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全景式展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农村社会从男孩偏好到出生性别选择的过程和机制;试图对于农村社会中的出生性别选择这样一种异常现象进行溯源式研究，针对社会生活中的男孩偏好文化进行考察；最后得出几点新的认识和结论。

关键词：男孩偏好；出生性别选择；社会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无论是对于男孩偏好还是出生性别选择，国内外学者都进行过多次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其中一些人口学者研究指出强烈的男孩偏好是导致我国高出生性别比的根本原因，而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低生育率也起到了加剧的作用。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地指出在一个低生育率人口中，男孩偏好是决定出生性别比的最重要因素。不过，我们认为以往的这些成果大都停留在男孩偏好导致了出生性别选择、出生性别选择又助长和强化了男孩偏好等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泛泛讨论之上，而对于男孩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行为本身的研究不够（谁主张、受谁影响、怎么做、心理变化等等）；对于从动机（男孩偏好）到行动（性别选择行为）的过程和机制研究不够(究竟是哪些文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性别选择，其主要原因又是什么等)。我们认为出生性别选择固然与男孩偏好相关，但男孩偏好不一定就会导致出生性别选择，出生性别选择也不一定都是和男孩偏好直接地相关。那么要深入地理解农民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逻辑（而不只是从逻辑上把握出生性别选择行为），就必须对从男孩偏好到出生性别选择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研究。

1 调查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传统上对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基本上都是由人口学者来完成的。无论是男孩偏好问题的分析，还是性别选择问题的研究。莫不是建基于他们对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或者抽样调查所得到的宏观数据的了解和认识之上。当然，客观上正是由于他们对我国宏观性别比问题的强烈关注，才使得出生性别选择以及男孩偏好问题得到目前社会各界的空前重视。不过，随着对出生性别选择和男孩偏好问题调查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和研究者队伍的不断扩大，传统的单纯依靠数字和图表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便逐渐遭遇到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不同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挑战。

1.1 调查地点的选择

我们选择的调查地点是我的家乡地区的一个普通的村落。我们认为这样选择的一个最大好处是有更多地通过体验的方式来获取资料的可能。因为研究者与别研究者拥有相同的成长背景，相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而这些可以使研究者准确、迅速，深刻地领会和理解被访者土话俚语中的内涵。比如说起民风、民俗、民谚等时，如果没有良好的“地方性知识”储备，那么访谈者肯定会失去一次次绝好的获取深入资料的机会，而这些民风、民俗、民谚等往往承载着当地人的男孩偏好文化的最深层次的内涵；再比如当被访者无意中半遮半掩地说起村里某人的故事时，如果研究者并不熟悉当地（当村）的情况可能就失去了一次事后深究的机会，而这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出生性别选择的一个典型的个案。如果研究者要在当时就追问起来，又可能打断被访者的思维连贯性，要知道，如果贸然地打断他的话，很可能再也不种沿着原有的思路说下去了。

虽然我们强调选择家乡地区作为田野工作地点的重要性，但是绝不是说只有对家乡地区的调查和研究才是可行、可靠、可信的。事实上，一些优秀的学者通过长久地生活在某个地区（通常为半年之上），通过获得对当地独特生育文化的体验和感悟的能力，也能准确地掌握了“地方性生育知识”和“地方性生育逻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因为“不在此山中”可能能够更好地调查和研究；而许多当地人出身的学者往往由于对于一些情况太熟悉，而失去了学术的尖锐性和研究的敏感性，忽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表现”。

1.2 调查对象的选择

我们利用了亲属网络法，坚持在能够找到亲戚或朋友的情况下，尽量对他们做深入访谈。我们认为在这类调查和研究中，找亲戚朋友作访谈不是保障当事人能够告诉更多有关自己的性别选择方面的隐私；而是可以利用周围的亲属群的“证人证言”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调查或访谈得到的材料哪些是真实可信的，哪些是任意编造的。因为彼此之间有亲缘关系，所以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情况比较了解（在目前的我国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仍十分明显），这帮助研究者能够回避一些被访者忌讳的话题，省却了许多背景性资料的调查。在出生性别选择问题的调查研究中我们经常发现有时候背景性资料比真正要访谈的内容更难调查。也许这是因为一些被访者怕牵扯到自己的家人和其他一些与此有联系的别人，给他们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主张通过亲缘网络选择访谈对象，绝不是主张只对具有亲缘关系的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情况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优秀的研究者在调查访谈过程中，往往能与被研究者达成一种“默契”。即原来并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在长久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某种拟亲缘的关系，从而达到能够深入访谈的目的。

