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美国的帝国—国家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21-03-29 12: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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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  

  

   摘要:美国政治基因当中,从一开始就蕴涵了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悖论组合,这套组合由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共同开创,以马萨诸塞的清教精神和弗吉尼亚的共和-启蒙精神为代表,并以二者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建制为依托和载体,在内战前的美国历史脉络当中齐头并进,发育、拓展开来;这种矛盾组合从来没有在宪法层面得到确认和化解,内战强化了这种悖论组合;美国人似乎刻意地、至少是乐于维持这种并不稳定的悖论态势,由此获得相对灵活的政治运作空间。无论是国家主义浪潮崛起,还是世界主义浪潮执掌天下,本质上都不会意味着美国在经历重大变革,美国在此类重大动荡当中,通常都能够做到简单地归回传统,以建国者的智慧和方案来解决当前问题。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美国即便有心拓展帝国,但也不会为了承担这个帝国而对国内共和体制造成重大反噬。美国的历史不断证明这一点,可惜很多时候,人们都是因为没能认识到这一点而发生重大误判。

  

   导言:被误读的“昭昭天命”

   同英格兰的自由帝国观念截然不同,同德意志的民族帝国观念更是难有牵扯,美利坚政治从本质上就注定了一种帝国冷漠症。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处于罕见历史断裂期的历史学家来说,美利坚民权运动以及对外战争催动的联邦权能之超乎常规的扩张,毫无疑问令美利坚在进步主义年代结束之后,便构建起来的稳定且富有文化内涵的新等级体系,遭遇巨大威胁,这样的威胁不仅仅是观念层面的,确切地说,不仅仅是汉娜.阿伦特眼中的一场纯粹的“共和的危机”,那样的威胁更是切实的和迫在眉睫的,具体的政治运动和立法行动已经大规模地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基础层面;州权和联邦权能在美利坚历史之上,似乎从来没有像那个时代那样,取得如此完满的协同机制,一致推动“新罗马”之政治隐喻在美利坚常规政治运作机制当中肆意扩散和深化。此种历史境遇之下,那一代历史学家当中的杰出人物便难以克制预言的冲动,十八世纪的清教资源和十九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资源,特别是十九世纪以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叙事资源,在那个时代的复兴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这一切的叙事资源是有着共同指向的,那就是美利坚的“民族帝国”,普拉姆布提起的历史申述是这方面的代表论式:“‘昭昭天命’乃展现为众多形态,或粗野或精致,世人都见证了此一观念是如何在法兰西和德意志行走起来并发挥巨大能量的,甚至过去百年间的意大利,也可以见证到同样的历史情状。大多数国家或者民族的天命观念不像英格兰的过去观念精致,也许德意志的天命观念是个例外,并且这些国家或者民族的天命观念在学院派圈子中也更少得到认肯。类似的神话叙事在美国也存在。那种严格的加尔文宗的过去观念,也就是圣经的过去、福克斯的过去以及新以色列的过去,已然抵达终结点,在乔纳森.爱德华兹那里收获了令人哀婉的终局。不过,神学性质的过去的死亡并没有令美国从此种特殊的天命意识当中解脱出来。宗教的过去乃穿上了世俗的外套。此一崭新的世俗版本的过去观念藉由革命叙事而得到了强化,据此观念,美国革命尽管有法国革命紧随其后,但也是一桩独一无二的事件,原因就在于法国革命乃因为恐怖体制和独裁体制而遭到玷污了。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们,确切地说,就是那批伟大的浪漫派史学家,诸如班克罗夫特、莫特利、普利斯科特和帕克曼等人,也都如同威廉·布拉德福特一样,认为美国较之已经沦落的欧洲邪恶世界,乃更为洁净、纯正,更少腐败,更切近上帝以及神圣之道。由此,美国便成为一个法庭,一切历史都需在此接受审判。当然,这批浪漫派史学家在具体叙事方面都做到了足够的精确,原始文献也如同旗帜一般标示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不过,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美国需要一个新的过去,他们正是这个过去的创制者,他们从那古老的神学过去当中接纳了众多元素,同时也将诸多新的纬度纳入其中。他们当然维系着特殊天命的意识,不过,他们也都对美国的历史境遇实施了精巧的运用。他们将美国的过去视为一片遥远且空旷之地,大自然居于至高的主宰地位。新大陆乃远离了欧洲的老迈腐朽,并据此养育了更为强韧、更为刚正、高贵,也更为纯正的血统,不像欧洲那般精巧,但更为诚实。同大自然的斗争乃滋养出真正的男子汉气概;在新大陆,无论是山川还是草原,都散发出孤傲的美感和不容触手的庄严,正是如此美丽、如此恢弘的大自然吸引并养育了一个高贵且刚健的族群。很显然,这样的过去观念乃是专为东北部和西部创制的。不过,这样的过去观念的效能则涵括了整个美国。此种观念之于中西部农夫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对于新英格兰的那个婆罗门群体,其魅力无异是最为强烈的。”

