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澎:从“增长型社会”到“成熟性社会”: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转型、困境与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3 次 更新时间:2022-01-12 00:56

进入专题: 平成时代   日本社会  

胡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平成时代,日本从“增长型社会”转型至“成熟型社会”,虽内阁更替频繁,政党轮滑,但官僚体制运转良好,社会总体平稳。平成时代,日本物价稳定,基本告别“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为“适量生产、适量消费、资源循环型”社会。但是,日本社会也面临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心理不安感增强以及“低欲望社会”“地域不振”等诸多困难与挑战。为走出困境,重振日本经济,实现“安心”“安全”“共生”的社会蓝图,日本政府在人口、劳动、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有些已初见成效,有些尚待观察。


关 键 词:平成时代日本社会 成熟社会困境 少子老龄化


1989年1月8日,日本昭和时代终结,改年号为“平成”。“平成”这一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的词汇,蕴含着“内平外成”“地平天成”的美好寓意,体现了日本人对新时代所寄予的期望和美好祝福。同时,这一年对世界和亚洲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终结,世界进入一个国际战略转折和经济结构转折的新的历史时期。


2017年12月,明仁天皇表达了生前退位的愿望,在平成进入倒计时的这段时间里,日本多家媒体推出以“平成”为主题的专栏,流露出对平成时代的留恋与不舍。中国的日本研究界早在2015年就认识到应对平成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行梳理、研究和思考。刘晓峰在《平成日本学论》一文中提出了“平成日本学”的概念,呼吁把平成时期的日本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利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新的学术平台与视点上展开研究。[1]笔者十分赞同这一提法,国际格局变迁、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等外部因素构成了平成社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少子老龄化的日益严峻、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低欲望社会”[2]的出现等让平成日本社会困境与危机叠加,令日本民众心理产生不安与失落。针对平成时代呈现出的荣光褪色、繁华不再的种种迹象,日本媒体屡屡使用“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甚至“失去的30年”之说。[3]


与此同时,针对平成时代的诸多困境与民众心态失衡的问题,日本政府和民间进行了诸多探索与改革,这些无疑对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由于日本在经济、技术、信息、文化等方面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平成时代的日本也是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重要参照对象。总之,对平成时代进行宏观把握、细致剖析和精准解读必要且重要,平成时代带给日本人以及日本社会的深刻变化非常值得探讨。


一、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转型

研究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应将其置于二战后的日本历史发展脉络之中。1926年至1989年的昭和年代如果用“毁灭”与“再生”来概括的话,那么“困境”与“探索”应该可以囊括1989年至2019年的平成时代。从1945年至2019年的74年期间,日本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战后改革,日本从一片废墟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行列,堪称由“弱”变“强”的华丽转身。1989年开启的平成时代,则堪称另一次重大转型,即从“增长型社会”转向“成熟型社会”[4]。平成30年的日本社会,表面看似平稳,内在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特别是三次国内外环境的改变重塑了平成社会:一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一强独霸”的局面不仅对国际格局构成影响,也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二是中国虽然在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但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舞台上一直欠缺足够的影响力。直到2010年,中日经济实力逆转,日本经济排行世界第二的位置为中国所取代,给日本社会和日本民众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三是平成时代的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逐步减弱。因此,这三次改变对日本的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平成时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心理结构均呈现出与昭和后期迥然不同的时代风貌。


昭和后期的日本是一个标准的“增长型社会”,之所以称之为“增长型社会”,因为其包含了经济的增长、人口的增长、人均寿命的延长、国民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的增长、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和完善等。例如:1945—1955年间,战后的日本经济迅速恢复;1955—1973年是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期,经济年均增长率达10%,是欧美西方国家的2—4倍[5];在1968年超越联邦德国后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强国,实现了“东洋奇迹”。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由高速转入低速增长时期,但即便经济增长降速,也有年均5%的增长率。日本经济急速发展的因素有:政府提振经济的政策、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好转、技术革新及设备投资的增大,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当时的人口结构。1947—1949年第一次“婴儿潮”期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超过了4.3,年均出生人口约270万人。1971—1974年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年均出生人口约为200万人。1950—1970年间,日本的总人口由8411万增长到1.04亿,增长了24.4%;育龄人口从5017万增长到7212万人,增长了43.8%。[6]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地方的年轻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为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输送了充足、优质的劳动力。青壮年劳动人口多、高龄老人口少、社会保障负担较轻的“人口红利”以及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工资制度和民间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有力地支撑了日本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和引领作用。第一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团块世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经济腾飞的主力,也是二战后引领日本消费的主要群体。这要归功于池田勇人政府提出并实施的“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大幅提升了国民收入水平,让民众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迎来了消费社会并实现了“富裕社会”,并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度消费社会”,国民普遍收入水平高,储蓄率高,购买欲旺盛,海外旅行兴盛。凭借“团块世代”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1971—1974年前后出生的“次团块世代”成长起来了,其消费观念开始从注重实用价值的必需品消费向炫耀性的奢侈品消费过渡。


战后,日本的年金制度、雇佣制度、福利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1961年“国民皆年金”制度的建构以及《老人福利法》《母子福祉法》《儿童福祉法》《生活保护法》等法律的制定,让日本向着福利国家的步伐迅速迈进。《雇用保险法》《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劳动者派遣法》等促进了日本人的就业,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企业工会等日本特色的雇佣方式,在强化家、企业、国的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福利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的建构及不断完善,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了贫富差距,关照了弱势群体,让日本社会趋于平等和公平。同时,均等化的义务教育体系保障了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居世界前列。总之,平成之前的日本,社会差距较小,新中间阶层占大多数,有“一亿总中流”之说,日本国民从出生到死亡整个生命周期都感到“安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平成30年,日本似乎彻底告别了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人口甚至转为负增长……平成诞生之际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一年后迎来了泡沫经济的崩溃,之后国际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经济长期不景气、消费低迷等给日本社会带来种种负面因素,因此有“平成不况”即“平成萧条”之说。平成时代的日本在经济上没能继承和延续高速增长时期的荣光,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又被中国超越,下滑到世界第三。但不能否认的是,平成时代的日本已进入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熟型社会”。1968年至2010年的42年间,日本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科技创新成果。2017年日本的GDP为4.87万亿美元,人均GDP为3.8万美元,位居世界第23位,依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在世界各国最佳生活品质排行榜中,日本长期稳居领先地位。日本的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为10.7%,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5个成员国中排第6位。[7]日本国民受教育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短期大学的升学率从1950年的2%上升为2018年的57.9%,大学本科升学率从1989年的24.7%上升为2018年的53.3%。[8]平成时代,社会保障制度伴随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而不断修订,特别是其护理保险制度的创设有效化解了老年护理需求不断增长的问题,也为韩国、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了思路。平成时代,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动漫、流行音乐、游戏等大众文化以其独特的“和风”魅力,成为引领东亚国家大众流行文化的风向标;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高品质服务每年吸引数千万外国游客到访,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风气和国民素质为世人所称道。平成时代,日本已彻底告别“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入“适量生产、适量消费、资源循环型”社会。平成时代,日本是全球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先进国家,民众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垃圾分类普及。近年来,“断舍离”风潮的兴起显示出日本年轻一代在探索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他们向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富足和占有欲说“不”,希望在返璞归真的生活中找寻人生的意义。


