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世界正密切注视着中国。这不仅因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的影响，也由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尤其是CO2排放增长所带来的角色转换。随着这种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中国政府应审时度势，适应变化，主动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中国在较长的不同时间阶段的能源需求和CO2排放，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战略和目标。《2050中国能源与气候变化情景》的报告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日本和接近美国。中国的CO2排放量也会迅速增长。如果情景照常，中国CO2排放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0~2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2050年的气候应对中即使采取保守的方案，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极为有限的排放空间容量。在这种相对的约束条件下，制定中国的近、中、长期的战略就十分迫切。
中国CO2排放的战略转折点的共识和确定有利于展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方案中的立场和贡献。中国在2010年如果实现20%节能目标，可以实现15~16亿吨CO2排放。中国2020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人均GDP翻二番。与此对应的能源利用和CO2排放目标应与GDP目标脱钩，也就是说不能重复“2001~2005”期间的GDP与能耗和CO2排放之间弹性系数≥1的关系。而应是能源消耗和GDP增长之间的一番保二番的关系。当然CO2的增长还是明显的，根据有关单位研究表明，在2025左右达到CO2排放的第一个转折点，即GDP仍然较快增长，但CO2排放不增长。在2030前后，经济和技术实力增强以及经济依然平稳增长，但CO2排放下降，直至2050年，中国人均CO2排放低于世界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目前认为2吨CO2/人）。
紧紧抓住政策、技术、投资和市场机制等主要关键因素，推动实施中国的短期（2010）、中期（2025）和长期（2050）的减排目标。政策指引和实施的中心是CO2减排只要一个政治承落和强制性要求，另一个认为CO2减排是有价值定位的，无论从企业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相对或绝对的CO2排放总量限制指标是强制性的政策要求。相对性CO2排放总量限制指标包括人均CO2排放。人均累积CO2排放、能耗强度指标、部门和产品CO2排放限额等。中国在“十二五”实施的能耗强度减少20%的指标，就是一个好东西。在中国政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下，如何顺应发展形势，创立一个量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不仅对中国和世界有有益，尤其为后续的有几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气候变化的协调发展中，提供有益的借鉴模式。
技术发展和创新是减少CO2排放的主要利器。从中国80年代以来的节能效果来看，技术的贡献率从90年的20%，2000年的25~30%到2005年35~40%，重要性日益突出。从今后的CO2减排中，技术发展和创新将发挥主要角色作用。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展呈现有这么几个特点：先进和落后并存（与国内比较），一般落后与某些优势并存（与国际国际），应用强和创新弱并存（与国际比较）。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机制提升整体技术水平的效果明显。对于量大面广的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仍应通过市场的办法来解决。技术合作和转让是发展中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国际谈判中必备条件之一。中国政府对于国内缺少的重要商业的技术，要做到心中有数并积极制定出台相应政策，保护和解决国外企业界关心的问题。可以仿照经济特区的做法，开辟若干个“低碳技术开发保护区”，提供优惠政府政策，保护技术产权和国外企业的经济利益。中国是世界上消耗煤炭最大的国家，煤炭的比重在2050年仍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洁净煤技术（Clean coal technology）煤多联产技术方案（Poly generation），整体煤气化循环发电技术（IGCC）和碳捕捉和埋存技术（CCS）应是低碳技术的发展的重心。智力合作和投入是技术合作与转让的高级形式。类似于位于法国的国际核聚变研究项目，在中国设立多联产和碳利用项目，吸引国际上技术和智力的投入和创新，实现商业化利用。在技术发展、创新、合作和转让中，中国应该在某些领域中担负领导者（leadership）的角色并发挥作用。
投资是技术发展和CO2减排的保证措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世界在今后20年减少CO2排放的资金需求中，年均需要1万亿美元的投入。中国的节能减排中，每年需要5~6千亿人民币，在今后的CO2减排中，资金需求量更大。资金的缺口很大，由于股市的低迷不振和金融危机，目前从资本市场中筹集节能减排资金很困难。证监会应安排鼓励节能减排好的企业上市或公布业绩，激励更多的投资。银行和投资企业应有强制性的份额，推动节能减排的实施。示范SO2和CO2的总量控制交易机制。在条件成熟后，可从国际国内的碳交易市场筹集资金。中国政府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应针对不同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提出一揽子的有区别的、浮动的贡献率，而不是对所有发达国家和所有时期采用固定的资金率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在南南资金合作中，应在技术援助和资金援助上起示范作用。
发挥市场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杠杆作用。据有关单位测算，价格和税收对节能的贡献率为30%，中国的能源资源价格长期以来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和供需关系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导致在节能减排的行动事倍功半。能源价格与国际接轨，应是政策的方向，尤其是油、气、煤、电的价格改革应加快。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监管的有形之手加以控制。外部成本，包括环境、公众健康、社会和气候变化成本，应通过税费方式加以内部化。取消对能源及其相关产品的补贴是第一步。目前世界和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正是能源价格政策和燃油税、能源税（逐步过渡到碳税）出台的好时机。价格和税收的出台，可进一步推动碳交易市场的成熟和发展。同时也为国外企业技术进入、交易、转让和合作拆除了市场的价格壁垒。这种政策和行动应在国家应对气候的政策和行动的文件得到表述。
