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建构伙伴关系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伙伴战略并非始于中国，也非中国独有，却在新时代的中国发扬光大，其关键动因在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转型。本研究借鉴国际关系理论，运用国际政治社会学等方法，选取国际治理观念、体系文化、集体身份与国家利益多边实现四个变量作为分析框架，并提出如下假设：国际治理观念的变迁是战略转换的文化基础；包容性是战略转换的体系文化体征，集体身份是伙伴关系形成的角色基础；国家利益的多边实现为伙伴关系的形成提供动力。基于此，拟沿着历史脉络对中苏结盟、中美“准结盟”以及伙伴战略探索实施三个阶段展开案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际战略的演进经历了由盟友到伙伴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转变中，国际治理观念是伙伴战略的思想基础，国际体系中文化包容性的氛围更利于国家追求伙伴关系这一集体身份，在多边主义的实践中联盟战略也更容易转化为伙伴战略。

关键词：盟友战略/ 伙伴关系战略/ 权力政治/ 国际治理/ 集体身份

作者简介：杨文萱，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讲师（上海 201203）；胡键，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上海 200092）。

原文出处：《国际观察》(沪)2025年第5期 第132-156页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困难重重。俄乌战争持续不断，美英澳(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不断发展，美国在科技、经贸等各领域对中国进行围堵，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面对这些复杂的国际局势，世界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共同关注，国际社会会不会退回到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和地缘政治的时代？中国会选择联盟战略吗？我们需要让历史告诉未来。当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并没有选择结盟这条道路，而是主动举起国际治理的大旗，肩负起全球治理的重任，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以化解危机。中国的这一战略选择，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正确引领的结果，体现了多重历史和时代因素的综合作用。

一、前言

实行结伴而不结盟的战略方针是中国经过长期的历史探索后形成的成熟而稳定的外交政策。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第一个伙伴关系，由此开启了打造中国伙伴关系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①，打造伙伴关系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②明确了发展伙伴关系的要义。由此观之，谋求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网络将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长期任务，完全有必要对其形成与发展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历了中苏结盟、中美“准结盟”关系后，中国越来越认识到秉承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重要性，不断更新国际站位，开始探索国际治理的新方式，为解决全球经济、安全等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是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重要突破，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具体实施路径之一，也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由此可见，伙伴关系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构建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新时代下，中国的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道路。建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身份不会改变，结合中国自身国情更加坚定地践行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在对外关系方面需更好地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经历了从盟友到伙伴的实践过程，应该如何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伙伴关系并非中国所独有，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战略有何不同？中国目前的伙伴关系战略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有何意义？目前学界大部分研究停留在从实践层面分析国际战略内涵及其转型，没有深入分析战略转型背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层面因素。因此，本论文拟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在国际政治社会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的视角下挖掘影响中国国际战略转型的理论基础，试图探索出影响战略转变的理论因素，以期为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及成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提供学理基础。

(二)基本概念

在明确问题的提出后，还要对后文中提到的一些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界定，比如受权力性因素主导而衍生的“权力政治”“国家利益”“联盟”“盟友”和受非权力性因素主导而出现的“国际治理”“集体身份”“伙伴”等概念，便于更好地理解后文中的中国国际战略转型的演进脉络。

1.国际战略。战略最初是一个军事概念，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军事实践而产生。国际战略是国家实施和贯彻对外政策而施行的措施和手段。③它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实施策略，追求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大致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平衡性三个特征。国际战略的发展及转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对国际战略的转型产生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假定处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由于国家间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追求维持或扩大军事实力就是当时制定国际战略的主要目标。随着国际互动的频繁和深化，学术界把制度合作作为化解权力性主导因素的主要途径，以硬实力为基础的权力性因素作用弱化，国际战略转型开始由军事实力的对抗向避免冲突和国际合作过渡。由此看来，国际战略的转型既受到权力性因素影响，又受到非权力性因素影响，而且非权力性因素在国际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实施对外行为的过程中不仅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也要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角度进行考虑。权力性因素和非权力性因素在国家对外战略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受权力性因素主导的相关概念。权力是对他人行动和意志进行控制和支配的能力。在政治运行中，政治权力是指权力行使者与被行使者之间的心理关系。④爱德华·卡尔(Edward Kerr)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总是权力政治”。⑤权力政治就是行为体间围绕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在权力政治的形成过程中，存在许多因受权力主导对行为体产生影响而衍生的因素，我们把这些外部延伸统称为受权力性主导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往往是基于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而考虑的。也就是说，权力性因素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⑥诸如“自我身份”“简单学习”“国家利益”等概念都是受权力性主导而延伸的概念。

3.非权力性因素主导的相关概念。非权力性因素是指受弱物质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更趋向于理念层面的因素。比如，价值观、宗教信仰等与软实力相关的概念。本文中涉及的“国际治理”“体系文化”“集体身份”“多边实现”等概念都是非权力性因素的衍生物。国际治理是一种与权力政治相对的逻辑。如果说权力政治是对个体权力的一种无限追求，那么国际治理就是对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考虑。体系文化也是受非权力性因素影响很大的一个概念，因为非权力性因素强调观念先行，放在国际体系的解释中可以理解为，国际体系文化是由行为体间互动产生的观念所构建的，观念构建的若是冲突性的文化体系，那么体系文化就会趋向于排斥性。如果观念构建的是合作性的文化体系，那么体系文化就会趋向于包容性。非权力性因素会导致集体身份的产生。通过深层次的社会互动和学习，行为体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而这种身份认同或利益若普遍化、一般化，就会上升为共同体的态度，集体身份就会出现。⑦这种集体身份是在复杂的学习中自我身份内化为集体身份的过程，不再仅仅考虑成本收益，而是站在国际治理的高度，这样就会在多边基础上整体考虑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本文中的概念“多边实现”就是基于此，是指国家利益的一种多边实现形式，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国家自身利益，不再追求单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寻找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获得更多合法性基础。

