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萍 黄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认知的三重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25-06-29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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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萍   黄妮  

 

【摘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观点,是各民族新时代面临的重要任务和肩负的重要职责。按照概念、原则和实践的关系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表述为三重内涵,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观念上确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认知的丰富内涵,包括确立“两个结合”的意识、现代文明的意识、时间空间的意识,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认知的要求内涵、实践内涵,在时间、空间和行为的结合上,厚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认知的独特价值,突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

【关键词】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社会认知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科学研判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形势、新进展、新特点,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而形成的符合各民族实际和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习近平要求,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立足中国国情、反映亿万人民群众愿望、放眼世界的新形态文明。这个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是“两个结合”产生的文明,是党的创新理论,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四梁八柱。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本文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开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内涵,以深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拓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容深度,丰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社会认知理论主要研究“构成认知的认识、记忆、思维、判断、推理等心理活动因素的内容和表现”,着重研究这些因素和认知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促成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与结果预期的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实现各民族更广泛、更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变革,使各民族从脱贫攻坚共同奔小康的基础文明建设阶段跃升到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现代文明建设阶段。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认知的意识内涵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场伟大宏阔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表现在社会认知上就是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认知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在人们的社会认知领域里,并不是所有的意识都与社会发展同步,都属文明意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群因为所处环境和生存条件等主客观原因,在社会认知水平上呈现出参差不齐的表现形式。此外,从小康到富裕的中华民族已经处于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的文明建设是高层次高水平的文明建设,是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文明建设。针对这种情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好社会认知与社会发展同步提高的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形态,也是一个文明的意识形态。每个人在这个文明形态中都必须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和坚定不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精神信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语境中的社会认知不仅可以使上述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可以使各民族在认知一致的前提下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大踏步追赶世界文明之潮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蕴含的各民族价值取向的普遍性,是我们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视角。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意识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两个结合”的社会认知意识

“两个结合”的社会认知意识就是对“两个结合”的认同意识。习近平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通过“两个结合”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地位,摆脱了全党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思想障碍,而且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代的。在“两个结合”的视域中,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面貌一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成就非凡。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成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化,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两个结合”的社会认知意识包括两个方面的意识: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意识,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同;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两个结合”中的社会认知意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社会认知的视角由重视物的关系向重视物和人的关系并重的转变,思维方式由单一性向多样性和综合性转变。逻辑要素中的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元素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不断增强。文化记忆中的传统不再是各种历史文化元素的共存共生,而是带有主体性的古为今用的要素凸显。推理判断从实用性转向价值性,从个人转向集体,从民族转向国家。社会认知意识的这种转变意味着理性成分中的普遍性的增强,这种与理性相结合的普遍性的增强意味着国家意识在社会认知中的增强。黑格尔指出:“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社会认知对国家意识的构建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两个结合”所促进的不仅是文化的一致性和共同性的发展,而且是将主观性与客观性、能动性与规律性的深度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站立世界文明高点的表现。因为在“两个结合”的社会认知意识里,不仅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新时代最大的共同性和普遍性,而且包含中华民族各个民族的空前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个新时代最大的特殊性和主观性。“只有在这两个环节都保持着它们的力量时,国家才能被看作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的有组织的国家。”

(二)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意识

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意识指对文明意义认知的文明意识。这个文明意识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形成的意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九个坚持”“五个方面”“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两个结合”都是现代文明意识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对建设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意识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意识里,文明的意义不仅取决于我们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增加了多少收入,GDP方面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而且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文明观为指导,做了哪些有利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事情。这些事情并不是数据能够说明的。文明的发展包括一些我们无法用数据衡量的指标,这些指标以无形的方式表达文明的进步。

