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叙述一个普通农村男人在妻子生育男孩前后的态度和表现，从日常生活中生命事件的视角展示了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的生育逻辑。同时，揭示出农民在生育过程中对生育男孩的性别偏好实际上是集体的社会记忆过程。

关键词:性别偏好　生育逻辑　社会记忆

我国农村地区在生育实践过程中对生育男孩的偏好，使得各地都流传着许多表现性别偏好为主题的故事。近几年来，作者在家乡地区也听到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口述乡村逸事。本文以其中的一个故事为例，试图通过社会记忆理论对这个个案进行解析，从而在一个侧面上诠释性别偏好行为的内涵和农民生育逻辑的特质。

一 个案呈现

以讲故事作为人的行为逻辑研究的研究方式在学界常为人诟敝，指其只针对少数典型性的案例进行分析，因此所得的结论不具“代表性”，因而不能说明问题[1]。但是，我们认为针对农民的性别偏好这样的课题，可能也只能经由这种特殊的、不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个案的“深度描述”，才足以突显出农村农民日常生活中所隐含性别偏好的价值取向。因为，虽然我们考察的个案可能确实在“代表性”和“普遍性”方面存在者实证主义者所说的某种欠缺，但仔细记述和分析这些“故事”，却更能直指问题的核心——清楚地呈现农民生育的逻辑和机制。

我们要分析研究的这个个案故事在我的家乡地区很有影响力，并有多种版本流传，是当地的农民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故事之一。故事的主人公C哥现在差不多50多岁，一辈子没读过几年书，也没有出过远门，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天学都没上过，大小官都没当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却在当地颇具号召力和神秘色彩——“跟着老八（C哥的代称，C哥兄弟排行第八），种嘛收嘛”。也就是说当地农民看C哥今年种植什么，他们也要跟着种植什么。当然这里面不乏有人为故意夸张的成分。不过，由此可见，C哥在当地农民当中的影响和地位。

故事其实是发生在20年前，当时C哥还是30出头的小伙子。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经常说，年轻的时候，C哥夫妻恩爱的样子在农村地区是很少见的。但是令C哥夫妇一直遗憾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有个儿子，反而C嫂一口气连生了5个闺女。每次C嫂怀孕，C哥都怀着巨大希望盼望着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的出生，每次C嫂生产，C哥又总是感到巨大的失望得知他又多了一个女儿。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无论C嫂还是村里其他人其实都很清楚C哥一直很盼望有个儿子；但是C哥却一次也没有因为C嫂没有能给自己生个儿子，而对C嫂表示出任何的不满。相反，不同于农村的绝大多数丈夫的作法，每次当他得知C嫂又生了一个女孩时，C哥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还亲自给C嫂洗衣做饭。这些举动对于许多一辈子连灶台都没有碰过的农村丈夫们来说，是着实地不容易。

转眼五、六年过去了，C嫂第六次怀孕了，与往常一样，C哥还是焦急地等待着，热切地盼望着。听说他儿子现在的名字就是在孩子没有出生时就想好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但那天碰巧C哥去田地里平整土地了。其实我更愿意相信C哥是有意识地躲开的，因为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使他几乎不再有勇气在第一时间内面对现实了。孩子顺利地出生了，当接生的医生告诉C嫂她生了一个男孩时，C嫂一遍又一遍地追问别人到底是不是真是生了一个男孩，接连的“打击”已经使她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经过了C嫂亲自验明正身后，C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C哥。于是，有人飞似地跑向田间。

