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切身感受和独到观察。在印度政策界和战略界看来，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极化是必然趋势，中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战略竞争博弈阶段，大变局下的机遇要远远多于挑战。为此，印度深度调整外交战略，摒弃部分传统外交思维和原则，锚定领导型大国的国家定位，追求带有“印度印记”的国际秩序，构建具有“亲西方”倾向的大国关系，并维护地区“门罗主义”，以实现“新印度”愿景。印度的这一外交战略调整将给国际格局及中印关系带来复杂影响。

　　 关键词：印度外交战略；中印关系；国际格局；不结盟；多向结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印度方面也认为，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局之中，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发展态势。作为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之一，印度在大变局中趋利避害，因势利导，谋求实现莫迪政府提出的“新印度”愿景。过去数年，在莫迪及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的强势执政下，印度在外交战略上进行大调整，对全球局势及地区稳定都产生较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将随着时局的发展进一步呈现出来。

印度对大变局的基本认知

　　 2020年9月，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出版了《印度道路：不确定世界下的战略》（以下简称《印度道路》）一书，系统阐述了对国际大势和印度战略的思考。苏杰生深受莫迪倚重，虽然其声称书中所阐述的思想仅为个人观点，但事实上代表了印度政府的外交战略取向。结合对《印度道路》相关阐述的分析，以及印度自身的利益与战略关切，印度视野下的世界大变局至少包含以下三个重要维度。

　　 第一，世界正处于新一轮巨变之中。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当前这一轮世界巨变的起点或拐点时刻，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是这一巨变的具体表现。发达国家开始拒绝全球化，全球民族主义加强，大国冒险主义上升，世界多边主义被削弱，国家间关系表现出更多的冲突性。

　　 冷战结束后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终结，全球化进程高歌猛进，给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安全带来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全球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国内生态。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传统政治制度出现失灵，表现出来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兴起和国内政治极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公开抱怨国际贸易不公平、移民过度，并且要求盟友分担更大责任。上述政策举措体现了美国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倾向，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与美国类似的“拒绝”全球化的现象。

　　 第二，多极化是世界大变局的发展趋向。全球化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从当前全球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Nominal GDP）分布比重来看，亚洲占世界的33.84%，北美占27.95%，欧洲占21.37%。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保持了大致稳定，欧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快速下降，亚洲则逐渐在世界经济中占据关键地位。在此背景下，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正在被整体性地削弱，世界排名前20的经济体中有一半已经不是西方国家。同时，印度方面认为，随着一大批新兴国家跻身世界经济体前列，其对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有了更高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球原有的国际规则基础。

　　 就印度战略界的理解而言，当前世界并没有明显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苏杰生认为，世界并不会走向完全的两极体系。美国仍旧是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导者，中国在贸易和资金上有实力争取世界第二的位置，欧洲的工业基础和制造能力仍然备受赞誉；俄罗斯恢复实力后，依靠自己的意志力能够重新成为关键玩家；加上大量第三方势力的存在，全球的权力等级排序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中美双方在战略竞争中将努力争夺第三方的支持，这样反而会推动多极世界加速实现。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则认为，全球化打破了全球力量的平衡，世界在经济维度上表现为多极化，军事维度上仍是单极的，而政治上则是模糊的。

　　 第三，中美战略竞争走向成为世界大变局发展的关键。印度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中美关系变化的。苏杰生认为，一般而言，随着中美实力越来越接近，两国间竞争和冲突的一面不断上升，导致双方合作空间大幅收窄；而且中美竞争具有长期性，只有在技术领域出现重大突破，中美战略竞争的最终结果才能更加清晰地显现。在大变局下，印度既迎来发展良机，也面临战略挑战。具体而言，一个朝着多极化和更加均衡发展的世界有利于印度崛起。例如，美国早在21世纪初就表现出与印度携手的意愿，现在两国正在进一步加速推进各领域合作。俄罗斯仍然是印度的特殊伙伴，即便当前国际战略环境趋于复杂，俄印在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依然主导着两国关系。在英国“脱欧”后，一个不确定性更加凸显的欧洲越来越希望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并且将印度看作亚洲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和东盟希望印度作为构建多极亚洲的关键要素，印度在亚洲的存在有利于地区力量的平衡分布。印度方面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对印度是利好，对中等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中美在战略竞争中将会努力争夺第三方的支持，这样反而扩大了后者的利益空间。印度同样也面临着挑战，在一个中美“脱钩”的世界中，印度要想顺利推进自己的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够处理好同两个大国的关系。