“成熟型社会”还体现在内阁的频繁更替对日本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几乎没有构成影响。平成期间共产生了23届内阁(不包括首相任期内的内阁重组),诞生了16位首相[9],除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之外,其他历任首相任职期限长则一年左右,短则数月。1993年,持续38年之久的“五五年体制”崩溃,长期维持执政党地位的自由民主党与作为在野党的社会党的朝野两党格局结束,自民党两度沦为在野党,联合政权多次出现。然而,内阁更替、政党轮替并未带来社会动乱,官僚体制运转正常,社会运行总体平稳。


平成时代,庞大的中产阶级所构成的市民社会不断成长壮大,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社区营造”、养老护理、男女平等、乡村治理等社会活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平成30年间,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日本出现了多元化社会思潮并引起社会运动,例如: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右翼教科书、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重启核电”、反对冲绳驻日美军基地搬迁等,其中不乏上万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然而,这些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均有序、克制,并未演变成群体性暴力事件,也没有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称之为“成熟型社会”。


二、平成时代日本社会面临的困境

看起来很美的“成熟型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劳动力匮乏、“地域不振”等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老龄化问题,其严峻程度在国际社会首屈一指。然而,这些问题与困境恰巧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型社会”所特有的,即“成长后的烦恼”。


(一)困境之一:日益严峻的少子老龄化


当总和生育率[10]长期低于维持人口长期稳定发展更替水平的2.1,即被称为少子化。少子化是当今世界多个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表现为出生率不断下降,新生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低龄人口持续减少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平成元年的1989年跌破1.57,当天消息公布时,社会各界为之震惊,各大报纸皆用整版篇幅予以报道,故被称之为“1.57冲击”。2005年,总和生育率更是降至1.26,再次跌破历史记录。[11]2006年以后,总和生育率虽有稍许改善,2012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4上下的水准[12],但距安倍政府制定的将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8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2008年,日本的人口总量在达到巅峰后开始转向减少。2016年国内新生儿数量仅为97.7万人,首次跌破100万人。[13]2017年新生婴儿数量又比上一年减少了3.6万人,成为人口统计实施以来的最低值。新生儿数量减少,那么,未来育龄期女性人数势必随之减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迈向更严峻的少子化的步伐似乎很难阻挡。


与此同时,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截至2017年10月1日,老龄化率高达27.7%。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男女分别为1526万人和1989万人,其中,65—74岁的低龄老人有1767万人,75岁以上高龄老人有1748万人。[14] 大城市圈的老龄化现象尤为显著。


人口老龄化给日本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例如:劳动力减少、经济增长减速、地方经济不振、社会缺少活力、消费低迷、年轻人负担过重、社会保障制度不堪重负、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长此以往,将影响到日本的综合国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竞争以及科学技术、人才储备等。2017年,河合雅司的《未来的年表》[15]一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该书的封面上醒目地印着这样几排字体:2020年,有一半的女性超过50岁;2024年全体国民三人中有一人65岁以上;2027年输血用的血液不足;2030年火葬场不足;2040年一半的自治体消亡;2042年迎来老年人的峰值。


在世界人口都在“变老”的趋势下,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状况似乎尤为严峻,其带给日本民众的心理阴影是巨大的。安倍晋三首相在2019年1月的新年贺词中,称现在的日本正临着一场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国难”。“国难”当前,日本如果能克服困境,找到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良方,那将是对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莫大贡献。


(二)困境之二: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


平成时代,虽然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但“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以及中产阶层向中下层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换言之,“中上”富裕阶层增加的同时,“中下”和“下”的贫困层也在增加。社会呈现基尼系数升高、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1998年,“中流崩溃”的话题被广泛议论。2006年,“差距社会”[16]当选年度新语、流行语。“贫困”[17]这一沉寂多年的词语卷土重来,“儿童的贫困”“女性的贫困”“单亲家庭的贫困”“老年人的贫困”一度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2008年被称为“儿童的贫困元年”,2012年日本儿童的贫困率高达16.3%,即每6个儿童中有1个是贫困儿童[18]。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更是占到了一半。单身女性的贫困率也较显著,平均每3个单身女性中就有1人陷入贫困。贫困女性多为离异女性、老年女性和未婚母亲。另外,1997—2007年之间,日本人每小时的工资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9%,[19]收入减少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


据《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的数据,每户年均收入在平成6年的1994年为664.2万日元,到平成21年的2010年降为549.6万日元。[20]2012年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16.1%。[21]近年来,日本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费的家庭数量在增长,截至2015年底,生活保障家庭达163.4万户,总人数为216.6万人,创出新高。[22]另外,由于教育费用上涨和父母收入低等原因,利用贷款型助学金的人数较以往有所增加。同时,毕业后不能如期偿还助学金贷款的人也在增多。


平成时代四次提高消费税率也对低收入家庭、特别是经济基础脆弱的单亲母子家庭产生较大影响。1989年4月竹下登政府初次设立了3%的消费税,1997年4月桥本龙太郎政府提升为5%,2014年4月安倍晋三政府提升为8%,2019年10月还将提升至10%。近两三年,“安倍经济学”产生一定效果,日本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就业机会增多,完全失业率降低,但非正式就业依然呈现扩大化趋势。由此可见,曾以“一亿总中流”“收入均等”为傲的日本社会正在下降为机会和结果均不平等的“差距社会”和“下流社会”[23]。


(三)困境之三:地方社会的衰退


平成时期,“地方衰退”“地域不振”“地域创生”等地方社会的话题被广为议论,这与日本人口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平成时代,地方的年轻人口不断向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几个大城市集中,导致大城市人口与地方人口向过密与过疏的两极化发展,地域差距不断加大。据内阁府的调查表明,2010年度人均收入的全国平均线为287万日元,收入最高的是东京都,高达431万日元,收入最低的是冲绳县,仅为203万日元,两者之间相差2.1倍。[24]大城市就业机会多,文化生活丰富,对地方的年轻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另外,首都圈、关西圈、中京圈等大城市圈的普通大学、短期大学、专科学校林立,高等教育发达,也吸引来不少地方年轻人。2010—2017年东京圈净迁入人口中,15—29岁的年轻人占多半,且迁入契机多为大学入学和毕业后在东京圈就职。[25]