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C哥并没有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出人们想象的那种欣喜若狂，甚至他都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按照以往C哥的表现来想象，听到C嫂生产后，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内赶回家。这次C哥怎么啦，难道是高兴地傻了吗？送信儿的人再次提醒C哥，说C嫂给他生个儿子吗，现在他终于有儿子了。可是，依然不见C哥特别高兴的样子，于是就有人忍不住问C哥：就是你不至于高兴地欣喜若狂，但是总也该像以往一样快点赶回去看看C嫂吧？C哥憨憨一笑，这样解释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地回家：当他没有儿子时，别人会对他另眼看待，别人也会对C嫂另眼看待，所以为了不给自己压力，更为了不给C嫂压力，他一定要摆出一幅生男生女无所谓的样子来，使C嫂不因为自己生了女儿而感到丈夫对自己冷漠。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定要刻意地把C嫂地位抬高，第一时间赶到妻子跟前，主动给C嫂洗衣做饭，千方百计地哄C嫂开心。而现在，他终于有了儿子。已经用不着他刻意地做什么。这时候，C嫂已经自然地对自己充满自信，而且周围的人已经把C嫂地位“抬”上去了。此时C哥对C嫂的安慰就远没有生育了女孩时候来得重要了。所以C哥才那样地气定神闲。

这个故事在我的家乡有好几个版本。有的强调了C哥的怪异，有的突出了C哥和C嫂的感情笃厚，也有的说C哥聪明和智慧。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哪种版本更接近于真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透过这些故事看到了什么，从中能够读到什么。

二 理论分析

上面这个故事当中，值得深入分析的线索很多。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引起注意的问题就是在故事当中，为什么农民自己会把一些本来没有事件化的普遍情形给事件化了，即把本来生活当中一个很可能经常会发生的“平常事”当作了一个街谈巷议的“大新闻”，并编排成故事。另外，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还有，为什么这个平常生活事件当中的一些内容会在故事当中被演绎，被放大，而另外一些内容则相对没有呢？我们认为，如果从社会记忆理论的角度思考，这同样是一个值得进行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法国学者哈布瓦奇在学界率先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指出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人类记忆所依赖的语言、逻辑和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即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2]。美国学者施瓦兹也曾经指出，集体记忆往往不是过去经验的反映，而是具有定位功能，集体记忆“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盏灯，是社会的一个原型也是为社会的一个原型” [3]。相对于哈布瓦奇和施瓦兹，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传递性和持续性。他认为，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叫做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现象。“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会导致对社会记忆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方面，或者作为社会记忆中无意识因素的一个方面加以关注，或者兼而有之。……研究这类问题，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4]（P1）同时，他还认为:“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相应于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有不同的体验。于是，从今我推演故我就有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5]（P2）由此，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指行动者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他注意的是规则和运用之间的差距，认为我们在记忆过程当中不但需要记住规则，而且需要有关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社会记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6] （P615-623） 。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视角，来透视上面的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几个初步的认识：

首先，社会记忆理论认为社会记忆的内容往往并不是对于原有社会现实的忠实再现，而是通过一种折射作用会对现实造成一定的转化或者歪曲。这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说的：“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按照这样的逻辑，农民现在的性别偏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过去的知识，但是却并不是忠实地再现过去。这个特点具体体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人们过分“夸大化”了男孩对于C哥的价值和意义。对为什么一定要生育男孩这个问题，我们问过C哥本人，也问过同村的周围人，他们的回答大都是同义反复，总在强调男孩的意义对于农民来说多么、多么重要，所以才偏好生育男孩。由此，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完全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对男孩意义的人为的夸大，并且这种夸大在一定的范围的人群内获得了集体共识，形成了一种集体的社会记忆，才最终使得这个圈子内的任何一个人，包括C哥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从社会记忆的折射性角度看，现在的性别偏好很可能会是对于生育男孩意义的“膨胀化”或“夸大化”之后的社会记忆，会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的折射反映。