4.盟友及盟友(联盟)战略。联盟是指成员间基于共同安全而具有共同防御意识的一种偏向于军事合作的关系，必要时可能会实施对外军事援助和建立军事援助司令部。这一定义可以理解为：第一，成员间均有共同防御意识，即成员间如果有一个或者多个成员遭受军事侵略，那么整个组织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共同防御。第二，在实施对外援助方面，具有明显的强制性、选边站的特点。第三，建立军事援助司令部。军事援助司令部即在盟友内部建立军事指挥中心，在冷战时期这一现象尤为明显，是霸权国对外扩张实施其全球战略的一项重要抓手。作为联盟的内部成员，盟友关系具有三个特点：针对第三方、被迫性以及不稳定性。

5.国际政治中的伙伴与伙伴战略。伙伴战略是对盟友战略的一种转型和升级，是指基于成员间平等尊重、互利共赢、和谐共生基础上的一种行为体间的合作方式。本文中的伙伴战略其实是伙伴关系战略的缩写，文中所提及的伙伴关系、伙伴战略以及伙伴关系战略均与伙伴关系战略具有相似定位。伙伴这一概念是在历史的经验与理论中总结出来的，相对来说，它与国际治理的理念和本质更加接近。伙伴的交往原则，具体到国家间关系，是指在政治交往、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相互尊重、友好平等、高度信任的合作关系。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伙伴就是在自愿、平等原则下基于成员间共同利益和集体身份而进行合作。伙伴关系都是基于国家或者行为体间自愿原则而建立的。其特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不针对第三方原则；第二，平等性；第三，包容性；第四，议题多元性；第五，非强制性。

二、联盟战略到伙伴战略转换的理论假定

本文从结构、体系、单位三个层次，选取国际治理观念、体系文化、集体身份和国家利益作为变量，探索伙伴战略形成的原因。无论是盟友的建立还是伙伴的形成，都受结构与进程双重因素的影响。在此，我们选取几个代表性变量作为影响伙伴关系战略形成的研究起点。

(一)国际治理观念变迁是战略转换的文化基础

战略转换不仅基于国际格局以及有关国家实力、国家利益的变化，还受到作为国际规范的国际治理观念变迁以及作为个体认知的参与国际治理意识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首先，权力政治下的联盟战略已由先进观念变为落后观念。均势是指国家间力量均衡的一种状态。作为均势的表现形式之一，结盟长期被现实主义视为制衡权力的手段。⑧一直以来，权力就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议题。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把权力作为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⑨并提出了包括将竞争对手分而治之、重新划分领土和势力范围、军备竞赛、联盟和由某一大国充当两大对抗力量之间的平衡者在内的五种维持均势的方法，其中联盟是维持均势最终的手段。联盟作为均势手段帮助欧洲大陆维持了数百年的和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已经开始厌倦这一维持均势的手段。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对权力政治的模式还有一丝留恋，认为至少可以维持列强间的力量均衡进而保证世界和平，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果则促使人们期望彻底摒弃权力政治。

其次，寻找非联盟的道路始自国际治理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相互依存、制度合作正在代替联盟战略成为国际交往中的新趋势。国际经济关系迅速发展，致使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的问世，强调国际关系中的非权力因素，注重沟通与合作的能力变化以及全球的相互依赖，并且注重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虽然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但是相互依存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合作，有时也会引发战争。尤其是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美苏核威慑下的对抗就是力证。相互依存论因为行为体间结构不对称性而带来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敏感性”(Sensitivity)也会造成许多隐患。这样看来，无论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其研究的起点还只是停留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没有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

再次，国际治理观念建构伙伴关系。国际治理是一种与西方权力政治相向而行的治理之道，是国际关系的多元主体采取合作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是一种集大局性和宏观性为一体的治理方式，它是以和谐共生为核心价值观，追求成员间的相对利益而非绝对利益，平等协作，以民主政治为基调的治理理念，已经逐渐成为化解世界性难题的主要模式。⑩新式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国际社会呼唤新的治理方式。基于多中心联合治理和国际协商理念的国际治理在处理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等国际危机方面深入人心。在这种国际治理观念下，更容易形成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多元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下，伙伴国本着相互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追求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追求合作、平等与和谐的相处之道。从国际治理的行为体来看，多元主体契合伙伴关系中不同文明文化的行为体；从合作方式来看，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符合伙伴关系成员间的共同利益；从合作理念来看，和谐共生不仅顺应了伙伴国之间发展规律，且对人类发展方向和趋势更有利。

(二)包容性是战略转换的体系文化特征

在伙伴战略形成的过程中，体系文化变迁发挥着作用。体系文化成为推动体系转换的重要特征。在国际政治社会学看来，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多种文化体系。单位间互动形成文化，这种文化再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继而国际体系又反过来影响单位，使单位更加趋向于在国际体系中已经形成的文化。这样说来，体系文化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大国间实力变化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关系中，包容性成为体系文化的新要素。一般意义上讲，联盟的构建往往是以文化同质性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认为，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良好的文化同质性更容易促成文化认同的形成。这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同质化意味着行为体之间的文化背景、文明渊源、意识形态等的相似，相似度越高，同质化程度就会越高，同质化程度越高，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和重合度就会越高，那么在形成同盟的过程中阻力就会越小，同盟关系就越容易形成。可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即文明同质性下的联盟也容易导致冲突型国际体系。由于都是理性行为体，这种文化认同可能趋向于一种对抗的认知。同质化利于同盟的形成，联盟形成后国际社会氛围就会趋向于一种冲突性的文化，处在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对抗关系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包容性的体系文化特征更有利于伙伴关系的形成。文化异质性仍然存在，但在文化包容性的国际体系中更容易走向一种融合性的文化。文化异质性逐渐破坏同盟关系的文化同质性基础，异质化的国际社会构成为体系转换提供了可能。

