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宋人对于意境的追求

——风雅美学的一个侧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 次 更新时间:2021-06-02 16: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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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陶晋生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史新编》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

  

   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就政治和军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士人政治和对辽金妥协则是现实;就思想而言,理学家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是理想,改革家则企图将理想付诸实践(偏被理学家反对);就文学艺术而言,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

  

   陶先生是从不同方面来论证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政治、军事,仅仅聚焦于宋人的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曾敏行《独醒杂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

  

   这个小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当时人对于“雅”“俗”的敏感。不过,总体上看,在宋代趋于平民化的大环境之下,“雅俗兼备”、精致与俚俗互通,成为时代的突出特点。

  

   文化方面兼通雅俗的风格,应该是受到中唐以来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强调持平常心,注重“当下”,强调佛法在世间,具有渗透性、普适性,所谓砍柴、担水无非是道。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实际上和禅宗的影响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正是在和佛教学说、道教学说相互碰撞、相互冲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纳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新儒学才真正成长起来。

  

   我们看到像《景德传灯录》这样的佛学著述会说:

  

   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北宋的理学家二程则说: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当时这些人物从理念上觉得天地之间“无非是道”,行、住、坐、卧,纵横自在都是道,万事万物皆有理。这也像《宋史•道学传》里说的,天地之间、“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这个“道”是渗透在民间日常生活里面、“日用而不知”的。也就是说,新儒学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游从方式和他们心目中的理念是交互融通的。

  

   这些意识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正如扬之水先生所说,在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形象愈益鲜明, 容愈益丰富而具体。“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在当时,“风雅处处是平常”,生活俗事、民间俗语,都可能有其雅致趣味,都可以入画入诗。苏轼说:“诗须要有为而后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也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

  

   王安石的六言诗《题西太一宫壁》,回忆往事,平淡中感怀世间沧桑: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黄庭坚《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也让读者感觉到诗人对于是非的回味,对于理趣的追求:

  

   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

  

   南宋诗人杨万里《桂源铺》诗,被胡适称作“我最爱读”的诗作:

  

   万山不许一溪奔,栏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些篇什以高雅的立意、简朴的语言、习见的俗语,表达出对于哲理的深邃思考。

  

   雅俗相通,诗书画也都相通。苏轼曾经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我们讲宋代的艺术、美学,今天真正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迹,除去我们熟悉的史籍,就是传世书画作品、出土器物和宋代建筑。其中,无论书法还是绘画作品,都蕴含着当时文化精英的学养与情操。

  

   宋人画作对我们观察宋代社会文化生活、体悟士人的思维世界很有帮助。艺术史本来应该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被人为分开了。当然,历史学者与艺术史家对画作的认识角度不同。艺术史家往往是将特定背景下的画卷“拉”出来,进行聚焦式的情境分析;历史 学者则倾向于把书画材料“推”进特定的背景之中,作为观察时代的一个“窗口”。绘画中不仅反映生活场景,也存在“政治主题”;画作可能是权力的显现,也可能是权力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

  

   当年的创作活动、书画收藏与欣赏、书帖与画谱的编纂,本身就可能蕴含着政治的寓意;后妃、臣僚、画师的艺术才赋,都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宋代历来以宫廷绘画兴盛、职业画家活跃、文人画思潮形成而著称。

  

   宋代画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传画,或者展现帝制权威、尊卑秩序,或者渲染圣德祥瑞,或者规谏针破时政,这些都是当时政治生态的鲜活反映,也让我们注意到通过画作引导舆论、占据文化制高点的努力。例如北宋仁宗朝的《观文鉴古图》《三朝训鉴图》等,就直接服务于朝廷政治目标,用作“帝王学”图文并茂的教材,同时也被宋人视为了解本朝圣政、祖宗故事的史料。

  

   除了与宫廷或朝政相关的绘画之外, 宋代的地方官员会以画图作为告谕民众的施政手段;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也会以图画或直白或幽约地表达心声。文人的绘画及鉴赏、馈赠、收藏等活动,也渗透着构建人际网络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脱于政治的文人画,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结果,体现着对当时政治景况的直接或间接回应。

  

   作为书画欣赏的外行,从我的角度来观察,会觉得宋代的画作,尤其是山水画,可能呈现着当年画家“观天下”的方式和感悟。黄庭坚即将人世间的情景与天下、自然界的江山联系起来,他说: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

  

