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 次 更新时间:2021-03-19 12:09:27

进入专题: 制衡   避险   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政策   中美日战略三角  

张望  

  

  

【内容提要】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 制衡;避险;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中美日战略三角

  

   战后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2799天)的首相安倍晋三于2020年8月28日闪电辞职,其任职时间超过了佐藤荣作、吉田茂等日本前辈政治家。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二度成为日本首相之后,中日政治关系一度恶化。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领土纠纷的再爆发,令关心两国关系的观察家们担忧这两个东亚国家会否再次兵戎相见。然而,以2014年为开端,中日关系的恶化得到了有效管控。2017年后,两国政治关系明显回暖,中日建立了海空联络机制,实现了两国领导人和军舰的互访。为什么安倍在2012年对中国采取相对强硬的政策?为什么日本的对华外交在2017年后又出现回暖的趋势?安倍内阁近八年的对华政策有何特点?本文运用国际关系学中新现实主义理论,结合日本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国别特征,尝试解读和总结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特征和变化。本文认为,由于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加剧,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在从“战略制衡”(Strategic Balancing)向“战术避险”(Tactical Hedging)的方向蜕变。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2017年以后日本对华外交出现战术性政策调整,增加了促进中日合作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日之间的对立。

  

一  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理论思考

  

   如何理解安倍时代日本对华政策的内涵和变化?从研究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可以运用两种方法来解答这一问题。一是历史分析法,即尝试直接进入日本对华外交实证研究的领域,运用归纳法来总结和概括安倍内阁对华政策的具体特征。运用这一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向读者展现丰富的实证资料和历史背景,但其短处是在分析过程中往往对史料缺乏理论化的解释,且容易出现过分注重历史细节的倾向。二是理论先导法,即根据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假设和框架来分析日本的对华政策,以达成对历史事件的精准概念化和理论性解释的简洁性。运用这一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对日本对华政策进行极为精炼的理论解释,其研究结论有助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问题作出前瞻性分析,但其短处是容易陷入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预设,且可能忽略相关背景因素和被观察国独有的国别特征和历史经验。对于这一方法论上的两难,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内部,历史学者(或国别研究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或社会科学研究者)也曾展开过激烈的学术辩论。历史学者通常认为历史事件是独一无二的,难以作为理论的实证基础而被普遍化,强调被观察国家的特殊性。国际关系学者则认为历史学者的解读过于偏重叙述性,且因过分注重历史事件的细节

   而忽略对整体研究对象的把握,忽视历史细节中可能呈现出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普遍性。 对此,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曾提出一个折中的研究方法,即以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框架为出发点,同时在分析过程中兼顾对背景因素的系统考察,以完善对研究对象的全面把握。 本文将遵循这一方法论上的折中处理,运用国际关系学中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同时结合日本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国别特征,总结和分析第二次安倍内阁治下的日本对华外交的特征和变化。

   在国际关系学学科的文献中,中小国家如何应对崛起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新现实主义理论领军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国际体系中物质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理论,当一个国家遇到外来威胁时可保有数个战略选项,包括“制衡”(Balancing)、“追随”(Bandwagoning)和“推诿”(Buck-passing)等。“制衡”是通过对外结盟和强化自身军事力量来达到均势,以抬高假想敌国入侵本国的成本。“追随”是向对方表示屈服及接受其支配和指挥。“推诿”是国家通过与另一个强权的结盟来把应对威胁的安全防卫责任推卸给同盟国。 在“制衡”的概念中,包括了“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和“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两种形式。“内部制衡”是通过加强自身军事防卫能力来提高敌国入侵本国的成本。“外部制衡”是通过与第三国缔结同盟关系来遏制敌国可能的入侵。