(三)集体身份是伙伴关系形成的角色基础

集体身份是较高层次的国际身份，是伙伴关系的角色基础，伙伴关系的升级换代需要拥有更符合时代的集体身份。在国际政治社会学看来，国际身份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场域中通过国际关系行为体间的互动所被赋予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在所处的环境中起到的作用，以及由此而承担的相应责任。

首先，相互依存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前提。相互依存既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核心概念，也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概念。相互依存是不同国家或行为体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主要指单位层面的因素。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把相互依存定义为“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11)相互依存的形成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客观甚至是被动形成的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被国家行为体察觉到并理性分析和把握到时，它的深刻含义就能被内化为主观的观念、认同与利益，(12)从而推动集体身份的形成。简单学习模式容易造成行为体对自我身份的追求，而复杂学习下通过相互依存更能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相互依存可以推动行为体间的认同感。“在复杂学习的逻辑下，自我身份不再是既定的、内生的，而是随着多方位深层次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实践变化的。在相互依存下，各国彼此间都有强烈的合作和认同需求，由此有可能打破由自我身份的再生产构成的社会困境。”(13)伙伴是一种区别于盟友的关系，更倾向于一种成员间集体身份的认同，会在考虑自我身份之内的领域考虑合作的达成。

其次，共同命运的情形有助于促进伙伴关系的形成。共同命运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特有概念，是在共同所处的环境下行为体间对形势判断的一种共识，是把自身命运与他者命运同时捆绑在一起的一种心理状态。只有意识到身处共同命运的“屋檐”下，才能够促进集体身份的更快形成。集体身份的对立面是自我身份，如果说自我身份追求的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个体命运，那么集体身份追求的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共同命运。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带来的诸多问题，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已经被置于同一艘“巨轮”上，共同命运的定位可能会更符合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其内涵也被不断地充实，开始从追求民族利益向共同责任、共同利益的转变，向相当程度的利他主义的转变，(14)从军事政治的共同命运向全球发展的共同命运转变。共同命运在以下三方面发挥着促进集体身份形成的作用：共同命运可以激发更多的共识；共同命运中认同度的增加会减少成员间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共同命运出于一种国际责任从而更容易促进集体身份。在上述因素推动下，共同命运更容易推动伙伴关系的形成。

再次，自我约束是伙伴关系形成的内因。自我约束是一种较高尚的国际政治行为，是行为体对自我追求国家利益行为的理性克制和伦理限制。自我约束是一种由内而外对自身行为的一种严格管束，出于道义层面甚至是国际责任的考虑，需要不断克服利己主义的过程。自我约束制约着伙伴关系形成中行为体的行为。在伙伴形成的过程中，自我约束居于特殊地位，对伙伴关系的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一方面可以建立基于规则的更加文明的行为方式。自我约束可以减少权力对成员间的伤害，帮助行为体间减少冲突，更加尊重遵守以伙伴关系为核心的规则。因为不同于盟友关系，如前文所述，伙伴关系营造的体系文化特点更具包容性，整个社会处在相对和谐的氛围下。所以，伙伴无须追求权力的无限扩大。另一方面可以平衡关系、共同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平衡与其他伙伴国家的关系，约束自身实力，共同促进国际社会的发展。约束的同时对他者还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

(四)国家利益的多边实现是伙伴关系形成的动力

首先，联盟思维下国家利益单边实现容易导致过度追求。国家利益是对外行为的出发点，并为国际战略的制定提供动力。在联盟的阵营政治中，阵营内成员容易形成对国家利益的过度索取。现实主义理论往往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结盟通常是国家间的最优选择，但又往往是双边或者是“小多边”范围内为了实现各自国家利益而结成的一种权宜之计。单边实现不利于合法性基础的获得。一方面，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合法性欠缺，致使联盟基础不牢固；另一方面，联盟的排他性特点造成合法性缺失，有效性问题得不到解决。

其次，非单边实现更利于形成合法性基础。合法性是指国际社会的正向认同度，这种认同是基于对权威的认可和服从，能够帮助树立权威性基础。只追求联盟阵营中国家利益的单边实现已经不能更好地获得国际权威。国家利益只有在多边实现的基础上才会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多边实现是行为体通过在三个或三个以上具有权威性的制度平台上对目标的达成。国家利益的多边实现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同时又兼顾对国际社会的贡献。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出现和发展、文明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利益的实现还要有更多的合法性和合道德性。很明显，联盟已经不能具备这些特点了，国际社会开始寻找更为妥当的方式。

再次，国家利益多边实现为伙伴关系创建提供广阔舞台。国家利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国际社会中，什么样的国际身份就会追求与之匹配的外交利益。如果只考虑自身国家利益和双边国家利益，那是一种狭隘的利益观。在伙伴关系中，行为体在国际社会层面更多地体现本国要求，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又兼顾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求取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国家利益的国际实现立足点是整个国际社会，站在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上，以对全人类的贡献为总体考虑。如何在多边基础上开展呢？就是一国提出倡议后，国际社会成员对该倡议表示认同并内化为自身认同，成员间内化程度越高，合法性也会越来越高。国家利益的多边实现就是将国际制度、国际法等内化为自身利益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双向的，首先要融入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进程中，其次内化为自身的利益。中国国家利益的多边实现就是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表现。国际利益的实现主要通过基于整体利益考虑下对外政策的制定，把本国的对外政策上升到国际倡议的层面，得到更多国际行为体的认同，最后完成国家利益的多边实现，形成共同规范，这种规范又会对国际社会的行为产生新的影响。

