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季子平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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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读《左传》和《史记》,撰写《中国先秦史话》,在写作到《季子观乐》一章时,脑子里忽然蹦出了一句词:“季子平安否?”这句词在脑子里回环往复,变成一片温暖的波涛,渐渐地将我淹没。我仿佛看到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代那位来自南国的贵公子骑着白马,腰悬宝剑,行走在黄河之滨,踏访华夏诸国,寻觅中原文明的身影;又仿佛听到十七世纪那个不幸的流放者,才华横溢的诗人在冰天雪地的北疆翘首仰望家乡,眼含思亲的热泪,苦苦吟哦的声音……三千年来,礼与乐,歌与诗,文明的追索,心灵的负重,万水千山,愁云郁结,读书人走过了多少风雨坎坷路?清风吹拂,锺磬和声,余音袅袅,亲如耳语,似乎真有一个来自天庭的问候——

季子平安否?平安否?平-安-否——


一、季子观乐


季子,名札,春秋时吴国国君寿梦第四子,因其贤明聪慧,志向高洁,寿梦有意传位于他。季札视权位如粪土,更看重心灵的自由。寿梦薨,吴国王室和庙堂的臣子们苦苦相强,逼迫季札接班上位,季札矢志不屈,最后离家出走,在荒野开垦一块土地自耕自食,做农夫野人以避君位。

吴国只好由寿梦的长子诸樊继承了王位。诸樊在位十三年,死前留有遗命,传位于二弟余祭,兄弟依次相传,王位轮流坐,总会轮到这个最小的弟弟季札。

余祭即位后以延陵为季札的封地。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为争夺王位,兄弟叔侄乃至父子间相杀相残的事很多,如季札这样弃王位于粪土,内心高洁,更看重自己心灵自由,守志不屈的人真如凤毛麟角,所以他得到了各诸侯国上层贵族由衷的敬重,人们尊称他为“延陵季子”。

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吴国派季札到访鲁国。他所到访的国家除鲁国外,尚有齐、郑、卫、晋等国,由吴(今苏州)先至鲁国都城曲阜,再至临淄(齐),由临淄前往河南新郑(郑),再北行至卫都帝丘(河南濮阳),然后先北行经戚(今濮阳北),再西行适晋。足迹所至历江苏、山东、河南、山西诸省。此次出使,除代表吴国负有和中原诸国交好的使命外,还有考察各国政治和学习中原礼乐文化的愿望。季子的这次北行,是南北文明融合、政治交往的一次壮举。他的行踪和言行都被鲁国史官认真地记在《左传》中,我们今天读来,可以想望这位江南名士佩长剑、跨骏马、风尘仆仆,蹈历山河的潇洒英姿。从他鲁国观乐,意气飞扬、品评赏鉴,雅兴遄飞的词采中可见他天性中出众的艺术才华和悟性。周公制礼作乐,礼关乎制度,乐关乎教化,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当然是礼乐制度保存最完美的国家。鲁国应他的请求,为其举行了大型的歌舞表演,向他展示了辉煌的西周文化,诗与乐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今之所称《诗经》,古时径称“诗”,诗是和音乐相伴相生的,音乐也是可以独立的。今天我们见到的只是《诗》的语言,音乐已经失传。春秋时代,孔子删诗后,余“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春秋之歌,有“徒歌”和“弦歌”,“徒歌”没有伴奏,而“弦歌”是以各国乐曲伴奏歌唱的。鲁国乐人首先为季子歌《周南》和《召南》。这是两首弦歌,鲁国乐工歌罢,季札评论道:“多么美妙啊!周朝教化的基础已经奠定,但尚未尽善,人民勤劳于野而无怨恨,这就是美好的开端啊!”现在流传下来的《周南》诗中的《关雎》;《召南》诗中的《野有死麇jūn》等诗表达了人们在田野山泽中劳动、狩猎的情景和纯真的爱情,使人对远古人类的和平生活充满向往。所以季札情不自禁发出“美哉!”之叹。接着,乐工们依次为季子歌《国风》,各国的遥曲轮番上场,季子依他敏锐的艺术感受,从音乐和歌词(诗)中体民情,观政风,议论风生。

如: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诗经》中的《王风》是东周洛邑王城的乐歌。季札赞美说:“美妙极了,虽有忧思但无恐惧,这表达的是周室东迁的情感吧!”幽王昏庸无道,被戎狄所灭,平王将周之都城从镐京东迁洛邑,从此西周变东周。尽管王室衰落,季子认为,周朝尚有先王的遗风,因而无惧,但却难掩愤懑和忧伤。我们看《王风·黍离》中的句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其深广的忧愤岂能一语道尽!

