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波: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与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21-01-17 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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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波  

  

   内容摘要: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在总论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价值和研究方法;在经典理论研究方面,推进了价值与剥削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方面,围绕新自由主义批判、金融化、收入分配、数字资本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展开了研究;最后,开展了社会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研究。与前几年相比,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纯理论性研究减少,现实问题研究增多,而且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和探索反抗策略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大量增加。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有: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劳动剥削与资本积累动态,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以及加强话语权建设和坚定“四个自信”。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总结2019年的研究特点与原因,分析其借鉴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真实反映国外研究状况,本文并未采取先确定文章框架再检索所需文献的做法,而是对近二十本国外相关杂志2019年全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分类和筛选。这些杂志包括《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每月评论》《科学与社会》《批判社会学》《批判》《剑桥经济学杂志》《新左派评论》《新政治经济学》《重思马克思主义》《国际批判思想》《激进哲学》《竞争与变革》《日本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社会主义与民主》《经济与社会》《社会经济评论》。虽然这样处理可能会遗漏许多文章,但优点是能够客观反映国外研究状况,避免主观划定国外研究范围。

  

   一、总论研究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价值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如果离开了马克思,我们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当代世界。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如何根本不同于早期社会形态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一直都是全球性的,必然会征服整个世界。这个观点启发阿明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使其必然会爆发系统性经济危机。面对危机,社会变革既有可能走向革命,也有可能选择衰败。阿明认为,马克思从未仅仅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是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维度,认为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着资本积累,而且支配着现代文明的一切方面。这种独特的视角使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分析了社会关系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已经将“生态”纳入到了自己的分析之中,这在一个世纪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还使我们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和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是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仍然是漫长的。

   近年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文章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并宣称“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萨瓦斯·马察斯(Savvas Matsas)认为,一直将马克思视为敌人的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之所以对其大加赞扬,是因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马克思的预测,即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毁灭的内在趋势。马克思的反对者承认了他的先见之明,但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性失败,而非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及其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限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十年之后仍未结束,而且仍然以新的更有破坏力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爆炸威胁着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但无法解释过去,而且不能理解当前。在此背景下,已经觉察到危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他们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已经得到了经验证明。

   在最近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基础上,本·法因(Ben Fine)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时代价值。法因认为,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第一,从方法、概念和理论来看,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整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具体说来,马克思通过资本有机构成考察地租问题的做法,与他的劳动过程理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的理论和平均利润率理论等保持了一致。第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不是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形的、关于地租的一般理论。第三,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社会再生产与重构都直接或间接地由金融化所支撑,而土地所有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因认为,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不只是一个关于地租数量的技术说明,建立在任意的假设基础上,从而具有有限的适用性。相反,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积累形式如何附着于土地、商品和服务的金融化,并且支撑了经济、社会和物质再生产,后者影响了从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保罗·斯塔西(Paul Stasi)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文本分析,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斯塔西指出,资本对于马克思的意义,相当于世界精神对于黑格尔的意义。马克思将黑格尔颠倒过来的方式是指出资本逻辑的展开如何创造出了一系列真实世界的规定性,并形成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斯塔西通过考察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追踪了《大纲》中的一些思维线索。斯塔西认为,马克思对剩余概念的理解经历了辩证转换——从剩余价值到剩余劳动再到允许从事资本批判的休闲时间,表明资本内在规律的展开如何既产生了真实世界贫困化的条件,也创造了解放的潜能。斯塔西指出,《大纲》是《资本论》的一些核心概念的笔记,主要是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大纲》中并未得到充分阐述。同时,很明显,《大纲》充满了许多深刻的见解,总体上与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保持一致。《大纲》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而马克思的许多成熟著作倾向于抹除它的痕迹。

   理查德·韦斯特拉(Richard  Westra)认为,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所创立的批判实在论能够极大启发马克思主义研究。然而,巴斯卡理论的核心原则并未被关注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充分吸收。如果能够恰当地理解这些原则,我们就会发现有必要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的文本。韦斯特拉认为,巴斯卡提出的三个主要的科学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理论构建中恢复本体论,社会科学是真正科学(capital-S science),以及详细说明了作为科学发现策略的逆推法。韦斯特拉就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三个长期存在和相互关联的问题,考察了这三个原则。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理论的可理解性,第二个问题是《资本论》辩证结构的基本原理,第三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认知序列(cognitive  sequence)的社会科学含义。韦斯特拉认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宇野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符合巴斯卡基本的科学评判标准,因此增强了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性。

