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11年全球最大制造国优势如何延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 次 更新时间:2021-03-08 10: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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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3月1日表示,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了31.3万亿元人民币,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30%,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这是按照工业产出规模做出的全球排名,若以此指标前瞻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未来中国仍将在较长期内稳居全球制造业龙头位置。

   中国在2020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01.6万亿元,与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而与身后排名第三的日本的相对优势越来越明显。制造业的突飞猛进,是中国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奠定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底盘。现今的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全球产业分工局面,这是中国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路,实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

   但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但仍然不是制造业强国,大而不强的局面亟待改观。就整体技术水平和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地位而言,“中国制造”仍处于全球中等水平,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产品不足,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尤其是高端产业、核心技术领域,与美欧日发达经济体仍有不小的差距。能否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是摆在国人面前的历史性考验。

   现在中国又面临国际上“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复杂局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高科技上加大与中国“脱钩”力度,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极限施压,我们在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高精尖产品与技术方面被人“卡脖子”的被动局面,已经异常鲜明。虽然美国新任拜登总统的态度增加了一些理性因素,但是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仍然不会改变。复杂的局势和随之而来的严峻挑战,对中国制造业向高端突破带来重重制约与困难。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再像之前那样依靠比较优势取得制造业上长足进展的机遇,将在中高端一去不复返。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华为在芯片上被占据产业上游的美国进行强力封堵,为华为带来非常大的不利影响,虽然华为还在积极拓展其他领域,但是在高端芯片领域受制于美国的局面却在短期内难以改观。中国强调经济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是新形势下势所必然的战略选择,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在高端技术上实现突破,而相关的重要路径选择,就是以新型举国体制寻求“自立自强”的攻关突破。除了要借鉴上个世纪“两弹一星”的经验之外,最重要的是必须对接国内国际庞大应用市场的需求,尊重市场规律而经受市场检验,以最终稳定形成超过某个临界点的市场份额而标志其成功——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这已是中国在关键、核心高科技上取得突破唯一有确定性的“华山一条路”。

   与此同时,“内循环为主体”决不意味着闭门锁国,长期看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发展的大趋势,产业链全球分工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难以被一些逆流所颠覆。必须指出即使是美国,其实也无法做到在高精尖技术上拥有全产业链条,只是其当下具有一些关键领域内的重大控制力与影响力。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共享产业链,已表现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也无力根本改变。我国以“内循环为主体”,强调的是更好掌握主动权的可持续发展,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继续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中无所作为。与国外强化优化产业合作,深度融合于全球产业链之中,千方百计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仍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应继续重视和努力争取的机会。

   在美国强化与中国对抗的过程中,还将会看到中国制造业不断向上攀登并与美国不断缩小距离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可以完全独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共同发展才是大势所趋。

   综上,这是中国制造业和平发展和推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制造业由大而强,一定要充分调动内外各种因素,应时而动,积极进取,以内循环为主体而双循环相互促进。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十三五”期间在包括医药、航空航天、电子通信、医疗仪器等在内的位于上游的高技术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在制造业整体占比不断上升。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更多的中低端制造业所面临的产能过剩,或者因为附加值低,遭遇用工难、原材料涨价、困难不断加剧甚至是产能海外转移的问题。

   这主要表明的是在传统中低端制造业领域,中国于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已显著削弱。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招工难问题,已在更大范围越来越突出;而与此同时,越南、孟加拉、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逼迫中国从珠三角区域开始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带不来产业升级,即“腾笼”后“换鸟”却受挫,那么中国的升级发展就会遇到天花板——假如高端迟迟无法突破,中低端又被追赶者步步紧追和替代,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就难以实现了。

   招工难、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者收入和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毋庸置疑这也加大了中国制造业成本,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中低端制造业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有可能被兼并重组,乃至被淘汰出局。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企业发挥主观动能性,苦炼内功以技术创新积极迎合市场需求,努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改变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国家也要优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方面的支持。政策如何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关键的是需要正确的机制来实现。比如最低工资保障问题,一些国家并不对此进行强制要求,而是由市场进行调节。中国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有政府态度、导向上的必要性,但如一味提高标准,使一些地方的用工成本上升过大,便可能随即带来产能向海外加快迁移、或逼迫企业以更多设备投入替代人工的现象,反而会造成低端劳动者就业机会和本土产业机会流失的后果。所以,国家政策在设计和落地时,一定要制定与市场优化兼容、对接的机制。

   虽然中国一般制造业近年来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中国产业链举世无双完备程度的相对优势,其配套能力在全球仍首屈一指。虽然要看到中国制造业出现人工成本上升、用工难的问题,但也要看到在制造过程中,成本并非只体现于劳动力一个环节,劳动力单位效率涉及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也与产业配套的综合环境水平密切相关,这方面中国当下仍然具有相当可观的优势。另外,在看到中国制造业这些年已向东南亚等地迁移的同时,也应看到不少重要的或工艺较为复杂的部件,仍然由中国输出,是与当地廉价劳动力结合完成最后的生产环节,这实际上也结合了中国产业升级发展中的资本输出“走出去”过程,可以因势利导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综合而言,中国近年来制造业的整体发展局面,表现好是主流,主要的发展指标可圈可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政策支持下正在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放眼全局,在“创新发展”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努力中,对于制造业的低中高端的发展都要观察到,区分他们面临的不同发展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向高端突破的升级发展为龙头,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本文主要内容发于《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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