又如: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郑风》,季札叹道:“虽然很美妙,但从细微玄远的情感中,可以听到百姓不堪忍受的痛苦,这个国家可能要最先灭亡吧!”我们从《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诗句中的确体会到了季札的感受。季子所云:“其细已甚”,可能指《郑风》中少有家国的宏大叙事,多有男欢女爱的靡靡之音吧。但我们读《郑风》确可见日常的人间烟火:“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还有“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你要爱我想我,就撩起衣裳淌过溱河,你若对我不爱不想,难道没有别人爱我?你这个狂妄的傻小子!读诗经《郑风》,只感到美丽多情又调皮的姑娘都在郑国。郑国于公元前376年被韩哀侯所灭,虽其先亡,距季子访鲁听郑风的歌谣还有168年。季子闻其乐而知其亡,可谓知乐者乎?

再如: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听罢《秦风》演唱后,季札说:“这是西方大夏之声。夏声宏大嘹亮,达于极致,大约这就是周室发祥地的旧音吧!”古人指西方为夏,夏,也有大的意思,“自关(函谷关)而西,凡物之庄严宏大者,谓之夏”。周王朝发源于陕西岐山,所以季子说《秦风》乃周朝的旧音。流传到今天的陕西地方戏秦腔,其声宏大浏亮,达于极致,应是大夏之声的流风余韵吧!

《邶》《鄘》《卫》《齐》《陈》《魏》《豳》《唐》诸国风谣轮番竞歌,百花争艳,各擅胜场。季子具有丰富的审美感受,敏锐的艺术见解,对每次歌唱的音乐和蕴涵其中的幽渺的情思都给以精彩的评论。诗分风、雅、颂,在诸国风谣中,季子对“自郐以下”的演唱风格和内容没有置评:“自郐以下无讥焉。”后人留下一句成语:“自郐以下”,意思是以下就不值得评说了。

演唱和歌舞继续进行,鲁国的乐师和艺人们为之歌《小雅》和《大雅》,季子认为《小雅》之歌含有哀音,悠长的哀思一以贯之,虽含幽怨,但没有明确表达出激烈的情绪。这是周德衰落的象征,人们还怀念周朝先王文、武、成、康的德行。《大雅》曲歌气势宏大,如一支壮美的交响乐,有抑扬顿挫高下之妙,其中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它所体现的大约是文王之德吧!

季札聚精会神地聆听《颂》的宏大演奏和歌唱后,感动地说:“真是美极了!刚劲而不倨傲放纵,委婉而不卑下靡弱,切近繁密而不局促窘迫,悠远疏旷而不散漫游离,变化多端而不炫弄技巧,反复重叠而不使人厌倦,哀伤而不令人忧愁,快乐而不放肆无节,宏大却不显露,施予而不减弱,汲取而不着痕迹,静止而不显其滞涩,流动而不显其漫漶。五音和谐,八风协调,节奏有一定的尺度,各种乐器交响鸣奏有一定的顺序,真乃盛德之乐也!”这是对公元前544年一段音乐的赏评,可见两千多年前我们华夏的舞台艺术已何等辉煌壮观!看季子的评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庞大的乐队各种乐器协调配合的精湛演出,不输于现代西方的交响乐!