地方的政策实施和行动是CO2减排的关键。与2010年的节能减排政策指标的贯彻实施一样，没有地方的认真参与和努力，是达不到减排目标的。与节能减排目标初始阶段一样，CO2减排在地方各级政府中，认识更模糊。在地方政府中，应把20%和10%的节能减排与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相结合，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对减缓、适应和碳汇做出统一规划，就显得更为实际和可行。换一个角度讲，采用碳排放强度比能源消耗强度更好，主要原因是把可再生能源从指标中取出，有利于地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是一个大国，提高地方的认识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对地方的具体规划政策实施和行动要不吝着墨。
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不断提高和增强。据有关民间组织调查，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公众意识不相上下。这得益于近年来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和宣传有关，也与非正常的自然气候变化和灾害频繁的观察感受有关。在公众意识的提高上，公益团体和民间组织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公众行动已成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和中心活动。同时也要看到，在大、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这种认识还是很薄弱的。如何把节能环保、植树护林的具体行动和百姓的利益结合起来，是宣传鼓励的重点。广大的民间组织有其开展喜闻乐见、生动活泼和扎实有效的活动的特点，仅仅发挥了民间组织倡导宣传、监督报告的作用是不够的，还要能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政府的积极鼓励、表彰、指导和支持尤显重要。转变公众的认识和消费行为会改变的需求，政府需要关注和制定一系列的办法和政策，引导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宣传和行动。
全方位地促进国际交流，增加相互了解，推进国际谈判。中国8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在能源开发、节能、清洁能源技术、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植树造林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对策、政策和行动，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努力。中国的这些成就和信息仍不为广知，对中国的偏见和偏信不利中国气候变化中的立场和努力。中国政府应积极主动的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多边、双边政府之间、国会与国会之间、专家与专家之间、媒体与媒体之间、民间组织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交流或交叉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加强政府相互了解，改变国会议员中的偏见和成见，纠正媒体的片面和误导，提高研究单位的水平和合作，消除民众间的疑虑和误解，中欧和中美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策略的中心问题。目前中国和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致相当，在今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两国仍是世界上前二位最大的排放国家。中美之间的交流，可以助推美国新一届政府对气候变化做出承诺。此外，中美两国应将国际的义务和角色与本国的义务和政治承诺区别开来。在本国所做的政治承诺和义务时，应基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整体利益和本国的具体情况做出，而不是以其他外部条件或其它国家的立场为转移。
要拟定对金融危机对气候变化战略和国际谈判产生的影响做出应对方案。2008年9月发生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金融造成巨大的冲击。美国、欧洲等市场化国家首当其冲，中国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今年底进入经济衰退期。主要国家疲于应对，捉襟见肘。尽管各国的经济衰退不一样，但今明二年的政治和经济注意力将会转移到应对金融危险上来。美国的新一届政府正处于金融风暴中心。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放到经济问题上。显然，金融风暴对气候变化的谈判造成巨大的负面冲击，今明两年的世界范围的主要议题恐难金融和气候并行，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很有可能达不成一致协议而延期。其它的一些主要气候议题，如减排的国家份额、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都会因政府的拖延策略，私人部门的保守经营和经济不景气而形不成共识与定论。金融风暴对各国和世界经济的长远影响，也需要今后几年的认真观察。
在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中国应争取积极主动的气候应对策略。金融风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但也给中国带来了几十年没有的机遇。认真思考和总结经验教训，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经济结构，积极的推进金融政策和以低碳经济为内涵的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这种积极主动性也表现在制定短、中、长期的全方位的应对战略、政策和行动，积极研究各种相对量化的减缓、适应和碳汇指标，提出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方案，广泛推动各个层面的交流和对话，在某些领域发展主导的作用。与在其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样，在全球的议题中，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