   过去三十多年,随着批判理论的复兴,学界对于尼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一些左派学者开始对尼采持赞赏态度。在此背景下,《批判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一组论文,讨论尼采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认为,尼采之所以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批判理论很少持乐观态度,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者们想要重新恢复希望,而尼采的乐观主义能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批判理论家提供希望。例如,布洛赫就是最早开始关注尼采的批判理论家之一,在其《希望原理》中阐述了希望哲学。伊沙·兰达(Ishay Landa)认为,马克思和尼采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尼采并非主要关注道德和文化问题,马克思也并非仅仅集中于经济基础。尼采的整个文化概念基于以下敏锐的认识——经济基础在支撑一切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反,马克思则深切关注文明的命运。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和尼采的观点存在一致。他们的不一致之处在于社会视角不同——马克思预见了阶级对立在未来社会的消失,尼采则坚决反对这种结果。兰达认为,只有将马克思的“社会个体”概念和尼采对于“最后的人”的描述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它们的含义。加里·耶里森(Gary Yeritsian)从资本主义艺术批判的视角解读了尼采的思想,并将其与受尼采影响的左翼运动联系起来。耶里森质疑了卢卡奇、梅林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尼采视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动辩护者的做法。耶里森指出,尼采的政治哲学无疑是精英主义和反民主的,但尼采对工业纪律、标准化的反对和对反抗普遍异化斗争的支持,使其与艺术批判的解放冲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研究

   1、价值理论与剥削理论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期,美国被囚禁于监狱和拘留所并强制假释或缓刑的人从不到80万增加到超过700万。马克·杰伊(Mark Jay)认为,这种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控制、污蔑和剥削工人阶级中最穷的那部分人。直到今天,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仍然以最贫穷的那部分人为目标,私人力量试图左右监狱改革运动,并通过大规模监禁获利。具体说来,企业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从中获利。第一,获得政府合同的私人承包商将运营成本削减到极致。第二,通过收取使用费获利,这些费用通常是犯人离开监狱的条件之一。第三种获利方式更加直接,但也非常重要——大规模监禁迫使穷人接受低工资、地位低下和灵活的工作。大规模监禁表明,不断增加的制度压力使穷人和工人阶级面临以下选择——或者接受资本的剥削,接受不断恶化和低收入的工作、支付高昂的使用费、接受随时随地的监视,或者被关进监狱之中。

   剥削通常指的是人对人的剥削,即某个个体通过特定的交易剥削另一个个体。加布里埃尔·沃尔纳(Gabriel Wollner)试图摆脱这种个体主义的交易范式,讨论了匿名剥削(anonymous exploitation)的问题。沃尔纳认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剥削概念需要满足五个条件,即能够准确描述和成功区分剥削性和非剥削性交易,能够合理阐述剥削的不公正性,能够合理区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能够使用这个剥削概念识别剥削的来源和解决方法,以及至少能为一些真实的社会现象提供基本的解释。然而,在一些情形中,我们无法确定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具体说来,沃尔纳认为存在三种匿名剥削:第一,匿名剥削可以是非个体的剥削,剥削者、被剥削者或两者是群体行为人;第二,匿名剥削可以是非主体的剥削,剥削者、被剥削者或两者是非主体的群体;第三,匿名剥削也可以是结构性剥削,由剥削性的结构所产生。沃尔纳认为,非个体、非主体和结构性剥削是真实、独立和并不神秘的现象,如果忽视了其重要性,就是对剥削的重要情形视而不见。

塔玛·戴安娜·威尔逊(Tamar Diana Wilson)试图将无家可归者(homeless)纳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理论和上层建筑概念。威尔逊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使无产阶级成为商品,商品化的对象还包括那些无家可归者、不稳定就业者和失业者。然而,他们通常并不是生产链条中的商品,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家可归者是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无家可归者有时作为马克思所识别的剩余人口中底层的部分而受到剥削,但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的手段,他们被商品化而受到剥削。他们受到阿尔都塞所说的强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无家可归者并不与工人阶级竞争,只得接受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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