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迟到但不会缺席的“新冷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0 次 更新时间:2021-01-20 16: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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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解构现代化》再版于2020庚子年 春夏之交。

   值此“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挑战之时,东方出版社和我的科研团队把这本早期演讲录修改增删推出来可谓恰逢其时!因为,出于比较研究之目的,再版时收入了我1980年代末期以来的部分文章和讲座,那时正值苏联代表的本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也在内外交困——国内1988—1989年涨滞危机正在发生之际,遭到美国带领的西方国家1989年6月启动的“全面制裁”;随之是正在工业化加快必然追求“资本增密”的1990年代多次发生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危机,也引发大量维稳事件……可见,再版此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更在于帮助那些关注我的后来者从中看到上一代人遭遇重大变故时的思想演变,而我们的问题意识也确实是在客观世界复杂演化之中清晰起来的。

   也许是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性,我们科研实践团队才有新世纪以来在社会上一以贯之的影响。在今年5月份对新时代乡建20年经验的总结讨论中我们认识到,前后衔接的两代人逐渐结构起来的思想理论,本源于我们身历其境地体验了国内外复杂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我们在2020年这个世界变局中没有随波逐流地按照西方中心主义传统话语来“人云亦云”,而是坚持对本土问题进行“实践出真知”的调查研究,因此而有对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阶段的客观记述和分析。似乎,作为承上启下并且身历其境的研究者,我们比正在成为主导力量的学术新生代有更多求真知的条件,能够直接在重大历史演变的亲历中形成相对更清晰的问题意识。

   这个特点,也是我同意再版这本演讲录的原因。

   本书定名为《解构现代化》,所谓“解构”,是得让现代化理论回到其被称之为“理论”的那个时空条件相同的环境下,才能了解其被验证的程度;而这个同等条件下的验证程度,体现的才是该理论的科学程度;后来者只有把握了理论的科学程度,才不至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对过去观点的差异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议。想到此,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作序当作发言机会。

  

   一、我们身在其中的时代演变:冷战、后冷战与新冷战

   此书再版时,正值美国发起的“新冷战”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中演化为世界乱象——体现着人类现代性最高层次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照搬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大都目不暇接地上演着生存还是灭亡的“哈姆雷特之问”——与东亚从“封城”到“封国”秉持生民为本对应的,是“不自由毋宁死”的欧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内含的、被进化论“丛林法则”所认同的弱肉强食,表现为放弃疫情控制、听任“集体免疫”、不对“老弱病穷”承担救治责任、导致富人无虞而大批“低端人口(low life)”被疫情消灭……

   于是,新冷战照搬的旧意识形态倏忽之间坍塌!遂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被迫陷于最高死亡率的“低端人口”在体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地区符合规律地发生“颜色革命”!

   这个现象似曾相识——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美苏为主的“老冷战”最紧张的1960-1970年代,曾经发生过非裔美国人为主的各类社会群体举行反抗压迫为实、反“种族主义”为名的大规模抗议。那时,也有很多白人和其他族裔的人民群众参与示威。那时,也有“黑豹党”发起的暴力革命;但和平示威的群众运动领导人是主张非暴力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他被暗杀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时过境迁。但很多当前的情况都并不陌生。原本贫困率及犯罪率双高的底层社会群体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活动,打破了此前各类族群分别聚居的“熟人社会”尚有的“非规范约束机制”,愤怒的人群一旦离开本社区,则不可避免地在大城市商业区演化成打砸抢烧的动乱……

   若非亲身经历,很难体会我们失去话语权之后的尴尬。即使仍然留着客观求实的基本常识也会看到,在疫情对任何体制的国家都同样是巨大挑战的条件下,显露出来的东西方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西方长期“生产不足”而“话语过剩”,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长期“生产过剩”而“话语不足”。原殖民化宗主国各行其是,原殖民地国家则纷争频仍,世界乱象大致是在西方长期主导的殖民化区域翻云覆雨,不仅恶化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趋于解体的危机,而且在美国大选年催生了“俄狄浦斯” 式的悲剧:

   被疫情所催化的全球供应链断裂将会造成全球化解体,对那些已经在全球一体化之中获益的实体企业确实是灾难;但,对美国单极霸权的维护者而言却“机会难得”!一方面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借机推行“币缘”战略主导的全球产业“区域一体化”重组,既要实现美元结算体系“去中国化”,并在全球生产体系的战略性部门强使中国硬脱钩;同时又要借助“冷战”意识形态发起软实力进攻,配合巧实力策动“五独”运动(港台疆藏四独+独立宗教极端势力)达致阻遏中国崛起、甚至肢解中国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贸易逆差和债务率双高趋势恶化,虽然也像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那样再次更大规模增发货币、搞无底线“量化宽松”,但却因全球都遭遇疫情打击而不可能再顺畅地对外转嫁成本来化解其内部危机,遂只能在大选年党争白热化压力下强行复工复产。

   “人算不如天算”!1980年代起美国新自由主义推金融资本全球化搞了30多年,造成内部分化加剧,派生了社会治理失序条件下的疫病防控困境,拒绝担责的政治家们把疫情过分政治化,荒唐对外“甩锅”,造成官方民间都在“大规模聚集”——官方为了维持低层次民粹主义而举办大型竞选集会搞政治动员;民间则因失业人数超过“大萧条”、低阶层族群纷纷加入街头示威。这两类内生于现行制度的大规模聚集,客观上都在扩散疫病感染。使得防疫专家多次警告的疫情恶化成为事实,尽管其人口规模小于中国、印度和印尼,医疗条件好于全球任何其他国家,但疑似、确诊和死亡人数均为世界之最……