以上关于联盟战略向伙伴战略转化之影响因素的四个假定，需要从当代中国外交战略史中举例加以验证。接下来，我们就选取三个历史阶段关键时刻的史料加以分析，即中苏结盟、“大三角”下的中美关系、世纪之交的伙伴关系。

三、案例之一：当代中国联盟战略的形成及其危机——中苏结盟

当代中国的一次重大结盟是中苏结盟。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对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进行了认真和反复的讨论，逐渐形成“一边倒”的战略选择。所谓“一边倒”，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联盟关系，其标志是两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结盟后两国关系的高潮期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出现潜在危机是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彻底恶化。70年代中苏结盟关系名存实亡。(15)本案例重点研究1950年至1969年的中苏关系，同时也结合其他时期的中苏互动案例以便更为充分地进行佐证。应该承认，中苏结盟一度极大地维护了中国新生政权和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苏联的东方安全环境。然而，结盟进入中后期出现了潜在的危机。我们运用前文的理论假定，加以检验。

(一)国际治理观念获得较大认同，对结盟外交形成压力

中苏结盟的时期正值国际治理理念进一步被国际社会接受的重要时期。国际社会对二战的反思使人们对权力政治深恶痛绝，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开始挑战旧有以霸权国家为首的国际秩序，朝着非结盟的方向发展。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的呼声愈益强烈，不结盟运动的发展打破了结盟政治的旧思维，为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具体地讲，国际治理理念在这个时期的强劲动力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国际社会对二战的深刻反思进一步挤压结盟外交的合法性空间。二战的伤亡损失比一战时期更为严重，国际社会也开始陷入了深刻的政治反思，希冀彻底掐灭极端民族主义、独裁主义、军国主义等反人类的罪恶火焰，最后的结果之一就是需要一个制度规约来限制各个国家行为体的行为，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回潮和下一次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于是，主张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国际法等通过制度平台约束权力政治新方式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在国际社会看来，中苏之间的结盟显然与这一呼声是背道而驰的。虽然两国的结盟是基于战略安全和意识形态考虑，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压力。二是联合国的成立强化了国际治理理念，对几个大国的权力操弄形成了制约。联合国不但建立了一个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体系，来调节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还对世界人权等给予充分的保障。国家行为尤其是中国、苏联等大国的外交行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度性约束和舆论压力。三是不结盟运动有力地代表了反对联盟政治的国际治理方案。结盟外交之所以在二战结束后难以持久，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不结盟运动的广泛开展。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30个国家取得独立，到60年代初，已有42个国家先后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万隆会议及其行动原则为不结盟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没有万隆会议，就没有不结盟运动，没有不结盟运动，也就没有第三世界。”(16)从此，无论是基于“五大国一致原则”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规则体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不结盟运动，都极大地支持了国际治理理念，削弱了结盟外交的实践空间。作为与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有相似背景和经历的国家，中国与苏联的结盟也会遭到质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盟外交的灵活性。

(二)冷战体系下意识形态对抗有助于结盟外交的形成

结盟外交的实质是以权力对抗权力，通过国家间结盟来应对安全威胁。结盟外交最容易产生在对抗性的国际体系之中，因为在对抗性的两极国际体系中形成了一种相似的国际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其实就是一种体系文化。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了取得世界领导权，美国与苏联开始组建基于相似意识形态背景的阵营。双方经过一系列的战略博弈和话语斗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继建立，国际体系文化趋向于冲突和对抗。这对中苏结盟的形式和潜在的危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际体系文化的冲突性开始在美苏互动中形成。这也是国际体系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自我”和“他者”在形成文化共识后对体系层面产生影响，从而在整个国际社会中营造一种文化氛围。美国与苏联各自阵营的建立也标志着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美国通过与西欧国家建立盟友关系来维护其资本主义阵营的稳定和自身的霸权地位，苏联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组建联盟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以及苏联自身的国际地位。阵营政治和集团对抗势必会走向一种对抗的氛围，形成冲突性的体系文化。这种体系文化下国家处于一种“人人自危”的状态，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思维。在冲突性的国际体系文化中，美苏加强各自阵营建设。美国和苏联在这种紧张的冷战氛围下，各自调整对外战略，继续加强各自的军事实力，以保证各自势力范围。1952年至1955年间，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相继加入北约。在原本北约12国的基础上自西向东形成了对苏联以及其所领导的东欧国家的军事遏制。苏联方面也加强了与东欧国家的军事联系。1947年至1948年间，苏联先后与罗马尼亚、匈牙利等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推动东欧国家缔结双边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联也注重加强东欧各国的军事力量建设。从1949年起，苏联开始援助东欧国家武器装备，并派遣军事顾问团前往这些国家。在这种两强对立和意识形态尖锐对抗的国际体系下，中国要维护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采取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三大基本方针。“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苏联也需要与中国结成盟友，以共同对抗美帝国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利益。

(三)中苏虽然有反帝共识，但两国分歧导致伙伴关系无法形成

虽然中苏结盟了，但是这种结盟很大程度上还在传统的权力政治模式影响之下，受到冷战集团政治的深刻影响，存在着潜在的瓦解因素。两国结盟关系的积极一面是，中苏结盟有着反帝共识和意识形态总体相似性等方面的基础，两国有着抗美援朝的共同利益，而且苏联对中国提供大量工业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支持。1951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的专家共计1093人。(17)两国结盟关系消极的一面是，中苏合作中没有考虑集体身份的塑造。对苏联来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苏在交往的过程中，苏联方面越来越体现出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总是以“老子党”自居，没有真正地把中国及阵营其他成员当作平等的盟友，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其他兄弟党国家利益。(18)更为消极的方面是，苏联对自身权力的约束不够，放任了“中苏论战”的发展，从而破坏了中苏形成牢固联盟和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可能性。1963年7月中旬到11月下旬，莫斯科方面在权威刊物上对中共批评、攻击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累计将近800篇，中共也从9月份开始对苏共进行回击，形成了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以这种形式正式拉开了序幕。(19)中苏之间盟友关系的破裂由潜在转为公开。

