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激情和理智的貌合神离——以罗素在北大的课堂笔记为关节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21-04-19 09: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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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 (进入专栏)  

  

   摘要:利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材料,从罗素的人生体验看他的哲学变化,大致可以划分罗素理性与激情关系的三个阶段,即:早期的理性与激情的融合,中期的理性与激情的貌合神离,晚期的理性服从激情。罗素1920—1921年访华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理性和激情关系此时完成了从融合到貌合神离的转变。罗素在北大的课堂笔记反映出他的中期思想特征。

   关键词:理论激情;维特根斯坦;瑞·蒙克;数学哲学;知识论

  

   一、罗素来华对其思想和人生的影响

   2020年10月是罗素来华一百年的日子。最近十多年,中国先后出版了三本相关文集:《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是罗素的讲演和在北大讲课的记录,《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收录了罗素来华期间的新闻报道,《中国问题》是罗素1922年在英国出版的论文集中译本。

   第一本书编者姜继为在题为“勉为其难的‘先知’”的“前言”中写道,“多数人听罗素的哲学讲演其实是在挺热闹”“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罗素的哲学讲演实在是超前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接纳,主客双方落差较大——当然,大概在十年以后,罗素哲学在中国开花结果,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洪谦、张申府等人开展了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的哲学研究,傅种孙、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等人开展了数理逻辑的研究和教学”。[1] 朱学勤在第二本书题为“让人为难的罗素”的“代序”中说:“让人为难”之处在于:“罗素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面面相觑,亦觉尴尬。随后,对他影响力之大小,就发生了一场争论”,“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的,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还是一种双重失望。” [2]和这个评价不同,童世骏在第三本书“序一”中说:“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包括在1965年的重印本序言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期待”;储殷在“序二”中说:“一百年前的罗素,正是本着人类共同体的信念,才能给中国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或许是罗素访华对今日而言,最重要的价值。” [3]

   今天人们没有兴趣重复这些不同声音或重启争议,本文也不想这样做。我愿意首先指出,上述引用的三种评价是从不同角度说的:姜继为从哲学角度评价罗素对中国的影响,朱学勤从五四时期的“主义之争”看待罗素中国之行引起的失望,童世骏等人从中西交流的角度赞扬《中国问题》这本书的价值。按理说,这三种不同角度的评价没有矛盾,我们大可不必争论。那么,今天的纪念,还有什么新话可说吗? 请允许我再说一句,纪念一个历史事件,最好的方式是理解它的意义。罗素来华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他本人,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就罗素来华对中国的意义而言,见仁见智,无须得到一个统一结论,但是,就罗素来华对他本人的意义而言,现在已有充分资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罗素其人其哲学。

   德国唯心论者费希特说,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4]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士也说,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他的哲学,不同的气质造成比较重情感或比较冷峻的宇宙观。[5]英国哲学的先驱者休谟有句名言:“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并且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6](“激情”passion, 原书译作“情感”)。休谟所说的这条人类心理学的通则,似乎不适用于哲学家。不要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都倡导用理性控制激情,就连休谟自己和他同时代的卢梭,也用冷峻、细腻的理性来剖析激情的利弊。至于20世纪那些被称为非理性主义者的哲学家,在激情、欲望与理智关系的问题上,不是没有前后一致的说法,就是理论和行为不一致。然而,罗素是一个例外,罗素是个性极为鲜明的哲学家,才华横溢,自由无羁,敢说敢当,既有卓尔不凡的理性,也有不可遏制的激情,而且,罗素对自己的理性和激情更有深刻的反省,他的反省与理性和激情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由此可以把罗素当作一个典型,具体分析一个哲学家是如何自觉对待自己的理性和激情的。罗素的性格和行为极为复杂,在人生不同阶段,随着环境和思想的变化,他的理性与激情结合的方式也不断变化。

   三十多年前,我在关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的博士论文里,同步地把他俩的哲学分为早中晚三期加以分析比较,博士论文按纯哲学标准写作,没有使用生活传记材料作为依据。毕业以后看到瑞·蒙克(Ray Monk)写的维特根斯坦传记《天才的责任》(1990),后来又看到他写的《罗素传》(上卷1997,下卷1998)。蒙克的传记开创了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即依据哲学家人生经历来阐明他的思想变化。本文把罗素早中晚三期的思想变化与蒙克的传记材料联系起来,从他的人生体验看他的哲学变化。阐述罗素理性与激情关系的三个阶段,即,早期:理性与激情的融合;中期:理性与激情的貌合神离;晚期:理性服从激情。瑞·蒙克的《罗素传》被公认为最详细的罗素传记,其上卷题目《孤独的精神(The Spirit ofSolitude:1872-1921》,下卷《疯狂的幽灵(The Ghost of Madness):1921-1970》,大致概括出罗素一生的精神特征。在我对罗素思想的分期中,早期和中期罗素处于蒙克上卷描述的时期。罗素来华9个月(1920年10月12日—1921年7月10日)只是他漫长生涯的一个片段。蒙克的《罗素传》共1400 多页,其中记述中国之行15 页(上卷第698—712 页)。时间虽短,却是他的人生道路转折的一个关节点,因为他的理性和激情关系此时完成了从融合到貌合神离的转变。

  

   二、罗素早期的理论激情

   罗素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说,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是两次浪潮,“第一次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前,第二次是大战一完他就把他的《逻辑哲学论》寄给了我”[7]。这两次浪潮的后果,不仅是思想观点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生道路的改变。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的传记材料。