声乐表演之后是器乐,器乐之后还有乐舞。结束了《颂》的大型交响乐后,接着舞者上场。首先表演的是《象箾shuò》、《南籥yuè》,箾,古代武舞所执的竿;籥,古代的一种管乐器,形似今之排萧。《象箾》和《南籥》是一种盛大的武士舞蹈,季子评价说:“壮观华美,但还有些许遗憾。”接着表演表现武王伐纣的舞蹈《大武》,季子说:“美哉!孔武有力,周朝之盛时,应该就像这样吧!”又表演传自殷汤的乐舞舞蹈《韶濩(hù》,季子感叹道:“远古的圣人如此恢弘伟大,犹有缺点和瑕疵,可见圣人是不容易做的。”演出据传来自夏朝的乐舞《大夏》时,季子说:“美极了,勤苦为民而又不以功德自居,除了大禹谁能做到呢?”最后表演虞舜的乐舞《韶箾》(即“萧韶”),季子流连感叹不已,说:“盛德已达于极处,太伟大了!如天无所不覆盖,如地无所不承载,德行如此,无以复加,已达尽善尽美之境。即使再有别的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了!”

这场盛大的周乐表演,从演出的节目到季子的评论被详细记载在《左传》里。我们得以窥见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歌唱、器乐演奏及舞蹈等艺术达到了何等完美的境界。从内容上说,有表现各诸侯国人民生活的风谣(部分内容保存在《诗经》中),有歌颂周王朝开国大业的宏大交响乐,也有赞美古代先贤圣王的舞蹈。季子精彩的评论,使我们体会到远古人民的心灵感受,艺术的尺度,文以载道的传统及对人们的教化作用。鲁国很满意季子的精湛评论,认为他对周朝艺术具有真知灼见,是来自远方的知音,所以对他很尊重。


二、季子的外交使命


季子到访中原各国,是受吴国君主之命,所以不止是一次文化之旅,他要考察各国政情,负有外交使命。依季子的聪明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到访诸国隐蔽的政治危机洞若观火,但季子并不是一个心机渊深的庙堂政客,更非纵横捭阖的外交干才,他在与各国执政者交往中,完全没有虚伪圆滑的外交辞令,而更多的是体现他率真性格的直言谠论。这些话,与其说是主客之间的客套周旋,无妨说是朋友之间的肝胆之言。他初次到访鲁国,与鲁国的执政者叔孙穆子(叔孙豹)一见如故,两人互相欣赏,成为非常投契的朋友。季子对叔孙穆子说:“我看您将来怕是不得好死!”(子其不得死乎!)呜呼!这是什么话呢?有客人对主人如此狂悖无理的吗?但叔孙穆子似乎并没有发火或不快,季子继续说:“您是一个心地善良但不知择人的人,我听说做为君子,首要就是要选择正确的朋友和可靠的下属。您身为鲁国宗卿,执掌着鲁国的命运,若不慎重选择正派有为的人,不但误国害民,恐怕祸患也要降临在您头上。”季子的话说得直接,没有委婉的言辞,叔孙穆子最后的命运却验证了他的话。仅仅六年后,即公元前538年,叔孙穆子有择人不淑之难,遭竖牛之祸,儿子被杀,卧病中被活活饿死。这是另外的故事,在此不赘述。 “子其不得死乎!”诅咒般的预言一语成谶。

季子到访齐国,与齐国上卿晏婴(人称晏子,字平仲)成为知己,他对晏子说:“请您立刻上交所执掌的权力和您的封邑,若没有了权位和封邑,您就会免于祸难。齐国的政权最后将有所归属,当没有尘埃落定之前,齐国还将有大的动乱。”当时齐国经历了崔杼弑君的动荡,很快崔杼家族又被庆封所灭,庆封独揽朝政,把国事交给自己的儿子庆舍,自己整日田猎嬉戏,横行跋扈,朝中乐、高、陈等权贵家族对其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发动对庆封家族的围剿。在这种诡异凶险的政治氛围中,季子嗅到了危险的气味,因此规劝晏子,及早脱身。后来晏子将权力和封地上交,在血腥的政变中得以全身而退。

