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皓:资本形式、国家政策与省际人口迁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2 次 更新时间:2007-01-07 22: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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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皓  

  

  「内容提要」文章运用条件罗吉特模型(CLGT),从省际迁移人口迁入省份选择性的角度,分析了省级社会经济因素和个体因素对不同性质的省际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作用;讨论国家与政府在控制和引导人口迁移流向与流量时的政策问题。作者认为,国家宏观投资对中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宏观调控是部分失效的;三种资本由于各自目的不同,对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引导作用也不尽相同;省际迁移者对迁入省份的选择是个体在自身特征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调整与适应。

  「关键词」省际人口迁移/资本形式/宏观调控/条件罗吉特模型

  

  在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研究中,需要探讨的问题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而越来越多。如作为国家从经济方面引导人口迁移方向与规模的国家宏观投资又起着何种作用呢?如果将国家投资、外商投资和乡镇企业分别看成是国家资本、境外资本和民间资本的代表性指标,这三种资本又会对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流向与流量产生何种影响呢?资本对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又有何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研究者深入探讨。本文试图在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重力模型等有关理论,运用条件罗吉特模型,从省际迁移人口迁入省份选择性的角度,分析省级社会经济因素和个体因素对不同性质的省际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作用,进而讨论国家与政府在控制和引导人口迁移流向与流量时的政策问题。

  

  一、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高度概括人口迁移过程的分析框架已被广泛运用,但它总是结合其他理论。在微观层次用来说明个体迁移决策时意义不大,因为每个迁移行为都有许多推力、拉力因素在起作用;但若用来分析地区间(中观层次)大的迁移流中哪些共同因素以推力、拉力激发迁移,就具有理论意义了(李竞能,2004)。如果将成本—收益理论和新迁移经济学分别看成个体与家庭决策的微观层次的推拉理论,那么事实上这种理论分析的模型仍然是相同的。其差异是在讨论不同的迁移对象及所借用的不同测度指标。如考察宏观迁移流时所用的可能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平均生活水平;而考察微观的个体迁移决策则利用预期“收入”或是新迁移经济学所关注的“家庭”或“家族”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可以说,目前有关人口迁移的动因研究都是在不断寻找可以被纳入理论框架的各种繁杂的社会经济因素。不论是Lee (1966)对有关决定迁移量因素的描述,还是Bogue (1969)所归纳的12种推力因素和6种拉力因素,如果结合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那么即使是相同的宏观社会经济特征都有成为推力或拉力的可能性。

  新古典经济学宏观迁移理论、世界系统理论、网络理论等作为对推拉理论的有力补充,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水平、迁移流向与资金流向以及业已存在的迁移网络等方面解释了人口迁移的形成及迁移流持续的原因。而这些理论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的现实情况下所产生的人口迁移流,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对经历了近30年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持续性的解释。

  (二)研究综述

  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向受到了经济发展水平、收入等地区差异的影响。其中资本集中程度的不同是主要原因之一。资本形式可以被区分为国家资本(即国家投资)、外商投资及民营资本三种形式。各地的经营模式及经济模式的不同也在于这三种资本的集中程度及运行过程的不同。

  虽然已有许多文献着重考察了外商投资对人口迁移的显著的影响作用。但从乡镇企业的角度来考察它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影响作用的文献相对较少。事实上,东南沿海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浙江省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则是以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因此,这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对于迁移人口的吸引作用可能是相同的,但必须注意其中的差别。Zai 等(1997)利用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资料,分析了1983~1988年间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说明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样也会对人口迁移产生正向的吸引作用。

  尽管目前中国的人口迁移研究中更多的是用各省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人口迁移的宏观原因,但也有不少文献已经关注到社会因素对人口迁移的作用。这些社会因素从宏观上来说,包括了各省区的人口受教育水平、医院床位数、迁出(迁入)地的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等社会发展指标和自然环境条件的指标(杨云彦等,1999;段成荣,2001)。同样也包括了作为主要中间因素的迁移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对迁移网络的考察。尽管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了不同的指标来度量迁移网络,但所得的结论都相同,即迁移网络的存在将显著提高劳动力的流迁意愿(杨云彦等,1999;姚先国、刘湘敏,2002)。

  中国人口迁移的流向基本上是中西部向东部地带的集中,但不同的人口所表现出的对迁入地的选择性也不尽相同。这既有地理上的距离因素,也有各省区的区位和经济优势。然而在分析选择性时(段成荣,2000;Zai 等,1997),所选用的社会经济指标则基本相同。

  从研究方法来看,杨云彦等(1999)利用的多区域分析模型和Zai 等(1997)所利用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与条件罗吉特模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前者将迁移矩阵转变为向量,从而研究各流向与各省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之间的关系;后者所利用的模型则具有较强的统计基础,但同样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前者忽略了个人特征,而后者在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迁出的影响作用时,将个人因素与省级变量放置在同一层次中,使其在方法论上有些欠缺(尽管以往的研究都是这么做的)。而段成荣(2001)在分析过程中,尽管所构建的数据结构符合条件罗吉特模型,但他仅用了简单的Logistic回归,使结果可能存在估计偏差。同时也未能结合个人变量来考察省级变量的作用。

  

