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日本“再军事化”与北约“亚太化”是当前国际安全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两大现象。前者表现为日本通过法律修订、军费倍增、发展进攻性能力等方式系统突破战后防卫限制；后者则体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NATO）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延伸，通过调整政治定位、升级伙伴关系与强化军事存在介入地区事务。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二者并非偶然并行，而是形成了稳定的相互促进闭环：日本为北约进入亚太提供前沿支点与后勤保障，北约为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提供国际背书与军事技术支撑。双方在战略互补、制度对接、军工技术捆绑与威胁叙事建构四个维度上形成深度绑定，这一互促关系加速了亚太安全格局的阵营化趋势，加剧了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并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多方向压力。

一、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与北约亚太化的兴起

（一）概念界定

日本“再军事化”是指日本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实现军事体制、军事能力与军事行动范围实质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可操作化观察：一是法律修订层面，即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制定或修订相关安保法律，为军事扩张提供法理依据；二是军费增长层面，即持续提升防卫预算规模及其占GDP比重；三是进攻性装备引进与研发层面，即发展远程打击能力、高超音速武器等超越本土防卫需求的能力；四是海外用兵层面，即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的地理范围与任务类型。需要指出的是，“再军事化”并非日本回归战前军国主义体制，而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以“正常国家”为目标的能力与体制扩张。

北约“亚太化”是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其集体防御机制、伙伴关系网络及军事关注重点向亚太地区延伸的战略进程。这一进程不同于简单的地理扩张，北约并不谋求吸纳亚太国家为正式成员国，而是通过调整政治定位、建设制度性伙伴关系和前推军事力量，实现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投射。

这两个概念虽然在议题领域上有所区分，但在实践中呈现出日益紧密的相互关联，这正是本文所要聚焦的核心问题。

（二）日本“再军事化”的主要表现（2012年至今）

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在2012年安倍晋三重新执政后明显加速，并在此后的历届政府中持续推进。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出任首相，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在法律突破层面，日本政府于2014年7月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为自卫队海外作战扫清了法律障碍。2015年9月，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和《国际和平支援法》等系列安保法案，使自卫队能够“驰援护卫”盟友部队并参与“灰色地带”事态应对。2022年12月，日本政府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正式提出发展“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标志着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重大修正。

在能力建设层面，日本防卫预算自2012年以来连续十余年增长。2022年底，日本政府明确提出防卫费占GDP比重要在2027年度达到2%，突破战后长期维持的1%上限。在装备方面，日本于2023年正式决定从美国采购多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并加速推进国产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同时，日本在西南诸岛强化军事部署，构建覆盖东海方向的反舰与防空导弹体系。

在行动扩展层面，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日益常态化。日本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机制，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等提供军事援助。日本还深度参与“马拉巴尔”等双边及多国联合演习，其与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等域外国家在亚太地区的联合训练频次也显著提升。

（三）北约“亚太化”的主要举措

北约向亚太地区的战略延伸经历了从试探到强化的演变过程，尤其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趋势明显提速。

在政治层面，北约于2022年6月通过的《战略概念》文件中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明确将北约的战略关注引向亚太。同年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领导人连续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形成“北约+4”的元首级对话模式。2023年7月维尔纽斯峰会上，北约与日本进一步升级为“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将日本提升为北约在亚太的优先合作伙伴。

在机构层面，北约积极推进“亚太伙伴关系”制度建设。2022年11月，北约在布鲁塞尔召开首次“印太战略对话”。更为重要的是，北约计划在日本东京设立其在亚洲的首个联络处，作为信息搜集和伙伴协调的常设机构。尽管该计划因法国等部分成员国的异议而暂时搁置，但其战略意图已充分暴露。

在军事层面，北约国家向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持续加强。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北约成员国相继向南海派遣航母编队或护卫舰，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2023年，日本首次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Air Defender 2023）。同年，日本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正式参与北约框架下的网络安全合作。此外，北约与日本、韩国等国还开展了“网络卫士”等专门化联合演习，将安全合作向新兴领域拓展。

二、相互促进的机制分析

日本“再军事化”与北约“亚太化”在时间线上高度重叠，且在议题领域和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趋同态势。这种互动是基于双方战略利益的结构性契合，并在制度设计、技术合作与话语建构中不断固化。

