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盛峰:连接一切:人脸识别的隐私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1 次 更新时间:2021-01-30 00: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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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 (进入专栏)  

   人脸识别不是隐私的唯一敌人,甚至也不是最大的敌人。或者说,当代隐私的最大敌人已不是某项技术,而是数字社会本身对于数据的无限欲望,以及“连接一切”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自由幻觉。狭义的人脸识别只是固态机器的认证,而广义的人脸识别,则涉及整个生存空间的数字化和监控化。易言之,人脸识别技术不过是智能社会理想的逻辑闭环,在这个闭环演化的进程中,隐私的城堡已从领地、房屋、大门被步步击溃,进攻火线不断延伸向发型、服饰与口味,扩散到面部肌肉和轮廓线条,进而窥探包括眼球运动、血液构成、生物基因与大脑神经元脉动在内的一切信息。

   在人脸识别之外,今天遍布我们周遭空间的是不计其数、隐匿无形的监视技术,它们吞吐一切可以数据化的信息,全息实时生成各种数字形象。换言之,“智慧城市”本身就是扩大版本的人脸识别技术,它指向无数摄像头、人工智能机器、大数据技术、无人驾驶汽车、二维码扫描、深度神经网络组合而成的自主运作、永不停息的监控MATRIX。城市即AI,空间即摄像头。我们不仅被识别人脸,也栖居在人脸识别之中。质言之,人脸识别只是技术以其冷酷性撕开了数字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用稍显挑衅的方式提醒人们被时刻追踪的现实。人们无法再假装拥有数字社会中来去自由的主导权,当技术不再迂回和隐秘地收集信息,一种被粗暴冒犯之后的惊讶、失望与愤怒情绪开始蔓延。

  

  

   一、隐私的社会功能

  

   近代隐私是印刷术的产物,在私人书房安静阅读锻造的心理主体通过财产的庇护,特别是住宅的不可侵犯扩展了自我保护的范围。隐私设定了在私人和公共之间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可以是窗帘、幕布,也可以是围墙与隔断。从根本上说,隐私构成了主观权利的心理学基础,隐私乃是现代个人权利的前提和依据。换言之,隐私是现代社会确立个体人格的核心机制。保护隐私,也就是保护与创造人格,这为现代社会运行提供了宝贵的主体(agent)资源,成为了现代社会自由秩序扩展的基础,也正是由此,现代社会具有了特殊的弹性和活力。隐私的意义,即在于对无限社会连接的切断,它反对连接一切,这让无数个体获得对社会连接的控制权与主导权,在这种去中心化的连接选择中,社会通过无数个心理节点的自主选择,自发形成各种随机和偶联的沟通组合。个人的隐私既在于可以自由连接,也在于可以拒绝连接与断开连接。理论上,完全的隐私甚至可以拒绝一切连接。

   隐私使个人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条既清晰而又具有弹性的互动缓冲带。其清晰是说个人与社会通过隐私的确立获得判然二分的可能性,社会的边界停留于个人隐私的边界;其弹性是指私人和公共之间的缓冲带又具有充分的伸缩性,这可以为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建立动态的平衡。事实上,隐私就是个人和社会进行耦合的一种媒介装置。借助这种装置,个人可以灵活调整社会接触的范围与程度,可以根据隐私空间的边界设置,获得外部社会进入自我世界的识别权利,由此来主导个人的自由范围及其亲密关系。

   正是由于隐私的存在,外界社会不再可以贸然闯入个人世界,同时也由于隐私的存在,个人获得了由自己来主宰如何进入世界的自由。某种程度上,隐私让个人拥有了识别世界的权威,它可以自主设定对外识别的尺度,掌控接近和访问其私人生活的范围。只有获得识别通过的资格,外界社会才可以拥有接触与访问主体世界的机会。这主要也是因为,在近代社会,个人隐私基本可以被垄断在私人世界的领域,隐私即私域的隐私,隐私立基于隐私的可隐性。正如哈姆雷特所说,“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中,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此隐私可谓隐私1.0。