其次，社会记忆中的性别偏好的仪式性。按照保罗·康纳顿的说法，社会记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对于特定的符号或者规则程序的过分强调和追求是仪式的主要标志。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细节是几乎是所有的讲述者都要强调和不能忽视的。那就是C嫂生下孩子后，再三询问别人自己生的是不是男孩的细节。在不同的版本中，对这一细节绘声绘色的描绘，当然有出于编写故事的结构需要，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都在不同版本里不约而同地强调这个细节，决不简简单单是出于剧情或者说故事结构的需要。人们都强调这个细节至少反映了人们在仪式当中的一个普遍的心理：对于一种特殊符号或者规则程序的重视。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讲述者不厌其烦地突出强调男性生殖器这个特殊符号，便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性别偏好这个社会记忆操演的一个仪式。因为人们不仅要在生育过程当中不但需要记住性别偏好这个基本的规则，而且需要有关突出强调男性生殖器这类的符号内容来强化或者说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

第三，社会记忆内容的差异性。对于社会记忆的这个特点，保罗·康纳顿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相应于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有不同的体验”。这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拥有不同的可以追溯的过去，因此，可能在社会记忆的具体内容方面会有所差别。具体到我们要研究的这个故事当中，C哥听到C嫂生了男孩后当时的反映，也就有了多种相去甚远的记忆版本，一种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也是在当地妇女当中流传较广的。另外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C哥一边急急忙忙往家里赶，一边有人问他：每次C嫂生了丫头，你都对他那么好，这次生了儿子，你还不让举着她上房呀。C哥回答：这次用不着我举她，她自己就会蹦上去。持这种说法的以一些男性居多。从社会记忆具有的延展性特点看，这两种说法明显地显示出了社会记忆内容的差异性特点。也就是说，社会记忆的具体内容可能会随着当事人所处社会位置的不同和时代氛围的变化而相互之间有很大出入，甚至在一些方面会相互抵牾。

第四，社会记忆的传承和延展。如果我们对这个故事进行深入地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延展的逻辑与当地农民性别偏好的社会记忆之间是有着某种契合的。这种契合正是这类故事赖以传承的“营养基”，有了“营养基”，性别偏好的社会记忆才能经久不衰。甚至，就是说，只要我国农村地区的性别偏好仍然成为农民的一种社会记忆，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类似“C哥故事”这样的故事还会经久不衰地讲下去。同样，只要我国农村地区的类似这样的故事还经久不衰地讲下去，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性别偏好还将长期存在，性别偏好作为一种社会记忆还将长期流传。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按照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来透视，上面这个故事当中农民的性别偏好实际上就是农民的一种集体建构。以往，很少有研究者对于性别偏好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具体的表现和如何运作的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没有人把性别偏好当作一种集体建构。即使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性别偏好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生育实践，也大都把性别偏好当作一种既定的传统生育文化或者说潜在的一种生育文化背景。因此，这些研究者大都遵循着历史决定论的逻辑，十分笃信生育文化对于生育实践的强大影响力，动辄就搬出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生育文化观念来解释我国目前，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生育实践。能不能把现代的生育实践简单地归因于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呢？这个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又是怎样作用于生殖崇拜除魅的现代人？我们认为，这决不是能够用简单还原为传统观念文化就能解释的。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把性别偏好当作一种社会记忆，必须把性别偏好当作一个不断地被“重复建构”记忆过程。只有这样，我们对生育实践逻辑的理解才可能更深刻。比如，在上面的故事当中，故事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农民的“重男轻女”的生育实践就是性别偏好被成千上万次“重复建构”记忆的过程。在这个记忆过程中，“重复建构”不但使农民关于自己生育偏好的“集体记忆”被保留下来，而且，这种对“集体记忆”的“保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不断经历着被“创造”和“强调”的过程。因此，在生育偏好的解释上，简单还原论的思维方法除了推卸责任之外——把生育偏好归于古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