1.3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

在我们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是个案研究。正如前文所言，现在的人口学者在跨学科的学术讨论会上经常受到来自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研究方法的对抗和挑战，最经常遇到的一个诘问就是：关于出生性别选择等这样隐私性很强的问题，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所提供的“事实”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客观真实的？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怎样才能在这样的一些隐私性的问题或者说敏感性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中获得比较真实的数据和情况。我们认为针对出生性别选择这样的课题，也许只能经由特殊的、不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个案研究，才足以突显出农民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男孩偏好的价值取向。虽然由记述和分析这些“个案”，我没有得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真理，但是它们能够使我清楚地呈现出存在于农民性别选择方面的一些内在逻辑。

相反地，如果因为我们研究对象只是一个“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从而就摈弃用个案研究来说明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甚至否认个案研究在说明出生性别选择等隐私性较强的问题上所展现的力度。我们不仅会对他们所主张的研究方法的单一表示遗憾，而且会认为他们恰恰是落入了盲目崇拜数字和图表的陷阱。

2 从男孩偏好到出生性别选择的过程与机制

中国人对男孩的偏好由来已久，为什么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升高呢？一些人口学者从生育率的变动进行了解释，认为在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当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后人们的性别偏好得到了强化，表现为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我们认为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男孩偏好只是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动机，它并不是直接等于出生性别选择本身，男孩偏好的强化也不一定就直接导致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高发。我们认为要想真正弄清楚男孩偏好怎样地影响了出生性别选择行为，还要从具体的实际出发，详尽地考察具体情境当中从男孩偏好到出生性别选择的逻辑与机制，看看到底是哪些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1性别的预知

胎儿性别的预知是第一个体现当事人男孩偏好程度的指标。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我们知道往往是那些有着强烈性别偏好的当事人，最迫切地渴望提前预知胎儿的性别，也正是他们是对胎儿进行性别技术诊断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因此在胎儿性别预知的问题上，我们重点关心的是在一个家庭范围内，谁最渴望预知胎儿的性别、人们一般依靠什么方法预知胎儿的性别？人们是充分地信任B超的诊断结果吗？

2.1.1关于谁最渴望预知胎儿的性别

我们得到的最具有普遍性的答案往往是，即使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家庭圈子内，谁最渴望预知胎儿的性别往往也是不固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和行为还可能相互的感染和影响，可能产生一种共同的情绪，使性别选择变为一种集体行为。而且，在预知孩子的性别的方法中，除了B超，农民还摸索出了一系列的未经科学验证的“偏方”，比如饮食控制、民间秘方以及房事时机选择等等。另外，调查对象不仅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包括吃药，选择怀孕时机，以及许许多多的民间秘方；还诚恳地向我们传授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诉我们怀孕后怎样感觉就生女孩，怎样的感觉就生男孩。甚至，还有人向我们推荐了一种比B超还要高级的羊水胎儿性别鉴定法，据称这种方法比B超还要准确。一位平日里连国家主席都弄不清是谁的乡村妇女，却对这种高科技产品了如指掌，不知道这是社会的幸还是不幸。

2.1.2 性别技术诊断的次数

在我们访问的对象范围内，多数只进行一次B超，来预知胎儿的性别；但是也有个别的可能会重复数次。之所以出现数次，不是当事人不相信B超的准确性，而是不愿意相信。他们大都抱有侥幸心理，希望B超失灵，诊断出错。所以说，这决不是单纯的对科学不信任的问题，而是对自己又要生育女孩这样一个不愿意承认的心理问题。当我们问到当事人如果知道是男孩，是否会大肆宣扬，而如果知道是女孩，是否会特别沮丧等问题时，调查对象的答案除了和个性有关之外，更多地是于他们进行性别选择的次数有关，试想如果前后进行了4、5次的希望到失望的思想过程，调查对象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就永远失去了超脱和坦然。因为他们沮丧和高兴的大部分原因来自与周围的环境能否认同，或者说与周围的环境、氛围和舆论有关。

2.2 参照的选定

我们知道在相对固定的社区中，人们采取某种行动的主要参照群体一般都划定在比较熟悉的人群范围之内。这也就是说无论是男孩偏好还是出生性别选择一定程度上都是以当事人生活的村落社区内的人群为参照群体。由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关心的是谁是在一个村落社区内最先做B超和性别选择手术的人（一个村落社区内最早的或者被访人知道的最早的人）以及对于当事人进行性别选择影响最大的人。

