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骄键:新礼教: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观念蕴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 次 更新时间:2021-04-13 09:55:23

进入专题: 新文化运动   反礼教   建构   新礼教  

胡骄键  

  

   摘要:新文化运动反礼教,反的实际只是帝制时代与皇权结合在一起的吃人的旧礼教,并不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反孔非儒立场。事实上,反对旧礼教蕴含着建构某种具有现代精神的“新礼教”的观念,隐伏着儒家礼教现代转型的方向:即一条本诸仁爱立场,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相适宜的礼教重建之路。尽管这条“新礼教”建构之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未形成概念化的表述,但却指明了礼教重建的方向。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反礼教;建构;新礼教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6JJD720010)。

   中图分类号:B824.3 文献标识码:A 

  

   新文化运动1毫无疑问是反礼教的,只不过其所反的并非孔孟原始儒家主张的那种礼教,而是秦汉以后逐步形成的与专制皇权结合在一起的凸显尊卑等级的礼教。站在现代性的立场,这种礼教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该反,时至今日也还应该反。不过,新文化运动的反礼教并不意味着消解所有社会生活秩序,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没有维系社会运转的基本制度规范,亦即不能没有礼。因此,礼教的存在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关键在于制礼的价值依据是什么?是否与生活方式向适宜?其实,在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人的思路里已隐伏着一条与孔孟原始儒家以仁爱情感为礼教正当性基础相一致的,并追求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宜的“新礼教”建构路径。

   一、新文化运动“反礼教”的缘起

   新文化运动的声调之所以主要表现为反礼教,乃是当时社会生活情势导引所致。在西方现代文明力量的冲击之下,从洋务,经维新,再到辛亥终结君主专制,在经历了这样一条漫长坎坷而由表入里的现代性变革过程之后,民初的社会乱象不但没有使中国呈现出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样子,甚至还让人有不如清朝旧制之感。黄远庸就感慨说:“今以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2

   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转型的当口,旧的制度规范业已瓦解,而新的制度规范尚未确立之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失序现象就给复活旧道德、旧伦理,甚至旧政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康有为、陈焕章以及孔令贻等人主导的孔教国教化运动就属于这一倒退思潮的典型。康有为就曾说:“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诐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3曾亦教授替康有为辩解,认为孔教国教化运动并非是一种逆现代性的保守运动,而是恰恰看到了儒学与君主专制的紧密关系,提倡孔教正是在理论上将儒学与君主专制进行的剥离之举4。此论虽然看到了孔教运动所包含的政教分离倾向,但却把这种因素过于放大了。因为康有为并不是打算在政教分离的意义上来重建礼教,他说:“夫举中国人皆孔教也,将欲令治教分途,莫若专职业以保守之,令官立教部,而地方立教会焉。首宜定制,令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以孔子配天,听人民男女,皆祀谒之,释菜奉花,必默诵圣经。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以七日休息,宣讲圣经,男女皆听。”5可见,康有为是有将孔教职业化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实际是一种官职化的职业倾向。孔教国教化运动意图推动的并不是基于现代社会个体的信仰自由,由信奉者自行传播教理教义以扩大影响和招收信徒,而是要以国家之力推行一种“举国罢弃淫祀”的强权信仰,拟将孔教作为国民信仰的唯一宗教。从这一点来说,孔教国教化运动显然是一种束缚个体信仰自由的逆现代性运动。

   正是由于孔教运动所内蕴的前现代色彩,此运动必然会和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等事件纠缠在一起。虽然袁世凯对定孔教为国教并不赞同6,但在《天坛宪法草案》中还是写明了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真正支持孔教国教化运动的乃是张勋、倪嗣冲等主张复辟的地方军阀7。特别是在袁世凯死后上演的复辟闹剧中都能看到康、陈、孔等人的身影。这就给人一种强烈的观感:儒学或者说孔教乃是与君主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观念系统。因此,新知识分子对当时死而不僵的君主专制的批判火力自然会集中到对儒学的批判上来。陈独秀就说:“张、康虽败,而共和之名亦未为能久存,以与复辟论相依为命之尊孔论,依旧盛行于国中也。”8又说:“尊孔而不主张复辟,则妄人也。”9由此而论,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反孔与其说是对儒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当时生活情势的批判。而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儒教之精华曰礼。”10所以,“反儒”又集中到了反“礼教”上来。

   由于陈独秀等人未能区分原始儒家的礼教真义与秦汉以后所形成的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传统礼教,以致在他们的著述中一会儿肯定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一会儿又对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思想体系大加批判,呈现一种矛盾的状态。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反礼教主要是针对孔教国教化运动引发的逆现代性思潮而展开的对前现代专制政治伦理的批判,而不是彻底的反孔非儒。从这个意义来说,反旧礼教不但不反儒,恰恰是儒学在现代应有的态度。反礼教之实际意图乃是想表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旧礼教已然不适合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故旧礼教必须得反。因为只有反掉旧礼教才能为在现代基础之上建构新礼教清扫地基。为此,贺麟先生就曾说:“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11

   二、旧礼教的内涵与历程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帝制中国的政治生态和人伦生活秩序主要呈现为一种道义政治伦理形态,即帝国的权力运行和人伦规范的正当性都奠基于超越性的“道”(汉唐时表现为“天道”,宋以后表现为“天理”),具体化为“政治的礼治”与“伦理的礼教”,两者又可通称为“礼教”,因为古者政教不分。这种帝国时代的礼教所铺就的政治伦理关系网络把每一个人镶嵌在不同的角色与位置之中,使人成为政治、道德之网上的附庸,从而使人失去独立自足性。从中西对比视角看,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把人从神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而中国启蒙运动实际是要把人从传统道德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也就是把人从强调尊卑等级的礼教束缚中解放出来,还个人以独立自主。李大钊就说:“吾国自秦以降,其为吾人自由之敌者,惟皇帝与圣人而已。”12故所谓“礼教”,实有两层最基本的含义:一是指礼所具有的宗教性道德内涵;二是礼所具有的教化意义。

