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霍尼斯鲍姆:“费城杀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 次 更新时间:2021-05-14 09: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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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霍尼斯鲍姆   谷晓阳   李曈  

   “这次暴发……呈现出诸多不常见且复杂的特点……我们曾期待当代科学战无不胜,可以使所有困难迎刃而解,然而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

   ——大卫·J. 森瑟尔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1976年11月24日于亚特兰大

   在核桃大街(Walnut Street)和宽街南段(South Broad Street,现在被费城人称作“艺术大道”)的交叉口,坐落着凯悦(Hyatt)大酒店——一座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商业酒店。它宽敞的客房摆着作为招牌的“双垫层”床垫 [1],俯瞰中心城区的餐厅位于19层,铺设着木地板,堪称现代奢华与古典魅力的结晶。从宽街踏入酒店大堂,踱步走过锃亮的地板来到前台,抬头看看那光彩夺目的大吊灯,或是在旋转楼梯上,触摸那用大理石与铁纯手工打造的、品味高雅的扶手,你就会被这里随处散发的魅力所吸引。如果你不在意装潢,而是要为重要事务寻找洽谈场地,酒店会为你提供最先进的会议室,此外还有一条室内慢跑步道、一个标准长度的游泳池,以及一个占地9.3万平方英尺的运动俱乐部。过敏体质和有洁癖的宾客还可以选择一尘不染的“低敏”客房,房间内置了高科技的空气净化系统,能够过滤空气中的过敏原和刺激物。一如酒店在广告中所标榜的:“凯悦纯净客房,尽享舒适睡眠。” [2]

   不过,酒店的网站上没有提及这栋建筑最为著名的往事——至少在费城婴儿潮一代人的心中,那段记忆难以磨灭。1976年,在当时名为“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Bellevue-Stratford)的这家酒店里,暴发了历史上最为棘手的传染病之一。而暴发的源头就藏在它的空调与冷却水系统之中。

   “军团病”事件开端于当年7月21日,星期三。那时,2 300名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又译为“美国军团”)宾夕法尼亚州分部的代表携家属(共计4 500人左右)来到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举行为期4天的年会。是夏,正值美国独立两百周年纪念,老兵们——许多是二战和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正准备来一场时兴的派对。负责年会主持与招待的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该州的助理爱德华·霍克(Edward Hoak),经过他的讨价还价,老兵们拿到了500美元的折扣房价,能负担的成员随即入住于此。

   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的前身是位于斯特拉福德大街与宽街交叉口西南角的斯特拉福德酒店和西北角的贝尔维尤酒店。历经了耗时两年、斥资800万美元(约值今天的2 000万美元)的改建之后,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于1904年开业迎宾。它号称全国最奢华的酒店,采用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设计,拥有当时全美最奢华的宴会厅,以及4个餐厅和1 000间客房,其照明设施出自托马斯·爱迪生之手。20世纪20年代,这座被称为“宽街老贵妇”的酒店成了费城社交界的宝地,不论是社会名流、皇室成员,还是州府领导,都偏爱光顾此地。这里接待过的名人包括马克·吐温、鲁德亚德·吉卜林、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以及约翰·J.潘兴上将等。西奥多·罗斯福及之后的历届美国总统也爱来此小住。1963年10月,约翰·肯尼迪遇刺前的一个月亦曾流连于此。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已开始没落,不得不与其他新兴的连锁奢侈酒店展开竞争。就拿退伍军人协会聚会一事来说,虽然经霍克协商拿到了折扣价,但许多代表仍认为这里的饮食定价偏高。他们还抱怨酒店活动室的空调系统不合格,以及服务人员“态度傲慢”。 [3]

   那些住不起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的人选择了附近的本·富兰克林酒店和商业区其他较便宜的旅馆。不过,几乎所有人都造访了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的大堂,以登记信息并参加大会的主要活动。从第一天在精英实业家俱乐部(Keystone GoGetter Club)的早餐,到最后一晚的指挥官独立两百周年纪念舞会(Commander’s Bicentennial Ball),所有活动都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酒店举行。与会者及家属很快就熟悉了酒店的酒吧与活动室。老兵们喜欢在兴头上喝上一杯,特别是那个星期费城气温高达32.2℃,酒店活动室很快就挤满了来解渴和消暑的与会代表们。为节省花销,霍克让代表们自带酒水小吃,但对于不堪重负的空调系统和短缺的冰块库存,他也无能为力。