   这里所说的“风月”,不仅指美好的景色,更是指心旷神怡的状态。中国传统山水画作,与西方描摹实景的风景画不同,是“寄情山水”,重在内心情感的流露沟通。士人画作是文人的业余消遣,技法无法与专业画家作品相比,但正因为如此,更便于抒写他们的襟怀和心声。

  

   有学者指出,今人提及画卷的时候,通常是说“看”画,但是古人会说“观”。“观”是什么意思呢?《说文》里说“观”是一种“谛视”,是指凝视、审视,不是写生意义上的透视,而是包含了内心体悟的凝视和洞察。山水画作的“高远”“深远”“平远”,其实是出自作画者、观画者内心对于山川的全景式体验。这种“观天下”的方式,反映着他们的“天下观”。正因为如此,当说到宋画意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画境、诗境、心境,这些是贯通彼此、浑然一体的。

   宋代艺术有很多突出的特点,既有细致绵密的格调,也有洗练简约的风韵。比如南宋画家梁楷的人物画,有工笔有简笔,其简笔画作体现着“参禅”的兴味,率真简洁,所谓“萧萧数笔”“神气奕奕”。

  

   宋代的瓷器,也渗透着美学素雅简洁、隽永深沉的古典韵味。宋瓷多为纯色,不像后世的瓷器那么堂皇绚烂,但它带给我们一种淡雅自然的感觉,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

  

   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绘画、瓷器以及其他许多器物上都渗透浸润着简约之美。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国家大政方针时,也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也就是说,在治国理政方面,士人也认为简约是值得倡导的合理方式。这种观念贯彻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以瓷器为例,我们也会看到,和清雅端庄的风范同时并存的,也有粗砺朴拙的器具、浅俗庸常的风格,比如说一些瓷器上写着“忍”,或者“孝子”“贤妻”这类字样,这一些器物肯定也为世俗之人所喜爱。

  

  

   通过许多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雅和俗这两者是并存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融通的。宋人画作里有描写市井生活的画卷,文学中也有描写市井生活的作品。这就很生动地体现出贯通于两宋的文化风情或者说文化特质。

  

   如上所述,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繁荣辉煌和艰困忧患实际上是交错并存的。而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位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匠师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即便同一人物,也可能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容、多重的文化性格。以辛弃疾为例,我们知道他的生活颇为坎坷,艰忧中曾有暂时的安宁,他个人的文学作品风格也是多元的,体现出征战沙场的激昂慷慨,也反映着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情怀。他有豪放悲凉的词作,抒写壮志与内心的愤懑,像“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也有婉约清丽的词作,勾勒民间生活场景,像“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等等。风格多样、雅俗互补,在当时人看来并不是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养、相互补充的氛围。

  

   宋名臣孙何在其奏疏《论官制》中向宋真宗提出“雅俗兼资,新旧参列”的原则,认为是“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纲纪”的关键,也就是说,是制度建设、治国理政的关键。由此我们看到,就时人观念而言,在日常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雅俗兼备,以简约带动详博, 新制度旧传统吸纳互补,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子语类》里面记载,南宋时朱熹跟他的学生谈话,说:

  

   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道理都从气上流行。虽至粗底物,无非是道理发见。天地与圣人皆然。

  

   所以精和粗、理和气、雅和俗都应该是并列一体,逐渐深化,相互发明的。

  

   南宋中期的韩淲在诗作里称:“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时。”南宋后期的文人刘克庄,在《方俊甫小稿》题跋中也说:“若意义高古,虽用俗字亦雅,陈字亦新,闲字亦警。”他们的意思都是说,自古至今,“雅”“俗”二者是可以互相积聚滋养、互相会通的;只要立意高远, 即能呈现出“点化”的效果。宋代这样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北宋中期的史学家范祖禹曾经说:“古之圣人莫不以好学为先,游艺为美。”所谓“游艺为美”,让我们想到《论语》中记述孔子的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大意是说,要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借,活动于六艺的范围中。

  

   “游于艺”可以说是宋代士人群体活动的方式,是他们从容涵泳的生活态度,是他们浸润于技艺陶冶的实践方式,也是他们雅俗兼备的艺术追求与情调意境。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一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复古创新并举,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雅俗兼备,则关系着宋人融通丰润的文化意识。

  

   综上可见,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生活压力,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前面讲到宋代立国的基本环境,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宋代的经济、文化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与士人民众的积极活动分不开。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过程中,士人对自身文化活动的理解,其实是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样的整体框架下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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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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