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熊十力与其“本体”论的构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 次 更新时间:2021-04-25 11: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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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中国进入20世纪,遂由蒙昧的旧域踏入理性的新界。几乎所有的先进学人都全身心关心、投入新世纪启蒙运动。启蒙就是“理性启蒙”,而“理性”由三个层面组成:科学理性、社会理性、价值理性。五四运动高揭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所解决的主要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问题。然而,值西学东来,伴之于科学理性的膨胀与社会理性的张扬,生命价值、人文精神即价值理性却少有理会而一时失坠。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若是用,价值理性则是体。回顾西方各国现代化历程,无不体用并重,体用共同更新发展。宗教改革是西方价值理性更新的明显例证,无法想象,假如没有“新教”精神的普及,西方会出现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中国不能没有价值理性的回归与更新,缺乏新型价值理性将无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纵使中国有了民主理性与科学理性,如若没有价值理性作精神支柱,将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价值?基督教(主要指新教)根植当地环境,乃西方式现代价值精神,中国人无法,也不愿意“拿来”袭用(太平天国有过这样尝试)。至于中国儒教,五四的部分健将们以全然妨碍民主与科学开展为理由,将其斥为废墟。熊十力不同,他先往佛教中寻觅,而结果依然发见中国儒教的好处,发现唯中国儒学经新意义的诠释,可以再述宇宙的本原,构筑精神的“本体”。

  

   一、从唯识论走向儒学观

   熊十力(1885—1968年)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字子真,号十力。后以号为名。晚年号黄冈逸翁、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父笃学,无功名,在乡间教程朱理学。熊十力幼从父亲读《四书》及国史,初解程朱学。又读晚明船山、亭林诸书,有心得。民族文化意识由此培植,以为如不铲除清室,即不能张民权,御外侮。年十八投军武昌凯字营。武昌义举成,因对起义有功,授湖北都督府参谋职。后目击辛亥革命以后的种种社会实态,意识“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愤而返乡里,绝意仕途,读先秦诸子,专心于学术,自印《熊子真心书》。有言:“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之期。”

   1920年闻欧阳竟无立支那内学院讲唯识论,乃脱中学教职,入门为弟子。[1]撰成《唯识学概论》。[2]

   此时熊氏又对儒学《六经》攻之甚勤,沉潜反省,悟《大易》,对佛学要义已“有所不能同”,开始由佛入儒。后又融会儒、佛,始草《新唯识论》,初名《境论》。蔡元培南下与内学院诸生接谈。熊出示稿本。蔡读后惊叹,面约为北大讲师,旋在北大讲唯识论。后于《境论》观点不满,觉不安,焚《境论》旧稿,改写新稿,力倡“新唯识论”。

   1924年返黄冈,设私塾授徒。第二年,应邀赴教武昌大学。秋,因武昌大学校长易人,遂返北大。1930年自印出版《尊闻录》,记由佛转儒之心路。

   1932年秋,回北大。删定《新唯识论》(文言体)由浙江图书馆出版。如罗义俊先生言:《新唯识论》“非佛家本旨”,以“体用不二”为总纲,“完成自己独立的形貌”,开展出当代唯心论新儒家。[3]书出引起学术界注意,支那内学院大哗,欧阳竟无授意刘衡如写《破新唯识论》,熊刊《破破新唯识论》以应之。抗战时一度避敌难,居梁漱溟所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又南返,于郴州创办十力中学。次年,入川,居璧山,建讲习会,日讲中国历史,力说中华民族与历史文化不亡。自印出版《中国历史讲话》。

   1944年《新唯识论》语体本出版。自云“《新论》文言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本,则宗主在《易》”。至此,熊哲学思想益趋成熟。抗战后自费出版《十力语要》。又赴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

   解放后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2、3、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居沪,专注于著述。成《原儒》(1956年)、《体用论》(1958年)、《明心篇》(1959年)、《乾坤衍》(1961年)。此间已经抛弃唯识论躯壳,主述“体用不二论”。以陆王为归,推崇心学,对新儒学作系统阐述。1968年逝于上海,时年85岁。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十力语要》、《读经示要》、《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4]