地方社会的衰退表现在:少子老龄化现象突出、劳动力不足、农林水产衰退、社会缺乏活力等。年轻人口的减少意味着税收的减少,税收的减少又导致地方财政出现问题。一些地方城市功能向郊外延伸,市中心的商业街萧条,城市空心化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支线、公交车相继停止运营,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出行困难,沦为“购物难民”。年轻人口的减少也带来医疗、福利、护理等服务的减少。另外,缺少年轻人使得当地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难以为继。


地方社会衰退与年轻人口、特别是年轻女性人口的减少有着极大关系。据日本民间研究机构“日本创生会议”2014年5月发表的统计表明,到2040年,全日本1800个自治体(市区町村等各级地方政府)中有896个市区町村(49.8%)的20—39岁女性人数将减少一半以上,523个市区町村的人口将不到1万人。倘若这些自治体的总和生育率不提高,将来势必会走向衰亡。[26]一些大城市的城区也因“定居率低、年轻女性少”而被列为有可能衰亡的城区。偏僻的农村、山村、渔村过疏化现象更为严重,老龄化率超过50%的村落被称为“临界村落”。2006年4月的统计数字显示,全日本临界村落为7878座,其中1591座被指恐将“灭绝”。[27]


(四)困境之四:民众的“不安感”增强


进入平成后,在全球化、信息化、个体化、城市化等浪潮的冲击下,日本社会开始变得令人不安,特别是平成年间自然灾害频发且危害巨大。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2016年的熊本地震以及2018年的北陆大雪、西日本大雨、大阪府地震等,特别是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件至今未能妥善解决,给日本人心理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以至1995年“震”字入选年度汉字,2004年和2018年“灾”字两度入选。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平成年代发生的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家庭暴力、企业质量造假等,引发民众对家庭和社会的信任危机。充满风险的社会与不安的心理似乎印证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言的“风险社会”,他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认为其特征在于人类正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28]


平成时代,日本民众对国家的走向也怀有不安感。例如:1992年通过了旨在实现向海外派兵的《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即PKO法);1999年《国旗国歌法》在众议院通过;2006年《教育基本法》在市民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下被修改;2007年通过了涉及宪法修改程序的《国民投票法》;2014年《特定秘密保护法》在反对与质疑声中生效;同年政府通过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2015年众参两院在汹涌的示威抗议声中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29];2017年参议院不顾民众抗议通过修改后的《有组织犯罪处罚法》(“共谋罪”法案);重启核电的动向以及围绕修宪与护宪的两派力量相互制衡等,令日本民众对于日本将来能否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产生不确定性。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后,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到“恐惧”,国民自信心下降,“焦虑”和危机意识在社会中蔓延。这也是日本民众对中国持好感人数多年徘徊在低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部分民众把日本的未来寄托于强势政权和鹰派政治家,希望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以获得安心感。另外,相当数量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只关注个人生活,远离或不关心政治,致使民族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占据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


在被称为“失去的10年”期间,日本政府没有能力改变经济不振的局面,国民收入零增长、消费低迷以及育儿、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令民众对政府感到失望,对未来感到不安。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职场、人与地域社会之间关系日渐疏离,互联网的突飞猛进又进一步消解了人们之间的“纽带”关系。2010 年,日本广播协会(NHK)播出的纪录片《无缘社会——32000人无缘死的冲击》显示平成年间约有32000人死于“无缘死”或“孤独死”[30]。日本正在从由“血缘”、“地缘”和“社缘”构成的家族制度、地域共同体社会[31]转变为“无缘社会”,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失去归属感,感到压抑、闭塞和不安。


日本多家机构所做的社会调查、舆论调查也从不同角度佐证了平成时代日本人的不安。例如: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实施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的全国调查》[32]表明,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抱有希望的人每年都在减少。同时,对将来怀抱不安的群体在不断增加。日本经济新闻社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2017年,70岁以上老年人的就业率上升至15%,有将近80%的老年人对晚年生活感到不安。[33] 2014年8月,内阁府的《关于人口、经济等日本将来形象的舆论调查》显示,在回答“50年后的日本比现在光明还是黑暗?”的问题时,选择“黑暗”的占60%,选择“光明”的占33.2%。对自己未来“感到不安”的占69.0%,“不感到不安”的仅有30.2%。与老年人相比,50多岁和40多岁的群体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在被问及感到不安的原因时,前三项分别是:担心“自己、家人的健康状况恶化”、“大地震等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低下”。[34]


三、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困境产生的原因

进入平成之后,日本社会深陷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相互勾连、互为因果,最终形成了一个陀螺式运转的怪圈: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比率下降——劳动人口减少使得社会负担加重,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国民收入减少导致消费低迷——消费低迷带来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形势恶化导致贫困率上升——“穷忙族”等低收入群体增加影响到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晚婚与不婚现象增加——晚婚、不婚又使得出生率难以回升——出生率低下、老龄化率增高又会加重少子老龄化现象。因此,日本民众对国家和自身的未来产生悲观情绪,就连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在全球经济秩序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日本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状况仍然严峻。由于看不到清晰的未来,悲观的气氛蔓延。“未曾有之危机”这一词语被经常使用。”[35]


(一)晚婚、不婚、不育和“低欲望”


进入平成,在多元化、个人主义的驱动下,日本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日本女性受教育率和就业率的提高,不断缩小着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日本女性四年制大学的升学率从1989年的36.8%上升为2018年的50.1%[36]。随着职业女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不会因结婚或生育而放弃职业。


平成时代,日本的单身家庭数量增加较快。2015年单身家庭数为1842万户,占全体家庭总数的34.5%。其中,单身家庭最集中的年龄段为20多岁的年轻人,特别是25—29岁的男性,占30.6%。[37]单身家庭的增多不仅带来诸如失业、生病等人生高风险的问题,容易导致贫困,同时也带来生育率低下的问题。。同时,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对恋爱不积极,晚婚或不结婚倾向显著,平均初婚年龄处于上升趋势。2015年,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1.1岁,女性为29.4岁,与30年前的1985年相比分别上升了2.9岁和3.9岁。与此同时,平成时代的婚姻件数持续减少,终身未婚率[38]急速上升。2015年,有23.37%的男性和14.06%的女性终身未婚。[39]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终身未婚率的比例更高。晚婚直接造成了晚育,2015年日本女性在生育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孩子时的年龄分别为30.7岁、32.5岁和33.5岁,与30年前的1985年相比,分别上升了4岁、3.4岁和2.1岁。一些夫妻因为结婚太晚,干脆不要孩子,更加剧了低生育率现象。


