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论知识论的群体主义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 次 更新时间:2021-10-17 21: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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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20世纪下半叶,建基于主体分析学基础上的认识论开始动摇,知识论从认识论一极主导进入到泛化增生和多元并存的新阶段。在目前知识论异常丰富甚至有些杂乱的现状中,群体分析学取代主体分析学成为知识论的基础,是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线索。本文称之为“知识论的群体主义转向”,并尝试对其进行初步解读。

   一、主体分析学及其批判

   笛卡尔之后,认识论成为现代知识论的最主要形态。知识论是对知识本性的哲学研究,而认识论是对主体认识本性的哲学研究。知识论预设了知识与意见的本质区别,其核心问题是:知识与正确意见有什么本质区别?而认识论预设了人能够把握知识,其核心问题是:人是如何运用其认知能力获得知识的?认识论主张人的认知能力保证了知识从各种意见中“现身”,因而知识本性系于人的认识本性,于是研究认识本性的认识论将解答知识本性问题,知识论如何在现代转变成认识论问题。认识论将认识能力视为人的本质,人成为与被认识的客体世界相对的主体,由此形成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基本框架。既然主体的认识本性保证了知识本性,认识论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主体的认识本性,比如主体的认识条件、结构、能力、特点和限制等,它们决定了主体知识的根源、界限和性质等。因此,可以将主体的认识本性研究称之为主体分析学,它是现代认识论的基础。

   当代哲学家注意到主体分析学对于认识论的根本性意义。在福柯看来,包括认识论在内的现代哲学均为“迷信主体的哲学”。他用“人类学沉睡”来描述现代哲学的主体迷信:“我所谓的人类学是指哲学特有的某种结构,它决定了目前的哲学的所有问题都处于某一特定的范围内,即人类的局限性”。(福柯,2003年a,第69页)因此,他用限定性分析来指称主体分析学。哈贝马斯则将主体分析学称之为“认识批判”,即通过分析主体认识条件来回答“怎样才能获得可靠的认识”这一认识论争论之惟一核心问题,认识批判是认识论思想史的基本线索。(哈贝马斯,第1页)认识批判亦被哈贝马斯称为“自我反思”,即为获得可靠认识而反思主体或人本身,因而认识论被他视为“人的科学”。罗蒂则将主体分析称为“心”的形上研究。他视“心”为“自然之镜”,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多处写下诸如“作为自然之镜的心的观念”、“作为自然之镜的心灵”的短语。他认为,传统哲学把人的“心”看成一个巨大的镜子,它能够映照自然之物,没有“心”,则语言、思想和科学理论无处可立。因此,认识论将知识基础问题等同于“心”的形上研究,“去发现这些基础,就是去发现有关心的什么东西,反之亦然”。(罗蒂,2003年b,第1页)在“心”—“自然之镜”的“隐喻丛”中,人是“镜式本质”的,即以“心”或认识本性为人之本质;传统哲学尤其认识论是“镜喻哲学”,即以“心”为基础的哲学;在“镜喻哲学”中,知识就是“心”对自然的准确再现或表象。因此,罗蒂将主体分析学等同于精确表象学。

   认识论围绕主体分析学展开,但知识论并不一定要以主体分析学作为基础。比如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美德的基础,而是相反,知识本性不系于认识本性而系于人的德性;经院哲学坚持“知识即信仰”,即知识本性系于上帝。换言之,知识论可以不是认识论,认识论只是知识论的一种形式。但是,认识论在现代西方极为兴盛,人是主体即认识者以及主体分析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康德之后知识论几乎被等同于认识论。

   主体分析学围绕主体展开,就必须要澄清主体范畴。然而,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中,主体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与人性、理性、认识等根本性范畴相互循环解释:人的本性是认识本性,这使得人成为主体,亦使认识论成为可能;理性是人的认知能力,保证人能独立获得真理,亦保证人成为主体;主体是人的本性,意味着人要通过认识把握客体,亦意味着人具备客体所没有的理性……在此种循环中,它们始终不能被完全澄清,只能相互循环解释,成为某种“四位一体”的东西,取代了“上帝”而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最神秘的基础。