  二、评述、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纵观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推拉理论或新古典经济学宏观迁移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省区间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或者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是根本,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起着辅助性的作用,而迁移距离、迁移网络等作为中间阻碍因素都会影响到人口迁移的流向与流量。

  造成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但各种资本的流向与规模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前面已经提到,外商投资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本形式,分别作用于中国的人口迁移。但如果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宏观投资应该是国家(或政府)引导人口迁移流的根本。而近年来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力度的加大,事实上并没有改变人口迁移的流向与流量,当然其中更多的是带有扶贫性质。因此,从国家投资对于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控制来看,目前的政策是失效的。

  从国际迁移的历史与经验来看,即使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有着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地之间的迁移或流动也不会停止(如累积效用理论、迁移网络理论等的解释)。那么,一旦在户籍制度与其所附带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脱钩、成为纯粹的户籍登记制度以后,国家从宏观上对人口迁移流向与流量的调控只能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金流动方向与强度。在目前这种政策失效的情况下,政府该如何改变政策失效的现状、解决政策失效的问题,结合外商投资和乡镇企业(民间资本),通过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直接地或间接地引导中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以实现人口“有序”流动这一社会目标呢?因此,本文希望检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投资、外商投资和乡镇企业三种不同的资本形式,对中国宏观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影响作用。

  尽管目前国家投资未能改变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流量与流向,但国家投资真的失效了吗?在目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中,国家投资对人口迁移与流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迁移行为有何影响作用?这三种不同的资本形式对不同性质的迁移行为又有什么影响作用?因此,本文希望检验的第二个问题是:三种资本形式是如何影响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迁移行为。

  上述两个问题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若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每个省际迁移的个体在迁移之前,都有29个可供选择的省份,但事实上他仅选择了目前的迁入省份。那么,上述那些宏观的省级变量又是如何通过个体特征来影响个体的迁移决策呢?或者说,省级社会经济变量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个体的影响作用又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对于迁入省份的选择,个体的迁移决策是在自身特征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调整与适应。这也正是本文希望检验的第三个问题。

  

  三、数据及方法

  

  本文利用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全国1‰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尽管对于“五普”数据的质量存在着较多的疑问,但因样本规模较大而可以忽略其中的一些问题。由于本文希望考察省际人口迁移时,迁移者个体对于迁入省份的选择性,即面对其他29个省份,宏观的省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迁移者的个人特征是如何影响迁移者对迁入省份的选择性,因此本文将利用条件罗吉特模型。

  (一)条件罗吉特模型

  在考察迁入时,我们不仅要了解到底迁入省份的哪些因素吸引着省际迁移人口,而且也希望能够检验哪类迁移人口会被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所吸引。因此,条件罗吉特模型是最为合适的(Zai 等,1997)。条件罗吉特模型是在多分类罗吉特模型(MNLGT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适合于将选择项的决策看成是选择项本身特征的函数①(Hoffman 等,1988)。分类罗吉特模型关心的是个人特征对选择项的影响作用,而条件罗吉特模型则更关心替换选项的特征本身(Zai等,1997)。最为重要的是,在分类罗吉特模型中,自变量(解释变量)在作为结果的选项类中保持不变,而其系数(参数)随结果而变。而在条件罗吉特模型中,解释变量随着选项及个人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或参数)则在结果选项类中保持不变(Powers等,2000)。同时,由于本文希望研究个人特征及省级社会经济特征对个人迁入省份的选择,即将个人特征与省级特征同时纳入到模型中,因此,模型将利用混合模型:

  

  (二)数据的重构

  为了估计条件罗吉特模型,需要重新构建数据格式:(1)从1‰原始数据中选择出省际迁移人口(共为32422人);剔除迁入省份与迁出省份为西藏的82人和46人,得32294人。再剔除迁出省份为71或91的16人,得32278人;再从中挑选出15~64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得29626人。将这批人保存为新文件。(2)在这个新文件中,将每个案例复制成30个相同的案例,并在每个案例后面加入迁出省份与迁入省份;其中,对于每个案例而言,迁出省份是相同的,但迁入省份则按照省区序号,由北京、天津等逐个排序。如某人由山东省迁往北京市,则在复制的30个案例中,其迁出省份均为山东,而迁入省份则依次为北京、天津等。(3)剔除与迁出省份相同的案例。并增加一个变量,表示该案例由某省迁入另一个省。如上例中,迁往省份依次为北京,天津等,那么,对于北京这个案例,新增变量取值为1,而其他29个案例的该变量均取值为0(共计859154个案例)。(4)在所构建的每个案例后面,加入迁入省份的社会经济变量。从而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数据,以SPSS数据格式保存,并转化成STATA 的数据格式以便进行数据分析,并报告最终结果。

  (三)指标选择及描述性统计量

  本文将三种资本形式分别选择具有代表性指标为:各省份1998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1998年各省区乡镇企业营业收入(亿元)、各省份1998年底外商投资总额(万美元)。由于本文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定义为最近一次迁移,而个体的迁移时间在5年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为了防止时间因素,即同时性偏差在人口迁移中的影响作用(段成荣,2001),本文中所有的省级变量均为1998年年末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除了上述宏观经济的3个因素以外,本文还将加入其他几个省级社会经济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根据重力模型,加入了各省份1998年底时的人口规模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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