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国共抗战的战略异同与政治纠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2 次 更新时间:2021-01-21 1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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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旨在向全国军民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而在军事战略方面,其所规划的国民党指挥的正规军与中共领导的军队实行不同的作战形式,前者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后者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山地游击战。在全面抗战局势下采取不同的军事战略,主要是由持久战不同阶段的战略要求以及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由此引发全面抗战时期运动战与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争议,并涉及国共双方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归属。以《论持久战》为中心,解读相关文本与史事,可见既往的认识存在不少偏差,值得深入探究,以求正本清源。

  

   一、《论持久战》与全面抗战的总战略

  

   全面抗战爆发前,举国上下几乎异口同声主张反抗日本侵略必须实行持久战,但是深入考察,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战略形似而实不同,由此引发双方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合作大局之下的诸多分歧,被一些别有用心者曲解,模糊了一些有心人的视听,也导致后来研究者产生了不少困惑。

  

   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坚持专守阵地防御,失去大范围运动战的地利优势,反而给日军以正面突破和分割包围的机会。中国军队虽经英勇奋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可是损失惨重,不仅丢掉大片国土,而且精锐丧失殆尽,所指望的国际干预又迟迟不见动静。尤其是淞沪会战失败和首都南京失守,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悲观情绪弥漫,原来希望速胜者转而怀疑抗战能否坚持。1937年11月20日,汪精卫、孔祥熙、居正、熊式辉、王宠惠、何应钦等包围蒋介石,以既不能战,则应另想办法,转而求和。12月18日,蒋介石慨叹:“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此难关耶?” 12月2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日本所提出的媾和条件,多主议和。次日公开发表对日主张,只是表明不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并未根本否定和谈。

   另外,由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一些人冲昏了头脑。《大公报》1938年4月25日和26日社评称,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认为“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甚至声称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

   形势的发展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倾向还会反复出现,影响妨碍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持久抗战的决心。中共已经预见到,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也很难达到最终阻止日军进攻的目的,如果保卫战失败,中国主要的中心大城市基本落入敌手,悲观情绪将会进一步加剧。不过,即使中国朝野各方坚持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略仍是持久战、长期战和消耗战,并不动摇,也有持久战如何进行才能更加有效的问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及其调度不能体现持久战的优势,造成了重大牺牲,面对日军的压倒性武器装备,消极被动的专守阵地防御等于用血肉之躯作盾牌,可歌可泣,却毫无胜算,非但难以达到有效消耗敌人的目的,反而使自己蒙受不必要的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官兵的士气和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仅仅是应战而非抗战,其所谓持久战,开始不过是固守阵地,死拼到底,以待局势变化,尤其是希望很快能引起国际干预,因而一味要求军民以精神战胜物质,牺牲自我,服从统帅,拼死坚守。可是枪炮无情,惨重而毫无希望的牺牲不禁令人怀疑,敌我双方究竟是谁承受不了持久战的重压。蒋介石不断抱怨指责各部队尤其是各省的军队缺乏必死的决心,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其决策,并试图借机削除异己,进一步统一军队和军令政令,实则抗战第一阶段的重大失利,蒋介石的决策和指挥失当,无疑应负最主要责任。如果按照中共提出的战略战术,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集结若干大兵团在华北和黄淮与日军进行大范围的运动作战,效果当较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设防固守为佳。即使无法很快战胜日军,至少可以造成较大伤亡,并且有效地迟滞其战略进攻的速度和进度,为全面动员民众和军队,布防规划,赢得时间,同时能够尽可能保存精锐武装,与敌周旋,确保相持阶段的必要实力,缩短持久的时间,增加胜算。

   与国民党的持久抗战主张政治上和军事上空洞无物相比,中共的持久战战略有着明确而且行之有效的政治军事路线。只是这一战略虽然已经公布,可是加以详细阐述的主要是党内的纲领文件,对外则基本是以个人谈话或发表署名文章的形式向社会进行扼要介绍,全面而系统的理论阐述不够。必须向全国军民详细讲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澄清国人对持久战的模糊认识,以防止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持久战主张误认为唯一的持久战思想,导致对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乃至整个抗战的前途失去信心。从积极的角度看,全面系统地公开阐述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有助于全国军民了解认识中共关于抗战的政治军事主张及其理论素养,使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占据思想高地,增强在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地位,进而争取全国抗战的领导权。

   《论持久战》问世以及中共党政军系统围绕《论持久战》所展开的全面舆论宣传,就是为了向全国军民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敦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持久战主张,扭转被动战局,使持久战从政府一厢情愿的空洞口号真正落到实处,成为遏制敌人的有力武器,迎接更加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同时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中的影响力,以利于争取最终胜利。