平成时代,日本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变化除了体现在不结婚、不生育之外,还体现在不消费、低消费和低欲望方面。相较昭和后期的“消费社会”,有日本学者将平成时代称之为“后消费社会”。[40]近年来,日本的家庭总消费支出呈下滑趋势,内需紧缩严重。总务省每5年实施的“全国消费现状调查”显示,家庭外就餐、购车、买衣服等“平均消费倾向”均明显减少。2018年总务省的“家计调查”显示,两人以上的家庭每月平均花费为28.73万日元,已连续五年减少。2009年全日本的百货店营业额连续13年下降。从服装消费来看,2005年在服装上的消费人均为5057日元,2011年下降到4273日元,2016年再度下降到4225日元。[41]与昭和后期一味追求奢华高端品牌的消费观念相比,平成时代的消费观则转向了理性消费和个性消费,价格亲民、低调朴素的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快速时尚品牌普遍受到欢迎。年轻一代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不想参与社会竞争,对物质的欲望较低,消费动力不足不愿意背负房贷、车贷。2000年以后,在居住方面,选择合租房间、共享生活空间的年轻人在增加。如果说,平成之前是“团块世代”奋发有为、引领消费的时代,那么,“低欲望世代”的登场则带来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消费观念的变革,令平成时代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团块世代”陆续进入晚年并引发护理问题


当今世界不少国家正面临老龄化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老龄化率较为严重。日本是世界第一长寿之国,2017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7.26岁,男性为81.09岁。[42]在世界卫生组织(WHO)2018年的统计中,日本以84.2岁的人均寿命居世界首位。[43]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峻的国家,老龄化率高达27.7%。随着老年人不断增多,需要护理的老年人的数量也随之增多。截至2017年10月1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515万人,占总人口的27.7%,其中,65—74岁“低龄老年人”为1767万,占总人口的13.9%,75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为1748万人,占总人口的13.8%。[44]高龄老年人的增多,意味着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增多。被认定为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在2000年是218万人,之后每年增加,2015年超过600万人。[45]另外,患认知症的老年人数量也在不断增长。2012年患认知症的老年人有462万人,占65岁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5.0%,即7位老年人中有1人患认知症。[46]


造成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医疗技术、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随着新技术和新药品的研发以及新型医疗器械的制造,一些困扰人类多年的疑难病症被逐一克服,极大地促进了平均寿命的延长。二是总和生育率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低生育率导致14岁以下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三是国民收入水平上升,营养价值高的食品普及,国民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老年人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促进了人均寿命的延长。另外,日本人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都对长寿有帮助。四是“国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2007年开始700万“团块世代”陆续退休,进入老年人口行列。他们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代的主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批老年人在医疗护理、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等方面的需求持续增加。这就意味着“团块世代”将从一直以来支撑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力量,转变为需要接受医疗、护理和福利服务的群体。据测算,到“团块世代”的老年群体进入超过75岁以上高龄老年阶段的202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3500万,占总人口的30%;7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占全日本人口的18.1%,达到2179万人。65岁及以上患有认知症的老年人将达到470万人,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2.8%。[47]这些原因造成了日本的老龄化现象比其他国家要严峻得多。


长期以来,日本对老年人的护理由家庭成员承担,其支撑基础是老年人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模式。平成时代,日本家庭规模不断缩小,老年人家庭、单身家庭、夫妇二人家庭数量不断增加,有子女家庭大幅减少。随着日本女性就业率的不断提高,单纯依靠家庭成员(多为女性成员)对老年人的护理、特别是对长年卧床不起老人的照料和护理已不现实。目前,低龄老年人护理高龄老年人的“老老护理”现象较为普遍。据调查,在与被护理者共同生活的护理者中有69.0%的男性和68.5%的女性年龄在60岁以上。[48]甚至患轻度认知症的老年人照顾患重度认知症家庭成员的现象也并非罕见。


对卧床不起老年人的护理导致家庭成员以及同居者身心疲惫,甚至不得不辞掉工作。据统计,2017年,以护理、照顾病人为由离职的人约有9.9万人。[49]这令本来就劳动力不足的日本雪上加霜。一些家庭不得不把需要护理的老年人放到医院长期住院,此举引发了老年人医疗费用的高涨。另外,由于社区功能弱化,邻里关系疏远,邻里之间很难对老年人的护理提供帮助。近十多年来,独居老年人在寓所内突发疾病而导致死亡的“孤独死”事件时有发生。另外,护理工作强度大,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低,造成养老护理机构中护理人才不断流失,养老护理人手奇缺。2018年日本的总求职倍率为1.35,但在护理领域竟高达3.5。[50]据厚生劳动省在2018年5月的预测显示,到2025年,应对老年人的护理将需要245万护理人员,照目前情况来看会出现34万人的缺口。[51]偏远地区护理机构因招不到护理人员而倒闭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


日本老年人口的增加、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给日本社会带来沉重的压力和负担。伴随着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领取公共养老金人数增加和发放量的增大,社会保障费用中的国民医疗和老年人医疗费用将会迅猛增加,政府财政将面临极大压力。


(三)支撑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制度出现问题


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及社会发展,曾经令民众安心的社会保障制度、雇佣制度、教育制度、税收制度等均出现诸多破绽。


首先,传统日本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依然占据主流,只不过这种性别分工模式被予以现代化的外表包装,“由工薪阶层的丈夫和家庭主妇的妻子以及两三个孩子组成了日本现代家庭”,用行政用语来说的话他们首先属于‘标准家庭’,在此之上,雇佣制度、纳税制度、养老金制度等关系日常生活的社会机制都建构在这一前提之上,并形成了现在的社会模式。”[52]性别分工模式造就了日本女性的“M”型就业模式,也成就了日本男性将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与企业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职业生涯。男性作为“企业战士”勤奋工作、忍受长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女性在结婚后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出于对日本经济不断增长、家庭收入不断增加的心理预期,战后日本的离婚率得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在较低水平。


