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当前日本社会思潮与“新民族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 次 更新时间:2021-01-23 0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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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呼应汹涌,如潮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社会思潮是其一特定历史时期国内生活及对外关系中突出矛盾的集中反映,是蠡测国民情绪与思想动态的风向标。对此基本要素做深入考察,既为客观把握日本当前形势所必不可少,也是准确判断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基础。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思潮出现很大变化,和平主义高潮的回落与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构成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

   (一)和平主义曾是高昂的主旋律。和平民主主义是战后50年来日本社会思潮中的一条主线。经过战后民主改革(尽管其本身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加之国民思想观念的震荡和解放,为这一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作为改革的最高成果,体现了具有战争加害者和被害者双重身份的日本国民源自内心的政治诉求,尤其第一条(象征天皇制)和第九条(放弃战争)更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民主原则的代表。战后初期至60年代,从日本社会对军国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制度上的否定和清算开始,新理论体系和思想原则的确立与大规模展开的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结合、相互促动,构成了和平主义浪潮,并在议会政治中形成保革抗衡的基本格局。日本社会出现本质性变化,使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不复存在,国粹主义失去市场。进入80年代,大国主义政治思潮兴起,但中曾根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总体上进取不大。和平主义稳居社会思想的主流,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日本的基本政治方向。

   (二)和平主义的沉寂。社会思潮具有思想自觉性、系统一贯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和平主义在日本体现了较强的延续性。从50年前反旧金山单独媾和到5年前反日美强化同盟,波澜起伏,一脉相承。“和平”至今得到多数日本国民的捍卫,其基本原则、思想底蕴未变,其母体和平宪法受到多数日本国民的认同。朝日新闻社在今年5月3日第54个宪法纪念日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主张和反对改宪者分别为47%和36%(4年前分别是46%和39%),同时反对取消第九条者达74%。

   和平主义社会思潮在日本没有消亡、未被取代,但随着历史的阶段性发展确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在社会心理基础方面,从过去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内省转为对经济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的追求,以及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就表现形式而言,大规模群众运动高潮已过,体现和平主义诉求的社会政治活动,其剧烈程度减弱,影响范围缩小。在与其他思潮的关系上,呈现出相对化、潜在化特点及相互融入倾向。(注:纪廷许:“社会思潮界说与日本的社会思潮”,《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但总的看,和平主义的思想原则已植根人心,对国民意识的渗透日久弥深,成为多种衍生性思潮和战略设计的底色。

   (三)意识结构的复杂化。社会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人文历史角度穷本溯源,当以民族性及思维方式为基础,具体到某一特定时期,则与形势的演变联系更密切。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及国民生活的安定化、富足化,庞大的“新中间阶层”及其“新中产阶级意识”逐步形成,日本社会政治思想意识明显变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倾向。各类思潮风逐浪高,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和平主义、庶民思想乃至以奥姆真理教为极端的反社会意识等不一而足,虽多“思而不潮”、难成气候,但民众的大国意识确有增长。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内外环境发生结构性剧变,国民政治上“脱冷战”倾向、淡化意识形态倾向随思想观念的多样化相伴而至,日渐突出。这些变化由于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挫、作为“1955年体制”之一翼的社会党阵营单方坍塌的前提下出现的,所以明显于保守阵营有利。(注:苏联解体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巨大冲击,社会党在1993年大选中惨败,议席从136席锐减至70席。日共1994年二十大时党员仅剩36万人,比高峰时期减少27%,年轻人脱党现象严重,30岁以下的赏员不足5%。见“右翼阵营抬头的‘学者、文人’”,日本《选择》月刊1995年2月号。)随着政治上保革对立格局的瓦解,学术界、思想文化界陷入复杂多变局面。以往的主流派学者中,部分曾坚持唯物主义史观的学者立场生变,开始走上“研究中立化”的道路。左翼学者阵营急剧缩小,相对消沉。

   从存量角度看,日本社会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党派、经济上无任何归属意识、意识形态既非“左”也不“右”的中间力量居于多数,其绝对数量与政治影响为“左”“右”两端所无法企及。但是,由于“两种意识形态被打破,群众不知信奉什么为好,不安情绪酿成了他们对新时代的惰性和无力感”。(注:“政府、官僚无视民意”,《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2月2日。)在政局动荡不已、社会价值体系崩溃、民众困顿迷茫的背景下,在右倾思潮明显高过左倾的形势下,“沉默的多数”政治姿态摇摆不定,无疑更易受到“右”的吸引,并在思想观念上为民族主义的全面渗透提供了社会土壤。

   二

   日本民族主义在近代曾恶性膨胀,战后内敛,80年代再度抬头。冷战后,日本急于凭借经济力量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为特征的“外向型民族主义”持续上扬。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日本社会又掀起了“新民族主义”的浪潮。它在“维护民族尊严、扩张民族利益”的本质上与既往并无区别,但在形成背景、策略手法及表现形式上确有新意。