   与以上新现实主义学派讨论的各种战略不同,“避险”(Hedging)战略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并没有得到系统性的研究。这个概念原本来自投资领域,指的是通过两边下注来规避风险,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获利,而是为了避免损失。英文中的“Hedging”在中文学术文献中亦被翻译为“对冲”。笔者在本文中将这个概念译为“避险”,意在着重突出中小国家在面对大国争霸和国际权力分布走向不确定时意图规避风险的行为特征。随着21世纪初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不少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发现,中小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常常采取两面下注的策略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安全上的不确定性,因此,避险策略被大量用于分析中小国家面对大国的战略行为。例如,研究东南亚和中国之间关系的学者罗尔·丹尼斯(Roy Dennis)认为,避险是指保持多项战略选择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威胁。 研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应对中国崛起的学者郭清水(Kuik Cheng Chwee)认为,避险是一种融合了安全与经济、介乎于“制衡”和“追随”之间的混合战略选项。他认为,避险战略有三个要素:一是拒绝选边站,不加入崛起国(Rising Power)和守成国(Status-quo Power)任何一方阵营;二是采取一系列表面看似目标矛盾、互相抵消的政策;三是在政策上始终为自己留下余地,从而有效维护己方国家利益。此外,郭清水还把避险的概念细分为“约束性接触”(Binding-engagement)和“软制衡”(Soft-balancing)。“约束性接触”是小国与大国建立沟通渠道,并通过外交行为和国际制度对大国进行制约,以影响大国的外交选项和规范大国的外交行为。“软制衡”是小国通过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国际安全合作或相关军事演习,以确保万一本国接触政策失败亦可有效保卫己方国家安全。在郭清水看来,避险战略不是消极中立的逃避选择,而是积极有为的外交选项,通过维持己方模糊立场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不同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在解读日本对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在运用避险这个分析概念的同时,也应该将日本的情况与东南亚国家区别对待。冷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究竟是制衡还是避险,一度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烈辩论。200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何理凯(Eric Higinbotham)和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J. Samuels)在《日本的双重避险》一文中,首次提到日本长期以来执行的避险战略。该文认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实行这一左右逢源的方针,一方面坚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空间与被美国视为威胁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实现经济互惠。 日裔美国学者迈克·望月(Mike M. Mochizuki)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切入,对日本国内有关对华关系问题的战略讨论作了一番梳理。望月提出,日本国内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基本上可分为四种:(1)柔性的合作性接触 (Cooperative Engagement with a Soft Hedge);(2)刚性的竞争性接触(Competitive Engagement with a Hard Hedge);(3)围堵 (Balancing and Containment);(4)战略适应(Strategic Accommodation)。望月认为,冷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正从“友好外交”向“合作接触与防范”的混合战略转移,以应对可能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 对于这些观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日本学者古贺庆(Koga Kei)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古贺庆提出,冷战后,尤其在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钓鱼岛危机后,日本对华战略一直是以制衡(Balancing)战略为主轴,而非“合作与防范并存”的避险战略。对于日本对中国存在经济依赖的观点,古贺庆认为,日本对于中国的整体贸易依赖不大,中日经济关系不会增加日本对华经济的脆弱性,且日本在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后已经降低了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 英国安全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 W. Hughes)则以“怨恨的现实主义”(Resentful Realism)来概括安倍时期的日本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休斯认为,学界一般认为日本是一个企图维持稳定的“现状国家”(Status-quo Power),对中国采取的是“避险”而非积极的“制衡”。然而,自2012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的对华策略正在积极转向“软制衡”和“硬制衡”,其具体手段包括外交“围剿”、扩充军力以对抗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和“军力投射”。 美国学者亚当·利夫(Adam P. Liff)也认为,日本的对华战略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正日益朝着“制衡”的方向发展,避险战略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安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走向。

本文认为,以上的讨论都抓住了2012年以后安倍内阁初期对华政策的特征,但依然留下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以上对于安倍对华政策的分析未涉及2017年后安倍政府调整中国政策的新动态,也没有对这一新变化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关分析集中在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对经济政策调整的分析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将2017年作为分水岭,详细分析安倍执政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是如何由“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的方向转变的。“战略制衡”指的是日本在战略层面始终通过维持日美同盟和强化自身防卫力量来达到均势,以防范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快速崛起。“战术避险”指的是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日本在战术层面调整对华政策,在外交、安全和经济领域与中国展开局部合作,避免在东亚地区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本文使用“战术避险”,而非直接套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避险”概念,意在区别日本和其他国家的避险政策(如东南亚国家),重点突出日本缺乏完全独立自主的特殊国情和受到美国制约的历史背景。东南亚国家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行为体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实施战略性的避险,但是日本的情况决定了其避险策略只能是战术性的,而不可能偏离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战略框架。和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低强度的军事合作不同,日本和美国之间维持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军事同盟,两国在防务上的合作以及在指挥系统上的融合紧密无间。因此,理解日本安全政策不能离开美日同盟的框架来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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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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