   由于是正面向全国军民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善意批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错误,既要清晰传达意思,又须有所节制,时过境迁,解读起来难免有些隔膜,过与不及的情况所在多有。《论持久战》当然首先要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念,坚定政府和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以及最后胜利的信心,否则,就没有持久战可言。全面了解《论持久战》之前关于持久战的各方言论以及写作《论持久战》的用意,对于准确把握《论持久战》文中的具体所指大有裨益。

   《论持久战》延续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一贯论述,使之更加全面、系统和理论化,大幅度发展完善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构建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世界军事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别树一帜,由此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张不仅明显有别,而且高下立判。

   关于《论持久战》的影响,前人已有较多研究。相比于之前各方的持久战言说,《论持久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五点:一是人民战争思想。国民政府的全面抗战意在全国各地各界均服从其统一领导指挥,毫无保留地贡献全部力量。即使有人主张全民抗战,主要也是要求各阶层、各方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尤其是动员民众支援和保障军队作战。中共则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要求放手广泛动员和武装民众,直接参加抗战。民众参战的主要形式是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具有战略意义。总体而言,是否武装民众,全民皆兵,造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国共关于全面抗战主张和方针的显著分别。国民党的全面抗战和全民抗战,无论是否实行游击战,说到底仍是军队的片面抗战。二是统一战线主张。抗日战争是全面抗战和全民抗战,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不能单靠军队和政府,要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及广大民众,实行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坚持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取胜的基本条件。三是战略三阶段划分。正规军事教育领域的持久战着重于战术层面,战略上比较简单含糊,而国民政府更多地停留于口号式的精神层面,只知道国土广阔和大纵深,以空间换时间。《论持久战》则从战略上分为三阶段,并阐述了各阶段的作战形态以及实现转折的基本条件。是否承认三阶段,是判别持久战真伪的关键。四是持久战战法。全国抗日战争要坚持持久战,应以战略的持久战与战术的速决战相结合,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反对消极的单纯阵地防御。这既是针对国民党统帅的正规军十个月来不断严重失利的惨痛教训,又是坚持中共的一贯方针。至于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整编进入全国作战系列的前提下,以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山地游击战为主。五是明确长期性。之前的持久战,对于持久和长期的估计严重不足,虽然知道日本不易战胜,但又认为其最多只能支撑一年半载,就会财政破产,经济崩溃,引发内乱乃至爆发革命。同时对于外交和国际有所幻想,认为坚持到一定时期就会引起各国干预,甚至可能出兵介入战争。受此误导,只要不让日军速战速决,就称为持久战,如上海、南京、华北等地的战事,就是试图以持久坚守固定阵地来争取时间,引起国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知道抗战胜利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可是依然抱有侥幸心理。毛泽东战前对持久的时限不做预估,通过十个月抗战的严酷现实以及对武汉、广州、甚至西安等大城市可能继续失守的局面的预判,更加明确对抗战的长期性要有充分准备。

   作为阐述持久战战略的专著,《论持久战》在军事理论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其说不仅依据红军时期国内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也是对全面抗战十个月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成为民族自卫战争的重要战略。此后,毛泽东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战争与战略问题》等文章以及《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进一步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论持久战》的篇幅分配以及阐述重点,十分清楚地显示其言说对象主要是全国抗战军民,尤其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统领的国民革命军。全国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对于中共党内而言,早已形成决策和共识,没有专门详细说明的必要,关键在于国民党军政当局能否接受这一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中共必须千方百计地劝告和影响国民党军事当局改变已经造成重大失利的错误战法,同时向全国军民阐明正确的战略方针,以迫使国民党改变方略,更好地坚持持久抗战。即使国民党军事当局不能从善如流,也要让全国军民了解中共抗日方针的详情,显示从敌后游击战成长壮大起来的军队可以发展为运动战主力的前景,无论局面多么严酷,也能对抗战胜利保持信心。

   《论持久战》的另一言说对象是中共党内不理解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同志,“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由于毛泽东稍早前已经专门阐述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所以这方面并不是《论持久战》的重点。这从他本人的陈述以及《论持久战》的篇幅分配,不难予以认定。但《论持久战》确有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所揭示的意思,即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将由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要旨不仅是针对党内同志,同时是向全国军民的郑重宣告。

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不赞成八路军实行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虽然主要出自党内同志,可是不以为然或心存疑虑的显然不仅限于中共党内。国共谈判时,国民党对此颇有保留,红军改编后,友军也每每不予理解,以至于中共方面要反复说明。更为关键的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战争战略总方针,在军事上与八路军实行的战略不一致,党内同志不赞成或有所疑虑,主要是因为急于和日军作战以及不愿意转变内战时期已经习惯的运动战战法,重新回到分散游击的状态,可是也有少数人觉得有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之嫌。这样的看法或疑虑在社会各方难免普遍存在,不将这一问题从战略上予以阐明,就很难在全体抗日军民当中确立威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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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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