2.2.1最先做B超和性别选择手术的人的问题

本来设想：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村社区内，能够轻易地打听到谁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但是，我们问到的所有人要么说不知道，要么指出的人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不是最先做B超和性别选择的。人们对做过B超的人的评价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我们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就是人们在做B超和性别选择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潜规则——那就是第一，第一胎不能做，就是知道了胎儿的性别也不能做；第二，做的次数不能太多，一般不应该超过三至四次，超过这个次数人们就开始有非议了；第三，不能是被迫地去做，如果有人强迫去做，那么大多也会招致一片指责。我们还特别地关注谁掌握着社区内权威的资源（就是说人们最听谁的）？被访者认为谁提供的信息最可信或者说有用？当我们访谈调查对象的时候，人们的答案接近一致：即关于B超的合适的时间、地点、方式，一个过来人，就是说作过B超和性别选择的人掌握着权威的话语权。人们往往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榜样（以前做过B超和性别选择的亲戚朋友）提供的信息最可信或者说有用。虽然这种帮助是在一个有限的圈子内进行的。同时，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做过，我们想人们也不会找他帮忙的。但是，依照人们的人际交往的网络理论，这个圈子会很快地扩散到这个社区的每个角落，使社区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个资源，这个资源也把社区内的每一个人都联系起来。

2.2.2，关于谁是对当事人进行性别选择影响最大的人

和我们最初的研究设计相比较，如果说婆媳关系，在农村生育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像我们研究假设的那么突出。那么，妯娌关系（同辈群体关系）在农村出生性别选择中的作用要比我们原有的研究假设大得多。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认为，妯娌关系（同辈群体关系）可能是影响农村生育选择的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在农村地区，一般地说，每个人大家族的居住地都相对集中，许多妯娌（同辈群体）都比邻而居，这给他们之间进行相互影响提供了地理条件上的可能性。在农村地区，农民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妇女的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半径很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家族和周围四邻，所以他们在判断许多事情时采用的标准也就是这些人的标准十分一致。参照群体理论认为一个人选择的参照群体就是他自己心里上所认为自己属于的那个群体，不管在判断事物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应用这个群体的价值和规范，而且他比较的对象往往也出自这个群体，按照这个理论，妯娌之间当然可以被当作一个完整的参照群体，相互之间的影响也顺理成章为她们行事的动力，别人的情况往往成为自己效仿的对象，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访谈中感受明显。在我们让受访者随便说出谁家有男孩时，（这些受访者本身都没有男孩），在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男女双方的兄弟姐妹家。

2.3社区的支持

出生性别选择的社区支持是指在一个社区内的相关社会成员有目的地支持当事人进行性别选择活动而提供的信息帮助和心理支持。出生性别选择的社区支持的第一个特征是参与性。就是说作为相关社会成员必须直接地参与其中。第二个特征是目的性。即社会支持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群体性的行为。根据这两个特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注调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在为出生性别选择杂提供社会支持？谁是当事人进行出生性别选择的参照群体？当事人周围有什么人支持过、鼓励过、劝说过？又有多少人出来干预吗？以及当地的政府部门或村干部出来制止过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2.3.1谁在提供社区支持

在对当事人出生性别选择的社区支持系统的考察中，当让被访者具体说说周围作过出生性别选择的人中都有谁时，我们并没有发现固定的类别倾向。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人们的参照群体大都是周围的邻居和亲朋。对于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调查对象都说没有外人干预呢？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很少有外人直接支持过、鼓励过、劝说过，更没有人出来干预制止的现象。第一是因为不知情，很少有外人知道。第二是人们认为情有可原，这种做法合乎农村的情理。所以村干部（特别是管计划生育的村干部）和当事人之间的默契，只要你有准生证，不违反政策。你爱性别选择就性别选择，反正就装作不知道。另外，关于双方父母或长辈很少有明确地怂恿当事人进行性别选择，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他们在这件事上比年轻人更开明呢？我们认为不能这么说。因为虽然他们不明确地说（或许是不敢，怕儿媳妇不高兴），但是通过日常话语和行动中男孩偏好还是无形地对当事人施加了影响和压力。

2.3.2 相互支持的原因

我们注意到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半熟人社会。传统的亲属关系法则把这个区域的人们都联系了起来，就是说，一个区域内的人们往往通过婚姻、血缘等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紧密联系起来，以谋求相互间的支持和帮助。在农村一个人帮不帮另一个人的忙，完全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完全是这个亲属网络能否顺利维持的事情，事关这个网络内所有成员的利益，所以你有时不得不违心地帮助别人。如果不帮助作要对整个亲属的声讨和失去网络支持的危险。所以，在农村，许多人明知替别人做B超是违法的，也是不道德的一件事，但还是要坚持去为别人提供有关的信息，甚至直接地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

2.4 生死的判定

生死的判定是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核心内容。也许一定的意义上，这个问题直接地体现着当事人的生育逻辑和在家庭当中的权力和地位，是考察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在夫妇之间谁做出的最后决定？过程中当事人主动还是被动的？在多大可能的程度上是理性的权衡过程还是感性的冲动（真的是仔细得分析过和权衡过“去和留”“生与死”的利弊得失吗）。

