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霍尼斯鲍姆:蓝死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 次 更新时间:2021-05-14 09: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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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霍尼斯鲍姆   谷晓阳   李曈  

   “乍一看,阿赫兰的确是一座平常的城市。”

   ——加缪《鼠疫》

   艾尔村是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就像你在1917年的新英格兰乡间旅行中遇到的任何一个小村庄一样,眨下眼就可能错过。它坐落在波士顿西北约35英里 [1]处一片荒凉的灌木林中,有不到300间村舍,还有一座教堂和几家商店。事实上,若非位于波士顿-缅因铁路和伍斯特-纳舒厄铁路交会处,并拥有两个车站,它真算是乏善可陈。但在1917年春天美国备战时,军方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来训练成千上万响应征召的新兵们,铁路车站和空旷的田野使艾尔村脱颖而出。或许正因为如此,1917年5月,华盛顿特区的某位军事长官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县地图上艾尔村的位置插了一枚带红旗的大头针,指定艾尔村为美国陆军新成立的第76师的营地。

   6月初,美军租下了与纳舒厄河相邻的约9 000英亩 [2]正萌新绿的阔野。两周后工程兵抵达,开始将该地改造为约翰·潘兴少将领导的美国远征军的步兵营地。短短10周内,工程师们建造了1 400座建筑,安装了2 200个淋浴器,并铺设了60英里的供热管道。这片长7英里宽2英里的营地有自己的餐厅、面包店、剧院,以及14间用于读书和社交的小屋,还有一个邮局。从艾尔村出发,穿过菲奇堡铁路的轨道步行半英里,迎接新兵们的第一幕景色便是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和第301工兵团的军营。右边是第301、302和303步兵团的军营,附近则是野战炮兵、兵源补给旅和机枪旅 [3]的营房。此外,营地还有操练阵列与练习使用刺刀的场地,以及一间由基督教青年会管理的有着800张床位的医院。该营地能容纳3万人,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新兵们会从缅因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明尼苏达州以及远至南方的佛罗里达州涌入,粗糙的木制营房里将挤满4万多人,工程兵不得不为多出的人搭建帐篷。为展现营地对东北军事指挥部的重要性,它被命名为德文斯营地,以纪念查尔斯·德文斯(Charles Devens)将军。他原是波士顿的一名律师,内战期间成为一名联邦军指挥官。1865年里士满被攻陷后,他率领的联邦军是第一支进驻的部队。正如美国战争部的宣传员罗杰·巴彻尔德(Roger Batchelder)1917年12月从艾尔村外的小山上欣赏德文斯营地时所说,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士兵之城” [4]。巴彻尔德并不知晓,德文斯营地亦上演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免疫学实验。从来没有这么多来自不同行业的男人——工厂工人、农场劳力、机械师和大学毕业生——被迫以这样大的数量紧密群居在一起。

   德文斯并非那年夏天唯一一处匆忙建造的营地,亦非最大的一个。美国远征军的新兵们被派往美国各地的40座大型营地接受训练。例如芬斯顿营地,它建在堪萨斯州莱利堡(Fort Riley)的一个骑兵站旧址上,驻扎着55 000名士兵。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对岸的法国北部城市埃塔普勒(Etaples),英国人建造了一座更大的营地。它坐落在毗邻布洛涅到巴黎铁路线的低洼草地上,可容纳10万大英帝国将士,并有22 000张病床。据估计,“一战”期间,有100万士兵途经埃塔普勒前往索姆河和其他战场。

   还有许多营地的设施都不像主战派说的那样完备。事实上,很多时候战前动员的速度太快,工程兵们无法及时完成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建设。兵营四处漏风,士兵们晚上不得不蜷在炉子周围取暖,并裹着很多层衣服睡觉。一些人——譬如巴彻尔德——认为这是一种磨砺新兵的法子,好让他们为法国北部的艰苦阵地战做好准备:“艾尔村很冷,但是……寒冷的天气令人振奋,它使那些温室里的年轻人习惯户外生活。” [5]但其他人批评战争部的选址太过偏北,认为德文斯营地本应建在天气更宜人的南方。