(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利益实现上存在诸多问题

我们可以从结盟初期和结盟中后期两个阶段来观察。中苏结盟初期，以苏联主导的阵营利益压制了国家利益的各自实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中苏的整个交往过程中，由于苏联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和斯大林本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内的威望，中共中央一直处于一种被动和服从的地位，这一切也为中苏结盟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一种潜在的矛盾。(20)在1950年至1960年的这10年间，中苏关系总体上处于一种“蜜月期”，双方也在尽可能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实现而努力。这从另一个角度看，冷战开始后多大程度上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允许成员国实现本国利益，苏联既没有从理论和思想上做好准备，也没有在政策上做好设计，在实践中屡有压制各国服从的行径，常常与中国、南斯拉夫等国产生分歧。换言之，社会主义各国有着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较多困难。

结盟中后期，两国在外交和内政上分歧逐渐加深，利益冲突也呈上升趋势。在外交利益方面，经历了“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等一系列事件后，中苏两国的相互认同度大为下降，领导人之间彼此猜疑，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日益显现。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的态度使中国心灰意冷，因为苏联不但没有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兄弟这一边，反倒持中立的态度。在对内建设方面，中国开始逐渐摆脱苏联的过度经济帮助。苏联对于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道路采取了干预做法，进一步疏远了两国关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发展为两国的武装冲突，双边关系开始进入极度紧张的状态。这些都对阵营内部利益的实现产生着极为不利的影响。

四、案例之二：中国联盟战略向不结盟方向转化——“大三角”战略模式下中美的“准结盟”

当代中国结盟外交或结盟战略开始转化的第一步是中苏关系恶化，那么第二步就是中美逐渐接近并形成中美“准结盟”。“准结盟”是指中美两国在一段时期内针对共同假想敌的一种被动走近，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在执行一种远离苏联的外交战略，而不仅仅是告别了与某一个大国的结盟。在本案例针对当代中国联盟战略转化的第二步，主要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及中美关系转型发展对伙伴关系的起源进行分析，聚焦1979年至1989年间的中美关系，同时也结合其他时间段作为补充。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苏分歧逐渐公开化的同时，中美关系却在逐渐回暖，中美领导人会面、中美两国建交等发生了一系列“震惊”国内外的大事。由于治理观念、体系转换、国家利益等的变化，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双方逐渐结束敌对状态、开始搁置分歧，从战场走向谈判桌，实现了两国关系的缓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正式形成。在这个战略力量重组中，中苏结盟关系进一步淡化，中美之间受制于多种因素，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传统盟友但实质上又超出传统模式的战略合作关系。

(一)国际治理观念不断增强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的国际治理观念不断增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霸权衰落与国际政治反思有助于加强国际治理理念。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把人类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权力政治逻辑在核战争面前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国际社会意识到禁止核试验和建立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尽快达成反对核扩散的国际共识的重要性，寻找更加和平与文明的方式来处理危机。比如于1968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1973年石油危机成为权力政治影响力下降的又一个转折点，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利用石油武器削弱美国霸权的有力反抗，导致了美国经济在一段时期的严重衰退；(21)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恐怖袭击、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这些问题仅仅依靠霸权和联盟的手段难以化解，需要寻求新的防止战争出现和合作的理念和方式。二是相互依赖与制度合作成为对抗结盟外交的政治思潮和实践形式。20世纪60年代国际经济关系发展迅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组织的不断涌现，复合相互依赖理论、霸权后合作论等理论的相继出现，都强化了早已存在的国际治理意识。三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探索了一条与超级大国均不结盟的中国方案。“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结盟”基础上中国传统外交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它虽然有孤立美国的含义，但主要针对苏联，贯彻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无论是中苏的结盟还是中美的“准结盟”，均反映了中国战略观念的变化，即中国逐渐意识到结盟的思维并不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大势。

(二)中美苏大三角下大国合作的文化异质性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与美国在中美苏大三角之内形成了事实上的“准结盟”关系，这就意味着同盟间文化相似性的观念开始弱化，大国合作的基础中出现了文化异质性的因素，这势必对联盟理论的解构起到推动作用。一方面，文化同质性合作与文化异质性合作并行。中美的友好互动开启了不同文明之间合作的可能。在此前的国际交往中，传统盟友的建立大部分基于文化同质性基础，美国早期盟友体系的建立大部分都是基于共同的文化文明背景、相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中美的接触以及建交为异质文化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范本，削弱了依靠文化同质性的联盟基础，开启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之路，由此带来行为体异质性合作可能的思考。另一方面，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催生文化异质性可能。如果说从20世纪50年代殖民地人民已经开始觉醒，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非、拉国家脱离殖民地运动的热潮兴起。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致力于改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和话语体系。反对文化霸权，为国家、民族、性别等各种身份的平等而努力。(22)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开始挣脱殖民束缚，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传统文明开始复兴，这促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估曾经被西方忽视或贬低的非西方世界的成就，这也为国际体系文化中包容性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三)中美摩擦致使集体身份无法形成

中美之间的合作没有促使集体身份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美之间的合作仅限于战略和经济等领域。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两国之间的交往便愈加频繁。但是美国实际上并未把中国当作真正的盟友，也不视为敌人。中美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更多基于一些外部因素，双方在自我身份之外达成合作。中苏关系破裂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并把目光转向中国。二是两国之间的简单社会互动中容易出现实力结构的不对称问题，影响集体身份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对华贸易的同时，又限制美国对华高技术的出口。经贸交往的不对称和双方实力的不对等阻碍集体身份的形成。三是不对称造成中美缺乏集体认同，从而不利于集体身份的构建。美国在与中国“准结盟”的过程中本身就没有一种集体身份的意识。虽然中美之间从“破冰”到建交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共识，但是美国并没有把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真正内化为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稳定，被迫采取一种权宜战略，这么一来，中美集体身份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

