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培磊:中国古代史学“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0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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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培磊  

   内容提要:“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产生于宋元之际,其形成既与传统史学观念的积淀有关,又与少数民族政权史学意识的增强密不可分。从逻辑上观察,该理念所强调的是:无论什么样的“国”,其史籍、史事也不可灭,树立了无条件存史的信念。这种理念进一步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和独立性,并且突破正统论等思想限制,成为史学发展与扩大修史范围的推动力,开拓了史学多途径探索的空间。对于促进中华历史文化脉络的全面承袭,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融合都有重要的价值。

   关 键 词:史不可灭/史学理念/文化认同/史学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ZS053)

   作者简介:时培磊,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河北 廊坊 065000)。

  

   在中国古代,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虽少,但史学思想方面的阐发则相当丰富,形成的一系列史学理念,对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不仅对于中国史学的繁荣兴盛影响甚巨,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此理念的研究,多围绕在其与正史纂修的关系和个别史家的认识两个方面,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①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从中国史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此理念进行新的探析。

   一、“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产生的史学根基

   “国可灭,史不可灭”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理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史学观念基础。从中国史学起源以后,中国古代就逐渐形成了连续撰述历史的文化传统,出现了诸多重要的史学观念。其中诸如记史求真理念;国家政权记史、撰史理念;包容私家正当修史理念;纂修前代史的理念;补足以往正统政权史事的理念;重视载述少数民族史事的理念等等,都与后来形成“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有着密切联系。

   记史求真是历史学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这种理念产生甚早,且影响深远。春秋时期鲁国的曹刿就提出:“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②这种说法强调不管君主有何种行为,都要按照一定的笔法规则如实记录下来。《左传》中记载了史官如实记载历史的多个例子,如晋史官董狐坚持“书法不隐”而记载“赵盾弑其君”③,齐太史兄弟前仆后继照实书写“崔杼弑其君”④,南史氏听闻太史氏遇害便执简前往代为记史。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充分肯定了这种直书实录的精神,“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⑤。这就从彪炳史册的角度肯定了如实记史行为的价值,也是对记史求真理念的高度认可。“国可灭,史不可灭”强调如实存史,实质上也是对记史求真理念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于官方,并且形成了国家政权要记史和撰史的理念。自周初出现“殷鉴”的理性思维以后,官方开始有意识地整编档案文献资料。据学者考证,“共和行政开始了按时间先后连续性的记载史事”⑥。编年体国史的出现,说明国家政权开始自觉而系统地连续记载历史。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开始了编年体国史的撰述活动,出现了以“春秋”“乘”“梼杌”等为名的史册,并且形成了记录本国史事和君王言行的史学机制。国家政权有了记史和撰史的理念,推动了官方连续记载史事和纂修史书的史学活动机制的确立,也使得国家与史学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对于“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古代私家撰史的理念与孔子有关,虽然关于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的问题尚存争议,但是从孟子开始特别是两汉以后,普遍将孔子认定为私家撰史的典范,这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⑦其后私家撰修国史找到了楷模,由于孔子在国家政治上的特殊意义,使得任何政权都无法从法理上禁绝私修国史。而私人撰史就有了发挥的空间,私家史学也发展成为与官方史学并行的两条史学发展轨道,由此而形成了包容私家正当修史的理念。“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中就含有私人也可为亡国修史的意识,这与较早形成的包容私家正当修史理念不无关系。

   改朝换代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常态,新兴政权需要在思考前朝兴亡教训的基础上稳固统治,而总结历史经验就产生了修史的现实需求,史学上随之而产生了纂修前代史的理念。唐代时,令狐德棻曾请唐高祖纂修五代之史,上书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⑧明确提出了要纂修前代史,以供当朝统治者借鉴的理念。唐太宗时专门设立纂修前代史的机构,由此确立了后世官方组织纂修前代纪传体正史的格局。纂修前代史理念成为统治者认可的史学意识,对于之后“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就有了政治上的铺垫。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理论,对于史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围绕何为正统政权而产生的史书编纂争议又丰富了正统论的内容。正统问题的争论往往产生于政权并立时期,而史书纂修中如何贯彻正统理论成为困扰史家的难题,由此也催生出补足以往正统政权史事的理念。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以曹魏为正统政权来记录史事,而东晋史家习凿齿则认为蜀汉刘备政权才是正统,因此他积极撰写《汉晋春秋》,以刘备政权年号来纪年并补充史事。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甚至在史书中互相对骂“索虏”与“岛夷”,以自居正统贬抑其他,而这也刺激了史书的纂修。为正统政权存史,补足以往正统政权史事的理念,获得共识,但分裂时期哪一政权定位为“正统”则意见分歧,针锋相对,许多史家各自按照自己的认识补修史籍,一定程度形成了“史不可灭”的景象。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产生了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既有统一的中央政权,也有与汉族政权并立的周边民族政权,而在史学上则出现了重视载述少数民族史事的理念。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了丰富的少数民族史事,如《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等就记载了大量周边民族政权的历史。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模仿汉族王朝传统,建立史官制度,进行系统的记史和修史活动,出现了大量专门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书。“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中并不区分存史对象是否为少数民族的政权,与早就形成的重视载述少数民族史事的理念有很大关系。

