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膨胀的头脑》当中，埃米尔·赖希（Emile Reich）毫不容情但也极为锐利地提炼出德意志民族生活当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德意志人中伟大才俊都是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军事的。否认普鲁士人以及一般而言德意志人拥有伟大的军事才俊，我们似乎将自己暴露在今日最受钟爱之偏见的讥笑中。然而，我们会坚持认为，德意志人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战争领袖。德意志军队或许、毫无疑问是高度有组织和纪律严明的。但是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就像是拥有一部阐释详尽的词典。拥有了词典意味着拥有了一种精致的风格？风格是个性之事；一支军队的风格也是如此。全部历史中最伟大民族的卓越之处，比起表现在缔造拥有伟大政治或军事才俊的能力上，极少表现在制度和方略上，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万国之上的罗马人，没有什么制度。德意志人，他们关于罗马史的撰述比其他民族加起来的还要多，却还是没有理解罗马史的A.B.C.。蒙森教授，德意志关于罗马史的‘权威’，撰写了五大卷的罗马宪法‘制度’。真相是，罗马人没有他们的宪法制度，不比现代英国人更多。它完全是天赋之事。并非裁判官的敕令，而是裁判官本人才是要点所在。正如在真实的战争中，不是军事条令，而是军事才俊的伟大天赋赢得了战斗。这在当下的德意志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正如伟大的音乐学院不会诞生真正伟大的名家，因此，德意志军事制度只能培育高效的平庸之辈，不会有伟大的军事才俊。当一切进展良好之时，如同其在法兰西1870-1871年的情形，主要多亏了法兰西人的士气低迷，如此这般的普鲁士制度才运转得令人惊叹。不过，当事情进展地不顺利时，它一定会以失败告终。这一点几乎能够得到数学般精确的证实。”（Emile Reich, Germany’s Swelled Head,1914，第160页；引文出自曹明译本）

　　 　　终生浸淫德意志唯心传统且经历了战争劫难的梅尼克，对世事潮流感受之深湛当然是战后那些轻薄的唯心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传承者不能比拟的，应该说他是最有资格对此一现象实施解析之人，在他看来，此一现象之根源应当到更为深层的德意志“灵魂”当中去找寻：“比起其他民族，德国精神所特有的往往是一种狂飙式的倾向，想要从那围绕着它的、而且或许是强烈地推动着它、诱惑着它并折磨着它的现实条件之下，突然之间朝着绝对、朝着将会使它得到解放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时候还只是半形而上学的世界飞跃。这种倾向的登峰造极，就体现在路德的身上以及歌德时代和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之中。然而，如果这种绝对是可以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内找到的，而且是这个物质世界内在所固有的，并且如果在现实本身之中就可以找出一种办法来解开他们的死结并克服他们的狭隘性，那又会怎样呢？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通过人们所称之为新现实感、现实主义、现实政治等等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是作为行动上的新导航星而备受礼赞的东西。从而他们就认为，他们已经又一次地征服了绝对。这就是说，德国精神中那种古老的形而上学冲动，又一次地表现了出来，但是由于错误和颠倒，它并没有征服任何真正的形而上学领域，而只不过是把一种地上的领域装扮成一种形而上学的领域，或者是与之近似的领域而已。”（梅尼克，《德国的浩劫》，商务版，第70页）