  

   二、喜孟子、阳明

   余少失怙,贫不能问学,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时喟然叹曰:此秋毫始为茂草,春夏时,吸收水土空气诸成分,而油然滋荣者也。未几零落为秋毫……顿悟万有皆幻。由是放浪形骸,妄骋淫佚,久之觉其烦恼,更进求安心立命之道。因悟幻不自有,必依于真。如无真者,觉幻是谁?泯此觉相,幻复何有?以有能觉,幻相斯起。此能觉者,是名真我。时则以情器为泡影,索真宰于寂灭,一念不生,虚空粉碎,以此为至道之归矣。既而猛然有省曰,果幻相为多事者,云何依真起幻?既依真起幻,云何断幻求真?幻如可断者,即不应起,起已可断者,断必复起。又舍幻有真者,是真幻不相干,云何求真?种种疑虑,莫获正解,以是身心无主,不得安稳。[5]

   以上属熊氏治船山学笔记,说人生苦闷,引发学问激情。大凡文章有感而发,学问也当有感而治。“感”,或对社会的疑问,或于精神的困惑,或因自然的惊讶。因社会的疑问,而发生社会科学,因自然的惊讶而产生自然科学,而精神的困惑则有哲学的引发。凡哲学家都遭际过精神的苦难,兼之比旁人分外的敏感,于是潜心哲学(或是宗教)以觅脱离苦境之路,以营安身立命之所。[6]熊十力见秋毫衰败,而生人生的虚幻感。为求真实自我,为使“身心无主”的症状消失,始从欧阳竟无研究唯识论,继读船山书。而船山学对熊氏思想发生冲击,使其获得最初的精神救度:“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也。”[7]

   “道器一元,幽明一物”,世界并不全是“虚幻”,毕竟还有真实的存在,这就是“天”与“道”。然而,船山学未致熊氏精神上的最后满足。“余襄治船山学,颇好之,近读余杭章先生《建立宗教论》,闻三性三无性义,益进讨竺坟,始知船山之浅。”熊氏所志在于深究精神的本原,而船山学没有提供最透彻的解答。熊氏旨在用力发见真正的哲学体系,其应具宗教的深刻,“救心”的力效,而佛教所授的“万物虚空”,与己心所思,又不甚谐和。他要另辟新途,另建新“宗教”。他的“新唯识论”是在这种心态鼓舞下建构的。[8]不过熊氏不想“无思砖梁,凭空架屋”,又读“易”,读阳明,读孟子,从中国先哲圣人思想中淘洗精华,以为己用。他读《易》有心得:

   《易》曰:“乾知大始”乾谓本心,亦即本体。知者明觉义,非知识之知。乾以其知,而为万物所资始,孰谓物以惑始耶?万物同资始于乾元而各正性命,以其本无惑性故。证正之言莫如《易》,斯其至矣。是故,此心(谓本心)即是吾人的真性,亦即是一切物的本体。

   再看他读孟的感想:

   或复问言,黄蘖有云,“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心性不异,即性即心”云云。此与孟子所言尽心则知性知天,遥相契应。宋明理学家,有以为心未即是性者。此未了本心义。本心即是性,但随义异名耳。以其主乎心身,曰心。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曰性。以其为万有之大原,曰天。故‘尽心则知性知天’,以三名所表,实是一事,但取义不一而名有三耳。尽心之尽,谓吾人修为工夫,当对治习染或私欲,而使本心得显发其德用,无有一毫亏欠也。故尽心,即是性天全显,故曰知性知天。知者证知,本心之炯然内证也,非知识之知。由孟子之言,则哲学家谈本体者,以为是量智或知识所行之境,而未知其必待修为之功,笃实深纯,乃至克尽其心,始获证见。则终与此理背驰也。