文明通常以意义的方式展现其丰富的内涵。所谓文明的意义就是文明给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益处。有意义的文明就是对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有好处的文明,没有意义的文明对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不仅无益,而且可能带来灾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是有意义的,不是谁说了就可以算数,而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由社会发展证明。人民群众说好才是真正的好文明,人民群众受益无穷的文明才是有意义的文明。社会主义的文明之所以高于资本主义文明,就在于社会主义文明是人民的文明,是为人民而建立的且造福人民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低于社会主义文明,就在于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基础之上的文明。尽管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物质生产的奇迹,但是,这个文明的先天不足使资本主义文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文明代替。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义的概念可以坚定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看法。全国人民之所以拥护支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因为这个文明的意义具有人民性、时代性,人民群众在这个文明形态中不断受益,因此,人民群众就把这个文明形态作为自觉奋斗的目标,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现这个文明。这种选择和评价的表现实际上就包含了物质和经济力量无法形成的坚决履行文化使命的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守的社会认知意识。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促进,国家的发展将不断迈向新水平、新阶段。在新的发展时期,对文明的发展的意义也提出更高要求。处于不断进行社会变革中的现代文明是在“传统事物”和“现代事物”之间不断进行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表现在社会认知方面就是对文明的感悟方式发生变化。社会发展就社会认知方面看不过是一种与过去不一样的生机勃勃的心理体验和精神追求的构建。这种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义的具体感知是一种在共同体中的享有,是在语境和事态中构成的心理感应机制。

(三)时代方位的社会认知意识

所谓时代方位的社会认知意识就是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结合。这个结合的实质就是习近平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所进行的深刻广泛的社会革命。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识就是时代方位社会认知意识的核心。

时代方位的社会认知意识可以划分扩展性社会认知意识和交互性社会认知意识。所谓扩展性社会认知意识就是把对文明的认知从这个领域向那个领域扩展,是对文明认知产生的由此及彼的移动效果。所谓交互性社会认知意识就是把对文明的认知与其他方面认知相结合、相交融,推动其他方面文明的发展。扩展性社会认知意识和交互性社会认知意识表明一个人的文明行为是微弱的不起眼的,但是,大家的文明行为和各个方面的文明表现结合起来就是强大的有力量的。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看,无论是扩展性社会认知意识还是交互性社会认知意识都是为了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不动摇,守住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不动摇。这两个方面的社会认知所表现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对历史的传承,也成为对现实的改造,展现了思想对行为的控制,精神对力量的凝聚。这表明,离开时间的社会认知是离开根脉的社会认知,离开空间的社会认知是离开魂脉的社会认知。所以,在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主导下的社会认知是一个在正确的基准线之上的认知,既不会回到僵化保守的老路上去,也不会走到偏离航向的邪路上去。在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社会认知,一方面可以免受来自左和右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定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认知的发展和完善,扩展社会认知的视野和视角,使社会认知凝聚为思想的力量。只有深刻理解作为社会认知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才能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位意识对社会认知的重要性。

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认知的判断内涵

社会认知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心理过程。在这个心理过程中,随着认知的深入,与之相随的观念和原则也逐渐成熟起来,从而推动认知的进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的产生首先从感觉开始,人们正是通过感觉感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态。通过这样的感觉,生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事物属性相同性的结合。但是,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来说,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构成的意识层面,不向前发展。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里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理性和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需要正确认识其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单一性和多样性以及主观性与客观性等一对对范畴,在相似点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进行原则性概括,以便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概括为最简单最实用的认知判断。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言,一方面,其可行性有一个逐步落实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在现实中获得广泛认同的过程。这表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一个时空的渐进体现。在这里,认知判断就成为承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工具。就是说,社会认知意识要成为社会认知判断的依据,社会认知就是依靠社会认知判断表现。

(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社会认知判断的核心

基于认识论的视野,新时代的社会认知判断是由人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和现实生活所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创新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在这里,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认知的出发点就从‘意识’转移到‘存在’”。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视域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而是涵盖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因此,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知判断已经超越地方文明而具有视野宽阔、站位高远的特点。这就是说,在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社会认知判断的时候,要树立大文明观,兼收并蓄各种文明要素为我所用。通过社会认知判断表达的大文明观不仅具有国家视野,而且具有全球视野,凡是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都要拿来而不要拒斥。近代以来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判断要么是全盘西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文化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解决了新文化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因此,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知判断就要按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要求,以“两个结合”为尺度对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做出正确判断,确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社会认知判断的主导地位。

