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家庭研究与社会认知——理解“近代日本”的一个社会学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1 次 更新时间:2021-03-28 21: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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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家庭研究的简略回顾,特别是通过对日本明治以来学术界的家庭研究以及战后家庭社会学的演变的介绍,分析说明,在中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社会学的家庭研究自一开始就与知识界的社会认知需要密切相关;在方法上则一直与整体主义方法、实证的社会史方法,以及传统文化论等方法缠绕在一起。对作为社会基础性制度的家庭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变动局面及其学术生态的推促或限制。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对社会认知和社会理论、社会思想产生特殊的影响。对这样的国际学术史的了解和参照,应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当下中国的家庭现象和家庭社会学的课题。

  

   家庭研究在近年国内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人口学、政策学和家庭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外,从事社会理论、社会转型研究,还有如哲学、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亦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与家庭制度相关联的价值规范、社会思想演变历史,以及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机制。[1]相关的议题溢出了对当下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生育问题,以及家庭政策等的讨论。这样一种学术现象,显示了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社会变动机制的研究,正开始从主要聚焦于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转向对社会制度的分析。其变化之中,多少包含了对社会发展的手段与目标间关系的重新审视。同时也意味着方法论的某些调整:一方面,研究者需要透过对家庭这样的基础性社会制度的认识,来重新确认社会的内在结构,和社会变动的深层逻辑。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认识,知识界需要超越既有的文化传统论式解释,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以整体主义方法理解社会的延续性和断裂性的有效的学术路径。

   自近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对一些后发国家的社会性质的认知,包括自我认知、以及对作为“他者”的客体社会的属性确认,一直是隐含于各种家庭研究背后的一个学术议题。对这样的学术史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今天的学术现象,并思考除了对家庭具体问题的诊断以外,通过家庭研究,我们的社会认知有什么新的可能?这篇小文意图以日本为例,通过对日本家庭研究史的大致脉络和一些学术现象的梳理、介绍,来对这样的学术可能性作一些相应的讨论。[2]

  

一、家庭研究与社会认知


   在中外社会学的学术史上,家庭曾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研究对象,是人们认识社会构成原理,了解社会演变机制,定义社会类型的重要维度或依据。而在一些后发国家,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挑战、开始寻找自身的现代化出路时,对家庭制度的探讨,曾是知识界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路径。

   以近代中国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激进的社会思潮中,曾出现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废家论”、“毁家论”,还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对既有家庭制度、家庭伦理的激烈批判。家族制度及其文化规范,被一些知识分子视为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的主要的社会根源,更被青年人视为个体解放的社会桎梏。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以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曾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家庭同样成为重要的议题。

   中国社会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中国的出路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要求知识界提供一套社会自我认知的框架和路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西方学界实证研究方法被许多中国学者所接受。由是,对中国家庭制度历史的了解成为当时学界建构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维度。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1934)、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等著作中,中国古代宗族、家族、婚姻家庭等制度的演变,成为中国社会史的基础性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专门史的著述,如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陶希圣《婚姻与家族》(1934)等。后者的内容已不止于对中国历史上的家族制度的梳理和分析。在最后的章节中,陶氏已经开始阐释社会发展、城市兴起终将导致原有家庭制度崩溃的趋势。(刘慧贤、贾秀军,1994)

   同时期,一些社会学者也开始从对现实中的青年问题、家庭现状的调查研究入手,对中国家庭的问题及出路等发表自己的见地,对社会思潮和知识界的论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中不乏以激进的家庭观而对社会思潮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述,如易家钺、罗敦伟合著的《中国家庭问题》(1922),以及以专业化的研究而受到知识界重视的作品,如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1928)等。(吕文浩,2016)

   在当时知识界普遍接受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时代背景下,家庭研究却成为人们试图衔接中国社会演变历程与世界普遍历史规律的探索路径,这本身是一个颇具意义的学术史现象。事实上,在国际学术史上,不乏从家庭制度研究来对社会结构、社会类型以及社会演变作出说明的先例。不仅因为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制度,还因为,虽然知识界对于国家类型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认知,多以其经济发展水平或政治体制为重要维度,但是当人们需要对某些不无特殊的经济或政治的状况或变动逻辑作出分析时,人们不能不进一步地从其社会的一些基本制度中发掘深层的逻辑。首先,就整体意义上的社会(人类社会、国家)而言,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都镶嵌于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关系之中,它们的变化必然受制于后者。也因此,我们看到,不少学者曾致力于从家庭的制度及其演变,来说明经济和政治的一些重要制度的形成机制和演变逻辑,经典的理论阐述如恩格斯的《家庭、国家与私有制的起源》,还有如韦伯关于家产制的研究。其次,在各种基础性的社会制度中,家庭迄今仍是最为重要的首位社会团体,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等各种关系的重要枢纽,也是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结构性设置。此外,就狭义意义上的社会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社会文化系统)而言,它所具有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如家庭这样的基础性社会系统的延续性,正是社会系统区别于政治经济系统的、此社会区别于彼社会的深层因素。这些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当下学术现象的角度之一。