2.4.1关于谁做出的最后决定的问题

我们得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回答是：两口子商量办的。多数男性调查对象认为其实最后还是女的说了算，孩子在她肚子里，她要是自己不愿意，谁还拉他去医院呀。这些调查对象也许叙述的是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正如调查对象所说的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在提高，当然也不排除与我们访谈的对象相对来说素质和层次较高有关。不过，仅从夫妻双方共同做出决定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目前在生育选择的问题上，表面上两性是获得了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共同地歧视女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歧视女性的问题上，在农村的两性之间是有共识的。这个很滑稽。其实这也说明了这个行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完全是对男权文化的一种维护。另外，我们也试图知道到底农民是如何看待胎儿的，是否也把它当作生命，我们访谈得到的回答也与我们预先的假设不一致。我们开始以为按照我们国的传统说法和法律规定，只有出生之后的婴儿才开始被看作有生命的，而之前是被作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事人在性别选择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犯罪的感觉。

2.4.2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合理化

虽然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多数农民的性别选择包含了大量的不合理的成分，比如没原则的男孩偏好、对生育健康的漠视等等。但是，对多数农民来说，性别选择本身却是一个经过认真仔细思虑的权衡过程，是经过对“去和留”的各方面利弊得失进行过衡量后得出结论。对于他们来说，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是不愿意多生，因为经济负担和养育的成本问题。正如我们的访谈对象都和我们提到，现在人们已经不愿意多生了，就是放开生，也不会超过3个。之所以进行性别选择，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承担过重的抚育责任。另一原因是同时又想生育男孩。所以在有限的生育机会下，大多数人选择了出生性别选择行为。不过，他们一认为进行性别选择都是逼出来的办法。理由是国家不让多生，只好做B超了。另外，一些人认为自己进行生育性别选择的逻辑是：周围大家都这么做，所以自己也可以这么做，不然就吃亏了。我们们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在分析自己的做法时，总有一种要合理化自己行为的倾向。

3. 结论与对策

通过上面的田野工作，我们对从男孩偏好到出生性别选择的机制和过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出生性别选择行为和传统的男孩偏好生育文化息息相关，而且要认识到由于这个问题的形成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其解决过程绝不是一躇而就的。要想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首先找对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

3.1 关于男孩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不对称性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动机和行为之间往往会存在一种不对称性，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动机不一定产生相应的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在行为动机确定之后，人们还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其动机。实现动机的手段包括计划、方法、步骤,使用什么工具，利用什么人,选择什么时间、场合等等。另外，行动之前，人们还要考虑会遇到什么困难和干扰，如何去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如此等等，这些考虑更要经过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个复杂的中间过程和许许多多的中间因素就导致了并不是有了想生育男孩的想法（行为动机），就一定要产生相应的行为后果（出生性别选择）。这种在生育实践当中的动机和行为的不对称性也为我们控制出生性别选择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男孩偏好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不可能从我国群众的思想意识中轻易地抹去。而我们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发生率，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大人们在进行性别选择行为时的困难程度和干扰力度，也就是要在加大进行B超的难度和扩大影响性别选择的干扰项方面下工夫和花力气。

3.2 关于控制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对策的一点思考

我们强调解决性别选择问题的对策的多元性，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普适性”的空泛对策。我们的主要观点是：人们的性别选择不仅与经济发展、国家政策、生育文化等有关系，而且与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情境和个人生活史等有关。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人们的性别意识和最终性别选择行为并不是绝对一致。只有把生育中的性别选择行为放在当事人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强调在进行性别选择的当事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寻求他们为什么进行性别选择的答案以及我们治理的对策。

From the Preference of Boy to the Practice of Selective Abortion

Liu Zhongyi

(Sociology Depart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and materials from the fieldwork, this paper will talk about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from the preference of boy to the practice of selective abortion in rural China. Try to get the bottom of the issues of the practice of selective abortion from a soci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We will give out som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at last.

Keywords: the preference of boy; the practice of selective abortion; social anthropology

参考文献:

[1] 李南. 马科斯•费尔德曼. 什瑞帕德•图加普卡.男孩偏好和出生性别比 [J]. 人口与经济, 1999 , S1 19-26

[2] 李银河. 生育与村落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 陆益龙.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J]. 人口研究，2001,(2)

[4]. 彭希哲、戴星翼.中国农村社区生育文化[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Abeykoon. Sex preference in south Asia [J].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1995, (10). 5-16

[6]Goodkind.Daniel. Do parents prefer sons in North Korea?[J].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1999,(3).212-218

[7]Graham,Maureen,UllaLaren,and Xiping Xu. Son Preference in Anhui Province, China[J].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1998,(2)72-77

此文发表于《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