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钊:民法典意义的法理诠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8 次 更新时间:2021-03-09 0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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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  

  

   内容提要:民事法律成典使法治社会建设迈入“民法典时代”,对民法典的探究也随之进入“解释时代”。“解释时代”的民法典,其生命依附于主体的理解和解释。对民法典意义的诠释,既要求整全的认识论建构,也需要恰当的本体论反思和方法论运用。与文学解释相比,法律解释强调文本的拘束力,解释者所释放的应是法律的意义。对民法典的解释应当接受文本规范的指引,坚守法律解释的独断性原则,通过法律方法实现民法典的意义自主。法理思维要求,对民法典意义的颂扬与批评应保持克制:离开民法典的意义颂扬可能会因脱离文本而无的放矢,而不带敬意的批评则会贬损民法典的权威性。

   关键词:民法典 法理思维  法律解释  体系思维  法律自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应新时代而生的民法典,既是对当代中国改革成果的法律确认,也是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民法典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既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国家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律。然而,关于民法典意义的断言不能停留在修辞层面,还需要立基法典展开体系思索与逻辑分析。需要搞清楚,究竟是盛世修典彰显了民法典的时代意义,还是民法典本身的意义将改变时代,甚或两者兼而有之?“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成典表明其权威性所在,对民法典意义的探究,既不能陷入法条主义,又需要将之作为思考依据和行为指南,处理好民法典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民法典实施的核心问题是意义问题。意义诠释是民法典的生命所在。“意义是交际的出发点,也是交际的落脚点。”理解、解释和运用民法典,既涉及民法典与社会的关系,也依赖民法解释方法的应用。对民法典意义可从多个角度探寻。本文主要是基于法理学的研究立场,分别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展开对民法典的意义探究。认识论意义旨在澄清对待民法典的正确姿态;本体论意义致力于探究民法典的生存方式;方法论意义则指向民法典意义自主的法律方法基础。

   一、民法典意义认知的内外视角

   不同于法律史上一些被称为“法典”的法律文件和学说汇编,今日法学家所称的“法典”,通常指向“18世纪以来对法律予以分科之后对某一法律学科进行系统编制而形成的有国家强制力的书面文件”。并且几乎所有关于模范法典的认知都会指向1804年《法国民法典》或1896年《德国民法典》。一般而言,欧陆的法典化皆以权威性、完整性、体系性、革新性、民族法律统一性、简洁性为其主要特征。民法的法典化试图将所有的民事法律规范都纳入其中,为民事生活提供行为规范,为民事审判提供裁判标准,进而间接为公权力划定边界。“在形式上,作为理想类型的民法典,是运用醇熟的理论理性,体系化组织和整合法律素材的产物。”法典编纂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法律的明确性、合理性、体系性、统一性、一致性、易用性等。

   (一)民法典认知的不同视角

   从哲学基础看,法典化源自近代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理性自然法对法律的法典化有引路之功。理性主义法学家认为,人之理性可以设计出合理、明确和全面的法律制度,其典范形式就是法典。民法典是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核心的法学编纂或体系建构。“大陆法系的雄心,是以成文法控制社会,这就导致立法与司法的区分。立法者尽量事先作出判断,司法者则在立法者给出的框架内进行裁判。”在此思想引导下,民法典编纂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建构逻辑一致、相对独立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第二,统一法律渊源,便于检索和适用民事法律;第三,以法典之名提升民事法律的地位;第四,顺应国际潮流、时代潮流,获取共识,盛世修典;第五,开启权利时代,全面深化权利保障。就中国是否应当编纂民法典,既存在法律意义的追问,也包括社会意义的探寻。王泽鉴教授认为:“大国要有一部民法典作为基础,承担体系整合、理念宣示的基本功能。它一方面要巩固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要发展进步。这两方面要兼顾,保持平衡。”虽然民法典编纂主要是立法者的任务,但了解法典的编撰目的对理解、解释和适用民法典有重要意义。

   从法学演进的背景看,在我国开启民法典编纂之际,法典化正面临着现实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等的批判或解构。法典所展现的法律特征,诸如明确性、规范性、独立性、一般性、体系性等被逐一瓦解,法治的可能性遭遇理论危机。后现代法学认为:法典化并不能解决法律渊源的统一;法律遭遇案件时总是碎片化的,不存在独立的、逻辑一致的规范体系;面对复杂多变的案件,法典的规定总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自足。我国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疑问:既然有了很多调整民事行为的单行法,且其实践效果也不错,为什么还要制定民法典?还有学者主张:“考虑到当代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和民法制度的现实格局……民法典作为一种形式化工具在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地位已相对下降……放弃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而致力于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体系的完善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民法建设的方向性选择。”当然民法典颁行后,上述质疑会潜居幕后,法学研究的重心将转向对民法典文本的意义探究。

   在民法典通过后,对民法典的评价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离开民法典文本的各种赞美;二是对民法典文本逻辑体系结构、语言规范、调整范围等缺陷的批评。从认知的角度看,这两种姿态都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从法典应用的角度看,上述认识均不符合法治思维的要求。法治思维要求从内在参与者的角度,用法律指引思维和行为,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这就需要尊重法典的权威性、稳定性以及文本的意义。当然,认知探究可从多角度展开,但民法典认识论意义的诠释却需要基本的分类。没有分类的意义表达,有可能沦为纯粹的修辞。受法律论证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结构的启发,笔者认为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分类,对民法典认识论意义的探究具有重要价值。