   福柯和罗蒂深刻批判了主体分析学。福柯指出:主体分析学虽几经转换,却最终在20世纪中叶陷入了混乱。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主体的限定性分析展开为主体的“三个两面性”:经验—先验、我思—非思和起源的隐退—返回。(福柯,2001年,第407-437页)“三个两面性”既是现代思想建构的有限性—主体/认识—人的基本路线,亦是主体分析学无法摆脱的根本矛盾。主体分析学几乎尝试了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主体—人的形象仍然是晦暗不明和分裂的。因此,福柯只得宣布“主体之死”。罗蒂认为,作为“自然之镜”的“心”是现代哲学建构出来的,必须要抛弃“心”、主体分析学和认识论,将“镜喻哲学”变成“无镜哲学”。笛卡尔发明了“心”的概念,奠定了主体分析学的可能领域;洛克则混淆了知识基础问题与心的运行机制问题,把笛卡尔“心”的概念发展为认识论;认识论到康德走向成熟,他把哲学本身定位为认识论,并作为各门科学的基础。19世纪末,认识论遭到尼采、詹姆士等人的质疑,一度出现危机。20世纪初,胡塞尔和罗素挽救了认识论,胡塞尔把认识论转变成现象学,罗素把认识论转变成逻辑分析。20世纪中期以来,认识论受到维特根斯坦、杜威、海德格尔、萨特、塞拉斯和奎因等人的挑战。罗蒂主张在哲学中抛弃“心”的概念,粉碎“自然之镜”,这就意味着全盘否定主体分析学和认识论。

   哈贝马斯实际上亦放弃了主体分析学。在《认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系统地解读康德之后主体分析学的发展,对黑格尔、马克思、孔德、马赫、皮尔士、狄尔泰和弗洛伊德等人的认识论思想进行了自己的评述。康德之后,认识批判经由黑格尔、马克思逐渐陷入危机,而以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彻底抛弃了认识批判和自我反思,把认识论变成了“知识学”,陷入了唯科学论的错误之中。哈贝马斯要通过批判唯科学论恢复主体批判。从表面上看,哈贝马斯并不反对主体分析学,但实际上他所主张的认识论的社会学化和主体际性已经抛弃了主体分析学。在社会学化的认识论看来,主体是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境下的存在物,认识不仅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而且是适应社会环境的手段;认识是主体借助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在用技术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实现主体际性的过程,知识的客观性是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对话达成的共识。显然,社会学化的认识论与主体分析学的主旨是相悖的。首先,主体分析学坚持主体创造了知识、社会和历史,因而要从主体出发寻找它们的秘密。但是,社会学化认识论动摇了主体的基础地位,将其置于自然和社会的限制之中,因而社会学化认识论的主体分析不再是主体的认识本性的分析。其次,主体际性实际否认主体分析学的前提:存在着实在、一致和普遍的主体。在主体分析学中,主体是实在、一致和普遍的,个体从本质上看是同质的主体,从根本上说主体之间无需对话即可获致一致性,因而社会问题最终可以还原为主体问题。主体际性意味着主体是异质性的,反对还原主义,主张主体之间需要对话以求得一致性。因此,主体性把真理标准置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从根本上看是主体之内),而主体际性则置于主体与主体之间。

   二、群体分析学与群体主义知识论的兴起

   20世纪下半叶,主体分析学开始摇摇欲坠,认识论研究日益被摒弃,反主体分析学已成为知识论发展的最重要趋势。这就是福柯所谓的现代知识型的崩溃和“人类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兴起。(刘永谋,第134-136页)但是,反主体分析学并未如福柯所称完全替代主体分析学,知识论从认识论一极主导进入到泛化增生和多元并存的新阶段:主体分析学并未绝迹,反主体分析学方兴未艾;中间路线的主体分析学变形继续发展;不同进路之间既相互碰撞又相互借鉴、融合。可以说,知识论进入了“战国时代”,这一点在科学哲学领域表现很明显。