男女性别分工模式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架构与平成以来的低生育率有着很大关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日本双职工家庭的数量已超过专职主妇家庭的数量,但建立在专职主妇家庭模式之上的福利制度、税收制度、雇佣制度等制约了女性的就业,造成女性在育儿与职业之间的两难选择,也降低了她们的生育意愿。2018年实施的一项调查表明,40—59岁的女性中有34.1%的人认为理想的人生是“工作与家庭兼顾”,占比最高。[53]《201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25—44岁边工作边育儿的女性占52.4%,同时,有工作意愿但因生产和育儿无法就业的女性高达113.4万人,[54]还有为数不少的女性以生孩子为契机离开工作岗位,导致职业生涯中断。


虽然,日本政府积极改善法律环境、企业环境、社会环境,出台相关育儿与职业兼顾的政策,希望能构建一个有利于女性生育的环境,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近年来,由于保育园数量和保育人员人数不足造成的“待机儿童”[55]问题更是引发家长的不满。截止2018年4月,等待入托、入园的“待机儿童”为1.99万人,虽比前一年减少24%,但距安倍政府提出的将“待机儿童”人数降为零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孩子进不了保育园,作为母亲的女性就业意愿便得不到满足。低生育率的现实与严峻的育儿困境彰显出日本政府的促进生育政策与“让女性活跃”政策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其次,曾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趋于崩溃。平成元年,正式雇用劳动者占到全体劳动者的80%,之后,受经济影响,不少企业缩减正式员工,稳定的正式雇用岗位逐渐被低工资、低保护、缺乏安全感的非正式雇用所取代。应届毕业生遭遇“就职冰河期”与“超级就职冰河期”[56],找一份全日制工作十分困难,只能采取“非正式就业” ,从事小时工、临时工、“飞特族”[57]、“派遣社员”等非正式工作。总务省的《就业基本结构调查》显示,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为1911万人[58],2018年增长到2120万人。[59]非正式员工工作不稳定,工资只有正式员工的63.9%,[60]且缺少上升空间。由于不是全日制正式员工,经济难以自立,一些人不得不与父母一起居住,沦为 “结婚难一族”。一些人由此丧失了对婚姻和未来的梦想。非正式就业问题不仅拉大了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也加剧了少子化的严峻程度。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问题频现。随着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增多,年轻一代负担愈加沉重,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拒绝加入“国民年金”或滞纳社会保险费,令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入不敷出、难以为继。另外,2007年社会保险厅5000万份养老保险记录遗漏,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以及2015年黑客入侵导致大量信息外泄等,令日本民众对养老保险失去信任。


四、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探索与应对

针对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多重困境,历届政府都在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各界也进行了多种探索和改革。2009年6月15日,在首相官邸召开的“实现安心社会会议”明确了政府要在就业、育儿、教育、医疗、护理五大领域构筑让民众安心的社会制度。《面向安心与活力的日本——实现安心社会会议报告》指出,21世纪日本国家形象的目标就是通过“安心社会”与“共生贡献”来实现一个可信赖、有活力、多元共生、支持奉献的“安心”与“活力”的社会。[61]2015年,安倍政府提出了“一亿总活跃社会”[62]的发展蓝图,具体目标就是实现一个安全、安心、包容、有保障、有活力的社会,让包括女性、老年人、残障人士在内的每个日本国民都保有尊严,拥有劳动机会,在家庭、地域社会或工作岗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营造让民众安心的社会


针对平成时代日本人普遍的不安全感,日本政府致力于打造的“安心社会”具体体现为:对国民的劳动予以公正的回报,让家庭和地域社会之间紧密联系,让劳动与生活互为支持。[63]换言之,就是构筑一个让国民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安心孕育和养育子女、安心养老的社会。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安倍晋三是这样阐述的:“我们要向承担未来的孩子们大胆地投资,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成为包括孩子们到工作着的一代、再到老年人的整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安心的全世代型的社会保障制度”[64]。


进入平成后,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子以及缓解双职工家庭与职业的冲突、完善育儿支援体制的政策与措施。如:1994年的“天使计划”、1999年的“新天使计划”、2007年的《工作与生活和谐宪章》[65]等。另外,政府还对《儿童福利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针对儿童入托难问题,2017年安倍内阁提出了“育儿革命”的口号,增加了保育设施,并承诺到2020年彻底解决“待机儿童”问题。2019年4月开始提高保育人员的工资待遇。


针对老年人对养老护理的担心与不安,平成时代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法律,并根据时代和社会变迁对既有制度进行修改。例如:《高龄者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黄金计划”,1989年)、《老人保健法》等福利相关八法的修订(1990年)、《新高龄者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新黄金计划”,1994年)、《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年)、《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1998年)、《社会福利法》(2000年修订)、《护理保险法》(2000年实施)、《推进认知症对策的综合战略》(2015年)、《高龄社会对策大纲》(2018年)等。值得一提的是《护理保险法》由政府、社会保险和个人三者共同承担费用,将护理制度从一种社会福利制度转变为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为了回应大多数老年人希望在自己熟悉的环境生活、养老、接受医疗和护理的愿望,积极推进地域综合关怀体系的构建。针对养老护理机构工作人员辞职率高的问题,着手减轻养老护理从业人员的负担,改善其待遇,提高其社会地位,确保日本拥有足够的护理人才。另外,针对护理人手不足现象,2015年3月6日,新设“护理”的“在留资格”,允许在日本取得“护理福祉士”[66]的外国留学生,在日本国内养老机构从事护理工作。同时,在技能实习制度中承认护理一职,对技能实习生打开了护理工作的大门。同时,日本加大了对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希望将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信息通信技术(ICT)等能在日常对老年人的照顾上发挥作用,借此弥补护理人员的不足。


(二)挖掘潜在劳动力、释放地区活力


日本政府认为“‘安心社会’与‘共生贡献’是日本驶向21世纪的两个车轮,要以‘安心’支撑的强大经济为亚洲和世界做贡献,同时,要与亚洲、世界共生,必须要增强日本国家安全感。”[67]针对劳动力不足的困境,提出“改革劳动、促进女性更加活跃、灵活使用外国人才”等政策。日本政府希望构建的是“让年轻人、女性、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在内的有劳动意愿的每一个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安心工作,过安定的生活的社会”[68]。这种可持续的“全员参与型”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挥女性的潜在劳动力,弥补劳动力的不足。1985年制定的《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1991年制定的《育儿休假法》(后改为《育儿护理休假法》),在法律上保障了女性工作和育儿休假的权利。2015年8月28日,为了促进和发挥女性在职业领域的积极性和能力,国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女性在职业生活中活跃的法律》(简称“女性活跃推进法”)[69],具体目标是:育儿休假延长至3年,待机儿童人数降为零、女性管理职位比例升至30%。“让每一个女性都焕发光彩的社会”是安倍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也是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重要支柱。