　　 　　由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德意志“灵魂”当中如此强烈且扭曲的“哲学”冲动，是因何而生呢？本书之缘起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和回答：德意志灵魂当中极为诡异地缺失了悲剧和诗性的要素，由此招致“哲学”顺理成章地篡取了本来应当交托给悲剧和诗歌的对人类生活和族群生活的立法权能，这也就是本书书名所标示的“希腊的暴政”，正是这样的心灵暴政机制从德意志民族生活开始涌动之际开始，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德意志人创造现代世界常规生活景观和政治-历史秩序的能力，对这一点，作者毫无隐晦。很显然，本书作者绝不是那种习惯于将民族历史叙事极为傲慢地掩盖在“命运”旗帜和“悲剧”观点之下的人，仿佛民族历史真的必须如此深沉、神秘，而且必须苦难深重，否则便不足以绝然超越人类自身的常识和见解，不足以建立足够的暴政式尊严。实际上，这样的历史思维恰恰是本书作者用来近一半的篇幅予以无情剖析和驳斥的；本书以极为瑰丽的方式，揭示了一段极为诡异、精微而且是决定性的民族灵魂之历程，诙谐背后隐藏着苦痛；苦痛当中又透射出戏谑；作为本书的导读，无需在此再现书中场景，实际上，如此瑰丽的场景应该说是属于作者个人的，就如同荷马史诗一样，本质上就没有可能由他人再现；亚里士多德似乎说过：戏剧须有终局，但史诗永不会结束；这句话恰恰可以用来充分传递这部作品的意蕴。既然是一部史诗级的作品，当然会采纳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开端，本书作者也不例外：“德意志人不具备自我防护的能力和意识，此一怪异情状已然在德意志文学身上留下烙印，在一段又一段的漫长时光当中，德意志人满足于卑躬屈膝地模仿外人，他时刻受制于全然失衡的热情，在种种的格言警句、风尚以及审美理论面前，德意志人通常都会无可挽回地俯首称臣，这一切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缺乏自我防护的能力和意识，也铸就了极具创造性的优美作品，那样的作品都充满了斯芬克斯式的魅惑，并且极富哲学意涵。一般而言，都是诗人创造生活景观；但是德意志人却要向哲学家寻求灵感。歌德的天才乃是斯宾诺莎养育而出；席勒总是要跟康德缠斗；浪漫派诗人深深浸润在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世界；黑格尔则主宰着青年德意志运动；瓦格纳和尼采更成了叔本华的子嗣。毫无疑问，德意志诗人乃是站在哲学家的肩膀上才能去观瞧这个世界；确切地说，德意志诗人总是要在绝对真理的王国当中，才能展开对绝对之美的追随历程。

　　 　　为什么文艺复兴在德意志乃采取了宗教改革这一形态，这就是根本症结所在，尽管那一时期，诗性之美、艺术之美以及生活之美在欧洲其他地方得以重生，但那样的美根本就难以触动德意志。对路德那深沉且阴郁的心灵来说，真的分量是美远远不能比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可能去教会一个人如何拯救灵魂。天主教会也是一样。众多周知，正是此一发现，令哲学得以逐渐篡取原本由宗教为诗人履行的精神权能。将罗马天主教同德意志人剥离开来，路德也就等于是夺走了曾经养育了德意志神秘主义并扶持了德意志美感的那套体系，这套体系也曾执掌着德意志信仰。简言之，路德摧毁了基督教的神话元素，正是这样的神话元素将真和美诗性地融合起来，此后，德意志人便一直试图在希腊神话或者日耳曼神话中寻找这样的诗性融合，为此，德意志人甚至尝试过回归天主教信仰。思想自由，乃是路德此一成就的题中之义，乃令科学和哲学受益无穷；德意志诗人却因此一解放行动遭遇创伤。无论是不是怀疑主义者（德意志的伟大诗人大多都是怀疑主义者），德意志诗人都发现，路德传递下来的基督教已经完全剥离了美的元素，同时也缺乏那深沉的神秘主义元素，于是，哲学便顺势取而代之。”

　　 　　悲剧和诗性元素之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正当的历史理解能力以及塑造生活之能力的缺失，毫无疑问是因为“哲学的暴政”造成的，作者将德意志灵魂的此一本质性缺陷溯源于一场由人间必然性主宰的“偶然事件”，那就是温克尔曼对拉奥孔群雕的“发现”，温克尔曼也正是凭借此一偶然“发现”，在德意志灵魂的史诗进程中扮演了阿喀琉斯的角色，本能且强烈的哲学爱欲于无形中推动着温克尔曼对拉奥孔群雕实施了自己的解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是温克尔曼凭借此一“发现”而确立起的希腊艺术的最高典范和理想标尺；毫无疑问，对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人来说，这也是一项极具激发力的政治隐喻，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柏拉图的理想国意象。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全然荡涤了一切人间痛楚、苦难、激情和欲望的政治意象、一种无论莱辛如何竭力予以缓解但终究是绝对静态的灵魂场景。阿喀琉斯的强烈爱欲推动史诗向前发展，由此催生的命运序列在歌德身上臻于巅峰：“……这个最为伟大的现代天才，其才具足以同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比肩，甚至超越他们，也完全有能力去呈现现代世界的本质，就如同荷马呈现古风时代、但丁呈现中世纪、莎士比亚呈现文艺复兴那样，然而，歌德却在自己的这项任务面前遭遇挫败，这显然是因为歌德手里并没有可以提供襄助的神话资源，对这一点难道还会有任何怀疑吗？歌德生命中之所以会遭遇如此沉重的挫败，恰恰就是因为他一直都不肯承受如下事实：世界乃反映了生活，而生活乃是极具悲剧性的，也许只有基督徒不这么看。歌德相当直截地否认了悲剧，这导致了他在呈现他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之时，遭遇了审美失败。由此可见，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在在乎表明，他本人恰恰就是现代德意志人之二元精神格局的典范表达。”