   一周之后,霍克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马纳镇(Manor)。这个小镇距离宾州州府哈里斯堡200英里,霍克去那里的472号退伍军人协会站 [4],参加新军官的入职宣誓仪式。在那里,他收到消息称,老兵们聚会后出现了比宿醉严重得多的问题:与会者中已有6人病倒,其中1人死亡。当霍克回到位于哈里斯堡附近的家中时,更坏的消息在信箱中等着他。写信者是他一位亲密同事的妻子,她在信中说,她的丈夫得了肺炎,且救治措施未见成效。几小时之后,霍克的秘书将他这位同事的死讯告诉了他。随后,霍克致电他在钱伯斯堡(Chambersburg)的助理副官,想派他去处理一件事,却得知这位助理副官正在宾州中南部圣托马斯镇参加612号退伍军人协会站当选指挥官查尔斯·张伯伦(Charles Chamberlain)的葬礼,后者在聚会后不久突然离世。霍克又打电话给在威廉斯波特(Williamsport)的前任州退伍军人协会指挥官,汇报这两起死亡事件,却得知那里还有6名其他与会成员因重病住进了当地医院。理论上来说,这也不算太过不可思议。毕竟退伍军人协会的老兵都上了年纪,许多都是有潜在健康问题的烟枪酒鬼。但是短短一周之内就有2人死亡,6人住院,霍克还是觉得不太对劲。他进一步致电调查,发现全州各处的与会代表皆有染病,心中不禁警铃大作。 [5]

   在那个周末,并不只有霍克一人关注此事。7月31日的那个周六,费城急性传染病防治中心主任罗伯特·萨拉尔(Robert Sharrar)接到了卡莱尔(Carlisle)镇一名内科医生的电话。这名医生报告说他接治了一名刚参加过退伍军人协会聚会的患者,这个人高热不退,并伴有频繁干咳;胸片显示其右下肺叶出现了支气管肺炎。萨拉尔回复说可能是支原体肺炎,建议给病人抽血,等周一州实验室上班后送去化验。与此同时,他还建议给患者用快速起效的抗生素。当萨拉尔打算结束对话时,医生又追问他是否知道过去几天费城出现的其他肺炎病例,萨拉尔对此并不知情。于是医生继续说,他听闻宾州西北的刘易斯堡(Lewisburg)已有一名患者死于肺炎。萨拉尔立刻致电刘易斯堡医院,要求转接住院病理医师,后者告知他死者是名退伍老兵,死亡原因是“急性病毒性……出血性肺炎”。 [6]

   在费城这种规模的城市,出现两起肺炎病例不足为奇——夏天里,平均每周都有20~30名患者死于肺炎。不过,这两起病例还是引起了萨拉尔的深思。当年2月,位于费城东北35英里处的新泽西迪克斯堡(Fort Dix)美军基地分离出了一种新型猪流感病毒株。流感夺走了一名年轻二等兵的性命,并造成多名士兵染病。实验显示该病毒株与导致了致命的西班牙流感的H1N1病毒具有密切亲缘关系。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主任大卫·J.森瑟尔(David J. Sencer)担心迪克斯堡的疫情可能预示着一轮新的疾病流行,因此敦促执政的福特政府为全体美国人制备疫苗。作为一名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受过训练的流行病学家,萨拉尔完全支持森瑟尔的提议,他下决心要保证费城人能第一批接种上疫苗。可是,森瑟尔需要等待国会通过给行政部门的1亿3 400万美元的财政预算,还得静待华盛顿的政客们同意给疫苗制造商提供保险(用于负担疫苗不良反应的可能风险)。