   在主体分析学的变形方面,重要的代表有知识论的语言学化、心理学化和自然科学化等发展方向。认识论的“语言学转向”把知识可靠性问题转变为说话的人的语言问题,以如何精准地运用语言工具为认知服务的目标。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语言、科学理论的合理性(真理性)由逻辑形式和逻辑结构来保证。从此,知识论的语言学化与逻辑主义关系日益密切,从形式上日益表现为逻辑学研究。此时,人是主体即人本质上是认识—人的立场,变形为语言—人或逻辑—人。心理学化的认识论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他用心理主义改造实证主义,把认识看成主体自幼年以后心理变迁和人格发展的结果,把知识论引向了精神分析学,把主体分析学转变为个体心理研究。在弗洛伊德之后,心理学的发展一直对认识问题保持着高度关注。此时,人是主体即人本质上是认识—人的立场,变形为心理—人。认知科学把知识可靠性问题转变为作为“认识机器”的人的思维规律的生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学等分析,企图彻底转向自然科学化的认识论,可称为认识论“自然主义转向”的代表。认知科学多种科学方法研究人脑如何产生观念、知识,而不再关心这些观念、知识是否是真理。认知科学不属于纯粹的哲学研究,而更多的是自然科学研究。此时,人是主体即人本质上是认识—人的立场,变形为自然—人。总之,变形后的主体分析学虽然没有抛弃主体,知识仍然是人的知识。不过,此时的人不再是纯粹的认识者即以认识为其最高本性的主体,而是“语言人”、“心理人”或“自然人”。

   在反主体分析学方面,重要的代表有社会学化的知识论、历史主义的知识论和实用主义的知识论。哈贝马斯主张的认识论社会学化,把知识的根基由主体改变为主体际性,把认识论引向了社会交往分析,用自由、平等和不受束缚的对话保证真理的出现。除了哈贝马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均为知识论社会学化的典型产物。马克思及其后来者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比如科学技术的异化、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亦有明显的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化的特征。此时,知识不再由主体决定,而是由社会决定,成为社会—知识。福柯把历史主义引入知识论。他从话语角度分析知识而提出的知识考古学,本身即为一种历史资料的分析方法或“新历史”。(福柯,2003年b,第一章)福柯把主体看作现代知识建构的产物,把历史或历史性作为真理的基础,实际取消了知识的基础。此时,知识不再由主体决定,而是由历史决定,成为历史—知识。罗蒂把实用主义引入知识论,主张“没有真理”(罗蒂,2003年c,第1页)的后哲学文化,把知识视为解决问题、适应环境的有效工具,以真理的协同性代替客观性追求。真理并不反映世界实际存在方式,“它只是表示将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发挥最佳作用的一组信念的名称”。(罗蒂,2003年a,第5页)此时,知识不再由主体决定,而是由效用决定,成为效用—知识。总之,反主体分析学将知识建基于社会、历史和效用之上,主体分析学的位置则由社会分析学、历史分析学和效用分析学所取代,知识本质上被视为社会关系、历史偶然和需求满足的产物。

   从根本上说,知识论的社会学化、历史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均以群体分析学取代主体分析学作为知识研究的基础。群体分析学的前提预设是:人类必须以群体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中,这决定了人类知识的形态。其根本问题是:人群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限制和规范知识发展的?主体分析学以还原主义看待群体:不同个体可还原为相同人性的主体,因而群体问题可还原为主体问题。群体分析学反对还原主义,主张知识由群体共同决定。各种社会关系交织成的社会情境,历史人物、事件交织成的历史情境以及不同需求的表达、实现和冲突交织成的效用情境,均为异质群体活动的结果,不能还原为同质主体本性。

群体分析学认为,异质性是群体的根本特性。首先,群体中的个体是异质性的。群体主义不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偏向于个体同质性的观点,带有某种和谐、一致、服从的色彩。其次,不同的群体是异质性的。不仅个体不可以还原,群体亦不可以还原,因而不同的文化传统、知识体系之间无法也无需同化和通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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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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