   1912年春季学期,维特根斯坦来向罗素学数理逻辑,在课堂和课后讨论中,罗素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发现他的理论热情,看到他早期与怀特海合作《数学原理》(第一卷)和写作《论指谓》等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经典倾注极大热情和才智,他在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已经给世人带来了大量的抽象思想……令其至关重要的,令其富有成效的,正是我投入的绝对的没有约束的巨大激情。正是激情厘清了我的思维,正是激情让我从未停止追问自己这项工作是否值得去做,正是激情让我不去考虑是否有人会去看它,正是激情让我可以伏案数年,面对一张白纸,一直思考一个可能无关紧要但是我无法得到正确答案的问题。”在罗素看来,“激情”不是“无情”的反义词,相反,这两个词汇几乎是同义的,“就给予人冷静的睿智之见而言,没有什么可以与激情相提并论”。哲学的理性必须具有激情,“哲学是一位踟蹰的情人,只有用激情之手握着冰冷的剑,才能打动她的内心”,罗素在给情人的信中这样说。[8]

   罗素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自己的镜像,把他视为“我心目中解决问题的理想人选”。[9]罗素在《数学原理》(第一卷)的基础上继续写作第二、三卷,计划创建一个数理哲学学派,而“维特根斯坦却说服了我,《数学原理》前几个部分欠缺精确性,不过值得庆幸的事,纠正它们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而不是我的肩上”。[10] 《数学原理》前几个部分的精确性不是细节问题,包含了全书的理论基础,维特根斯坦的“纠正”实际上要推倒重来。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将解决我这把年岁的人无法解决的问题”[11],他把数理逻辑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维特根斯坦身上。

   罗素另辟蹊径,投入对知识论的研究。1913年5月,罗素撰写一本自认为“完成之后将是一本伟大的著作”,包括三篇,第一篇“论亲知的性质”,把殊相、共相、关系、谓词的逻辑形式统统归于亲知的客体,第二篇“原子命题思想”使用《数学原理》和《哲学问题》中的“多元关系”提出一种判断理论,就是说,命题被分析成它的亲知客体,比如,“苏格拉底喜欢柏拉图”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亲知“苏格拉底” “喜欢” “柏拉图”。罗素以每天10 页的速度完成了这两篇。[12]

   维特根斯坦的来访给了他的理论以致命打击。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存在殊相、共相、关系和特性,不存在个体和形式,客体与形式不可分割,他劝罗素放弃《数学原理》中的类型理论,用不同的符号代替不同类的客体。针对罗素的判断理论,维特根斯坦说,从“A 判断a与b有关系”这个命题,直接得知命题aRb v~ aRb,根本无须使用任何别的前提。“你的理论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分歧关系到逻辑学的性质和对象的根本问题。罗素把逻辑学界定为“对复杂命题的形式研究”,而形式是一类客体,逻辑研究从对客体的亲知开始,然后根据不同类客体的亲知,形成判断。维特根斯坦却认为,不存在客体,逻辑分析直接从命题开始;逻辑形式不是逻辑客体,而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命题,不是判断的内容。他说:“恰当的判断论必须让人不可能判断无意义的话……罗素提出的理论并不能满足这个条件。”[13]

   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从根本上摧毁罗素从事逻辑和哲学的努力。他在信中吐露心迹:“维特根斯坦对我的研究进行攻击,这是我最近犯下的所有错误的根源所在……我本来计划撰写的这本著作的一个很大部分,无法继续下去,也许数年之中都无法进行,所以我很难诚实地面对它……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在研究中出现不够诚实的状况……昨天,我产生了自杀念头……最近,我厌倦人生;一般说来,这是一种迹象,显示我没有认识到的罪孽。”[14]罗素的理论激情受到挫折,于是把激情转向政治。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素积极发起反战运动,发表猛烈抨击英国政府征兵法的文章和传单,被判处拘禁6个月。罗素享受监狱的一等待遇,把牢房改变成藏书丰富的书房,他说:“这里的生活就像在一艘远洋船上,唯一去处是自己的高级包房”。[15] 罗素在狱中恢复了平静的哲学研究,写了《数理逻辑引论》,酝酿《心的分析》这本书的写作。罗素刑满释放之后,恢复了在剑桥三一学院的教职,重归哲学界,忙于写作和讲演。虽然罗素理论激情开始减弱,原创性研究不够,但他依然充满哲学研究的信心和精力,保持着早期的精神状态。

  

   三、从早期到中期转变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罗素收到尚未从意大利战俘营释放的维特根斯坦转来的《逻辑哲学论》手稿。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这本书“终于解决了我们当初所谈的问题”。1919年12月,两人在海牙重逢,罗素说:“维特根斯坦一如既往,一点也没有改变,他满脑子里全是逻辑学,喋喋不休地说了4 个小时”。[16] 在7 天时间里,罗素弄懂了《逻辑哲学论》,但两人的分歧不能弥合。罗素区分了逻辑学、认识论和心理学三个不同领域。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逻辑命题都是同义反复,意义的心理学部分不是逻辑学家关注的因素;他还认为,逻辑真理与伦理学、美学和宗教这三种真理是一回事,神秘主义和逻辑学是一样的东西。而罗素认为,这种神秘主义不过是受误导的思想失败而已。[17]

虽然罗素无法接受《逻辑哲学论》的观点,但《逻辑哲学论》给他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在此之前,罗素对逻辑学的性质带有柏拉图主义特征,而《逻辑哲学论》却说逻辑学纯粹与语言相关,逻辑真理仅仅是同义反复。蒙克评论说:“这一点听起来可能显得相当深奥难解,然而它对罗素的人生影响巨大,怎么说也不算过分。”罗素过去追求的目标是证明数学的基础是逻辑,逻辑是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真理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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