(四)中美“准结盟”利益的实现缺乏牢固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与美国的“准结盟”关系，其实质是中美苏战略三角框架下中美合作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关系。这种战略关系具有一定的国际国内合法性基础，但这种合法性基础又是不牢固的。所谓“一定”的合法性基础是指，两大国在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维护一些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同时，顺应了20世纪70年代正在兴起的反对霸权主义这一新兴的国际公意，客观上也带来十余年的东亚和平和东南亚稳定。然而，其“合法性基础不牢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对自身权力的约束不足，严重干扰了《联合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更加明显地大肆插足中国内政，比如：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等场合带头反华；对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并对下一年度的延长附加与“人权”有关的条件；决定建立“亚洲民主电台”。(23)上述行为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尊严，也阻碍了双方战略互信和伙伴关系的建设。二是实现共同利益过程中存在较大分歧。在“准结盟”的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下降，中美之间的共同战略基础开始动摇，美国在实现共同利益上的考虑让位于对自身霸权利益的追逐。三是中国采取了基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多边主义路线，与美国执行的侧重于发达国家小圈子的多边主义路线逐渐产生了张力。从7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被殖民国家取得了独立，被压迫的民族还剩少数。中国仍然支持第三世界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比如，中国对莫桑比克、安哥拉人民反对葡萄牙老牌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莫桑比克、赞比亚等国反对白人种族主义侵略的斗争等，这与美国外交产生了冲突。

中国与美国作为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代表国家，之所以能形成“准结盟”，这也与在国际治理观念不断增强的趋势下国际体系文化中的对抗性特征越来越弱有一定关联。中国与美国取得了共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共识而形成了“准结盟”。然而，“准结盟”并未长期维持，随着后来接触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台湾问题等内政问题的干涉，中国坚持自身的制度发展，以及与美国在对国际社会的看法上的不同等因素，致使中美之间的“准结盟”关系最终走向结束。随着自身国力和观念的不断发展，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更加坚定有力，并且在努力探寻属于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为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五、案例三：中国伙伴战略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构建各类战略伙伴关系

20世纪90年代是重要的历史转折期，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苏两极格局开始瓦解。权力政治的逻辑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社会发展需求，并开始被国际治理观念所取代。国际治理观念下伙伴关系的发展是国家利益多边实现和符合历史发展大势的重要路径。发展伙伴关系成为该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主要特征。本案例聚焦1993年至2011年这一时期的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建设。

(一)国际治理观念获得更大范围的国际认同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威望开始提升，国际社会对刚刚过去的冷战灾难以及不断涌现的全球危机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反思产生了多方面的结果。一是加大全球气候治理的力度。1992年5月，联合国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二是建立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二十国集团(Group of Twenty)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并成为国际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机制之一。这种国际机制结构上采取多元包容，理念上强调国际协商，重视发挥新兴国家作用的新思路与过去权力政治主导的国际政治模式形成了鲜明反差，第一次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商议国际事务，二十国集团的产生为国际治理理念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案例。三是国际治理观念在冷战结束后上升为战略思维。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并非始于中国，也非中国独有，但却为冷战结束以来的中国外交发扬光大。早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开始提到“伙伴”的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语境中伙伴的定义更类似于盟友，本质上还是联盟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的条件变化催生了国际治理的战略思想，这些条件包括：集团对抗不再符合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发展中大国也成为新的一极；中国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对霸权主义。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第一个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次用“伙伴关系”的提法。1996年《中俄联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宣布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确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中俄关系。(24)这契合了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国际治理理念，国际治理思想通过伙伴战略上升为一种新的战略思维。

(二)文化异质性在新型全球治理条件下成为可能

在这一时期，金砖国家(BRICS)的出现为国际社会中不同文明间的合作提供了参考。金砖国家起初是由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组成的，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交流。这一机制既不是政治联盟，也非经济联盟，而是一种多边合作的全新机制。(25)这一新兴行为体间的合作顺应了新型全球治理的条件，为不同文明间的合作提供了样本。同时也预示着以东方国家为代表的文明重新接近世界文明的舞台中心，为文明多样性和交流互鉴提供了范例，文化异质性在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可能。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不同区域之间形成了多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并存的局面，包容性成为国际文化体系的重要特点，为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背景特征。包容性的国际文化体系反对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全球主义，提倡文化全球化。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伙伴关系的建立就是本着尊重多元主体、交流互鉴、和谐共处的原则，没有种族歧视、人种偏见，任何国家都可以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国际合作，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共同寻求新型的国与国相处之道。

(三)全球化趋势下行为体对集体身份愈加关注

世纪之交，非传统安全问题频现，使得国际社会愈加重视集体应对全球化问题，给予了集体身份更多的关注。比如，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等都使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共同治理的认同感，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国际社会只能选择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行为体就会减弱对自我身份的过度追求，更多地关注多边合作和集体身份，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各行为体必须全力应对新式全球性危机的共同命运，也促使集体身份的形成。“目前全球性国际体系转换的共同命运，最为可能的选项就是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26)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包括“西欧国家须将排放量削减8%，美国须削减7%，日本、加拿大削减6%”。(27)这些共识的达成也可以进一步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意识，进而为伙伴关系的创立建立更多的共识。在经济方面，为了应对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国际社会成员间达成加强合作的共识，并于1995年1月1日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立一年后，该组织成员迅速发展到超过100个。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遵守并履行《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宗旨和原则，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活动，并且在发展、维和等方面一直有着突出的贡献，不断向国际社会贡献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责任。在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中，面对其他行为体的“力不从心”，中国没有置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而是勇担经济治理的重任，为化解经济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伙伴关系契合国家利益的多边实现