   看来,十九世纪末的美利坚似乎也正处在一个欧洲式“民族帝国”的破晓期;很显然,普拉姆布在此建立的此一宏大叙事不过是在重述一个特纳式的“边疆”故事,然而,普拉姆布将此一“边疆”故事向着扩张性的“帝国转向”扭曲,这显然是背离了美利坚“边疆”故事原本的历史-政治意涵,确切地说,特纳之“边疆”叙事乃是内向的,是为着美利坚之内部民主政治寻找一种自然统一性,而且,这样的自然统一性跟同一时期欧洲式的种族一致性、文化一致性、民族一致性乃至国家一致性,并无任何的牵扯和关联;特纳之“自然统一性”乃是以美利坚民主政治的程序空间为基础和诉求的。美利坚之民主叙事尽管同英格兰之辉格党叙事有血脉传承,但美利坚之民主叙事并不包含任何的民族帝国元素以及十九世纪辉格党叙事当中的那种历史哲学诉求和文化元素,说白了,美利坚的民主叙事甚至都不能算是民族叙事,同帝国叙事更是没有牵扯可言。或者不妨更确切地说,美利坚民主叙事是内在的,而非外向的。民主之自然统一性乃是依托民主政治程序内部的多元斗争建立起来的,此类斗争是在实证法令轨道上围绕美利坚特有的权力制衡体系展开的。在美利坚民主政治的这个发育过程中,决定性的事件并非民族事件或者帝国事件,而是以聚沙成塔之态势涌现出来的细碎的立法和司法事件,的确,联邦权能正是在内战之后民主政治的这段集中发育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扩张,但这样的扩张乃是美利坚国内民主政治发育的自然结果,并且也是以国内民主政治之发育为指向的。在这个问题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后给出的帝国论断,同詹姆斯·布赖斯的精细观察和剖析比较起来,不过是在极为仓促且肤浅地表达一种植根于寻常本能的道德感受而已;詹姆斯·布赖斯评述说:“……当今的美国社会已经涌动起强大的潮流,要求藉由普遍举措来压制一切的垄断行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希望藉由国家法令对巨大的工业和贸易实体实施统一管控。这一切的意愿和要求实际上形成了汇流,此一潮流尚且没有在联邦立法和联邦行政方面得到充分且切实的表达。国民在这方面的政治意识已然觉醒,不过,这样的觉醒浪潮尚且没有发展到背离联邦行动-州权行动之既有框架的地步。因此,问题已然悬而未决,一切都是未定之数,这其中的困难不仅仅在于问题本身就很难化解,也在于很难找到恰当的方式去寻找解决办法,毕竟,两种思路都将招致相应的反对意见,一条思路是寻求修宪,另一条思路就是鼓励联邦法院藉由司法解释来尽可能地拓展介入力度。毫无疑问,在美国社会,没有人愿意削弱对宪法的信从和敬畏。……海外殖民地,特别是菲律宾群岛,乃作为崭新情状现身美利坚社会,这些殖民地乃直接依附联邦政府,令联邦政府在外事领域的权能有了新的拓展,这一切势必会提升联邦当局的地位和力量,不过,此一崭新情状在今天美国社会即便产生了影响,这影响力也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美国人在这方面的感受和意识尚且薄弱。美国在海外的征服行动,规模相当小,而且都发生在遥远之地,因此也就不足以引发国民的思考。对海外属地的控制权能尚且没有显著提升联邦政府的地位,海外控制权能当然超越了国内的控制权能,不过,联邦政府作为宪法因素的性质并未因此发生任何的改变。说白了,美利坚之统一化潮流所蕴涵的诸般力量,之所以能够涌动起来,发挥巨大效能,并非依托当今美利坚政府享有的那种‘帝国地位’,也并非依托美国自身的世界强权地位,而是以美国的内部斗争为依托的。”