季子到访郑国,与郑国贤人子产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像早已相熟的老朋友一样,互相赠送礼物。季子送给子产一条白色的生绢带子,子产回赠给他一件麻布衣衫。他对子产说:“现在执掌郑国权力的人(伯有)豪奢无度,霸凌跋扈,已使公卿大夫们难以忍受,郑国很快就会发生祸难。动乱之后,只能由你来收拾局面,你如掌郑国社稷,一定要以礼治国,慎重行事,否则,郑国很快败落灭亡。”郑国后来的局势,一如季子所料。贤人子产执郑国之政,使黄昏夕照的郑国,有过短暂的复兴。

在卫国,季子会见了几个忠诚国事,公正无私的公卿,经过认真的交流和观察,他认为,卫国庙堂多君子,国家稳定,暂时不会有什么祸患。

从卫国都城帝丘东北行八十里,来到了戚邑,这是卫国宗卿孙文子(孙林父)家族世袭的封地。季子想在这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西行往晋国去。黄昏将入夜之时,忽听到有钟声响起,季子感叹道:“奇怪啊,我听说国家遭遇变乱,若不忠于社稷,恪守臣子之德,这样的人应该被处死。孙文子获罪于君留在自己的封邑,不慎思自己的过错,为什么还要击钟作乐呢?孙文子留在这里,如同燕巢危幕之上,卫国君主还没有下葬,难道可以寻欢作乐吗?”孙文子出于卫国的宗室,他的父亲孙良夫曾是卫国的执政大臣,后来。孙文子由于和卫定公有嫌隙,带着自己的封地戚邑投奔了晋国,在晋厉公的干预下,卫定公接受孙文子返国。可是三年前,在卫国的一次动乱中,孙文子再次带着戚邑投奔晋国。季子来到戚邑,听到钟声,指责孙文子不忠诚于卫国,两次带着封邑一起投奔到晋国去,竟然还有心击钟作乐!于是,他没有在此歇息,连夜离开了戚邑。据说孙文子听到季子的话后,终生不再听锺磬琴瑟之声。可见在春秋时代,公卿士大夫们的羞耻心和家国观念是很强的。

来到晋国之后,季子很快发现晋国公室已经衰落,赵、韩、魏三家分晋的形势已不可逆转,他对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家的头面人物断言曰:“晋国之政将归于你们三家了!”他对晋国未来的判断非常准确,不久,晋国就一分为三。他和晋国贤人叔向成了知心朋友,离开晋国前,嘱咐叔向说:“好兄弟,你多加珍重吧!晋国有很多能臣,掌国的大夫们很多富可倾国,权可敌国,国家权力将分散在有权势的公卿家中,你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要考虑周全,免于自身的祸难。”

季子离开晋国,南返归吴。他的这次中原诸国之行,是一次南北的文化交流,今日读史籍上的记载,仍可想见远古时期华夏文化的辉煌和壮美。他的政治访问,展现了他对各国政治形势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洞见。春秋时代,各国皆有一些智慧的贤人,如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等等,他们虽处庙堂之上,在权力的搏杀中仍能保有人性的本真,季子和他们同气相求,虽相处短暂,却都成了要好的朋友。季子个人的魅力体现在他率真而质朴的天性中。

季子北行,过徐,见徐君。徐君喜爱季子的佩剑,但没好意思开口。季子知道徐君的心思,私心许之。但因要北行访问各大国,所以没有赠剑于徐君。等他归国时再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他解下腰中佩剑,挂于徐君坟前的树上。随从的人说:“徐君已死,您这把剑送给谁呢?”季子回答说:“当初我心已将此剑许于徐君,岂能因为徐君已死违背我的本心呢!”

两千多年后,我们仍可想见其潇洒的风神。


三、季子平安否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籍?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辞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以上两阙《金缕曲》说的显然不是春秋吴国王室的“延陵季子”,而是十七世纪江南的一位才子吴兆骞。何以托名季子?原来春秋延陵,西汉时曾改名毗陵,现属江苏省丹阳县管辖,因它曾是季子的封地,中国十大姓之一的“吴”姓为延陵季子的后裔,所以延陵为吴姓的郡望。吴兆骞出生江苏吴江,字汉槎,号季子,家世显赫,累代高官,诗书传家,文名冠及一时,我们可以称其为“吴江季子”。自延陵季子始,江南流风余韵,绵延不绝,季子既为吴姓之祖,两千余年,子孙流布,兆骞又是吴门望族,托季子之名,良有以矣!

