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霍尼斯鲍姆:天使之城的鼠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 次 更新时间:2021-05-14 09: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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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霍尼斯鲍姆   谷晓阳   李曈  

   “适才第一次说出了‘鼠疫’这个词。”

   ——加缪《鼠疫》

   1924年10月3日,洛杉矶城的一位卫生官员贾尔斯·波特(Giles Porter)医生来到墨西哥移民区中心一名铁路工人家中出诊。病人是住在克拉拉大街(Clara Street)700号的赫苏斯·莱洪(Jesus Lajun)和他15岁的女儿弗朗西斯卡·孔查·莱洪(Francisca Concha Lajun),二人几天前发病,都发着高烧。弗朗西斯卡痉咳连连,赫苏斯的腹股沟处则有个烂兮兮的肿物。波特认为赫苏斯的肿块是由于梅毒导致的“性病淋巴结炎”,而弗朗西斯卡的发烧与咳嗽很可能是流感所致。“这孩子病得不重。”波特在报告中写道。然而他错了,两天后,附近一座公寓的房主卢恰娜·萨马拉诺(Luciana Samarano)前来照顾弗朗西斯卡,发现她病情严重,忧心地叫来了救护车,但女孩还是死在了去往洛杉矶总医院的途中。病理学家将她的死因归结为“双侧肺炎” [1]。健康青少年通常不会患上如此严重的肺炎。不过,克拉拉大街被砖厂、天然气厂和电气厂环绕,即使在晴朗的天气,这里也总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废气。再加上附近肉类加工厂所散发的怪味,不难理解为何克拉拉大街周围只有墨西哥移民居住,这样年轻的生命过早凋零也非全然意外。

   克拉拉大街始建于1895年,最初是洛杉矶河附近的一片空地,与中产阶级白人的居住区毗邻。随着城市扩张,房地产产业日益繁荣,对造砖工人和廉价农业劳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原有的意大利移民们搬走后,这里渐渐住满了拉美裔人口和从边境线以南来的移民劳工。到1924年,克拉拉大街的307所房屋中住了大约2 500名墨西哥人。这片区域东临南太平洋铁路,西毗阿拉梅达大街,南接梅西大街,由八个街区组成,处处拥挤不堪。这里的许多房子被分隔为小间的“公寓”,或被改造成客房供多达30人同时居住,克拉拉大街742号的萨马拉诺家就是如此。还有房客在单层墙板后方附加的棚户中扎床。居住在这里的不只有人,地板下方的空隙也为老鼠(甚至有时是地松鼠 [2])提供了安家之处。简言之,这里是与洛杉矶——那座被房地产商称作“永恒的青春之城,没有贫民窟的城市” [3]——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人口已经达到100万,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中心之一。在这座摘得了“世界气候之都”美誉的城市,房地产产业正处于井喷式的繁荣期。美国人厌倦了中西部的冬季严寒,也厌烦了东部城市过度拥挤的状况,纷纷涌向南加利福尼亚,他们被房产商所承诺的拥有石油、棕榈树、丰饶农田和灿烂阳光的新天地所吸引,来到洛杉矶。大部分定居者都为他们的市郊社区取了“石油花园”之类的美称,众多社区涌现在城市边缘的荒漠改造地上。相比之下,拉美裔美国人则倾向于聚集在梅西区(即前文所述墨西哥移民区的正式名称)或附近的马里亚纳区和观景花园区。

   1924年,洛杉矶的拉美裔人口总数已达2.2万左右,他们劳作的身影随处可见:在洛杉矶河附近的黏土坑中辛勤工作,一砖一瓦筑起高楼大厦的是墨西哥人,为杂货店运送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是墨西哥人,为华丽的商业街酒店擦拭地板的还是墨西哥人。而对于城市中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来说,这些住在天使之城的棕色皮肤居民仿佛都是透明的。当然,时常也会有针对墨西哥人的顾虑,比如他们是不是携带了什么疾病,或是拉美裔人口的出生率又在迅速增长之类的。但就像持反工会态度的《洛杉矶时报》的老板、加利福尼亚州大地产商和权力掮客哈里·钱德勒(Harry Chandler)曾说过的那样,国会不必担心墨西哥人,他们“不会像黑鬼那样与白人通婚。他们不混居,只和自己人扎堆。这很保险” [4]。