   一、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的无解冲撞

   美利坚共和体制并不会催生罗马式的扩张机制,的确存在海外行动,但那样的行动无论何等的规模、何等的频率,都不会是美利坚体制的内在冲动,因此也就不会同美利坚内部体制发生宪法层面的互动。这一切都植根于美利坚民主政治在内战时期的奠定以及在战后的充分发育;从革命时代到内战前夕,美利坚政治的确存在帝国元素,那样的帝国元素正是杰斐逊派所推崇的,甚至南方脱离派的“棉花帝国”也从中杰斐逊的观念当中获得了灵感和冲动。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这倒并不是因为两人在政府规划问题上的分歧,这方面的分歧仅仅是表面现象,在此类表面现象背后,乃深深隐藏着二人在人性观念上的分歧。1787年宪法体现的人性观点乃是以霍布斯语式呈现而出的铁打的清教观点,惟有一群秉持极为深沉的原罪信念的人,才会制定出这样的宪法;这同杰斐逊的那种植根于古典共和信条和18世纪启蒙精神的热情洋溢的乐观取向相比,实在是判若云泥;1787年的制宪者们所奉行者乃是极为深重的律法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制宪者们根本无从相信伦理和内在德性有足够的力量为政府提供帮助,不妨说得更直白一些,制宪者们并不信从古典贵族品性当中的才智元素,因此也就没有正当理据让这样一批人相信托克维尔素来推崇的“天然贵族”的政治存在。对制宪者们来说,问题之要义乃在于怎样的政府体制可以不依托德性而运转自如。这也是以汉密尔顿为主要撰稿人的《联邦党人文集》的真正关切所在。

   汉密尔顿为何对人类共同生活中的“罪恶”有着如此深切敏锐的感触,这个问题很难解释;但汉密尔顿对州权以及杰斐逊“权利法案”可能引发的政治过错所给出的评判和控诉,实际上在日后都得到了充分的引证,而且这些过错也都像汉密尔顿所预见的那样,不但都事关重大,且也都具有社会性。然而,杰斐逊作为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竟然如此极端且狂热地固守州权和“权利法案”,到了对其中必然包含的罪错视而不见的地步,这一点让汉密尔顿阵营感到无可理喻。双方关键性的歧异点在于对1787年联邦宪法所持的看法上。汉密尔顿阵营将宪法本身视为目的,而杰斐逊不这么认为,他将“权利法案”作为一份单独文件予以呈现,这本身就意味着任何宪法文件都应当有某种“高级法”作为支撑。由此出发,杰斐逊从来不认为1776年所取得的战场上的成功能够涵盖美国人爱国热情的政治意涵,当1787年的联邦宪法试图冻结1776年的政治热情之时,美国人应当在道德和政治双方面寻求突破;杰斐逊在一封通信中写道:“事实上,君主制的弊端无处不在,到处都是政治盘算,就是这样的局面促成了我们的错误想法,认为只要是非君主制的东西就是共和的,我们对‘政府只有体现并实施人民的意志方为共和’这一根本原则视而不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最初的宪法拥有什么指导原则。”这种“指导原则”或者说这种超宪法的政治忠诚所指向的东西,正是杰斐逊在其名篇《弗吉尼亚记事》中所要阐明的东西,同时,《弗吉尼亚记事》也意在阐明同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诉求截然对立的“帝国”意涵,对杰斐逊来说,充分领悟这个“帝国”,也就是充分领悟1776年独立战争的意义。1800年革命的前奏已然奏响之际,弗吉尼亚提出明确要求,希望国会退出联邦土地分配体系,并由弗吉尼亚取而代之;当此一提案遭到否决之时,弗吉尼亚代表对此感到既不可理喻,也无法接受,遂直接向国会实施政治摊牌。

在这场斗争中,弗吉尼亚人自认是1776年精神的直系后裔,这是有道理的。1776年逐渐临近之时,爱国者们理想化的帝国形象并没有在英国决策圈里获得广泛共鸣,殖民地统治阶层的大多数成员也都不予以接纳,说白了,这个传统帝国的精英统治阶层始终没能弄明白该以何种方式应对殖民地提起的激进要求。这就如同1800年革命前夕,作为中央决策圈的国会也始终没弄明白该如何应对弗吉尼亚的激进要求一样;至少,弗吉尼亚方面是这么看待问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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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大学政治哲学评论》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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