二是延长退休年龄,促进老年人再就业,让健康老年人充分发挥其能力,实现其人生价值。《高龄者就业安定法》[70]规定企业有义务继续雇用有工作意愿的员工至65岁。据厚生劳动省2015年的《高龄者就业状况》显示,为65岁以上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的企业达到72.5%,为7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的企业达到20.1%。[71]近年来,日本政府还鼓励那些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在社区发挥作用,支持老年人创办社区食堂、育儿中心、儿童放学后的看管中心等,既满足了社区居民的需求,又能发挥老年人的余热。


三是改革既有工作方式,让社会焕发活力。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带来的育龄人口减少,以及家庭与工作两难的困境,2018年“工作方式改革”全面铺开。此举纠正了日本企业长时间工作的弊端,贯彻了同工同酬的方针,扩大了就业机会,挖掘了妇女和老年人的潜在劳动力,释放了劳动力意愿。从推行的进度来看,工作方式和雇佣制度改革已初见成效,2018年平均完全失业率为2.4%,是26年来的最低值。[72]


四是促进地方社会的活跃。平成之初,竹下登政府为应对老龄化以及人口减少导致的地方衰退,出台了振兴政策“故乡创生事业”,向全国自治体提供了一亿日元的资金。第二次安倍政府针对“东京单极中心过度集中”的问题,提出了“地方创生”的政策,鼓励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吸引人才,让更多优秀人才流向地方,增加地方的活力。同时,支持城市老年人到地方养老、居住,实现大城市和地方社会均衡发展。


(三)完善“公平”与“包容”的社会制度


针对平成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非正式雇佣阶层增大以及中产阶级向底层流动的趋势,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力图构建一个公平与包容的社会。具体而言是采取措施,将包括残障人士、贫困者、单亲家庭、外籍劳动者、性少数群体等在内的弱势群体,从孤立无援的境遇下解救出来,使之全部纳入福利制度之中。概括起来,完善公平与包容的社会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社会弱势群体予以保护和支持,切断贫困的代际连锁。针对相对贫困问题,日本政府在原有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谋求构筑一个包括生活保护制度、就业保险制度在内的安全网。为生活窘困者提供生活保护费[73]。对收入达不到一定水准的群体(年收入在270万以下)在所得税、住民税上给予减免,并相应减免其国民年金、国民健康保险的缴纳额。2002年8月公布的《无家可归者的自立支援等相关特别措施法》对无家可归者的自立予以支援。2005年开始,启动了旨在帮助生活贫困者自立的“自立援助项目”。2013年5月,政府通过了《生活保护法》修正案(2014年4月实施)。2013年12月通过了《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法》, 2015年4月开始实施“生活窘困者自立支援制度”,在全国范围设立了对生活困窘者的咨询窗口,并配有专门的支援人员,对单亲家庭的子女和贫困家庭子女提供援助。针对贫困儿童有“儿童抚养津贴” “儿童教育津贴[74]”等。2013年6月众参两院通过了《关于推进儿童的贫困对策的法律》(即《儿童贫困对策法》,2014年1月17日实施),2014年8月通过了《儿童贫困对策大纲》。民间也配合政府开展了积极的行动。2012年,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免费或低价饮食的“儿童食堂”走进大众视野,经营者有NPO法人、民间团体以及个人等。2019年10月起,对有3—5岁儿童的全体家庭实施免托儿费,对有0—2岁幼儿的已免除居民税的低收入家庭实施免托儿费。2020年4月起,将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学费等减免制度,向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发放无须偿还的补贴型助学金。此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收入家庭的育儿困境和子女接受教育的困难,显示了政府力图切断“贫困的代际连锁”的努力。


二是贯彻同工同酬,关注和保护非正式就业者。2015年修订的《劳动者派遣法》[75],原则上禁止雇用时间在30天以内的短期派遣,以期保证派遣型劳动者可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就业环境,缩短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为有就职意愿的劳动者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扩大劳动者职业的上升空间,改进职业能力评价制度,促进非正式就业者向正式就业者的流动。


三是以包容和公平的态度对待外籍劳动者。截至2017年10月,在日本的外籍劳动者约128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18%[76]。大多数外籍劳动者社会地位较低,待遇低,工作强度大,经常发生“失踪”现象(到工资更高的地方就职)。另外,工作环境不安全,人身伤害事故频发。在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之下,针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一直在探讨引进外国人力资源的问题。2018年12月《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入管法》)修正案在众参两院通过,该法案以护理、建筑、农业等14个行业[77]为对象,从2019年4月起新设两种“在留资格”,向外籍劳动者有条件打开了大门。据日本政府预计,该制度生效后,未来五年将吸引约34万外籍劳动者进入日本。[78]外国人在日本工作、生活、子女接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否获得与日本人同等的权利,考验日本政府的施政水平以及日本社会是否公平和宽容。这需要日本政府、自治体、企业、市民团体相互协作,共同营造一个多文化共生的社会,即“拥有不同国籍和民族的人们彼此认同各自文化的差异,作为地域社会的一员,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并共同生活”[79]。


(四)探寻“多元协作”的治理模式


以1995年阪神大地震为契机,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及时有序开展的救援工作获得了日本政府的认可,并直接促成了1998年《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NPO促进法)的颁布。此后,非营利组织(NPO法人)大量涌现,在日本的福利、教育、环境、社会治理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和改变着战后以来中央集权的“官民型”社会。进入21世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市民团体、社区居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互助、互动关系——“协动”。


“协动”即“多元协作”,指的是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组织为了达成一致的社会目的,在保持各自资源、特性的基础上,以平等的立场协力共同采取行动。“协动”主要包括以下要素:各个主体享有共同的目标;主体自主、自律与平等;为了达成目标,各主体之间应各有偏重,相互弥补;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求同存异的原则,相互尊重各自特点,达成目标。[80]进入2000年以后,不少地方政府表现出积极改善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姿态,一些自治体制定了“协动推进条例”“协动指针”“协动推进方针”“市民活动支援条例”“社区营造条例”“自治基本条例”等。有些自治体还增设了“协动推进课”“市民协动课”等。更多的是在政策、措施中增加了以非营利组织为对象的内容,向市民提供各种非营利组织的信息,为市民团体活动提供场所,促进市民和非营利组织对社会治理的参与。


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多元协作”通常表现在:政府负责制定规划、通过委托事业、发放补助金对非营利组织的活动予以资助,也有的采取共同举办活动等方式。另外,通过人员之间的交流、人才派遣、提供设施和设备等方式,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进行合作和互动也比较常见。非营利组织也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分析和专门知识,并及时向政府提案并监督政策的实施。


