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部长肖亚庆3月1日表示，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了31.3万亿元人民币，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30%，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这是按照工业产出规模做出的全球排名，若以此指标前瞻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未来中国仍将在较长期内稳居全球制造业龙头位置。

中国在2020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01.6万亿元，与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而与身后排名第三的日本的相对优势越来越明显。制造业的突飞猛进，是中国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奠定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底盘。现今的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全球产业分工局面，这是中国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路，实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

但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但仍然不是制造业强国，大而不强的局面亟待改观。就整体技术水平和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地位而言，“中国制造”仍处于全球中等水平，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产品不足，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尤其是高端产业、核心技术领域，与美欧日发达经济体仍有不小的差距。能否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是摆在国人面前的历史性考验。

现在中国又面临国际上“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复杂局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高科技上加大与中国“脱钩”力度，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极限施压，我们在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高精尖产品与技术方面被人“卡脖子”的被动局面，已经异常鲜明。虽然美国新任拜登总统的态度增加了一些理性因素，但是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仍然不会改变。复杂的局势和随之而来的严峻挑战，对中国制造业向高端突破带来重重制约与困难。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再像之前那样依靠比较优势取得制造业上长足进展的机遇，将在中高端一去不复返。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华为在芯片上被占据产业上游的美国进行强力封堵，为华为带来非常大的不利影响，虽然华为还在积极拓展其他领域，但是在高端芯片领域受制于美国的局面却在短期内难以改观。中国强调经济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是新形势下势所必然的战略选择，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在高端技术上实现突破，而相关的重要路径选择，就是以新型举国体制寻求“自立自强”的攻关突破。除了要借鉴上个世纪“两弹一星”的经验之外，最重要的是必须对接国内国际庞大应用市场的需求，尊重市场规律而经受市场检验，以最终稳定形成超过某个临界点的市场份额而标志其成功——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这已是中国在关键、核心高科技上取得突破唯一有确定性的“华山一条路”。

与此同时，“内循环为主体”决不意味着闭门锁国，长期看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发展的大趋势，产业链全球分工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难以被一些逆流所颠覆。必须指出即使是美国，其实也无法做到在高精尖技术上拥有全产业链条，只是其当下具有一些关键领域内的重大控制力与影响力。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共享产业链，已表现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也无力根本改变。我国以“内循环为主体”，强调的是更好掌握主动权的可持续发展，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继续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中无所作为。与国外强化优化产业合作，深度融合于全球产业链之中，千方百计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仍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应继续重视和努力争取的机会。

在美国强化与中国对抗的过程中，还将会看到中国制造业不断向上攀登并与美国不断缩小距离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可以完全独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共同发展才是大势所趋。

综上，这是中国制造业和平发展和推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制造业由大而强，一定要充分调动内外各种因素，应时而动，积极进取，以内循环为主体而双循环相互促进。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十三五”期间在包括医药、航空航天、电子通信、医疗仪器等在内的位于上游的高技术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在制造业整体占比不断上升。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更多的中低端制造业所面临的产能过剩，或者因为附加值低，遭遇用工难、原材料涨价、困难不断加剧甚至是产能海外转移的问题。

这主要表明的是在传统中低端制造业领域，中国于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已显著削弱。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招工难问题，已在更大范围越来越突出；而与此同时，越南、孟加拉、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逼迫中国从珠三角区域开始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带不来产业升级，即“腾笼”后“换鸟”却受挫，那么中国的升级发展就会遇到天花板——假如高端迟迟无法突破，中低端又被追赶者步步紧追和替代，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就难以实现了。

招工难、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者收入和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毋庸置疑这也加大了中国制造业成本，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中低端制造业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有可能被兼并重组，乃至被淘汰出局。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企业发挥主观动能性，苦炼内功以技术创新积极迎合市场需求，努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改变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国家也要优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方面的支持。政策如何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关键的是需要正确的机制来实现。比如最低工资保障问题，一些国家并不对此进行强制要求，而是由市场进行调节。中国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有政府态度、导向上的必要性，但如一味提高标准，使一些地方的用工成本上升过大，便可能随即带来产能向海外加快迁移、或逼迫企业以更多设备投入替代人工的现象，反而会造成低端劳动者就业机会和本土产业机会流失的后果。所以，国家政策在设计和落地时，一定要制定与市场优化兼容、对接的机制。

虽然中国一般制造业近年来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中国产业链举世无双完备程度的相对优势，其配套能力在全球仍首屈一指。虽然要看到中国制造业出现人工成本上升、用工难的问题，但也要看到在制造过程中，成本并非只体现于劳动力一个环节，劳动力单位效率涉及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也与产业配套的综合环境水平密切相关，这方面中国当下仍然具有相当可观的优势。另外，在看到中国制造业这些年已向东南亚等地迁移的同时，也应看到不少重要的或工艺较为复杂的部件，仍然由中国输出，是与当地廉价劳动力结合完成最后的生产环节，这实际上也结合了中国产业升级发展中的资本输出“走出去”过程，可以因势利导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综合而言，中国近年来制造业的整体发展局面，表现好是主流，主要的发展指标可圈可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政策支持下正在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放眼全局，在“创新发展”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努力中，对于制造业的低中高端的发展都要观察到，区分他们面临的不同发展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向高端突破的升级发展为龙头，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本文主要内容发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