   * * *

   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及爱德华时代,肺炎可谓是除结核病以外最可怕的疾病,常常会夺去患者的性命,对于老年人和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来说尤其危险。在抗生素出现之前,大叶性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美国全部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1927年,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埃弗里实验室的迪博 [7]发现了一种能够分解肺炎球菌多糖荚膜的酶,在这种酶的帮助下,免疫系统的吞噬作用可消灭肺炎球菌。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又成功分离出了第一种磺胺类药物。有了这两项进展,肺炎的治疗效果和生存率逐渐提升。之后,伴随着40年代晚期青霉素的广泛应用,50年代诸如红霉素、多西环素等新型抗生素的发现,再加上医院呼吸科的技术进步,肺炎的治疗与康复措施都有了长足发展。到了70年代早期,医院的肺炎死亡率已降至5%左右,与我们当下相同。 [8]于是,年轻的医学科学家们不再热衷于关注肺炎。研究者们相信“征服传染病”的时代即将来临,便将精力转移到了与遗传条件和现代生活方式相关的癌症和慢性病上。 [9]

   但费城的肺炎暴发揭示了这一信念的谬误。虽然大部分细菌性肺炎是肺炎球菌作祟,但其他一些常见病原体也可能导致肺炎症状,如耶氏鼠疫杆菌、鹦鹉热衣原体等。另一些导致非典型肺炎的常见病原体包括流感嗜血杆菌(普法伊费尔认为它是俄罗斯流感和西班牙流感的罪魁祸首)和肺炎支原体(一种大小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此外,还有几次肺炎暴发未能确定病原体,包括1965年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14人死于肺炎的事件,以及密歇根州庞蒂亚克市(Pontiac)某座卫生部门大楼的突发传染病事件等。后者被称为“庞蒂亚克热”,引发了有流感样症状的疾病,击倒了大楼中144名员工及到访者,其中甚至包括一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调查小队。尽管这次事件中没有出现人员死亡,也没有关于肺炎病例的记录,但研究发现,当把取自大楼空调冷凝系统中未经过滤的水制成气溶胶,并将实验豚鼠暴露于其中后,豚鼠出现了结节性肺炎,这说明水中存在细菌大小的传染性病原体。不幸的是,从水中和从豚鼠肺部组织中培养病原体的努力均告失败,这令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人员深感挫败。故而,流行病学家们虽然知悉庞蒂亚克市和圣伊丽莎白医院的事件,却没有做书面记录; [10]相反,迪克斯堡的猪流感事件则人尽皆知——事件在当时引发了大恐慌,报纸上满是关于政府疫苗计划的新闻。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8月2日,费城退伍军人管理处诊所的一名内科医生致电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总部,请求联络国家流感防疫项目组的人。请求被转接给了流行病情报服务处(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EIS)年轻的调查员罗伯特·克雷文(Robert Craven)及其同事菲尔·格雷提斯(Phil Graitcer)。当时,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全国范围的猪流感,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A号礼堂设立了“作战指挥室”,而这两个人就在指挥室工作。这位内科医生为他们带来了残酷的消息:周末,4名在他诊所就医的老兵死于肺炎,他们都曾参加过费城的那次集会。此外,还有大约26名与会者表现出“发热性呼吸道疾病” [11]的征象。

   一开始,克雷文和格雷提斯对这份报告不屑一顾。这样一大群老年人集会,有4个人死于肺炎并不奇怪。然而在一个小时之内,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又接到了更多来自宾州医生和卫生官员的电话,报告相似的情况。上午刚刚过去一半,肺炎死亡病例已达11例。这就有些不正常了。他们的另一位同事,流行病情报服务处年轻的调查员吉姆·比彻姆(Jim Beecham)最近刚被派任到哈里斯堡的宾州卫生部总部。在和比彻姆通电话时,克雷文得知上午早些时候,霍克发布了一项声明,说他的部下至少有8人死亡,另有30名曾参加聚会的老兵出现了“神秘的病症”。记者们怀疑这与猪流感有关。

流感通常有1~4天的潜伏期,即使是最健康的成年人,在患病后5~7天也会具有传染性。如果老兵们是在费城集会期间感染了猪流感,那么第一起病例应当在7月28日左右出现,同时意味着卫生官员们会在8月第一周面临第二轮疫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这就是人们一直在担忧的猪流感暴发吗?没有人能确定。流言蜚语不断散播,而制药公司仍需数月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疫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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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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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英]马克·霍尼斯鲍姆著 谷晓阳 李曈译《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中信出版社20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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