   而在二战之后,伴随着计算机和电子数据库技术的兴起,隐私不再能够被主体完全占有,大量隐私变成机器可读数据,被存储到政府和企业的硬盘之中。隐私保护无法再简单依靠空间上的封闭与隔离,相反,主体必须参与和控制信息的流动过程。隐私无法再简单通过私人空间的划界来形成连带保护,相反,主体必须强化对散落在私人空间之外的信息控制,来把握自己的隐私命运。在这个发展阶段,隐私不再局限于私域的隐私,大量隐私信息已脱离个人空间,进入到公共部门的存储机器。个人也已经无法基于隐私,垄断外界社会进入私人世界的识别权,识别已不只是个人对世界的识别,而逐渐转变为机器对个人的识别。在这种背景之下,隐私理论从古典时期的空间范式向信息时代的控制范式转变。伴随可隐性的逐步瓦解,私域隐私(privacy as private)开始过渡为公域隐私(privacy as public)。此隐私可谓隐私2.0。

    

  

   二、人际互动与组织识别

  

   传统隐私首先解决了人际互动的间距问题,依靠熟人和陌生人的区分,隐私可以采取不同的互动策略。在熟人之间不需要特殊的识别,双方互动已然形成稳定的默契,隐私的边界是相对清晰的。而对于陌生人则依赖隐私提供的缓冲地带,由此双方形成试探性的相互识别以及对识别限度的共识。通过相互的接触与博弈,在双方隐私之间制造的间距创造出了互动的微妙空间,由此产生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笔下奇妙无比的面具表演。事实上,由隐私所塑造的心理世界和人际世界的深度,正是现代主体与自由文化潜滋暗长的终极渊源。隐私所锻造的人格黑箱,使得主体之间可以在小心翼翼的周旋进退和左右腾挪之间产生各种沟通的可能性,避免了因袒露无余所陷入的毫无波动与偶然惊讶的死寂状态。

   熟人社会厌恶识别,基督之爱即是对上帝正义识别的衡平。去识别化的爱拉近了社会距离,产生了亲密共同体,家庭和社区成为人类社会稳定价值观的繁衍基地。这样的社会强调互惠伦理、自我牺牲与无私奉献,而不是斤斤计较的识别和步步为营的算计。即使陌生人社会,为了克服一次性博弈形成长期合作的可能,也往往借助信任避免识别机制的反复启动。人类学早已观察到从原始部落文明开始,社会就形成了放弃随时警惕与识别的机制,通过把交易物品留在原地,或类似罗马法要式买卖所建立的特殊程式,特别是一般化沟通媒介货币的产生,推动社会产生各种规避无限制识别的信任机制。

   事实上,隐私也保留了事与愿违的可能性,每一方都不能被对方彻底识别,而由此形成的混沌与晦暗,则为社会沟通的不间断进行提供了内在动力,从而也成为各种不确定的行动可能性的源泉。在这种背景下,隐私所承担的对外界社会识别的功能,其目的是维护私人领域的完整性和安宁性。隐私可以过滤外界的杂音,自主选择自己所需要的环境信息作为自我人格持续塑造的资源。它对外界的识别主要起到了防御的功能,以维持主体边界的稳定性。

   而在近代主体的防御性识别之外,同时期也开始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识别,即各种新兴的组织/机构的对外识别。组织之所以需要识别而且可以进行识别,是因为组织本身的逻辑即建立在对成员和非成员的区分之上,识别是为了识别成员的身份,从而赋予其相应的作为组织成员的特权。与个人建立的家庭与财产边界一样,组织的领地同样依据私有财产的标记,通过组织机构的围墙、铁门、保安和登记簿,形成甄别成员与排斥非成员的区隔。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非成员被特定的组织排除在外,但他仍然拥有作为潜在的无数其他组织成员的资格,他不可能被作为整体的社会排斥。在这个意义上,组织的识别同样也是防御性的,组织同样需要依靠对外识别来保护机构隐私的完整性。这种机构隐私承担的社会功能和个人隐私极为相似,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自由秩序扩展的基础。