“新印度”愿景与领导型大国外交

　　 在印度看来，世界已经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了新的结构性转型，其发展趋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是国际权力格局的多极化和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是最为核心的方面。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提出并构建了一套宏大的战略设想。在2017年8月15日的印度独立日演说中，莫迪首次阐述了建立“新印度”的愿景，而其所在的印人党于2018年明确将“新印度”愿景列为本党党纲内容。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则专门制定了印度建国75周年的国家战略文件。这一战略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将印度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实现该目标的第一步是到2022年即印度建国75周年时，印度发展成为4万亿美元体量的经济体，到2025年成为5万亿美元体量的经济体。换言之，印度决心在短期内实现赶德（国）超日（本）的目标，使自身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三。

　　 莫迪政府的这一“新愿景”固然有为国内选举造势的诉求，但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自2014年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GDP平均增速高达7.3%，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而莫迪提出的名目繁多的发展口号，如“数字印度”“技能印度”“清洁印度”“创业印度”等都是其“新印度”愿景的一部分。

　　 如果说“新印度”愿景是印度对内的整体国家战略，那么面对印度崛起后要成为什么样的国际力量这一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莫迪基于印度历史和传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印度要成为领导型大国和世界领导者（Vishwa Guru），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仅仅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平衡力量。基于领导型大国的目标定位，印度在外交战略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

　　 在国际多边层面，印度倡导所谓的“改革的多边主义”（Reformed Multilateralism）。莫迪早在2018年7月第十届金砖国家峰会时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其核心思想是现有的国际多边机制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将印度这样新崛起的大国纳入多边机制的“领导国”行列，或者至少要给予其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对印度来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最重要的诉求。除此之外，印度还努力将“印度元素”推广到全球。在莫迪政府的推动下，201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6月21日设立为国际瑜伽日。同时，印度积极以所谓领导国身份，构建以印度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如2018年3月，在印度总理莫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领衔下，3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近百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团齐聚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太阳能峰会，正式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太阳能联盟”（ISA），旨在为贫穷发展中国家筹措资金，通过技术分享和能力建设，力争2030年前为这些国家新增1000吉瓦的太阳能光伏装机。

　　 在大国外交方面，印度明确以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政策取代不结盟政策。在战略实质上，不结盟和多向结盟都意味着印度没有明确表明要选择一方，而是寻求保持同大国的等距离外交。但相较于不结盟政策，多向结盟秉持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寻求同时与多个大国发展关系。在这一政策思路的主导下，印度不是仅仅消极地避免卷入到美俄、中美之间的矛盾，而是选择同时推进印美、印俄、印日、印中等大国关系，并在不同的国际组织中“纵横捭阖”。例如，2017年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同时，与美日澳重启了四国安全对话并于2021年举办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首脑会议；2018年印度与中俄召开三国领导人会晤的同时，与美日领导人也召开了三国领导人会晤。

　　 在南亚及印度洋的直接邻国方面，印度仍奉行传统的地区“门罗主义”政策，针对南亚国家推行“邻国优先”政策，针对印度洋岛国则推行“萨迦构想”（SAGAR），将地区各国的互联互通作为重要内容。2014年莫迪在举行总理宣誓就职仪式时，邀请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国家领导人集体参加，相当于组织了一个微缩版的南盟峰会（Mini-SAARC）。2019年莫迪的总理就职仪式邀请了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的国家领导人观礼。以上种种举动都显示出印度对地区“门罗主义”政策的重视。在实际政策举措中，印度仍然摆出一副不容任何国家染指南亚地区的姿态。除了抹黑并抵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有关项目在这一地区的推进，印度还联合美日等国在该地区搞出各类平行的项目，作为战略上的平衡。

　　 在东亚及亚太区域的延伸邻国（Extended Neighbourhood）方面，印度借助美国的“印太战略”，推进印度版的印太战略。尽管印度试图以“战略自主”来掩饰其在亚太地区的多向结盟政策，但其外交政策越来越偏离了自主方向。印度在军事防务上逐步同美日澳的印太战略捆绑在一起。2016年8月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 、2018年9月签署《通信兼容和安全协议》（COMCASA）、2020年10月签署《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BECA）、2020年印澳签订《相互后勤支持协定》（MLSA）以及印日签订《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再加上美日澳彼此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美印日澳四国之间构建了一个以共享军事基地和后勤相互支持为主要内容的防务体系，标志着相关国家在地区军事合作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对现有地区安全秩序产生了影响。

　　 简言之，在大变局中，印度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世界领导型大国，以多向结盟为外交核心理念，并据此在国际多边外交、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中突出积极性、主动性、进攻性的一面。这一战略调整是冷战结束后印度外交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

印度外交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纵观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大致可以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7—1962年，这是印度外交的不结盟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