（一）战略互补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借助北约力量实现“军事大国化”目标，是其推动与北约合作的重要考量。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恢复“安全主权”，但仅凭自身力量难以突破和平宪法及国际社会的制约。与北约这一全球最大军事政治组织的合作能够为日本提供多重战略收益。其一，获得国际背书。通过参与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与政治对话，日本能够获得美西方对其“积极和平主义”叙事和安全政策转向的认可，从而降低国际社会对其发展军事力量的警惕与反对。其二，对冲单一依赖美国的风险。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优先”政策使日本认识到，仅依赖美国安全保障存在不确定性，与北约加强协调有助于安全合作伙伴多元化，防止自身陷入“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其三，借机推进国内议程。安倍晋三在北约总部的演讲中曾刻意提及“如果北约军队在执行维和任务时受到武装袭击，日本自卫队将无法予以救援”，以此争取北约对其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支持。这一策略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日本新“安保三文件”出台后，北约明确表示支持，并对日本军费开支向北约基准看齐表示欢迎。

从北约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战略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弥补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地理与经验短板。北约作为以欧洲-大西洋地区为基轴的军事组织，对亚太地区的地缘环境、安全生态和军事态势缺乏深入了解。日本作为北约在亚太最密切的伙伴，能够提供重要信息与政策建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明确表示，“没有其他伙伴国家像日本那样与北约关系如此密切，也没有其他伙伴国家具备如此能力”。其二，获取前沿存在支点。日本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北约介入亚太事务的天然战略节点。北约借助日本的基地、后勤设施与装备体系，能够以更低成本向亚太投射军事力量，形成“日本+1”模式。其三，在遏制中国问题上形成协同效应。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北约需要与在亚太地区具备实力的伙伴共同应对，而日本正是这一战略构想中的关键环节。日本对中国的安全关切与北约的战略需求在此形成了高度交集。

（二）制度对接

在合作框架层面，制度化的进程清晰可见。2008年日本成为北约“全球伙伴国”，标志着双方正式开启制度化合作进程。2014年签署的《个别伙伴合作计划》（IPCP）为双方安全合作的具体内容与方式规划了行动路线图，引导日本逐渐融入北约主导的军事安全行动。2023年7月，日本与北约将合作计划升级为《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合作领域从IPCP时期的九个扩展至十六个，涵盖网络防御、战略沟通、新兴颠覆性技术、太空安全等前沿领域。这一升级标志着日本从北约的普通全球伙伴提升为定制伙伴，两国关系被定位为“没有任何其他伙伴比日本更接近北约”。2025年，日本进一步将此前由驻比利时大使馆代管的北约代表处单独设立，标志着双方制度互嵌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联合演习层面，双方从零星的接触演练发展为常态化的联合作战准备。201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北约首次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习，以测试通信和战术技能。此后，双边演习的频次、规模和复杂程度稳步提升：2018年，日本舰艇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演习；2022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北约常设海上第二大队在地中海举行联合训练；同年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格鲁吉亚参加北约“高贵伙伴2022”演习。2023年6月，作为北约盟友的日本和瑞典参加了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演习“空中卫士2023”，演习内容包括空中支援地面部队、空对空作战、拦截中程导弹等课目。日本通过在这些演习中与北约军事力量进行实战对接，逐步实现了军事赋能，提升了应对高强度军事冲突的能力。

在情报共享层面，合作同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日本已向位于比利时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位于英国的北约海事司令部以及位于爱沙尼亚塔林的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派遣联络官与专家。2022年11月，日本正式加入该中心，成为继韩国之后第二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在网络防御领域，日本防卫省与北约之间建立了“网络防御相关职员会谈”机制，围绕网络安全议题进行情报共享和意见交换。此外，日本还参与了北约科学技术组织（STO）及北约“和平与安全科学计划”（SPS）的相关项目，为双方在军民通用技术领域开展联合研究提供了制度平台。

（三）军工与技术捆绑

制度对接为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提供了组织框架，而军工与技术领域的深度捆绑则为这种合作注入了实质性内容。双方的防务产业合作已从早期的单项技术交流演变为涉及标准对接、联合研发、装备贸易的全链条整合。