   营地主要的危险与其说是寒冷,不如说是人满为患。来自不同免疫背景的人在此聚集,被迫连续几个星期挤在一起,这种战前动员大大增加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当然,战争一直是疾病的温床,而1917年的不同之处在于征兵规模之庞大,以及来自迥异生态环境的士兵之混杂。相较于农村地区,个人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区暴露于麻疹或常见呼吸道疾病的病原体(如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机会要高得多,且常染病于儿童时期。在私家车和公共汽车出现之前,农村地区的儿童常在自家附近的小学接受教育,许多人从未接触过麻疹,也没有接触过引起“链球菌咽喉炎”的化脓性链球菌和其他溶血性细菌。前述情况导致的结果是,随着美国陆军从1917年4月的37.8万人壮大到1918年初的150万人(战争结束时的1918年11月,美国陆军和海军的总兵力达到470万人),麻疹和肺炎在东海岸各地和南方几个州的军营暴发。 [6]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美国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死亡是由肺炎造成的。肺炎可能由细菌、病毒、真菌或寄生虫引发,不过,迄今为止,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最主要病原体是肺炎链球菌。在显微镜下,肺炎链球菌和其他任何链球菌都很类似,但它的一个不寻常特征是有一种多糖荚膜,可以防止其在空气中脱水或被吞噬细胞吞噬,而吞噬细胞正是免疫系统的主要防御细胞之一。实际上,肺炎链球菌可在暗室的痰液表面存活长达10天。

   全球范围内有80多种肺炎链球菌亚型,每种的荚膜构成都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存在于鼻腔和咽喉中而不致病,但如果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因其他疾病(如麻疹或流感)而受损,这些细菌就可能占据上风,引发致命的肺部感染。通常,感染始于肺泡炎症,肺泡是肺部吸收氧气的微小囊泡。当细菌侵入肺泡后,白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以及含有蛋白质和酶的液体会随之聚集。肺泡囊被这些物质填充,发生“实变”,难以将氧气输送到血液。实变通常发生在支气管周围(支气管是主支气管的分支,从气管向左右肺输送空气),实变局限在这里的肺炎称为“支气管肺炎”。而在更严重的感染中,实变可以扩散到整个肺叶(右肺有三个肺叶,左肺有两个),使肺部变成坚实的肝样肿块,这极大地影响了肺部的功能。健康的肺呈海绵状多孔样,隔音良好。健康人呼吸时,医生只能听诊到很小的声音。实变的肺则会将呼吸音传导至胸壁,从而产生被称为“啰音”(rale)的嘎嘎声或爆裂声。

   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期,肺炎可能是仅次于结核病的可怕疾病。对老年人,或因患其他疾病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来说,它尤为致命。著名的肺炎患者包括美国第9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1841年,他刚就职一个月就因肺炎去世; [7]还有被称为“石墙”的南方邦联将军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1863年,他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受伤,8天后死于肺炎并发症。难怪“现代美国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会将肺炎称为“死灵之船的船长” [8]。

   在儿童时期感染麻疹通常会导致皮疹和高热,并伴有剧烈咳嗽和光敏症状,但这次在营地感染麻疹的病人症状要严重得多。此次疾病暴发的感染率突破了军队97年来的最高纪录,感染者常常伴有急进性的支气管肺炎。1917年9月至1918年3月,超过3万名美军因肺炎住院,几乎全是麻疹的并发症,最终死亡人数达到了5 700人左右。即使是身经百战的医生也对此次麻疹的严重性感到震惊,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院长、美西战争老兵维克托·沃恩(Victor Vaughan)这样写道:“1917年秋天,每一辆驶入惠勒军营(佐治亚州梅肯附近)的军列都载着1~6个已在出疹期的麻疹病人。这些人从家乡带着传染病到来,将疾病的种子一路播撒在营地和火车上。情况发展至此,地球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麻疹在营地内蔓延了。病例数从每天100增加到每天500。只要营地内存在易感介质,传染就会持续下去。” [9]