那么,何人问“季子平安否”?调寄肝胆之思,情同管鲍;遥示明月之鉴,以慰远人。其愤激哀愁间且有何等故事?

放下这首词不讲,先来说“吴江季子”其人。吴兆骞(1631-1684)生逢明清鼎革之际,其父吴晋锡曾中崇祯朝进士,后任永州府推官。1641年,吴兆骞十岁时,父亲带家眷赴永州上任,期间写有《金陵》《夜次京口》《扬州》《登汉阳晴川阁》《岳州》《湘阴》六诗,得到其兄的赞赏。这时,他还是一个十岁的童子。1644年,兆骞十三岁,在湘中写有《秋感八首》,被时人赞为“悲凉雄丽,欲追步盛唐”。可见他小小年纪,就有诗名。古人并无现代教育,所谓才华学业,主要萃集于诗文,一旦有绮丽之思,独得之句,立刻闾巷振动,文人间相互称扬,目为才子。处江南文脉之地,依吴氏门望自然有人捧场。兆骞虽博得江东文名,亦使其少年意气,目空余子,养成了高傲放诞的文人性格。1645年春,清军南下,吴晋锡的官做不成了,他曾一度参加反清活动,并接受南明朝廷的官职,失败后,潜回乡里,只好做一个新朝的顺民,教子弟读书。吴兆骞父子虽非坚定的反清派,但也是前朝遗民,其内心的家国之痛与兴亡之感是抹不去的。吴兆骞曾托名刘素素有《虎丘题壁》二十绝句,对清兵在江南的掳掠和杀戮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末句云:“愁心却是春江水,日日东流无尽时”。表达了在异族政权下苟且偷生的不甘和苦闷。

入关后,铁血征服的满清政权渐渐稳定下来,随着科举制度的举行,读书人又有了效忠的对象和光宗耀祖跻身庙堂的希望,江南士子们又兴高采烈起来。他们空前活跃,诗酒流连,和盛夏的蝉一样,相互唱和,喧闹一片。江南的文人们组成了两个文社,一个名为慎交社,另一个名为同声社。文人(不止文人)爱搞事,总想弄个对立面,钩心斗角,互相撕逼才有趣。慎交和同声两个文社如同敌国,各不相容。吴兆骞兄弟都是慎交社的骨干,如孔雀开屏,以文炫技,竞逞才华;又如斗鸡乍翅,向对方狂撕狠鹐 ,“使名流老宿,无不望风低首”。少年被捧为“才子”,稍长更目空天下。一次,诗人汪琬来访,吴与之出游,“途中傲然不屑”,出东郭门,至垂虹桥上,吴直视汪琬,引古人言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正是一为文人,便不足观。顺治十年,清初诗坛领袖吴伟业(梅村)欲调和两个文社的矛盾,两社合开三次大会,为江南文人雅集之盛。虎丘之会上,吴梅村与吴兆骞即席唱和,一时“学士嗟叹,以为弗及”。梅村为之延誉,赞吴兆骞与另外两位青年才俊为“江左三凤凰。”如此张扬又如此狂傲,岂能不惹人嫉恨!

顺治十四年(1657),吴兆骞参与清王朝的科举,与一些江南读书人一起高中举人。正当他兴高采烈,要大展宏图之时,厄运降临——清王朝残酷的科场案拉开大幕。这次科场案,除河南、山东、山西三闱(三处考场)外,主要是北闱(顺天)、南闱(江南)两案,史称丁酉科场案。两案杀人之多,株连之广,处置之惨酷,令人魂胆俱裂。北闱案中,考官李振邺等七人被杀,流放者及其家属多达二百余人。吴兆骞于南闱高中,所以主要谈一下南闱案。

