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晚年恩格斯对“正义”的规定及其实践原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21-05-05 09: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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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峰宇  

   作者简介: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12期

   内容提要:半个世纪以来,当学界围绕马克思正义论展开争鸣时,时常以恩格斯关于正义的阐述作为佐证。这不仅因为恩格斯这位“第二小提琴手”是马克思思想的合作者和重要解读者,而且因为恩格斯有着较马克思更多的关于“正义”的论述,因而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他和马克思共同的正义主张。晚年恩格斯既强调公平正义观念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特征,又强调其与阶级利益相一致的特征,从而彰显了社会的公平所具有的现实性与道义力量,开启了“新正义论”的实践视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要义。

   关键词:晚年恩格斯/正义/历史性规定/平等/实践原则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暨中央高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研究”(编号13XNJ048)的阶段性成果。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围绕马克思正义论展开的争鸣可见,当论及马克思正义论的内在逻辑时,人们时常以恩格斯关于正义的阐述作为佐证。这不仅因为恩格斯这位“第二小提琴手”是马克思思想的合作者和重要解读者,而且因为恩格斯有着较马克思更多的关于“正义”的论述,因而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他和马克思共同的正义主张。晚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论住宅问题》《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等文本中,对“正义”作出了历史性规定,充分阐述了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论证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实践原则。归纳这些思想的内在逻辑,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要义及其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基于生产方式的公平正义及其历史性规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正义性时指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79页)这表明,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中,交易的正义性体现为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晚年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基于生产方式的公平正义,驳斥了关于永恒公平的怪想。正如他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指出的:“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1页)从中可见,现实的正义是对经济关系的真实反映,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不应当是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规定,而是实际地体现为一种历史性规定。

   因为正义观念是一种历史性规定,所以在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奴隶制是公平的;而多年后在法国资产阶级看来,不仅奴隶制是不公平的,取代奴隶制的封建制也是不公平的。公平正义观念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它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脱离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空洞地讨论什么是公平的报酬或什么是正义的分配,与问题的解决毫无关系。解决具体的公平正义问题,需要在一定的生产制度和现实语境中探寻答案,否则,人们只能陷于对违背自己道德感的事件的伦理谴责,却不能从根本上走出非义的困境。因而,问题的关键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角度把握正义的现实存在及其超越现存的必然性,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确认何谓正义与谁之正义。

   这种对正义的历史性规定是唯物史观的要求。一定社会的公平正义观念总是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总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

   在恩格斯看来,是否以这种思路衡量社会事件正义与否,表明相关判断是否来自“科学研究”:“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加以判断的各种情况很简单,公正、不公正、公平、法理感这一类说法甚至应用于社会事物也不致引起什么误会,可是在经济关系方面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说法却会造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试图保留燃素说的术语会引起混乱一样。如果人们像蒲鲁东那样相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谓‘公平’,或者像米尔柏格那样硬说燃素同氧气一样是十分确实的,这种混乱还会更加厉害。”(同上,第261-262页)公平正义并非社会生活中的“燃素”,或来自纯粹道德意识的“术语”,而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状况的产物,是从实际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中形成的代表人们的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观念。

   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恩格斯认为正义观念不是一种超历史的意识,这种代表其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一种实践原则。

   正义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们在实践探索中追寻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我们确信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以及它造成的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尖锐对立的状况一定会发生变革,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同上,第536页)可以说,任何从凭空想象或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永恒正义的做法,只能停留于道义上的愤怒,而不能汇聚科学证据,因而不能实现政治哲学的证成,也没有政治经济学结论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恩格斯在历史语境中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变迁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以及分配观念的影响,认为进步的生产和交换方式总是为人们所欢迎,而确立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虽然要经过很长时间,但总会形成与其相适应的分配观念和社会心理。

   历史表明,当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总是令人期待,甚至当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使一些人吃亏,他们也还是期待处于上升期的生产方式。在恩格斯看来,当大工业在英国兴起的时候,工人就是这样。

   当然,在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内部,满意于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的社会情绪是占支配地位的。即使对这种生产方式不满,或试图调整分配方式,也只是从统治阶级中发出的声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有社会平等和公平分配的愿望,但并不代表被剥削的群众的利益,因而也得不到他们的响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在这个意义上,正义观念往往与阶级利益相一致,而当新的分配方式确立之后,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方式,从中可见正义观念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

   在这里,恩格斯对“正义”的规定不仅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事实判断,而且是一种基于事实判断的道德评价。正如他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并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但是,从经济学来看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从世界历史来看却可能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那么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另外的经济事实已经出现,由此原来的事实就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15页)群众关于某一经济事实不公正的道德意识,来自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事实判断,来自对自己实际生活处境的感受,表明其已经不能忍受和维持原来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时为追求正义而付诸的行动在世界历史上就是正确的。

   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相同,恩格斯同样作出历史主义阐释,也展现了道德合理性进路,从而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实践逻辑。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前提下的正义观念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特征;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论蕴含的道德立场。正义的逻辑不仅要符合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历史事实,还应当体现超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趋势,对处于资本逻辑笼罩下的工人而言,摆脱与人性生成相背离的劳动困境,超越一个实质上严重不平等的“交易的正义性”,必然在一种现实的运动中使已然严重失序的劳资关系重回正轨,这必然要诉诸现实的平等,超越永恒公平的神话(参见臧峰宇),以平等的权利从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种现实的平等是正义的表现。

   二、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是历史的产物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实现实质正义的障碍,在一个缺乏实质平等的社会环境里讨论正义与否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内容可言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所得低于其所应得,这并非主要因其能力和才智而导致的结果,而主要是资本逻辑使然。因而,在一种形式平等的背后,隐藏着若干不平等的现实内容,这正是工人在资本逻辑面前不能实际感到交易的正义性并因而产生“了不起的觉悟”的原因。富人在投资决策时面临的风险与穷人在从事艰辛工作时面临的风险在道德价值上并不一致,因而必须形成一种现实而规范的实现平等的思路,实际地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蕴的贫困的社会问题。

   晚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编“道德和法。平等”中批判杜林“对平等观念的浅薄而拙劣的论述”时深刻阐述了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他认为平等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不仅因为其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且因为任何历史条件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平等观念总是带有时代的特征,绝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或者说从来不存在永恒正义或永恒平等,平等观念总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历史的剧中人所理解和认同。“如果它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那么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

   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的平等观念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或者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平等观念,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为观念差别。

   恩格斯为此举例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在封建的中世纪,“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同上)后来,在西欧横行的日耳曼人“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但是同时使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的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体系。”(同上)由此可见,平等观念在历史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要体现形式,这种差别主要来自于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法权观念,是自然而然的。

   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恩格斯阐明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在历史中形成并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的政治观念。正如他所指出的,“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57页)

作为正义表现的平等观念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是在1789-1796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得到提倡的,但也体现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为了得出‘平等=正义’的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全部历史,而这只有在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做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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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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