   总之,中国史学起源以后,逐渐形成了记史求真等多种史学理念,使得中国古代连续性撰述史书成为常态,官方和私家撰史、修史的认识日益提高,这些都为后来“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与中国古代史学中早期形成的以上这些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能将之泛化认为是“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早期形态。如有些论述中将司马迁撰写《史记》、唐代纂修前朝正史等都说成是“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体现,则是混淆了中国史学史上多种史学理念的区别。一定的史学理念的产生,必定与历史的发展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曾出现过存本国之史而灭他国之史的现象,说明当时并未形成“国可灭,史不可灭”的普遍认识。如龚自珍就在描述三代之史以及早期的文献状况时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往往一国灭亡之后,其史亦随之毁掉。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意毁灭史籍的行为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时有发生,如后赵石虎废除石勒之子而篡位称王后,竟将石勒一朝所修史籍“并令刊消,使勒功业不传”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匈奴族赫连氏的夏政权后,竟然欲加罪编纂夏国官修史的赵逸,并且夏国史也“多见焚烧”(11)。这些灭他国之史的行为,与已然形成的重视史书修纂和保存史籍的尊史重史传统格格不入,“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还远未具备社会的、文化的产生条件。

   唐初,官方先后纂修了六部前代正史,对于之前的南北各朝同等对待,各自独立成史。李延寿私人修撰完成《南史》《北史》,对于前代政权一体对待,符合南北朝政权更替的历史原貌。这说明唐初官方和私家在史学观念上都淡化了正统论,为前代并立政权各自独立撰史,这就为以后存史观念冲破正统论的制约准备了思想条件。金朝灭亡后,元好问决定编纂金朝历史《壬辰杂编》以及“以诗存史”的《中州集》,郝经称其:“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12)元好问虽然是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的后代,但他认为金朝作为独立政权,其历史文化不能湮灭不存,在观念上已经摒弃正统论的制约,成为“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产生的直接先声。

   真正形成“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始于王鹗。他曾在金朝为官,后来出仕蒙古政权。王鹗在元朝初年,建议统治者纂修辽金两朝的历史,他说:“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13)王鹗是通过述说编修辽金两国史的重要性来建议元世祖建立史馆。他在《立史院奏帖》中也说:“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兴者与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人而可公故也。”(14)忽必烈接受了他的建议,设立了翰林国史院,下令纂修国史并附修辽金两朝历史。王鹗在元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对于元朝官方史学建设颇有贡献,对于辽金两朝历史的纂修也功不可没。他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被蒙古政权接受,说明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观念。与王鹗有着相似政治轨迹的刘秉忠,也曾经向元初统治者建言:“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15)蒙古政权开始着手辽、金的资料搜集和编修,表明这种理念已经形成为官方的认识。曾经担任忽必烈怯薛,并且在平宋战争中立下大功的董文炳,也是一位颇有儒学修养的武将。他在攻下南宋都城临安时,做了一件对史学来说功德无量的大事,将宋朝官方记录和修纂的史书五千余册悉数送至元大都的翰林国史院中,为后来正史《宋史》的完成保存了最可宝贵的史料。董文炳之所以有如此举动,是因为在他看来:“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16)可见,在宋元之际的北方上层阶级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不管是对少数民族政权的辽朝、金朝,还是汉族政权的宋朝,都是将保存其历史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到了元朝中期,著名学者虞集也多次提到“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如他在《道园类稿》中就提到:“世祖皇帝时,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上甚善之,命史官修辽、宋、金史,时未遑也。”(17)在《道园学古录》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我怀公家问学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国亡史存,泽及孙子。遭时休明,亦既膴仕。”(18)这说明该理念在元朝一些学者的史学认识中已经有所传承和发展。

元朝末年,统治者在风雨飘摇之中用很短的时间便完成了辽、金、宋三史的纂修任务。一般都认为这是由于在总裁官脱脱“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19)决断之下,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正统之争问题的结果。但实际上,促使这项工作得以最终完成离不开进一步发展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在《金史》纂修完成之际,由监修国史阿鲁图领衔众史官所上的《进金史表》中就称:“窃惟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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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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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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