北闱案发生仅38天,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考官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顺治帝闻奏,立即下旨:南闱主考方犹,钱开宗并所有考官“俱著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阴应节奏疏中,语连新中举人方章钺,诬陷其与主考方犹是同宗本家,因之共同作弊。桐城方氏乃江南望族,方章钺之父方拱乾以诗文名世,万历四十六年中举,崇祯元年中进士,明亡后,在顺治朝中为官,他上疏力辨,说自己本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但朝廷根本不理睬。

就在南闱案严讯期间,1658年三月十三日,顺治帝亲自对南闱中举的士子们举行了一次复试。复试时,武士林立,戒备森严,每名举人后,有两名满兵持刀夹持两旁,“堂上……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李延年《鹤征前录》卷23)这哪里是考试,分明如同行刑。而且,士子们携笔砚,冰雪僵冻,立丹墀下,惴惴颤栗,几不能下笔。新中举人吴兆骞也参加了这次复试,从前词采飞扬,倚马可待的豪气荡然无存。复试结果,方章钺,吴兆骞等十四人被革去举人。

经过一整年的严讯,南闱案最终定案:主考方犹斩决,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另有叶楚怀等十七名考官俱处死刑,妻子家产也同样籍没入官。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论及此案云:“北闱所株累者多为南士,而南闱之荼毒则又倍蓰于北闱。……两主考斩决,十八房考除已死之卢铸鼎外,生者皆绞决,盖考官全体皆死罪矣。”所有考官被杀之后,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新中举人,每人重责四十大板,革去举人,流放塞外宁古塔。据吴兆骞后来自述,自己是“为仇家所中”因“一纸谤书”而衔冤下狱。虽然“审无情弊”,终也堕入彀中。一生抱负至此休,流徙归来已白头。

要而言之,丁酉科场案是异族统治者一统江山后对江南地主阶级的一次严酷打击,目的是要驯服汉族的读书人,使其心怀颤栗,慑服于王朝专制辇毂之下,以后越来越酷虐的文字狱对读书人心灵的禁锢和摧残亦复如是。

吴兆骞一行于顺治十六年被递解出塞,以后大多岁月生活于黑林紫塞的苦寒环境里。康熙二年,其妻葛采真出塞就夫,与其同在戍所,共度艰难岁月,并生下一子。康熙五年,宁古塔由旧城海林迁至新城宁安,吴家也随之迁居新城东门外(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由于他读书人的身份,在流徙期间,曾被镇守宁古塔的巴海将军聘为家庭教师,教其两个孩子读书,同时也受到几个在朝中做官的朋友的接济,故能免于饥寒。出于读书人的积习,还与几个读书的流人组成诗社,成所谓“七子之会”,“分题角韵”,做诗以遣穷愁。