　　 　　由此可见，温克尔曼一手创建的“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其本质要义便是因哲学与生活之割裂和对峙而催生的二元精神结构。这样的精神结构从根本上瓦解了哲人对于生活的悲剧意识，由此便也无从指望哲人会对人类生活和历史建立起悲剧式的体悟和见解；在此，本书作者丝毫不吝笔墨，以歌德为范例，揭示了德意志心灵对那个时代最为伟大的悲剧事件的理解框架：“法国大革命击碎了这座奢华温室的窗格，这场可怕风暴，遂以摧枯拉朽之势闯入温室当中。此等规模的世界性遭难，惟有‘悲剧’一词方能予以描摹了，显然，此一世事潮流乃如同恶灵一般涌动起来。不过，这一次，歌德自己的恶灵是无罪的；此时，歌德的恶灵乃处于全然的蛰伏和顺服状态，也保持了全然的静默，尽管这静默令人有莫名之感。我并不是那种因为歌德憎恶法国大革命而有所指摘的人，甚至这方面的念头都没有。这场大革命所表征的原则，毫无疑问是同歌德新近建立的那些信念正相反对的，这些信念都是歌德极为珍视的，而且也都是来之不易的；整个的革命运动乃蕴涵了对歌德来说是极具威胁且极为重大的元素，这必定会令歌德感到真真切切的恐惧，毕竟，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歌德当然是不难体验到他在自己的小宇宙当中经常遭遇的那些东西，只不过那规模已经变得庞大无比了。歌德竟然能够如此严密地钳制自己的天才，从头至尾都将这么一场大革命视为没有任何魔性的事件，对之大加鄙夷，既不认为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觉得其中有任何伟大之处，这实在是相当有意思的事情，因此，完全不必因此而对歌德抱有遗憾。这样一个歌德，已然对悲剧实施了封禁，甚至到了否决塔索的生活权利的地步，面对法国大革命，则只不过是在一种决绝得多的意义上，拒绝承认悲剧的存在而已。大革命乃在法国扫荡了歌德所看重的惟一的那种生活态度，这态度不仅是个体性质的，也是社会性质的；看起来，德国和整个欧洲也都难避免这样的命运；文化和文明的拓展和深化，乃是歌德眼中真正的人文主义，他也正是此种人文主义的使徒，这样的人文主义只能在一个稳定且和平的世界里才有生长和发育可能。然而，这一切都在这场大革命中遭遇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只须考量到这一点，便足以确证悲剧在歌德自己的生活当中以及在整个文明世界当中乃是存在着的。可悲的是，歌德仍然在想方设法地回避这样的结论。”

　　 　　阿喀琉斯当然不会尊重阿波罗的雕像，奇妙的是，温克尔曼也并未见识过拉奥孔群雕的原本，本书作者实际上还以极为精细的考证，确定了温克尔曼甚至连这座群雕的复本都没敢面对面地去“凝视”，最重要的是，温克尔曼在历经困顿和挣扎之后，还是没有鼓起足够的胆量亲身前往希腊“看一看”，作者给出的结论是：说真的，他不敢。

　　格罗特在论及哲学诞生之历史境遇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了迄今无人能及的明彻剖析：“泰勒斯乃部分地抛弃了古老传奇世界当中的多神论的自然观念，此一古老观念实际上是标示了一种心灵状态，诸多问题乃自动呈现在此一心灵状态当中，等待解答，此一心灵状态本身也会提供相应的解答机制，准确地说，问题以及解答机制之间乃呈现出一种平稳的比例关系。倘若问题众多，混乱且难以论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