国际社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大环境推动中国伙伴战略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倡导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Agenda 21)和1997年《发展纲领》(Agenda for Development)，标志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开始，所有这些文件为国际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总的框架。在全球伙伴关系建立和国际合作的大环境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与各大国建立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扩大了中国的回旋余地。(28)在联合国大会的平台上，我国陆续与各类型国家建立伙伴关系。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同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美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中欧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2005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9年，中国与老挝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并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并实现了与中国伙伴关系的不断升级。伙伴关系的建立契合国家利益多边实现的要求。国家利益诉求被其他国家内化为自身利益就可以形成共识，从而形成集体身份，集体身份意味着更大的国际合法性，意味着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全球利益进一步融合在一起，而只有基于集体身份的伙伴关系才是真正反映国际治理理念的伙伴关系。其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抛弃了阵营政治与集团对抗的旧式思维，打破了过去选边站队的思路，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权力政治下结盟的新路径。其中不针对第三方的特点契合国家利益的多边实现原则，因为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际社会成员间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伙伴关系建设是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秩序并逐渐向国际秩序引领者迈进的体现，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努力。截至2011年，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的数量已经达到41对。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的数量已增加至113对。(29)伙伴战略更加蓬勃发展，并被纳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即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六、当代中国从联盟战略转向伙伴战略的理论思考

通过对当代中国自1949年至2011年期间三个时段案例的初步分析，了解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从确立联盟战略，到转向准结盟战略，最后实行伙伴战略的大致过程，并从理论假设出发做了相应的检验。不难得出结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行的结伴而不结盟的战略方针，不是主观制造的，而是由多种因素的历史合力共同形成的，受到国际治理观念变迁、国际体系变化、集体身份形成和国家利益多边实现等多方面的影响。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历史经验，抑或说理论上的思考。

(一)国际治理观念是伙伴战略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国际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权力政治逻辑相对立的国际治理逻辑处于上升势头，国际治理观念越来越适应当今多极化的世界，国际治理观念下伙伴关系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关系新模式。“在国际政治文化与世界政治文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观念与规范持续地产生着影响，那些试图获得国际社会体认的崛起中大国，不仅从工具理性上也许还从价值理性上，有可能也有必要逐渐减少对于通过非法暴力获得物质性成长之模式的依赖，而走上一条以增进软实力为核心的社会性成长的道路。”(30)伙伴关系是基于价值理性下做出的战略选择，不断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正是由于当代中国脱胎于西方列强强权政治的压迫，将国际治理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和合主义的和平文化相结合，较为根本地拒绝了权力政治的逻辑，能够较早地接受国际治理理念，即使与苏联结盟初期也保持了较高程度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对中苏结盟设置了不少的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中国与苏联结盟了，但并未完全加入以苏联为首的阵营政治之中，中国没有加入华约组织，也没有加入经互会以及九国情报局等机制，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中苏结盟的规模和程度，为将来中国走上美苏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准备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较俄罗斯更快地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后来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实施了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计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中国有着较浓厚的国际治理观念。进入21世纪，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金砖国家合作等机制，为从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破解以霸权为主导的集团对抗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主导和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及对外开放”为原则，反映了对抗权力政治的国际治理观念。(31)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战略是一种区别于西方强权政治、以权力为基础的新路，主张对话和结伴，反对对抗和结盟，寻求彼此利益的交汇点，是较为深入和富有时代内涵的伙伴关系战略，这个时代内涵就是新型全球治理下的国际治理理念。

(二)文化包容性发展限制了联盟战略，推动伙伴关系形成

伙伴关系既可以出现在文化同质性的国际关系之中，也可以出现在文化异质性的国际关系之中，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观之，后者在实现上要困难得多，一个突出的原因是冷战结束之前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基本上由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大国组成，特别是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国大多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殖民体系崩溃，一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体数量大大增加，国际关系民主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原动力；二是新独立的东方大国获得独立发展的历史机遇，成为新的国际关系主角，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就从客观上造就了一个文化异质性的国际关系体系。国际结构决定国际行为。文化异质性的国际关系体系出现了，也就是说，国际结构逐渐改变了，那么，大国外交行动因此呈现出新的特征。结盟外交作为其中的重要形式，不再沿袭19世纪的外交模式，而是要面对行为体多元文化的变迁需求，随着文化同质性因素的减少，传统的基于权力政治的结盟外交的沟通成本就会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一种区别于结盟外交的基于文化包容性的新的外交形式即伙伴外交就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展外交的半个多世纪，正是从两极体系不断走向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时期。这个世界多极化主要是政治多极化，但又不仅限于政治多极化，还伴随着文化多样性与经济模式多样化等，还有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内涵。这么一来，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本质上是日益包容性的国际体系。“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32)在这种多文明多元化的世界中，已经不能仅仅通过强权政治的手段来化解国际社会中遇到的难题。美苏在冷战期间都没有能力实行19世纪英法德那样的权力政治模式，都在寻求联盟政治与伙伴政治之间的平衡。总之，在包容性的国际体系下，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交流与借鉴的共识不断扩大，这一理念与伙伴关系的发展特点相符，从而有利于实现从联盟战略向伙伴战略的转化。