   弗朗西斯卡·莱洪死后第七天,她的父亲赫苏斯也死于同样的神秘感染。5天后,卢恰娜·萨马拉诺也被送进了县 [5]总医院,并于10月19日死于“心肌炎”或某种心脏疾病(卢恰娜怀有六个月的身孕,胎儿也死在腹中)。接下来发病的是卢恰娜的丈夫瓜达卢佩(Guadalupe),再之后是参加了卢恰娜守灵会的几位来宾(按照天主教传统,亲属会绕行敞开的棺材,亲吻死者以表哀思)。与弗朗西斯卡·莱洪一样,瓜达卢佩的死因也被归为“双侧肺炎” [6]。而此时,参加卢恰娜守灵会的其他人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但直到10月29日,医院才派遣了总住院医师埃米尔·博根(Emil Bogen)医生调查这一轮可疑的死亡事件。博根的第一个调查地点是卡梅丽塔大街343号,观景花园区的一所房子。博根回忆道:“在房间中央,一位年迈的墨西哥妇女躺在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上,阵发性的咳嗽不时打断她的哭喊。沿墙摆放着一具长沙发,上面倒着一名大约30岁的墨西哥男子,他没有咳嗽,却辗转难安,发着高烧。”在场的还有其他人,其中一位同意担任博根的翻译。博根得知,倒在沙发上的男子于昨天发病,有脊周疼痛,高烧达40℃。他的胸口还出现了红色斑点。而那名老妇人“已经咳嗽了两天,吐出大量血痰,并伴有响亮且粗糙的干啰音”。 [7]

   博根将二人转移到救护车上,又随翻译拜访了他们的邻居。邻家的男子和他的妻女都出现了类似症状。该男子的妻子告诉博根自己已有所好转,而他的女儿“坚称没有生病,只是有些疲惫”。然而不到3天,这两名女子就因病情危急被送至县总医院,男子则已死亡。后来才发现,这名男子就是萨马拉诺的兄弟维克托(Victor),他和妻子近期都参加过克拉拉大街742号的那场守灵会。而在那里,博根又发现了4名奄奄一息的男孩,他们的年纪在4岁到12岁之间,正是卢恰娜与瓜达卢佩的遗孤。“当晚,4名男孩被带到医院,次日,他们的邻居中又确诊了6起病例,”博根写道,“入院后不久,患者们就出现了严重的肺炎症状,咳出血痰并有明显紫绀。” [8]

   萨马拉诺的房子日后将被称为“死亡之屋”。在参加过卢恰娜的守灵会,与她有过接触,或是居住在克拉拉大街742号的人中,有33人染病,其中31人死亡。这一系列病例在官方报告中以这些人的姓名首字母和他们与“L.S.”(卢恰娜·萨马拉诺)或“G.S.”(瓜达卢佩·萨马拉诺)的关系列出。 [9]在萨马拉诺一家之后,下一个死者是“J. F.”,即杰西·弗洛雷斯(Jessie Flores),卢恰娜的邻居兼好友,曾经照顾过卢恰娜。接着是萨马拉诺夫妇各自在前一段婚姻中的两个儿子,以及萨马拉诺夫妇各自的母亲。染病的甚至还有这家人的牧师梅达多·布鲁瓦利亚(Medardo Brualla)。他曾在10月26日造访克拉拉大街742号,为夫妇二人做临终祈祷。几天后,他也出现咳血痰的症状,并在11月2日去世。 [10]

   瓜达卢佩死后,毫无警觉的卫生官员将他的尸体交还亲属以料理后事。他们再一次在克拉拉大街742号举办了守灵会。同样的一幕再度上演,出席守灵会的宾客很快被病魔袭击。10月30日,约有12人因病危被送往县总医院。其中,卢恰娜·萨马拉诺的一位表(堂)兄弟贺拉斯·古铁雷斯(Horace Gutiérrez)成了关键病例,正是他的病情促使卫生官员们全力寻找病原体,并使洛杉矶商会(Los Angeles Chamber of Commerce)与市议会陷入恐慌。博根在总结中记录到,贺拉斯与萨马拉诺家的4个孩子差不多同时入院,很快,他们就出现了同样的肺炎症状、咳血与紫绀。由于紫绀是西班牙流感的标志性症状,医生们对此记忆犹新,因此他们刚开始时怀疑这些人都患了流感。但最终,这些病例都被归为“流行性脑膜炎”。只有医院的病理学家乔治·梅纳(George Maner)医生持不同意见,认为这可能是一场鼠疫。 [11]梅纳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取了古铁雷斯的痰液样本在显微镜下检查。结果令他震惊,镜下样本中充满了微小的杆状细菌,看上去与他在教科书中见过的巴氏鼠疫杆菌(Pasteurella pestis )毫无二致。 [12]梅纳对这种细菌的形态不大确定,想听听他人的意见,便找到上一任洛杉矶总医院的首席病理学家、苏格兰人罗伊·哈马克(Roy Hammack)。哈马克曾在菲律宾工作,有过诊治鼠疫的经验,曾见过鼠疫杆菌。“棒极了!”据说当在显微镜下看见那熟悉的棒状杆菌时,哈马克大声惊呼,“棒极了,但也糟透了。” [13]