在标准对接层面，日本正逐步采纳北约的军事技术标准，以提升双方的互操作性。北约历来注重盟军之间的军事技术互操作性，2014年提出的“伙伴关系互操作性倡议”（PII）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伙伴国提供了参与平台。日本通过该平台在通信协议、数据链、后勤补给标准等方面逐步向北约标准靠拢。2023年签署的ITPP文件也明确将“加强互操作性”列为双方合作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反映出标准对接已成为双边合作的基础性工程。

在联合研发层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全球作战航空计划（GCAP）。2022年，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领导人宣布联合研制下一代战斗机，目标是到2035年发展出具备先进隐身能力、网络化作战能力和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新型战机。北约工业咨询小组全程参与了该项目，意味着日本的军工研发体系正在深度嵌入北约的技术圈子。此外，日本还试图加入北约“防务创新加速器”（DIANA）项目，该项目旨在加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自主无人系统等颠覆性防务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如果日本成功加入，将成为首个参与该项目的非北约国家，双方在技术合作领域将实现又一次突破。

在装备贸易与军贸互供层面，日本自2014年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武器出口限制大幅松动，为向北约及其成员国出口军事装备铺平了道路。2026年3月，日本政府进一步修订相关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条件下也可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这一变化使得日本能够向其盟友提供导弹部件、维护服务乃至整套武器系统。2026年4月1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期间签署备忘录，向澳出口“最上”级护卫舰，体现出日本军工产能正向盟友输出。

军工与技术捆绑的战略意义体现了日本正在从美国主导的防务产业链的消费者转变为建设者，而北约则通过将日本纳入其技术圈子实现了防务合作从“跨大西洋”向“跨太平洋”的空间拓展。双方在军工领域的深度捆绑，形成了一种技术绑定的效应——合作的深化将进一步增加退出成本，从而使得双方的合作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四）叙事共生

首先，日本与北约安全战略文件的对华表述呈现出高度的重合性。日本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声称中国快速扩大的核武库和导弹能力“缺乏足够透明性”。与此几乎如出一辙，《北约2022战略概念》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指责中国“努力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在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不仅如此，双方在对“中俄军事合作”的表述上也高度一致，均将其描绘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严重威胁。

其次，北约高层言论常被日本国内修宪势力积极引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多次强调“印太与欧洲安全不可分割”，声称“亚洲发生的事情对欧洲很重要，欧洲发生的事情对亚洲也很重要”。日本则紧紧抓住这一论述，将其转化为“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叙事框架。岸田文雄在多个场合反复表达这一担忧，并最终将其写入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与此同时，北约领导人对日本安全政策转向的公开支持，例如斯托尔滕贝格明确表示“北约支持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向”，为日本政府的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外部背书，使其在国内推动修宪和扩军时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资本。

再次，乌克兰危机在这一叙事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被日本视为强化与北约安全合作的大好时机。一方面，日本借此渲染“安全威胁不可分割”的叙事，打破国内民众对和平宪法的惯性依赖；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在北约框架下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实质性突破了战后对外军事援助的限制。2023年4月，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制度，向乌克兰提供军用车辆等装备。可以说，日本和北约对“以危机促合作、以合作促变革”这一路径的利用生动体现了叙事共生机制发挥的作用。

最后，这种威胁叙事的共同建构并非单纯的宣传或修辞，而具有实际的政治功能。它使得日本和北约在三个层面上获得了行动合法性：其一，在内部层面为扩充军备、增加预算提供了民意基础；其二，在双边层面为双方的制度对接和技术合作提供了“共同敌人”的凝聚效应；其三，在国际层面使双方的政策调整被包装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正当行为，从而规避了国际社会的质疑与批评。

（五）互促闭环的形成机制

综合以上四个维度的分析可知，日本“再军事化”与北约“亚太化”之间的相互促进机制呈现出了闭环。战略互补提供了合作动力，制度对接将合作固化为常规运作，技术捆绑增加了合作的退出成本，叙事共生则为这一切提供了观念合法性。四个环节相互支撑、彼此强化，形成了一个自我维持、自我增强的循环体系。这个闭环的本质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在功能上实现跨区域整合：日本与北约分别作为美国在亚太和欧洲的支柱，通过相互配合填补了美国战略调整留下的空白，使得美国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同时应对两大地缘战略方向的安全挑战。