“多元协作”推动了日本的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为社会治理寻找到一条稳妥的途径。近年来,日本各地积极探索如何通过“多元协作”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治理。例如,千叶县柏市东京大学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与都市再生机构相互合作,通过改善居家养老的社会环境,构筑地域关怀体系,开始了“长寿社会的社区营造”事业。西淀微笑网络(NPO法人)为了消除年轻母亲们在育儿上的不安,在当地区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区政府内设置了亲子交流的场所,定期举办育儿讲座,提供育儿信息,受到育儿家庭的欢迎。“多元协作”发挥了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大学、志愿者以及居民的积极性,为平成日本社会问题的解决寻找到了一条出路。


结语

综上所述,平成日本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有些是后现代国家所共通的,如: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些则是日本社会所特有的,如:“团块世代”、低欲望的年轻一代、男女性别分工模式、非正式就业等。整个平成时代,日本的政治家、官僚、学者、媒体人都在思考如何走出困境,如何让日本在实现了战后的辉煌之后走向另一个辉煌。针对看起来前景似乎不太光明的未来,安倍晋三首相发出了要让日本重归强大的宣言,希望能让日本重拾自信。2018年12月12日,安倍晋三首相在答记者问时说他本人选了“转”字作为年度汉字,希望2019年日本迎来一个大的转圜。[81]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新年号为“令和”,这一取自《万叶集》的年号寓意严冬即将过去,温暖的春天就要来临。进入令和的日本将迎来一连串的喜事,如:2019年大阪G20峰会,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2025年大阪世博会……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对奥运会和世博会寄予厚望,希望能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那样为新时代的日本经济和社会注入一针强心剂。


令和时代,“安心”“安全”“共生”“活力”的政策和措施能否消解日本民众的不安与不满,让他们重新拥有梦想与希望?日本能否重振信心,去实现一个政治透明和清廉的社会,一个和平稳定和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一个有利于年轻人结婚和育儿的社会,一个能够发挥现有科技、研发、创新等优势,焕发经济活力并解决日本困境的社会?同时,在历史问题上日本能否与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实现和解,并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合作空间?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令和时代日本的走向,也考验着日本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


平成已既往,不管我们如何定义这个时代,平成时代日本所面临的困境、在困境中的挣扎、应对以及探索都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遗产,特别是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出现之早、发展进程之快、程度之深是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堪称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之难题。因此,其解决方策对于东亚乃至对于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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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晓峰:《平成日本学论》,《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


[2]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认为日本经济与社会缺乏活力的根源在于日本年轻一代“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参考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3] 相较而言,中国有一种说法似乎较为乐观,认为平成时代日本从未“失去”,而是潜心转型、奋发有为的时代。


[4] 这里借用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盖博在其著作《成熟社会》(1972年)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成熟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大量消费社会到追求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同时,把精神世界的丰富以及生活品质的提高作为最优先追求的目标。参见:D・ガボール『成熟社会——新しい文明の選択』、林雄二郎訳、講談社、1973年。


[5] 『戦後の日本経済の歩み』、http://www.kyoritsu-wu.ac.jp/nichukou/sub/sub_gensya/Economy/J_Economic_History/High_E_Growth.htm[2019-05-02]


[6]『日本の人口年次推移と将来推計』、www.jeiu.or.jp/anshin/topic/.../20171023-115712.pdf[2019-02-15]。


[7]『OECD諸国の医療費対GDP比率(2017年)』、http://honkawa2.sakura.ne.jp/1890.html[2019-02-15]。


[8] 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調査』、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other/__icsFiles/afieldfile/2018/12/25/1407449_1.pdf[2019-03-01]。


[9] 分别是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二、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安倍晋三。


[10] 总和生育率:15岁到49岁女性的平均生育率。


[11] e-Stat統計で見る日本、https://www.e-stat.go.jp/dbview?sid=0003214662[2019-04-28]。


[12] 厚生労働省『第5表 母の年齢、出生順位別にみた合計特殊出生率』、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kakutei17/dl/09_h5.pdf[2019-04-28]。


[13] 日本最开始进行人口统计是在1899年。这一年的出生数为138.6981万人。日本出生数的顶峰时期是1949年,达到269.6638万人。


[14] 『平成30年版高齢社会白書』、


https://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8/html/gaiyou/s1_1.html[2019-02-15]。


[15] 河合雅司『未来の年表』、講談社、2017年。


[16] 由收入、财产不同而导致出现阶层、且阶层之间流动困难的社会。


[17]日本的“贫困”问题指的并非“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绝对贫困”强调的是生活的最低限,“相对贫困”强调的是平均水平。而是一种“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即一部分人无法维持本国最低生活标准的状态,享受不到大部分人所享受的习惯和行为。


[18]内閣府『子供・若者白書』(平成27年版)、https://www8.cao.go.jp/youth/whitepaper/h27honpen/pdf_index.html[2019-01-14]


[19] 「賃金水準世界に劣後」、『日本経済新聞』2019年3月19日。


[20]厚生労働省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k-tyosa/k-tyosa10/2-1.html[2019-01-15]。


[21] 厚生労働省『相対的貧困率に関する調査分析結果について』、http://www.mhlw.go.jp/seisakunitsuite/soshiki/toukei/tp151218-01.html[2018-01-15]。


[22]新华网《日本领取低保户数量超163万 再创历史新高》2016年3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04/c_128771696.htm[2019-05-07]。


[23] 参考三浦展『下流社会—新たな階層集団の出現』、光文社、2005年。


[24] 日本統計協会『統計で見る日本2014』、統計協会、162頁。


[25]总务省统计局《住民基本台账人口迁移报告(2010-2017年)》


[26] 「自治体 2040年に半数消滅の恐れ人口減で存続厳しく」、『日本経済新聞』2014年5月8日。


[27] 参见野村综合研究所:『2015年的日本:迈入新的崛起时代』,中信出版社,2012年。


[28] 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29] 包括《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持法案》两部分,共涉及11部法律。


[30]“孤独死”指死亡时没有任何人看护或知晓,且距被发现有一定时间间隔的社会现象。


[31] 橘木俊诏认为:“血缘”、“地缘”和“社缘”构成传统日本人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存在强烈的互助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参见:橘木俊詔:『無縁社会の正体―血縁・地縁・社縁はいかに崩壊したか』、PHP研究所、2012年。


[32] 2007年开始的调查,每年实施。调查对象是2007年时点20—34岁的青年群体和35—40岁的中年群体。对同一人问同一问题。中央調査社、http://www.crs.or.jp/backno/No667/6671.htm[2018-11-17]。