   * * *

   巴氏鼠疫杆菌的正式名称为耶氏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 ),是迄今人类所知最为致命的病原体之一。瑞士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1894年香港暴发的第三次大鼠疫中分离出了这种杆菌,因而这种杆菌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保守估计,鼠疫杆菌在历史上共夺走了1亿(甚至可能2亿)人的性命。不过,虽然鼠疫这个词会唤起人们深重的恐惧,但在鼠疫杆菌的生命周期中,感染人是极其偶然的。它的天然宿主是野生啮齿动物,如旱獭、地松鼠和老鼠。当生活在啮齿动物洞穴中的跳蚤被鼠疫杆菌感染,并叮咬了其他动物后,鼠疫杆菌就会在啮齿动物中传播。但在很多时候,这种传播并不会对啮齿动物产生伤害。只有当这些动物免疫力降低并突然死亡,使跳蚤暂时无处寄生时,或者患病的啮齿动物被带到人类的居住地时,才会出现人畜共患的风险,即病原体可能转移到人或其他动物宿主身上。然而从寄生生物的生存策略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因为这种“偶然”转移通常会导致新宿主死亡,从而阻止杆菌的进一步传播。

   人可能染上三种类型的鼠疫:腺鼠疫、败血性鼠疫和肺鼠疫。腺鼠疫通常是这样染上的:老鼠或其他啮齿动物身上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咬了人,将细菌注入人的皮下(随后,人身上的跳蚤或体虱也会将疾病传染给其他人)。当被咬者搔抓伤口时,鼠疫杆菌正在成倍繁殖并扩散到腹股沟(当咬伤处在腿部)或腋窝(当咬伤处在手臂)的淋巴结。免疫系统努力控制感染,于是淋巴结肿胀发炎,形成了痛感明显的卵形“结节”,腺鼠疫也因此得名。平均算来,鼠疫会有3~5天的潜伏期,再过3~5天患者会病发死去(未经治疗的情况下,鼠疫的死亡率在60%左右)。病程的终末阶段表现为大出血和器官衰竭。腺鼠疫中最为严重的是败血性鼠疫, [14]患者的皮肤布满深蓝色斑块,四肢皮肤甚至会变为黑色,“黑死病”便是由此得名。在感染的最后阶段,患者常会出现精神失常,对伤处最轻微的触碰也会引发难以忍受的剧痛。唯一称得上安慰的是,这种类型的鼠疫通常杀人利落,并只能通过跳蚤叮咬传播。

   相比之下,肺鼠疫则能够直接人际传播,传播途径包括吸入含有耶氏鼠疫杆菌的空气,或接触腺鼠疫患者的血液。患者体内的鼠疫杆菌脱离淋巴系统,转移到肺部,引起肺水肿和继发感染(特别是当淋巴结肿块出现在颈部时,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这时便表现为典型的肺鼠疫。在此期间,患者不具有传染性,但会出现高热和脉搏加速。1~4天之内,随着肺水肿的发展,患者病情急剧恶化,引发全肺坏死性肺炎和剧烈咳嗽。在这个阶段,患者通常会咳血或咯血,在床单上留下斑斑血迹。除非在出现发热症状后的12个小时内得到治疗,否则肺鼠疫往往都会致命。悬浮在飞沫或痰液中的鼠疫杆菌可以波及方圆12英寸 [15]的区域,感染躺在邻近沙发或床位上的人。在寒冷或潮湿环境中,鼠疫杆菌能黏附在水滴上,在空气中悬浮数分钟到数小时。它还能够在硬质表面(如玻璃和钢铁)存活长达3天。在土壤和其他有机物质中,它的存活时间更长。 [16]

在现代细菌学检验方法出现之前,疾病诊断依赖于对临床症状和体征的解读,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历史上鼠疫流行期间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腺鼠疫,又有多少死于肺鼠疫。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是在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据估计,在541年至750年间,这场鼠疫夺走了地中海沿岸2 500万人的生命,大部分人可能都死于腺鼠疫。在鼠疫第二次大流行中,腺鼠疫和肺鼠疫很可能同时存在。这场瘟疫通常被称作“黑死病”,1334年肇始于中国,在14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间沿着丝绸之路蔓延至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和其他欧洲都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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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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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英]马克·霍尼斯鲍姆著 谷晓阳 李曈译《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中信出版社20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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