   (一)道义:礼教的道德宗教内涵

   旧礼教实际是一种道义宗教、道德宗教,即是说作为政治人伦制度规范的礼之价值根据在于超越性的“道”,礼之正义乃是由形而上的道来保证的。董仲舒说:“不顺天道,谓之不义,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13故礼之正义性乃超越性的“道”所赋。

   礼的这种超越性道义规范特征可追溯到周公制礼。周公制礼目的在于尊天敬德而保民。王国维就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14尊礼乃是敬天,亦即有德的表现。这种礼与超越性天命相连的思路在《左传》里得到了更为清晰的表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两汉期间,作为“天之经”“地之义”的礼再落实为建构制度规范的基本观念——“三纲六纪”,这主要表现在《白虎通》的相关论述中。天道秩序作为人间秩序(“礼”)的超越性根据,它赋予了每一个人特定的名位,人只能在名位所赋予的角色中行事,故礼教又称“名教”。

   降及宋元,汉唐那种具有很强宇宙论色彩的形上天道,转进而为更具本体论意义的“天理”。但“天道”与“天理”两个概念所内蕴的道德意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不过“天理”更强调它与人的内在本性之间的直接关联性。程颐、朱熹就反复说“性即是理”15,而“礼即是理”16,“礼”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17,是天理的体现。也就是说人之为人之根据在人禀赋了天理,此天理不仅是人性的根据,甚至直接就内在于人性,而此理此性与礼又是相互贯通的。要做一个完整意义的人就应遵从内在的性理,同时也应尊崇外在的尊卑贵贱之礼,这也是理学所看重的“合内外之道”18的一个面向。如果说,两宋理学家关于理、礼及其相互关系都还仅仅是哲学化的论述,并且还遭到官方打压而不能大行其道的话。在元明清三朝,由于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使礼教呈现出了更为森严的面貌且付诸了实践。

   第一,礼教与权力进一步结合,使礼教内蕴的尊卑等级得到固化。理学自元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礼乃是理的体现,所以自元至正年间起,礼教秩序就成了有国家权力支持的人伦生活秩序。违背礼教就不仅仅是违背一般性的道德规范,而是违背了权力所划定的生活秩序,进而是对天经地义的反动。许衡就说:“天地间人各有职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职分之所当为者,不可荒慢也。”19又说:“天地间为人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过求,亦不得过用。”20“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21按许衡的意思,即是要人服从于已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因为这种尊卑差等都是天理之自然,不可过求,不得过用。到了清代,更是一个礼教大兴的时代。一方面是出于对晚明所谓袖手空谈心性的反叛,另一方面则是在文字狱的打击背景下,清代儒者大多以考据之法去阐明儒家礼教的原意并倡导礼教的生活,以此来标榜自身作为汉文化延续的担当者和对满人入据中原的反抗22。在这种向考订礼教与过礼教生活的趋向当中,礼教秩序的建立反而又有助于清廷的统治,于是儒家知识分子所掀起的礼教复兴风潮便事与愿违地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这样说,礼教演进到元明清三朝,在道义的大旗下,国权、族权、父权、夫权完全吞没了个人的独立自足、自主性存在,而个人毫无可藉之资能对抗吃人的礼教。由此,才有戴震所控诉的“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23

   第二,礼教融进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使礼教获得了一种普遍性效果,从而覆盖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思想的传播无疑都有一个从“大传统”向“小传统”弥散开去的过程。如果说礼教思想在由汉至宋的历史进程里得以完成系统性建构的话,明代兴起的劝善运动(包括乡约教化、宗族复兴、功过格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学校书院的兴办与讲学)与三教合一运动就是赋予礼教以宗教性教团组织形态的途径。从乡约角度来说,乡约肇始于北宋,但真正的推行是在明代。从正统到正德年间,推行乡约教化异常活跃,呈现出从官、民分办到官办占主导地位的演变格局24。由此可以看到礼教与权力关系愈发紧密的倾向,这当然也是礼教之愈发能够吃人的原因之一。如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就整合进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教训子孙,和睦乡里)。嘉靖十五年在江西永丰推行的乡约活动更有读《洪武礼制》、《教民榜文》的内容。

   更能凸显礼教与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的是明代兴起的三教合一运动,其典型形态就是林兆恩创立“三一教”,该教主张以儒统摄释、道,三教合一,归儒宗孔。林兆恩认为:“世间法最大者莫大于纲常,若舍纲常之大而遽谈出世之旨,岂不诬哉?其所谓祝发毁形,以断弃伦属者果能超出形骸之外乎?否也。”25又说:“孔子者,以世间法以语世间人,而儒之教尽于此矣。”26如果说理学家只是对纲常进行一种哲理的言说的话,三一教就是对纲常进行宗教化的言说,进而在民间大肆扩散。礼教纲常与民间宗教的结合进一步使礼教获得了一种宗教形态,更具备了宗教的组织与形式。

要言之,以“三纲”之尊卑等级为中心的礼教实乃一种道德性的宗教,本质上是以生活世界之外的超越性道德概念来裁制生活。在其演进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新文化运动   反礼教   建构   新礼教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601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