   除了对社会性质的确认,国际上不少学者还致力于通过实证的、类型化的家庭制度国际比较研究,来解释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何以不同的国家会出现的不同的结果。如许烺光认为,人类为了延续自己,必须要有团体。一个社会是动态的成长还是停滞不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是否能产生出更多新的社会团体。而家庭是所有文化类型社会中最初的团体,每个社会的家庭都有相同的基本家属关系,但是特定的亲属关系可以比其他关系更占优势。这会培育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特征与心理图式。所有这些又与一个社会的成长高度相关。他的《家族、种性和俱乐部》等著述,即致力于研究不同的家庭制度,是如何引导人际关系,并决定人们的世界观和心理文化取向,由此如何影响了社会团体的发展。(罗锦文,2011)

   涉及到传统家庭制度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内在关系,笔者曾在有关中国近现代

   “青年”角色类型的相关研究中,从对国家-家庭-个体间关系的变动的分析入手,探讨青年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如何从“反抗家庭”走向“改造社会”的内在逻辑。(陈映芳,2007)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法国人类学家Todd也曾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传统的家庭制度的比较分析,来解释家庭制度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不同的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其传统的家庭制度不同,包括家庭形态、财产继承制度等——共产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那些以联合型大家庭为主要家庭形态的国家里。[3]

   对家庭制度的认识和再认识,对于知识界了解不同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困境及可能性,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意义?国际学术史中的研究成果、思想踪迹,尤其是对同样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国家(本研究以日本为例)的家庭史研究的了解,应该有助于我们相应的学术思考。

  

二、日本家庭史研究中的“传统”与“近代”


   在日本知识界,家族研究史与现代日本国家的兴起以及日本知识界的社会认知历程,有着密切的关联。

  

   作为日本文化论重要学术基础的“家”理论

  

   与近代中国知识界不无相似,在日本,社会科学的实证的家庭研究,亦发韧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1927-1937年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兴起了一场有关日本社会性质的论战。围绕日本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战略,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判断和主张。其中“工农派”(労農派 )认为,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封建制度已经被基本消灭(仅遗留一些残存物),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国家政权已经被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日本要兴起的革命应该就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另一派“讲座派”则强调,以半封建的地主制为基础的绝对主义天皇制正支配着日本社会,所以日本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即从以封建制度为对象的资产阶级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4]这场论战对于日本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场论战中,如何判断日本社会的性质,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也因此,论战的中心议题从早期的革命战略之争,至1933年后主要转变成了有关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社会性质之争。在此过程中,一批学者开始投入到实证的社会研究中。其中以柳田国男、有贺喜左卫门等为代表的学者,深入农村,对日本的基层社会展开了调查。在此过程中,通过实证的研究,从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农村、日本社会,亦即从日本内部理解日本农村、日本社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柳田国男等学者并开始将其调查所得,进一步作文化论的提炼,据此提出了有关日本的社会传统中,存在具有延续性的“民族的性格”的理论。而有贺喜左卫门则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逐步提出并不断修正了有关日本家庭制度的研究,并与龄木荣太郎等一起,构筑起了在战前日本对社会认知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家·村”理论(高橋明善,2016)

   有贺喜左卫门等学者的农村社会调查,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之一,在于为学界了解日本的社会联结尝试了一种实证研究的方法。他最初发表于1933-34年的论文(“親子の賦役――小作の原義”),即是基于田野实证调查,对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关系作出了社会史(发生史)的解释。这样的研究,后来被他和其他学者用来研究和说明村落内部的社会团结的机制,以及家庭与家庭之间、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联结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日本知识界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战的积极响应,当时日本的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者们,逐渐将农村研究作为日本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并将家庭制度研究,扩充为一种日本文化论——从乡村聚落的研究,来阐释日本的民族性格(日本民族性格论)。基于这样的研究,有贺喜左卫门等人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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