[33]「70歳以上まで働く3割」、『日本経済新聞』2019年1月21日。


[34]内閣府『人口、経済等の日本の将来像に関する世論調査』、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26/h26-shourai/[2018-11-17]。


[35] 首相官邸『社会安心と活力の日本へ——安心社会実現会議報告』、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nsin_jitugen/ [2018-01-15]。


[36] 内閣府『男女参画白書』(令和元年版)http://www.gender.go.jp/about_danjo/whitepaper/r01/zentai/html/honpen/b1_s00_01.html[2019-08-07]


[37]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世帯数の将来推計(全国推計)』、http://www.ipss.go.jp/pp-ajsetai/j/HPRJ2018/hprj2018_gaiyo_20180117.pdf[2019-01-16]


[38] 终身未婚率:50岁时未婚的比例。


[39] 総務省統計局『平成27年国勢調査』、https://www.stat.go.jp/data/kokusei/2015/kekka.html [2018-1-15]。


[40] 参见辻井喬、上野千鶴子:『ポスト消費社会のゆくえ』、文藝春秋、2008年。


[41] 総務省『我が国の個人消費の推移』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9/html/nc112310.html[2019-01-16]


[42]「平均寿命、男女とも過去最高 2017年厚労省」、『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07月20日。


[43] 『世界の平均寿命ランキング2018-日本の平均寿命は1位』、https://malta-english.com/the-average-life-span-2018-in-the-world/[2019-04-28]


[44] 内閣府『平成30年版高齢社会白書』、https://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8/zenbun/pdf/1s1s_01.pdf[2019-04-28]。


[45] 「介護の担い手家族から社会全体に」、『日本経済新聞』2019年1月12日。


[46] 内閣府『平成28年版高齢社会白書(概要版)』、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6/html/gaiyou/s1_2_3.html[2019 -03-20]。


[47] 厚生労働省『厚生労働省における高齢者施策について』http://www.moj.go.jp/content/000123298.pdf.[2018-02-05]。


[48] 内閣府『平成27年版高齢社会白書』、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5/gaiyou/27pdf_indexg.html[2018-10-15]。


[49] 『平成29年就業構造基本調査』、https://www.stat.go.jp/data/shugyou/2017/index.html[2018-10-15]。


[50] 「人材不足の介護 支える柱」、『産経新聞』2018年11月14日。


[51] 「介護の担い手家族から社会全体に」、『日本経済新聞』2019年1月12日。


[52] 落合惠美子:《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


[53] 「40—50代女性「両立」の壁「仕事と家庭」5000人意識調査」、『日本経済新聞』夕刊、2019年3月8日。


[54] 総務省統計局『平成24年就業構造基本調査』、http://www.stat.go.jp/data/shugyou/2012/index.htm[2017-10-15]。


[55]“待机儿童”问题指需要入托儿童无法入托,只能待在家中排队等待的现象。导致产生待机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幼师数量严重不足。


[56] 1993 年以后,毕业的年轻人极难找到工作,被称作“就业冰河期一代”。2000—2005年被称为“超级就业冰河期”,半数大学毕业生无法顺利正式就业。


[57] “飞特族”是从英文freeter发音而来,由英文的free(自由)和德语的Arbeiter(工人)组成,指的是15岁到34岁之间做兼职或临时工的年轻人群体,也指那些宁愿做兼职或临时工,也不愿意找一份全日制工作的年轻人群体。


[58] 総務省統計局『平成24年就業構造基本調査』、http://www.stat.go.jp/data/shugyou/2012/index2.htm[2017-03-08]。


[59] 総務省統計局『労働力調査(詳細集計)平成30年平均(速報)』、www.stat.go.jp/data/roudou/sokuhou/nen/.../index1.pdf[2019-02-17]。


[60] 厚生労働省『平成26年就業形態の多様化に関する総合実態調査』、https://www.mhlw.go.jp/toukei/itiran/roudou/koyou/keitai/14/[2018-12-17]。


[61] 首相官邸『社会安心と活力の日本へ—安心社会実現会議報告—』、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nsin_jitugen/ [2018-01-15]。


[62] “一亿总活跃社会”的实现途径是“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安心的社会保障”这“新三支箭”,具体目标是将国内生产总值(GDP)扩大到600万亿日元,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8,护理离职率降低为零。


[63] 首相官邸『社会安心と活力の日本へ—安心社会実現会議報告』、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nsin_jitugen/[2018-01-15]。


[64] 首相官邸『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平成31年年頭所感』、


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101nentou.html[2019-03-01]。


[65] 2007年12月由“推进工作与生活和谐官民高峰会议”制定的。


[66]“护理福祉士”是指具备专业护理知识和技术的通过国家资格认证的护理人员。


[67]首相官邸:『社会安心と活力の日本へ—安心社会実現会議報告—』、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nsin_jitugen/[2018-01-15]。


[68]厚生労働省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2017-11-22]。


[69]日文为『女性の職業生活における活躍の推進に関する法律』(女性活躍推進法)。


[70] 2012年8月修订案通过、2013年4月1日实施。


[71]厚生労働省『平成27年高齢者の雇用状況(集計結果)』、https://www.mhlw.go.jp/file/04-Houdouhappyou-11703000-Shokugyouanteikyokukoureishougaikoyoutaisakubu-Koureishakoyoutaisakuka/271021_1.pdf [2018-12-12]。


[72]「失業率改善2.4%」、『朝日新聞』2019年2月2日。


[73] 包括“生活扶助、住宅扶助、教育扶助、医療扶助、出産扶助、生業扶助、葬祭扶助、介護扶助”。


[74] 以抚养不满18岁子女的单亲家庭为对象,为其子女每月提供13500日元。


[75] 法律正式名称为『労働者派遣事業の適正な運営の確保及び派遣労働者の保護等に関する法律』。该法多次修订。是一部规定了派遣员工的权益以及派遣公司和接受派遣员工的企业应遵守的法律。


[76] 「外国人労働者128万人 過去最高、厚労省 外国人頼み一段と」、『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月26日。


[77] 这十四个行业分别是:护理、建筑清洁、锻造产业、机械制造、电气电子机械产业、建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维修业、航空业、住宿业、农业、渔业、饮食行业、餐饮业。


[78] 「外国人材初年度4.7万」『朝日新聞』夕刊、2018年11月13日。


[79] 総務省『多文化共生の推進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www.soumu.go.jp/kokusai/pdf/sonota_b5.pdf[2019-01-15]。


[80] 胡澎:《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


[81] 「今年の漢字、首相は「転」」、『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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