   这一切,都表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长期累积的制度成本已经“对内转嫁”!萨米尔·阿明的金融资本恶性扩张造成两极分化最终“内爆”的理论,正在成为现实。

   这些此前无法预料的情况,不仅多角度地验证着国内“庚子年必有灾变”之定数而表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并且,鉴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达致的最高境地“全球一体化”显然已经败于疫情及其导致的大危机,海内外舆论大都认为,2020年是全人类社会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

   若然,就要先对“冷战”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做的背景分析。

   西方文明主导的人类资本主义历史,在二战之后的1940年代中期进入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割世界、全面对峙的“冷战”阶段,把世界变成了以“意识形态”配套地缘政治划线的两大帝国主义体系。冷战产生的因“内在具有政治正确”而被强权推行着的、本无任何理性可言的制度框架,被两个同属于西方的超级大国包装成“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两个思想理论、教育文化体系,据以形成浸淫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制度权。

   虽然老冷战因苏联解体而成为演化为“后冷战”,但冷战所娩出的世界单极霸权体系和孪生的、在后冷战阶段几乎没有对手的单极霸权思想,几乎全面继承了冷战的制度遗产;其彰显霸气、霸道、霸权的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权和话语权体系,依然全面而深刻地统治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遂使霸权国家滑入新冷战乃是最低制度成本的客观过程。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

   对于被苏联解体所标志的从冷战到后冷战的历史阶段性演变,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是被从西化意识形态出发的所谓理论给出的主观原因的归纳;但很少有人去客观地分析这个事变本来就是客观规律使然。这次再版新收入的文章中,就有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直接调研和不同于主流精英们那些同样归宗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析:自1980年代美国引领西方国家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借此加速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以来,仍然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坚持“换货贸易”因而属于非货币化经济体系的苏联东欧国家在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经济增长标准核算体系的竞争中被动趋弱,随之进入解体过程。

   更少被关注的后续演变是:1991年苏联名号取消之后,西方资本乘势利用新自由主义构建的话语权推进“制度转轨”,把控那些政治上解体国家的庞大的、未经货币化的资源性资产的“市场化”进程,使用西方投资作为主要工具加速“资源资本化”从而获取到巨额收益。这才是这个世界正式进入单极霸权主导“后冷战”的真实内涵……

   将这个逻辑在空间上延展到极致的,的确是美国“单极霸权”所控制着的西方——因力推全球化所必须的制度权和话语权,而对试图纳入全球化而跟从发起“转轨”的发展中国家犹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与之对应的,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因资本极度稀缺而在产业领域和制度体系对西方资本“大门常打开”,遂有在资本的大进大出中“醉生梦死”——醉着生,梦着死!

   (二)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

   我们未曾例外。后冷战之初,西方资本因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而加入美国发起的制裁而大部分撤出中国,遂使1980年代末期本已遭遇“涨滞”危机、资本极度稀缺的中国,立即在1990年代之初深陷于财政赤字与恶性通胀叠加、演化为整个九十年代长期化的制度困境;也是在这种困境中,主流精英加快全盘西化的深改步伐。

   实际上,此阶段西方政治家和媒体人、包括国内精英集团,绝大多数笃信“中国崩溃论”。

   我们之所以指称中国在这个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下经历了一次值得后人正视的凤凰涅槃,乃在于:

   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为应对美国制裁、外资撤离的危机,而在政策上鼓励地方政府吸纳一切可能进入的海外资本,那些劳动力密集型、资源破坏和环境敌对型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低端外向型经济,本来在过去都不可能纳入官方计划,九十年代却在“改革计划体制”的过程中迅疾在沿海各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维持了一定数额的海外资本进入国内、改善了外资“绝对稀缺”困境,但也客观上挤占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上游设备制造业的国内市场空间,遂加剧了本来已经严重不景气的国企的“关停并转”,间接促使数千万职工“下岗分流”;同时期,此类仅靠地租和社会租生存的“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还催生了内地多个欠发达省区的上亿农村劳动力被“市场配置”向沿海和城市。这些导致中国“被全球化”的演变,在多个方面都使得中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化”之际日益失去自主发展的结构支撑,成为给发达国家技术创新驱动的高端产业做零部件配套生产的“世界车间”,为其主导的“全球资本化”贡献了巨大的资源资本化收益和劳动剩余价值。

   由此可见,至少在经济基础领域,老冷战阶段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已经演化为后冷战阶段的“一个世界一个体系”——客观上看,新冷战的“去中国化”会给发动者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强行硬脱钩的制度成本会恶化金融资本“内爆”代价……

另一方面,中国在老冷战初期的1989-93年遭遇西方资本撤出,因资本绝对稀缺而必然规律性地造成通货膨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频发、并且必然派生社会矛盾复杂甚至尖锐等巨大压力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和政治讨论贯穿于整个九十年代,也客观上回应着西方给定的“中国崩溃论”……作为有两千多年大一统制度传承、长期民族独立战争和革命史的政治国家,领导人在官方文件中仍然坚持着与革命历史内生“合法性”密切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客观作用是,经济正常运作条件下市场发挥顺周期作用,而在大危机派生的多重挑战下,则需执行对已经成形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国家宏观调控,那就只能靠“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发挥“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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