从形式逻辑角度看,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判断不过是推理判断的演绎,其实质是要表达主体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认同等心理活动,也就是要表达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主体倾向性。因此,在认知判断中,要树立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观念,助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倡导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批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错误思想,使社会认知判断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在社会认知判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正确的社会认知判断体现了中华民族认识一致、思想一致、价值观一致的特征。

(二)以共享关系为社会认知判断的内涵

社会认知判断的内涵是一个共享关系的构建。社会认知判断不仅仅是下定义,使事实与判断一致,而且是发现对象之间共享关系的过程。新时代的社会认知判断是一个表达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认知关系的过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多样。作为新时代的社会认知判断所要肯定的关系是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所要否定的关系是阻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判断表达的是一种共享关系。凡是让人们形成共享关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认知判断要肯定的,凡是让人们不能形成共享关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认知判断要否定的。社会认知判断就是要体现一种把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的共享关系,使认知活动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

各民族表达的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共享关系,就是各民族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正因为要表达这种关系,才需要做出社会认知判断。只有在这种表达关系的社会认知判断里,才能够真正认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了一个与事实系统相对应的较大的判断网,使社会认知判断的每一个成分与事实系统的每一个成分相对应。社会认知判断的本质不是每个人各行其是,而是能够在关系中发现联系,形成共识,达到共享关系的形成。当这种共享关系在社会认知判断中建立起来,各民族就会形成思想的共鸣、感情的同频和行动的同行。因此,社会认知判断的巨大的共享效果的能量是不可以低估的。“的确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平凡的过程竟能够产生一种人类文化的最灿烂夺目的花朵,这花朵令人陶醉的芬芳产生了一种使许多人宁愿放弃其他快乐而选择的极大快乐,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知识,这一事实便是明证。”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判断的共享关系其实就是共享符号的关系,也是一个共享符号的构建。如果在任何情况下,社会认知判断都可以通过一个共享符号表达,那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可以在每个民族那里发现相同的起源、相同的定义、相同的指称。如果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各方面都一致的同义反复不去考虑,就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些情况:由于某个符号为各民族所共享就成为表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符号。这个符号作为一个指称、一个共指,与许多具体的富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传承和现实创造的符号结合在一起,成为各民族共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世界意义的多样化实践。

(三)以价值判断作为社会认知判断的尺度

在进行社会认知判断的时候,通常会有价值判断和非价值判断的区分。社会认知判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区分价值要素和非价值要素的过程,也就是区分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价值含义的过程,以达到社会认知判断的精准。当我们用社会认知判断表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就在做着一个价值区分,区分哪一些关系、哪一些行为属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关系,哪一些行为不属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关系。社会认知判断所要肯定的就是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关系和行为,所要否定的就是不利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非价值关系和行为。例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体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之初,有近三千万少数民族处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下,还有四百万人左右处在封建的农奴制下,更有近一百万人处在奴隶制下。”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这么多处于前社会主义时代的少数民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使这么多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帽。在做出认知判断的时候就要清楚地认识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领导力量、社会制度、政治主体和实践方式等方面所表现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行为,以发现和弘扬体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导向。

社会认知判断的价值区分通过两个阶段来完成。第一个阶段是感性直观。作为主体的认知和作为客体的被认知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直观建立起来的。不论是经验主义的直观还是现象学的直观都不过是要把认知对象的所有方面形成一种直观的价值而已。我们这里所说的直观并不是经验主义和现象学所说的同一个意义的直观。我们所说的这个直观仅仅是社会认知判断价值区分的初步阶段。没有这个阶段的直观材料就不能形成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更高一级的认知判断。第二个阶段是理性自觉。我们不仅需要在直观中与被认识的对象建立联系,去接触、体验和感受这个对象的价值,而且需要在理性自觉中也就是在概念和原则中去把握、认识和理解这个对象的价值。因此,仅仅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感性直观是不够的,但是,没有第一步的感觉直观,就没有第二步的理性自觉。不经过这样的过程,就只是知道对象的存在,不知道对象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要以理性自觉表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是因为社会认知判断中的理性自觉可以让我们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发现其中的奥秘,也可以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产生认识上的共识、情感上的共鸣、行为上的共进。理性自觉与感性直观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理性自觉要对共同价值给予承认和认同,感性直观则要给予差异性价值予以承认和认同。