   他又说:“吾心与万物本体,无二无别,此又奚疑?孟子云‘夫道一而已矣。’此之谓也。”[9]“尽心知性知天”。熊十力谈本心,论本体,其渊源或出孟子。他也读阳明,“阳明之良知即本心,亦即明德。”[10]熊氏学问又可从王阳明学问探询根源。其实王阳明与孟子思想最为切近,推崇孟子势必下探阳明。[11]

   当然,熊氏是一个有大气势的哲学家,对阳明心学也多有批评。他同意阳明的良知说,并融会入自己的“本体论”中去。但他又说:“多半过恃天性,所以他的方法只是减,……他们以为只把后天的染污减尽,天性自然显现,这天性不是由人创出来。若如我说,成能才是成性,这成的意义就是创。而所谓天性者,恰是人创出来。” “吾言明智与阳明良知说有不同者。彼以良知为固有具足,纯依天事立言,而明智则亦赖人之自创,特就人能言也。”“良知一词似偏重天事,明智则特显人能。”[12]这里说到与王阳明的不同之处。王的良知说将人的天性说成良知。王阳明论修养历程是努力将遮蔽良知的后天染污除去,污染逐渐地祛除,良知也逐渐地恢复。污染去尽,良知全显。熊十力说,王只是在做减法,殊不知人的精神提高的过程,当不只一个减法,这样便是保守,无进取。他主张天性是“创出来”,良知只是一个萌蘖,可扩充、发展、可开创、增加。维护良知这个萌蘖,进一步使其开创发展,这是实现天性与良知的积极方法。

  

   三、“本体论”

   熊氏的主要著作是《新唯识论》,主创“本体论”。他在《新唯识论》中,说明何是“本体”:

   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原,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13]

   熊氏所谓的本体实指世界本原或称世界本质。若问世界是什么?即在问世界的本体是什么。前面说过,熊氏曾经一度习佛。他不同意万事虚空说,故转佛为儒。既然世界非空,那么具体言之,它是什么呢?不用说,熊氏不是唯物论者,他不会说世界的本质、本体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说世界是具体的,是实有的,是可信的,是有其本体与本质的。其本体与本质不是物而是“心”,是本来自有的心,即“本心”。本心即本体。

   世界哲学从大原则看只有两家,一家释“物”,一家释“心”。若是说到这个“心”又有不少讲头,如说成是天的心,即“天理”。朱熹有是说,黑格尔“绝对观念“与朱近似。再有就是王阳明, 与朱熹相同,也主张“心”,即精神是世界主体,是世界本质。只是他的主宰宇宙世界的“心”不是“天”之心而是被他称之为“良知”的“人”之心。如果将熊氏本体论与朱熹、王阳明思想做一排列,熊氏思想与王阳明肩距甚近。

   熊氏继续论述本心即本体的理论。他说“本心即万化实体,而随意差别,则有多名:以其无声无臭,冲寂之至,则名为天;以其流行不息,则名为命;以其为万物所由而成,则名为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则名为性;以其主乎吾身,则谓之心;以其序然备于众理,则名为理;以其生生不容己,则名为仁;以其照体独立,则名为知;一齐涵备万德,故名明德。在熊氏看来世界上确实存在“万化实体”,世界是实在的。但是此一实体不是物,而是“精神”,是本心。本心是世界本体,本心又是天、命、道、性、心、理、仁、知、明德。鉴于以上,他又将本心与本体说成是宇宙真理。并强调认求这个宇宙真理,不是向外的追逐而是向内的用功。他说“世间以为心是内在的,一切物是外界独存的,因此将自家整个的生命无端划分内外,并且将心力全向外倾,追求种种的境。愈追求,而愈无满足,其心日逐于物,率至完全物化,而无所谓心。这样便消失了本来的生命,真是人生的悲哀咧。”[14]

   他将“向外”追寻真理,说成是“向外找东西”:

哲学家谈本体者,大抵把本体当作是离我的心而外在的事物,因凭理智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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