   (一)“悲壮”的民族主义。与此前相比,“新民族主义”的生成有三个特点:实力背景从经济增长强势向弱势的转换,社会心理基础从自负向自危的转换,表现形式从“外向”向“内向”的转换。海湾战争中日本的大国心理严重受挫,1992年又开始了持续性经济衰退。(注:乔纳森·沃茨:“日本鹰派扬起民族主义大旗”,英国《观察家报》1999年4月11日。)新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曾这样描述:随着景气的长期低迷,“对于未来的悲观论在日本国内普遍存在”。“从国内外两方面看,日本正在艰苦地探索顺应时代要求的道路。”(注:阿南惟茂:“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日中关系”,《日本简讯》1997年3月15日。)日本对自身境况的变化反应敏感,久困思变,急于寻求自尊与自负的新来源以作为昔日辉煌的替代品。“危机感使人们走到一起,使政治家和民众都觉得他们该做些什么”(注:卡梅伦·巴尔:“日本在努力恢复自信—危机感使日本立法者和民众接受‘新民族主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9年7月8日。),也使民族主义更具魅力。不过归根到底,“日本表现出来的坚强和自信倒不如说是它紧张不安的反映。”(注:汉斯·W·毛尔:“经济巨人的软弱无力—日本在失去的10年行将结束之际的对外政策”,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9年10月4日。)日本学术界将“新民族主义”的成因归结为三方面:1、“冷战体制崩溃造成的社会主义的破灭。”“新民族主义”的骨干“原来多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后来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和平主义运动的参与者转向民族主义立场,进而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合流。2、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日本国内不少人将其视为“美国旨在摧毁日本经济和社会的阴谋”而产生抵触。3、日本社会中家庭、社区、学校的“空洞化”。为孤独感而苦恼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政治的不满和对经济失控的焦躁、对日常和未来的担心都失去了表达的语言,产生了阻塞感”,最终“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发现了自己的希望”。(注:“忌讳‘左’的平民主义—现代民族主义的结构与摇摆”,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12月号。)

   (二)“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各类矛盾长期积淤、剧烈碰撞的背景之下,因而具有自发性、庶民型、大众化特点。它先由知识界、舆论界发起,与政界保守势力遥相呼应,“通过急风暴雨似地发表民族主义的言论,使整个社会舆论和媒体气氛剧烈变化,最后再由庞大的执政党逐步予以完成”,呈现出执政者、媒体和民众全被卷入其中的“全体主义”形态。(注:石田英敬等:“摆脱‘寄生性民族主义’”,日本《世界》月刊2000年8月号。)这一特点与中曾根时期自上而下的引导型民族主义高潮有明显不同。

   “新民族主义”的思想观点标新立异,不热衷天皇制是它与传统保守派民族主义的主要区别。小林在其《战争论》中提出的“保卫祖父们”——即要维护一般士兵名誉的口号,称“敢死队并没有真正把天皇当做神来信仰”。这一点体现出当前日本社会年轻人对天皇制的漠然态度。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及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同时也认可象征天皇制,是他们当中多数人的立场。“新民族主义”以现实主义、不信奉意识形态相标榜,以反政府、反官僚姿态出现,以自由主义色彩迎合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不满现实的心理,较传统的民族主义更具杀伤力。

   (三)莫衷一是的政策思想。“新民族主义”因其思想的非理性、成员的复杂性和生成的爆发性,不可避免地混含了多种思想成分,构成该思潮主体的青年人思想多处不稳定和无序状态。“新民族主义”对和平主义社会思潮无疑造成冲击,但与之又非简单对立、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交错、彼此混杂。同样,它与传统的“左”或向“右”也非简单的等同关系。除“维护民族尊严、扩张民族利益”这一主线外,它所导出的政策性结论因事而异,因人不同,在国际战略方面尤其如此。他们“尽管就要在世界上谋求体面地位这一点而言没什么不同,但在如何谋求体面地位的方法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加强日美安保体制,还是走独自防卫路线,或是走把日美安保体制同多边措施相结合的路线”,其说不一。(注:猪口孝:“10年以后形势才能明朗”,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996年1月9日。)

   在“新民族主义”的横坐标上,随着向“左”或“右”移动会产生出不同的对外战略思想。有人主张倚美制华,在美国卵翼下与中国较量,被称为“寄生性民族主义”(注:石田英敬等:“摆脱‘寄生性民族主义’”,日本《世界》月刊2000年8月号。),如冈崎久彦。有人主张“亚洲主义”,将美国视为日本获取大国地位的首要障碍,如小仓和夫。(注:“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美国人的对日态度,其本质不外乎是出于把日本看作精神殖民地的思想,是否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违背国际友好关系的基本精神。”见小仓和夫:“理念帝国与丧失的民众之间的龟裂”,日本《外交论坛》月刊1991年4月号。“亚洲被欧美国家随意地当作了剥削、掠夺和教化的对象。”见小仓和夫:“争取亚洲恢复其地位”,日本《中央公论》月刊1993年7月号。)也有人主张走第三条道路,这在新生代政治家中尤占多数。他们“对日本是否能够完全依赖美国来保护自己不受攻击的疑虑与日俱增”,“尽管普遍认为1954年的美日安全条约仍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仅靠美国的保护是不够的”。(注:“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英国《金融时报》2000年1月26日。)

(四)国内政治中的种种表象。在政治领域,“新民族主义”持“自由主义史观”,主张强化国家观念。他们在“纯学术”名义下,不问战争性质,通过“考据订正”、“数量统计”达到否定历史事实的目的。小林在《战争论》中将矛头指向“个人主义的蔓延和道德观念的摇摆”,提出要“重建公共性和共同性的民族主义”。(注:“忌讳‘左’的平民主义—现代民族主义的结构与摇摆”,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12月号。)在思想文化方面,进一步唤起国民的民族优越感、自我封闭和排外性。“日本原本是个非常宽宏大量的国家,对不同的价值和文化持宽容态度,并积极地把它们吸收到日本社会。”然而现在“日本社会开始缺乏这种宽容性。今天的日本社会对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十分排斥”。(注:栗山尚一:“‘日本的形象’是什么?”,日本《正论》月刊1991年11月号。)在“新民族主义”扩散过程中出现的“海洋文明史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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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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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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