传教士先于资本来到中国,最初也许是传播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知识以及“上帝的福音”,以便对“非基督教世界”进行“基督教化”改造,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以后就更加突出。各种西方科学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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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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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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