   内部视角是指基于内在参与者的立场,以民法典所规定的概念、规范和原则等为思考依据,进而观察、确定其可能蕴含的意义。理解、解释和应用是民法典生命得以延续的基本方式。内在参与者的视角,展现的是民法典的拟制性、规范性、体系性等特征及其功能发挥的规范路径。之所以需要基于内部视角的观察,是因为法律思维是据法思考,法律运用需要主体渗入其中。对民法典意义的认知,离不开对法典文本的思考以及法律关系理论的运用。意义是在理解、解释和运用民法典的过程产生的,所以要遵守民法典的文本规定。按照法治的基本要求,对民法典认识论意义的诠释,不宜离开文本进行空泛探寻,而应奉行意义的法律决断论。思维与法典相结合,可得法义而成法治。因而法律运用必须释放法典的专业意义、法理意义和形式意义。内部视角的意义探究要秉持规范法学立场,尊重民法典的权威;在运用过程中应尽量排除对民法典的质疑。尽管民法典文本存在逻辑结构、语言表达、价值冲突等问题,但其必须作为民法思维的依据。解释者的任务是根据法典,哪怕是存在残缺的规范,来解决当下的案件或当作思维决策的依据。为实现法治就要在法理上预设或拟制民法典意义的自主性。尊重法典权威,索引法典智慧,进而满足主体(尤其是法律人)对民法体系性、稳定性、独立性、明确性等的追求。

   外部视角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把民法典放置于社会之中,或将之作为独立、整体的文本,或对部分规定,用科学、社会学或辩证法展开其认识论意义之探究。从开放体系思维的角度看,民法典的意义自主需要基于外部视角的观察,并不排斥价值、社会因素的介入。民法典虽然是制度性事实,已做过概念化处理,但还需要理解者把其放到社会关系之中进行探究,以使抽象的法律定义能够调整社会关系。“民法典是法律规范的体系化,需要围绕统一的逻辑主线,采用合理的编纂体例和构建方法,从而使民法典在文本上形成结构体系,其被称为民法典的形式结构。”然而,由于民法典所建构的规范体系是对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与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差距。这使得仅靠逻辑推理难以实现民法典与社会的融洽,还需要充分考虑语境因素和价值要求。外部视角的民法典意义需要适当跳出法典观察社会,以便寻求更好的社会效果。当然,跳出法律不仅是用社会的眼光观察民法典的意义,还需要价值衡量。这些价值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权利本位等价值理念,以保证意义释放的正确导向。外部视角是对民法典社会意义(这里的社会是指广义社会)的探究,特点是跳出文本认识民法典的意义。所得出的不完全是法典及其文本的法律意义,而是民法典的时代意义、历史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法治意义等。

   (二)内部视角的民法典意义

   内部视角的民法典意义即其法律意义,是从内在参与者及规范法学的角度,围绕着民法典文本所展开的本体与方法思索。当然,这里的本体与方法是相互关联的,对民法典文本的理解、解释和运用本就是三位一体的。作为本体,民法典包括了概念、规范、原则等要素的体系性存在和对其理解的生存方式。证明民法典生命的,不是民法典自身所载明的生效日期,而是主体通过民法典进行交流所衍生的意义。作为方法,民法典把法学家对民事关系的思考都纳入文本,使用恰当的专业术语,注重编、章、节、条、款、项之间的逻辑一致性,编织了严密的法网;实现了民事法律规范的形式化、体系化,以文本方式拟制了概念体系、规范体系、权利体系、责任体系、法律关系体系,以及主体构成的法律机制等,从而为根据民法典进行思考提供前提。作为法律评价或纠纷解决的工具,民法典在认识论层面的主要功能是便捷思维、促进专业化交流,最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民法典具有法律的一般性、独立性、体系性、稳定性等特征,可被应用于修饰话语、指引思维、赋予事实以法律意义、评判行为等。

   民法典的一般性能满足法治所要求的“一般优于个别”的涵摄思维;体系性是保证正确理解、解释和运用民法典的有效思维预设;独立性是保障民事权利实现的规范前提,意味着公共权力不可随意进入民事生活。民法典与刑法等部门法并列,各有自己的规范边界,因而对法域交叉问题的处理,要遵循法理的基本要求。如,贯彻法律的清晰性原则,尊重清晰的法律文义,对明确的规定不要做意义添加或限缩解释;行政权行使要落实“任何人都不能侵犯自然人的生活秩序”的原则,不能随意越界进入民事生活等。“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随意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民法典对民事权利做了系统规定,为行政权力设置了不能随便逾越的边界。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不仅要尊重民事权利,还要把权力圈进包括民法典在内的法律制度之中。民法典作为基本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和规章等。在管理活动中行政法和民法之间存在角力关系,因而不能随便用行政法规和行政决定消减民事权利。制定行政法规要考虑到民法典的规定,在民事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坚守权利本位。公共权力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落实到民法典与行政法的关系上,就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要以保障民事权利为目标。保护权利、实现公平正义是民法典的神圣职责。

稳定性是保障民法典权威性的基础,没有稳定的法律难有稳定的社会。民法典的稳定性兼具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民法之所以成典:一是追求稳定性,二是获取权威性。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密切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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