   1918年春,战争部遭到了国会议员的斥责,原因是其在营地设施不完备且未达到基本公共卫生标准之前,就将新兵送往训练营。7月,战争部组建了肺炎委员会,负责调查大型营地中该病的异常流行。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像是预言了未来美国医学界有哪些重要人物,包括:尤金尼·L.奥佩(Eugenie L. Opie),未来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院长;弗朗西斯·G.布莱克(Francis G. Blake),今后的耶鲁大学内科学教授;以及托马斯·里弗斯(Thomas Rivers),他日后将成为世界顶级的病毒学家和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的院长。而在总医官 [10]办公室具有中校 [11]军衔的协助人员包括:维克托·沃恩和威廉·H.韦尔奇(William H. Welch),后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后来成了美国最著名的病理学家与细菌学家;鲁弗斯·科尔(Rufus Cole),肺炎学家、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的首任院长,他将与助手奥斯瓦尔德·埃弗里(Oswald Avery)一起主管肺炎暴发事件的实验室研究,并给军医官做培养细菌和制作血清与疫苗方面的培训。同时,前来监察他们工作的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韦尔奇之前的学生与追随者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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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美国医生为营地的麻疹和肺炎忧心忡忡时,英军医务人员正开始为另一种呼吸系统疾病而烦恼。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该疾病暂被称为“化脓性支气管炎”。1917年的寒冬,该病于埃塔普勒暴发,截至次年2月,已有156名士兵死亡。病初症状类似于普通的大叶性肺炎——高热、痰中带血。但很快,患者脉搏加快,咳出稠稠的淡黄色脓痰,这表明支气管出现炎症。这些患者中半数会死于紧随其后的“肺部闭塞”。

   另一个显著体征是紫绀。其发生于患者呼吸困难之时,原因是肺部无法将氧气有效地转移到血液,特征表现为面部、口唇和耳朵变为暗蓝紫色(在氧气充足时,动脉血是红色的)。但在埃塔普勒,患者的呼吸困难进展急速,痛苦甚至使他们抓破了床单。在尸检中,病理学家威廉·罗兰(William Rolland)震惊地发现黏稠的黄色脓痰阻塞了支气管。在较大的支气管中,脓痰中尚混有空气,但切开较小的气管时,他写道:“脓痰自动溢出……很少含有或根本不含空气。” [12]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吸氧无法缓解患者的症状。埃塔普勒不是唯一出现这种特殊疾病的军营。1917年3月,在英格兰南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的“英军之家”暴发了类似的疾病。同样,这种疾病对半数感染者都是致命的,其标志性特征是黄色脓痰和随后出现的呼吸困难与紫绀。医生们注意到,对紫绀患者来说,“我们想出的任何治疗手段都没能带来一丁点儿好处”。患者短而浅的呼吸使一些医生想到了“煤气中毒” [13],但后来研究奥尔德肖特和埃塔普勒病例的细菌学家和病理学家确信它是一种流感。 [14]长期以来,流感都被认为是支气管感染的诱因。在流感流行期和每年秋、冬季的季节性暴发期,流行病学家常能观察到呼吸道疾病的死亡人数激增,特别是在非常年幼或年长的人群中。但对青年人和70岁以下的老人来说,流感更多地被当作是种麻烦事而非致命的威胁,恢复期的患者也常被怀疑为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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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在奥尔德肖特和埃塔普勒暴发的疾病是不是流感,但在1918年3月,另一场不寻常的呼吸道疾病席卷了一座大型军营——这次是堪萨斯州的芬斯顿营地。起初,医生们以为这是军营肺炎的另一次流行,但他们很快就改变了看法。

据悉第一位患者是营地的厨师。3月4日,他醒来时头痛欲裂,颈部和背部疼痛难耐,遂到营地医院就诊。很快,第164兵源补给旅的其他100名士兵也相继病倒。到3月的第三个星期,超过1 200名士兵罹患疾病,莱利堡的首席军医官不得不征用医院附近的一个机库来安置住不下的患者。这种疾病的症状与典型的流感类似:发冷,紧跟着是高热、咽痛、头痛和腹痛。但许多患者还会虚弱无力,甚至无法站立,因此该疾病还得到了“击倒热”的绰号。大多数人会在3~5天内康复,但令人不安的是,少数人的病情会继续发展为严重的肺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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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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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英]马克·霍尼斯鲍姆著 谷晓阳 李曈译《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中信出版社20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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