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个人的经济学探索与时代

——《常修泽学术自传.导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21-01-21 11: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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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写产权,写人本,写转型,如今轮到写自己——写自己的学术人生。

   似是一个大时代的个人“微史记”。

   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记”:

  

   宣传是传播已知,

   科研是探索未知。

   常怀对未知的敬畏之心,

   修炼后知后觉的自己,

   泽须自强不息。

  

   感谢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出版者广东经济出版社给我提供一个审视自己“学术前半生”的机会。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四十年做了啥?要到哪里去?还能做点啥?”……在写这部学术小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叩问自己。

  

  

  

   “我是谁?”

   需有自知之明。

   接到出版社约稿函的那天,心中有些诚惶诚恐。

   想起了王安石那一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

   从国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一个数据不可忘却:全国在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大约有50万。尽管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等于“社会科学家”,且经济学家也只是社会科学家中的“一部分”,但在经济学界,包括在高校、社科院、政府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以及众多的企业和民间研究机构等几大系统中,确有众多有为的经济学学者或专家,人才济济。

   记得1985年在天津举办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期间,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曾发来四句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与诸多前辈和同侪经济学家“英才”相比,我自叹弗如。

   从国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更令人汗颜。萨缪尔森教授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践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但自己的研究,距离这些期待有多么遥远?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也曾期待中国出现“思想市场”,但遗憾的是,“思想市场”的货架上有几件自己的货品?……

   实在有愧。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由于1960年大饥荒,我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成长路。“三上大学而无缘本科文凭”,更无硕士博士学位,只是由于谷书堂教授和滕维藻校长的宽厚与包容,才让我进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的学术殿堂。

   对此我的心底怀有一种“原罪式”的宿命感,此情结原本传统的读书人多少都有,但我更为直接也更为深沉。能够成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已属幸运。与那些我熟知的屡遭厄运、抱憾终生的经济学界前辈比,与那些才华横溢却由于种种原因过早“离场”甚至英年早逝的莫干山朋友比,我今天依然能够“在场”,已经很知足了;对入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实在不敢奢望。学界对我如此厚爱,感恩。想起了我在陕西法门寺留下的八个字:“无,为正常;有,为幸运。”

   ——一个在国际主流学界默默无闻的人文经济学人,一个不够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的“入选者”。

  

  

  

   “你从哪里来?”

   曾经有学生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我如实相告:“是‘大饥荒’逼迫我学习经济学的,没有什么理想抱负,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饭碗’,以减轻家里负担而已。”

   本书第一章的“楔子”——《1960年“闹饥荒”:“尽快找所管饭的学校”》,“楔”进了我学术人生蹉跎岁月的起点。历史的灾难在一个15岁少年心底打下的烙印,一生一世都不会抹去。第一章的四节,写了学术成长的四部曲:名师指点,时代机缘,中青聚会,宏观历练。这既是我成长“四部曲”,也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四要素”。通过此,或可探究人生成长的奥秘及其蕴含的某些规律。

   (一)名师指点

   这既是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太相信“无师自通”(除非是真正的而不是标榜的“天才”)。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或学位,但是作为治学者,无论如何不能没有高人指点。

   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指点学术道路的名师代表。2016年,在谷老师追悼会翌日,我发表文章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您当时点拨我的‘一根两苗’。您说,从经典作家‘劳动谋生手段’这条根上,本可以长出两棵苗: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但是,经典作家为什么只承认按劳分配而否认商品经济呢?您的话,使我受到震撼,激发了我探索经济理论问题的兴趣。”

   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诸多老师之外,还有天津师范大学夏康达老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老师等。没有名师指点,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启示:一个人的出身和境遇不能选择(或贵族,或寒门),但无论出身贵族或寒门,都需刻苦治学,厚植自己的学问,养成前辈学者所具有的气质与精神。

   在前辈精神的熏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四个精神信条:(1)自强不息;(2)心怀天下;(3)独立思考;(4)宽厚包容。我把这四条贴于案头,时时鞭策自己,并慢慢传给同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女儿。

   (二)时代机缘

   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既是他自己的,也是时代的。莎士比亚有句名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本自传,一开始就“把时代给‘立’了起来”。

   就自己所处时代而言,曾经亲历过人生“艰辛而痛苦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亲历过人生“幸运而开心的时代”——1978年12月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国家“转向”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唯此,才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推上历史舞台,才把被打入“冷宫” 10多年之久(从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的谷书堂教授推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领导岗位上来,也才有谷老师提出将我调入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的可能,也才有滕维藻校长一锤定音:破格录用。

   20世纪80年代是最为激情澎湃的年代。我参加“莫干山会议”(1984)和几次全国中青年会议;提出创建“人本经济学”(1986);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1987);破格晋升副教授(1987);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1988);在《经济研究》卷首发表《企业创新论》(1989)等等……都在20世纪80年代,折射了整个民族在那个年代苏醒并奋进的光辉。

   恩格斯说写作要讲“这一个”,我理解应是“这一时代的这一个”。

   感谢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感谢人生难得的机遇。

   (三)中青聚会

   除了名师指点、历史机缘,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也与众多中青年朋友的“聚会论剑”分不开。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经济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崛起。从1984年9月在浙江省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到1985年4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再到1987年11月在贵阳举行的“东西部中青年对话会”,一直到1989年4月初在京举行的“改革十年:全国中青年理论讨论会”(简称“京丰宾馆会议”),我有幸比较完整地参加了上述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并从中得到锻炼。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青年朋友群体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朋友彼此之间的“赤诚相见,自由争辩”,以及前进路上的你追我赶、互帮互鉴,成为一种难得的奋进力量。

   “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我切身体会到,中青年朋友之间的学术聚会和相互扶持,促使我与诸多朋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共同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也在相处中并肩成长。

   怀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难忘那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四)宏观历练

   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人是需要支点的,施展是需要平台的。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天命之年进京:国家智库再历练》,用实际经历阐述了“支点”和 “平台”的作用。并不是说,在外地、在基层难成大器。古往今来,在边缘乃至在深山修炼成大学问家并不罕见,但要看研究对象。从我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16年的研究课题来看,是需要宏观平台的。感谢国家有关部门在我“天命之年”(1995年50岁)时把我调入北京,感谢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历练使我的理论得以升华。

   “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通往“罗马”的千万条道路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回顾学术人生,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名师+机缘+朋友+平台”,应该是一个人成长的公式。我的成长路印证了这一点。

  

  

  

   这四十年都做了啥?操着什么学术“口音”?

   写自传,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我系统梳理一下。

   1979年初,我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迄今已有40年。“大我”(国家改革开放40年)与“小我”在时段上的高度契合,意味着我的个人学术生涯是与整个改革开放休戚与共的,从经济学研究履历来看,应属于改革开放的一代。

   在过去40年的学术探索生涯中,我瞄准自己认定的“经济学三大理论支点”展开。本书标题《产权人本转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路》基本概括了我的学术人生。如果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40年可用三个字概括:“产”“人”“转”。

   “做出自己的学术味道。”这是在治学前老师提出“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后的感悟,只能尽力而为。

   本书在第一章叙述个人成长路之后,从第二章开始,即按照 “产”“人”“转”三条理论线索分三章具体展开,向读者诉说自己在探索中的心路历程及酸甜苦辣。这里提纲挈领地点一点。

   (一)关于“产”的探索

   本书第二章——“产”:《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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