   隐私的神秘面纱,让人可以免于被社会透视镜作为异己力量持续识别甚至形成排异。隐私假定了社会的视而不见。个人的藏匿并不构成社会的威胁,对于晦暗的容忍不足以破坏秩序。所以,在现代社会演化中,除了组织之外,全社会没有对个体进行深度识别的必要,隐私本身也确保了抵御此种识别的能力。而组织的识别和排除,总是预留了主体被其他组织包容的机会,这从反向也进一步促成了现代组织繁育的多样性。

   而且,对于全社会而言,事实上也缺乏识别全面铺展的可能性。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识别成本的先在约束。某种程度上,组织本身就是为了降低个人互动的识别成本,将成本内化为根据成员资格进行甑别的形式。组织具有识别的动机和资源,同时,组织又将识别转变为一次性识别,在组织内部不再需要持续的识别。而在组织之外,无论个人与全社会都缺乏深度识别的技术,普遍识别的成本高企到无法识别的程度,而根据深度识别的技术难度,就相应固化结晶为隐私保护阶梯体系的基本架构。

  

  

   三、人脸识别的政治化效应

  

   如果套用网络分层理论,隐私保护阶梯体系可以视为层层叠加的金字塔结构。在金字塔顶端,是作为沟通层的信息隐私(information privacy);第二层是作为社会层的亲密隐私(intimacy privacy);第三层是精神层的智识隐私(intelligent privacy);第四层是物理层的空间隐私(territorial privacy);而最底层则是生理层的身体隐私(bodily privacy)。伴随新信息技术发展,近代以来逐渐丰满的隐私保护壳又戏剧性地遭遇逆向瓦解过程:信息隐私、亲密隐私、智识隐私、空间隐私被逐一腐蚀。隐私金字塔风化之后,就开始裸露出最底层的身体隐私:被机器识别的人脸。当社会从平面和纵深两个维度形成对隐私的全方位夹击,即识别在空间上的全面覆盖以及时间上的无所不能,人们开始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恐慌。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雅典执政官克里斯提尼最早创设了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对于雅典人来说,“放逐”即相当于公民人格的死亡,因为他被涵括一切组织在内的组织母体即城邦流放出去,从而也就丧失了进入一切组织的机会,这让他成为一个没有共同体也没有任何组织庇护的游荡者。值得庆幸的是,在城邦社会之后,这种被社会全体识别进而驱逐的可能性消失了。即使监狱也只是特定空间的隔离和惩罚,而且监狱本身也是组织。但是,当代的人脸识别技术则潜藏着与陶片放逐法同样的威胁。

   传统的国家和社会监控主要基于书写档案技术,进入计算机时代之后,各种身份信息的采集与存储也基本采取历史记录的方式,对于历史隐私的记录无法触发同步识别的动能,无法实时追踪,更不论面向未来进行预测性的推断。《1984》中无所不在的老大哥识别技术,主要停留于文学层面的想象。而当人脸识别技术推动去中心化的无所不在的识别,在全社会层面进行识别的成本就被急剧缩减。人脸识别不只强化了组织本身的认证技术,同时,它将识别的触角延伸到人际互动和社会系统之中。

   识别不再局限于组织,在人际互动特别是全社会层面,由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推广,就提供了社会全体识别化的可能。识别廉价化的结果,就是识别的普遍化、连接化和网络化。空间与时间本身转变成为一台没有边际的人脸识别机器。而与组织识别不同,全社会层面的人脸识别会产生政治化的排斥效果。人脸识别获得了对社会进入权的审查权,人脸识别主宰了个人进入全社会的权利。进言之,识别技术的普遍化也将导致私人和公共分界线的消失,主体的边界开始消融于社会识别机器之中。当隐私被完全吞噬,个人也将消逝于无形。未来的智慧城市,可能会是一个没有个人的城市。

  

  

   四、人脸识别社会的自闭症效应

  

连接一切的结果必然是识别一切。这使其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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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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