以价值判断作为社会认知判断的尺度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以简驭繁,以少胜多,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纳概括为重要的原则和概念,以此来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特征。社会认知判断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实际地运用这些原则和概念解决实际的认知问题。那种不考虑认知判断的概念和原则的实际运用只是为概念和原则而构建概念和原则的做法等于贬低了社会认知判断的价值。以价值判断作为社会认知判断的尺度的最大优势是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正因为社会认知判断注重概念和原则的实际运用,才能够把认知从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转化为目的性价值,这时候的社会认知活动就成为审美活动,真正实现“观看变成欣赏,耳闻变成聆听,工作变成了游戏”。社会认知判断本身并没有美学价值,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使它具有美学价值,能够承载丰厚的美的欣赏乐趣。由于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联系的成千上万的美的事物都表现在以价值判断作为尺度的社会认知里,这个社会认知判断带给各民族的就不仅仅是逻辑推理判断的好处,而且是让各民族沉浸其中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的享受的欢乐。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知的实践内涵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有理论的要求,也有实践的要求,是理论要求与实践要求的高度统一。对于来之不易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果,只有在实践中发展完善才能够显示其在认识和改造现实中的作用。

(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融”的过程。各民族通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实践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这里,社会认知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各民族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认同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因此,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浅层次的表面的肤浅的融入,而是在自觉自愿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全方位融入。各民族的融入过程就是各民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家作主,彻底走上了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自然和社会宣战的改变命运书写历史的道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真正的共同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状况,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大团结大联合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资本主义的由各种私利、形形色色的贪欲充斥的缺乏共同感的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里,各民族通过自由联合,彻底消灭了异化和剥削,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的财富不再属于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独占,而是由各民族共同拥有,共同享受。由于各民族的生产资料关系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互依性的,不存在哪一个民族恃强凌弱,凭借在生产关系的特权处于其他民族的上层。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世界不是哪一个人的世界、哪一个民族的世界,是每个人、每个民族共同的世界,是一个各民族互为主体同构的现代文明世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真正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现了各民族的利益与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统一。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的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各样的私人利益,是存在于共同利益中的各民族的利益。对于各民族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没有牺牲各民族的个性实现抽象的普遍性,而是通过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结合方式,实现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存在各民族的这种共同性,各民族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发展的过程。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结成的社会主义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奥地利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的开始来自“你”对“我”的关注形成的时候,“我”处于“你”的人际脉络里,以“你”对“我”的态度为转移,双方处于同一个交往脉络里的就意味着新的文明关系的开始。他写道:“是故,我赋予世界的任何意义都会指向‘你’在自己的体验中经验到的世界,也因此,意义被建构为一个互为主体的现象。”舒茨虽然解释了交往关系的文明特质,但是,还没有讲清楚交往关系所具有的互依性和互补性的深刻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实现自己利益的方式,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互为目的的互动,而不是互为工具的互动,每个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关系既实现中华民族的利益,也实现自己民族的利益。各民族之间的这种互依性和互补性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促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进步。只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互依性和互补性交往关系中,各民族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获得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创造现代文明实现的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

在各民族与生产资料的统一性、共同性基础之上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进步。各民族把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条件置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控制之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真正由联合起来的各民族所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不意味着各民族都没有差别地成为整齐划一的文明存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不排斥以各民族特殊性为前提的各民族的文明,而是把这种各民族文明看作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存在的基本条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消灭的是作为一种与各民族对立的异己力量的民族关系,且把这种民族关系变为各民族获得发展和进步的积极条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取消民族领域的职能和角色差别,而是根据共同体发展的需要形成共同性和一致性。

(二)在高质量发展格局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时代是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无论是二十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全球化,都是对生产方式高质量发展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反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发明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成为新发展的内容和动力。

在高质量发展格局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指物质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而且指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这就是说,高质量发展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影响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刻的,必然引起文明观念、文明内涵和文明表现形式的深刻变革。在高质量发展格局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把人的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调动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不仅是一个必不可缺的新质生产力的创造者,而且是一个在体力智力心力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劳动者。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文明程度和文明水平的提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标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而且要满足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社会认知在这里所要认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文明的积累和物质文明的现实,而且是一个精神文明的积累和精神文明的现实。