进一步说，我们不能把性别偏好简单地等同于过去既定的事物和观念，而应该把它视做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开放的意义与行为在社会实践中的动态过程。坚信性别偏好观念并非是什么“超有机”的东西，并不是通过基因复制的形式生理遗传下来的，人们对于它也决非完全被动。性别偏好观念文化并不是模具，现实中的人们的生育行为也不是由这个模具铸就的。性别偏好观念文化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要在某种机制和条件下才会发挥作用，要受现实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人格特征和社会情景的限制。因为，某种观念文化要能够承继下来并在现实中影响人们的判断或指导人们的行为，一定是经过了现实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人格特征和社会情景的筛选，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地建构出来。这也就是说，现实的生育规则或者说生育理性是由现实的人们自己创造的，当然他们活动于其中也受其制约的。这也就正好印证了社会记忆理论一直强调的建构性，即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实在，而是一种变动不居的集体创作。

三 初步结论

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得典型和生动，很大程度上还归因于当地的农民们在传述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枝加叶，不断将一些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故事也“融入其中”。这样以来，许多不同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内容并成一炉，真实记忆与集体想像交揉一起。一定程度上，仅拿原创标准衡量，这个故事已经逐渐失去了它最初的真实性（比如，我就本文中的故事的真实性求证过C嫂，询问这个故事的真实成分能有几许，她哈哈一笑，笑称全部都是人们编造的。当然，那么多的人争相传送这个故事，由此C嫂的话也不能全信。）不过，退一万步说，就是这个故事全是虚构的，也是有研究价值的。我们仍然能从这些增添的“枝叶”中，发现故事编撰者的心态和观念。因为，许多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具体情节或者人物都有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情景与创作者和传播者以及改编者的心态与观念却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所要关注的和研究的正是这种社会记忆得以存在、流传的历史情境。

同时，有社会史研究学者指出，在农村和农民研究中，如何理解和解析民众世代口耳相传的具有明显“地方性”的民间乡村逸事，是一个事关能否正确解读农民行动逻辑的问题。因为，这些乡村逸事的传播不仅是一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民众随着具体时空的生生不息有意无意地重复祖辈留下的传说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他们根据各自的生活经验和个人爱憎对具体的故事情节进行再创作的过程。因此，任何的民间乡村逸事蕴含了有关历史背景、一定区域社会的空间情景、民众日常生活经历与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观念心态等多方面的信息[7]。我们认为，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解析乡村环境中流传的一些有关性别偏好乡村“奇闻逸事”，就完全可以把这些故事视为乡民的“生育实践逻辑的再现”。因为，不难想见，这些故事得以传播开来，肯定是因为它们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和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因此，对乡村这类故事的解析也可视为对农民生育行为逻辑和心理特征的解读。另外，由于乡村逸事的讲述往往有一种“无事件境”的意味，就是说乡村逸事在传播当中往往因为叙事客体的多次置换促成人们将很多别人的某些事迹加于其身。因此，表面看起来这些乡村逸事往往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纠缠于这些乡村逸事的表面真实与否，而是关注这些乡村逸事之所以流传开来的深层原因，就能够辨析和复原出这类乡村逸事背后隐藏的人们的行为逻辑和机制[7]（P467-586）。同理，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纠缠于搞清楚以上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而是关注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开来的深层社会原因，就能够辨析和复原出这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的农民的性别偏好行为的逻辑和机制。

此文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5期

注释

[1] 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2] Schwartz B.. Social change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democratiz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6（April 1991）转引自，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自哈布瓦奇以来》，http://www.zisi.net/htm/ztlw2/shyj/2005-05-11-21216.shtml

[3] Halbwachs M.，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Collective Psycholog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ume 3，Issue 5（Oct. 1938），P615-623。转引自，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自哈布瓦奇以来》，http://www.zisi.net/htm/ztlw2/shyj/2005-05-11-21216.shtml

[4]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导论第1页

[5 同上，第2页

[6 同上，第4页

[7] 参见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586页

参考文献：

[1]《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4］纳日碧力戈：“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

[5] 陈晓云：《革命记忆与爱情呈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6] 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自哈布瓦奇以来》，http://www.zisi.net/htm/ztlw2/shyj/2005-05-11-212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