(三)向伙伴战略转型的过程也是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

从国际政治社会学观之，当代中国半个世纪朝着结伴而不结盟方向的战略转型，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是不同侧面的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在转向伙伴战略的过程中，当事国(本文中主要指中国)为了建构适当的集体身份，至少需要做三件事，一是执行了一条较为深入的社会学习路线；二是基于共同命运下一种自我身份考虑之内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三是从传统文化、大国使命和国际政治伦理等因素综合考虑，在自我权力追求时进行了深度的自我约束。这里单讲第一个方面。建设伙伴关系、转向伙伴战略不能停留在简单学习层面，必须进行深入的国际社会化。在促使中苏结盟的因素中，是政治考虑而非经济相互依赖和集体身份占据着主导地位。正是因为这种经济相互依赖中双方的实力不对等，为以后中苏关系的破裂埋下缝隙；而中苏之间虽然具备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身份，但并未从国际政治意义上形成稳固的合作预期和集体身份，突出地表现在缺乏集体身份的要素——高度互信，造成了联盟过程中反复的博弈甚至内部斗争，并没有发展到伙伴关系的地步，甚至连盟友的关系到后期也已经形同虚设。中国与美国在结成“准结盟”的过程中，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作用有限，而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多次干涉不仅损及中国民众的民族感情，也阻碍了中美之间集体身份的构建，从而使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复杂学习下的相互依存才能推动伙伴关系的形成。

(四)越是实行多边主义，联盟战略越是容易转化为伙伴战略

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战略，目的都是服务于国家利益，但是因为实现的方式方法的不同，其软实力水平及国际形象就大相径庭。以单边主义的模式追求国家利益，常常漠视国际社会规则，走的是单纯的权力政治路线；以双边主义的模式追求国家利益，寓国家利益的实现于国际利益的实现之中，将国家利益与国际合作方式结合起来，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以多边主义的模式追求国家利益，在维护和实现全球社会的公意中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公共物品，又实现了全球治理领导权，获取了全球化了的国家利益，这才是大国的做法。(33)在传统国际政治中，联盟战略常常存在上述所言的双边主义的情形，也有一些大国的联盟战略采取了多边主义的做法，通过国际组织来实现其联盟利益。而真正的伙伴战略，往往是采取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相结合的做法。根据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逻辑，国家利益只有在多边实现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至今，中国为什么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持久的结盟外交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新中国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对人类进步有贡献的东方大国，努力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合法席位，追求多边主义、世界正义与国际合法性是新中国的初心使命，因此，它不可能通过结盟外交来实现如此广泛的全球利益和国际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初期的对苏结盟外交，与其多重的国际身份与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之间存有张力，新中国自始至终与苏联在许多战略性问题上“和而不同”。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蜜月期”，中国也没有与美国结盟。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

七、结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伙伴战略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盟友与伙伴之间的区别，联盟战略向伙伴战略转化的推动因素，以及当代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结盟外交向21世纪初的伙伴外交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无论是盟友关系还是伙伴关系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内主权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做出的一种战略选择。从全球化以来出现的种种危机的大背景来看，伙伴关系中所蕴含的合作共赢、非零和博弈等思维能够更好地化解全球化带来的诸如恐怖主义、传染病传播等问题。可以说伙伴关系战略是盟友关系战略的一种升级，具体表现在盟友逻辑与伙伴关系观念产生过程中所隐含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不同。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盟友关系在国际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只是因为盟友代表的集团政治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多元文明下发展的大趋势。伙伴关系战略因为其具有的包容性而衍生出的一系列特点，使行为体间更趋向于伙伴关系的发展。本文的选题是研究中国对外行为如何从盟友到伙伴战略变化的，其中单位、体系、结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本体论才是本质，也就是观念才是影响伙伴战略最终形成的首要前提。如果我们还生活在霍布斯文化中，那么伙伴就无从谈起。所以，只有观念改变才会影响国家行为进而影响国家利益的选择。从权力政治到国际治理，治理观念的改变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权力政治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只会走向战争(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的边缘。人们已经不想退回到美苏各自阵营下的冷“和平”中，集体身份和国家利益的多边实现是最终的导向。在国际治理观念的影响下，伙伴关系被认为是一种集体身份的形成，集体身份下就会选择牺牲自我身份，通过减少自我利益的部分来寻求整体利益的实现。

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将关于中国伙伴战略与“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国际区域治理等理念相对接。伙伴关系的确立可以增强彼此的身份认同，通过国家间关系带动地区和全球间关系的认同与发展。尤其是区域文化治理，作为区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深层因素在发挥作用，在其影响下对伙伴关系构建的认同度会更高。同时，应该进一步从学理上研究伙伴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十个坚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者在理论上是什么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支撑，它要从根本上摒弃权力政治的逻辑和文化霸权的逻辑，这恰恰与伙伴战略中反对权力政治逻辑的内在意蕴相一致。伙伴关系的建立就是通过双边关系了解深化两国的文化认同，大力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为多元文明合作找到更多突破口，从而更好地为实现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

③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④[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⑤[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⑥刘斌、刘颖：《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4期，第110-132页；任琳、尹继武：《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2-128页。

⑦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5页。

⑧戴正、郑先武：《同盟理论的演进过程——兼论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念的镜鉴作用》，载《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73页。

⑨[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55页。

⑩郭树勇、杨文萱：《大变局中国际格局的影响因素及其主要特点分析》，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2期，第75页。

(1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页。

(12)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209页。

(13)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209页。

(14)同上，第211页。

(15)参见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99-404页。

(16)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二卷)，第548页。

(17)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125页。

(18)陈理：《从“一边倒”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试析建国初期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第70页。

(19)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第365-372页。

(20)同上，第126页。

(21)刘建华、邓彪：《美国霸权：衰落还是延续》，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8期，第27页。

(22)郭长刚：《“新轴心时代”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第10页。

(23)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50-557页。

(24)于游、高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经验与启示》，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第51-52页。

(25)王叶飞：《金砖国家间的战略沟通研究》，载《国际观察》，2016年第3期，第105-106页。

(26)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211页。

(27)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ited Nations,1998,p.20.

(28)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29)李晓宏、杨迅、车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前行》，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1日，第2版。

(30)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31)邓浩：《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合作：进展、挑战和未来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第47-66页。

(3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33)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第233-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