社会认知在高质量发展格局中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同突出表现为对与高质量发展相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的认同。高质量发展格局中的社会认知是高质量的社会认知,不是低质量的社会认知。这个认知的对象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质量决定社会认知的高质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现在时,也是一个将来时,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未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有把社会生活过程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产物,社会主义文明才能够出现,“但是,这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发展史的自然产物”。因此,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同不仅表现为对现在的社会文明水平的认同,还表现为对将来的社会文明水平的认同。文明植根在过去,存在于现在,发展于未来。因此,高质量发展格局中的社会认知既是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也是对理想世界的认知。西方的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认知仅仅是对西方文明的将来时和未来时的预期,现实性的不在场就使西方在这方面的社会认知缺少现实基础的支撑,导致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西方文明进程成为一个超越现实的空想。究其原因,在高质量发展格局中的社会认知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性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相联系,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呈现直线发展的态势。在全球化和后现代发展中的西方社会认知则是一种被歪曲的进化论。这种社会认知蕴含的理性是自我膨胀的唯精神论而不是辩证论,是自我束缚的理性固化而不是随时代发展的自我完善。这就是为什么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不是某种特殊的产品,而是指一组关系的原因。列斐伏尔认为西方的这种社会认知没有把认知与社会发展中的自我改变相结合,没有把空间中的人理解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进一步指出:“空间概念不能被孤立起来或置于静止状态,它是辩证的产品—生产者、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支撑物。”

(三)在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我们的时代作为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人的文明史抒写,因此,就要在权利与义务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否一致决定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表明社会是不是公正公平。各民族将权利的设定与立法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主观的动机去追求自己的义务,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相结合,从而使共同的意志成为一个由公共性决定的权利和义务。这就使基于权利与义务的社会认知从两个方面得到体现:依存性社会认知和秩序性社会认知。所谓依存性社会认知就是社会认知不是无原则的、无标准的,而是依靠法律和制度,在观念和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所谓秩序性认知就是社会认知不是杂乱无章和没有规矩的认知,而是通过严格的推理判断的逻辑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因此,在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把权利和义务置于原则性和观念性之中,在法的关系和伦理的关系中构建,通过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制度的完善,使权利与义务处于一个平衡关系之中并得到有序发展和进步。

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与文化身份的要求相一致是在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认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要求。社会认知要认同的是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一致的权利和义务,要否定的是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对立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和制度的规定,如果与法和制度对立不仅仅是违法违规的表现,也是文化身份出问题的表现。因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对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要求表面上是法律和制度的要求,其实,也是文化身份的要求。每个人在法律和制度要求之下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就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获取。每个人的文化身份既是客观的法律和制度的他律,也是主观的文化的自律。无论权利和义务还是自律和他律,所表现的其实都不过是人的文化身份的内涵。正因为人的文化身份包含着权利和义务、自律和他律等文明意识,所以,人的文化身份才能够成为社会认知的对象。

四、结语

植根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社会认知能够从个体和整体的视域多样化地表达广泛的文化认同。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认知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远意义和不同凡响的价值,引导我们走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历程,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就表明我们理解自我、发展完善自我是需要社会认知的帮助的。通过社会认知对自我的定位使我们更能够确定我们所肩负的文化使命,认识到自我的文化生命如何细微,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文化的生命体,能够在融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得到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体的滋养。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建构的一个完整的综合性认知判断,最能够从不同视点多维地正确认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真善美的价值,表达我们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自信和守正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仅是对历史记忆、历史思维和历史回忆的储备,而且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构,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的阐述,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认知不是单纯回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和实践,而是要通过自身的变革,影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思想的力量。

蕴含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认知里的意识形态使社会认知的建构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而且是“两个结合”在认知领域的扩展。作为一个在特定空间和时间里的生产行为,这个视域的社会认知表现了深刻的时间空间的定位,对致力于特定时间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重构我们的文明意识,加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明确的意义。

 

(本文同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研究(18xks025)”、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一体化推进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实践研究(2024YB085)”的资助)

【作者简介】王瑞萍,甘肃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黄妮,甘肃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甘肃政法大学校级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XZD02)。

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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