三、相互促进的后果与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日本“再军事化”与北约“亚太化”形成的闭环在加速实现双方各自战略目标的同时，也给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带来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呈现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从日本和北约的视角来看，合作产生了显著的正面联动效应；另一方面，从区域整体安全的角度审视，其负面外溢不容乐观。

（一）日本与北约战略收益的相互强化

对日本而言，与北约的深度绑定使其在防务技术领域获得了重要的“外溢效应”。通过参与北约框架下的联合研发项目，日本得以直接对接北约的训练数据库、仿真测试环境和联合作战标准，快速提升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自主无人系统等颠覆性技术领域的能力水平。以上种种技术的获取为日本自卫队实现“颠覆性技术密集型”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

对北约而言，日本作为亚太前沿支点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日本不仅向北约提供了地理上的“前线”，更已经成为北约理解亚太安全动态、获取区域情报信息的关键窗口。北约助理秘书长杰考拉指出，与日本在防务工业领域的合作是北约“当前的主要优先事项”，双方已在无人系统、反无人系统、标准化和供应链安全等领域开展了实质性协作。

（二）地区安全格局的阵营化与对抗升级

首先，北约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日本视中国为“最大战略挑战”，双方形成对华战略认知的高度重合推动亚太地区出现“中俄朝”与“美日澳+北约”的“双嵌套式对抗”态势。在此格局下，东海、台海与南海被连接为一条对抗链，任何一个点位的摩擦都可能触发跨区域的连锁反应。

其次，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刺激了地区军备竞赛。日本将防卫费GDP占比目标提高至2%并提前实现的表态及其对远程打击能力的系统发展，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澳大利亚通过AUKUS获得核潜艇技术，韩国国内拥核言论持续升温，东南亚国家被迫面临“选边”压力，地区安全困境显著加剧。

最后，北约亚太化进程明显侵蚀了以东盟搭建起的传统区域安全架构。北约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的“北约+4”机制以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排他性小多边合作实际上绕过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包容性机制，将区域安全议程的制定权从东盟手中剥离，破坏了亚太地区以对话而非对抗为核心的合作传统。

（三）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复合压力

日本与北约的互促合作对中国构成了多方向、多层次的安全压力。在战略层面，北约介入亚太使中国面临安全压力的“两线化”，中国不仅要在东海、台海和南海应对美国同盟的军事压力，还要在欧洲方向应对北约可能策应的战略联动。在军事技术层面，日本通过融入北约技术圈子获得先进作战管理系统，提升了其在海空及新领域作战中的互操作能力，直接增强了美日同盟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前沿威慑效能。在经济安全层面，日本参与北约主导的技术封锁体系，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配合美欧对华实施“精准脱钩”“战略脱钩”，加剧了中国在高技术产业链面临的外部压力。中国维护周边安全与战略稳定必须谨慎处理这些现实挑战。

结论

日本“再军事化”与北约“亚太化”形成了互促的闭环，且各个环节内相互强化，构成了自我增强的循环，并服务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同盟体系的跨区域整合。尽管双方合作不断深化，但受多重因素制约，短期内难以升级为正式的传统军事同盟。美国中介效力的不确定性、双方协同目标的差异以及日本对北约安全依赖的有限性，共同限制了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升级。进一步讲，合作能否升级至联合军事行动或结盟，取决于日本修宪成败及北约介入亚太冲突的可能，而这两个变量均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

面对日本“再军事化”与北约“亚太化”，中国需区分应对美日与美欧在亚太的不同诉求。对于日本，应坚决反制其“引狼入室”的行为，通过强化自身军事安全网络、发展尖端科技及多手段协同，积极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并维护核心利益。对于欧洲，尤其是法国、德国等主张战略自主的国家，应加大经贸合作力度，强调北约不应成为美国遏华的工具，鼓励欧洲在亚太扮演平衡而非对抗的角色。同时，中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周边互利合作，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安全机制，以阻遏“亚洲版北约”的形成。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高度警惕日本“再军事化”与北约“亚太化”互促闭环对亚太安全秩序的冲击。北约模式不可简单复制到亚太地区，国际社会应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抵制北约的冷战思维和排他性安全架构，推动建立一个不以阵营对抗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新范式。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亚太地区陷入“新冷战”的泥潭，维护地区国家数十年来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