塞外流戍之地的宁古塔,人烟稀少,除少数民族渔猎的土著外,中原汉族文化养分十分稀薄。吴兆骞只能从流人中寻找精神知音,长此之后,渐感乏味。气候的高寒,衣食的艰难,加之精神的苦闷,使之怀念家乡,久戍思归。当时的流人若家有资财,上下打点,拿出一笔重金,称为认修某段城墙某处宫阙,找对了门子,少数人是可以赎还的。吴兆骞因迭遭变故,家道中落,已无自救之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当年文社的旧友顾贞观等人的身上。顾是个读书人,并无显赫的权位,但他是个重然诺,重感情的人。康熙二年,吴曾寄顾一书,倾诉自己的处境和悲苦心情,希望顾能施以援手,但顾一飘零书生,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他只能表示,有机会时会不遗余力相救。这话对于常人,或许仅是敷衍之词,但顾却看成自己对朋友的生死之诺,刻刻萦心,未尝一日忘怀。十年后,他又接到吴的塞外来信,吴的心情更加悲苦,言辞更加恳切,顾贞观对友人除了感同身受的痛苦之外,又多了一层内疚。觉得有负朋友的身家性命之托。康熙十五年冬,顾贞观寄居京城千佛寺,冰封雪裹,朔风砭人,寒夜萦回,不能安枕,不由想到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披衣而起,就荧荧一豆烛光,俯案疾书:“季子平安否?”一句深情的问候后,悲愁如水,心绪万千,一泻而下,以词代书,写下了两阕《金缕曲》,以寄遥思。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申包胥,春秋楚人,与伍子胥交好。后伍子胥欲覆楚以报父仇,申包胥发誓必存楚。及伍子胥引吴兵攻克楚都,申包胥入秦乞救,于秦庭痛哭七日,终使秦出兵退吴。引此典,是说古人一诺之重。乌头马角,由历史故事留下的一成语。燕太子丹质于秦,求归。秦王曰:“乌(鸦)头白,马生角,乃许耳。”是决绝之词,表示不可能。顾贞观在这里表达的是,救朋友回家乡,我已承诺,即使有乌头马角之难,我也决不动摇!请你把这首词(这封书札)揣在怀里,这也是我的生死之诺。顾说此话,似乎有了一点底气,那么,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康熙十五年,顾贞观结识了一位挚友,这就是清初著名词人纳兰容若(名性德,字容若),《清稗类钞》作者徐珂说:“容若风雅好友,座客常满,与无锡顾梁汾舍人贞观尤契,旬日不见则不欢。梁汾诣容若,恒登楼去梯,不令去,谈则日夕。”容若的父亲是朝中权倾一时的太傅明珠,他本人也是宫中的三等侍卫(后升任一等侍卫),顾贞观与纳兰容若以诗文交好,情谊深厚,又能接近清廷的中枢权力,顾贞观觉得营救朋友有望,所以才有“乌头马角终相救”的许诺。自此,顾在容若面前,经常诵读吴兆骞的诗,已引起容若的注意和倾慕,于是乘机求援于容若。但事关重大,容若并没有立刻允诺。有一天,贞观将《金缕曲》二阕呈容若,容若捧读后,感动得声泪俱下,慨然曰:“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作,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嘱也。”顾贞观一听,三千六百日,须再熬十年,时日漫漫,兆骞岂非葬身北陲乎?于是道:“人寿几何?请以五载为期。”容若这才答应下来。容若口中的“河梁生别之诗”典出李陵《与苏武》诗: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山阳死友”谓山阳范巨卿,与汝阳张元伯善,巨卿一诺,二年后践约而至元伯家,后元伯病重,称恨死不得见死友巨卿,临丧,棺不入穴。巨卿哭临,葬毕,为其修坟树而去。以上两典皆言朋友死生之义。容若认为顾贞观对吴兆骞的情谊与两事并存,可谓古今朋友之至情。

在纳兰容若等人的努力下(或许也得到朝中实权人物明珠的支持),在吴兆骞旧日文友,如今已身居要职的徐乾学(编修),徐元文(都察院左都御史),宋德宜(吏部侍郎)等人努力下,营救吴的行动正式展开。众多辇下名流争相捐金,结果,得朝廷恩准,吴“以输少府佐将作,遂得循例放归。”也就是说他认修内务府的工程,向朝廷缴纳二千金方得赎归。

康熙二十年,吴兆骞得以从宁古塔流放地归来,自顺治十六年(1659)吴兆骞二十八岁时被递解出关,至康熙二十年(1681)“循例放归”,吴兆骞在塞外二十二年,“一去塞垣空别泪,重来京洛是衰年。”他已经五十岁了。一个自认为才华盖世的“文青”,成为满面风霜,灵魂委顿的老翁,任何人在时代和命运的摧折下也都类如草芥,渺不足道。三年之后,吴兆骞于贫困潦倒中死去,终年五十四岁。中国皇权时代,文化人的流放之路东西南北,烟瘴、流沙和荒寒,尽管历经苦难,除了对个人命运的悲叹之外,少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他们的精神只能拘囿在中国文化的辞章之学里,用以抒发个人的悲苦和不幸,所谓诗词文赋,吟咏啸歌,亦复如是。

从延陵季子(季札)到吴江季子(吴兆骞),千年之下,我们再也看不到读书人在命运取舍之际的从容和面对世界的坦荡,季子平安否?


2020年6月16日作于威海,6月17日修改

发表在《书屋》杂志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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