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政治策略或文化现象日益受到关注，并且有进一 步泛化、标签化的趋势。这既有全球化背景下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泛滥的 影响，也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息息相关。在当前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 复杂尖锐的背景下，高度重视民粹主义及其倾向所带来的挑战，把握其在当代中国滋生存在 的主要特点，坚持以正确的原则警惕和应对民粹主义现象，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引领疏导 ，应当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民粹主义 批判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国家治理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思潮强势复兴。就当代中国而言，民粹主义“不仅 存在，而且正在发展为一种显性的社会思潮”[1]。伴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 国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所遭遇的民粹主义影响和干扰不容忽视，民粹主义主张、民粹主义现 象时有出现。尽管从宏观层面看，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总体“规模不大”，“缺乏足够的社 会影响力”[2] ，但其滋生、蔓延和各种形态的展现，仍值得给予高度关注。一方面，我们要剖析、应对和 抵制国外的民粹主义思潮，积极消除全球治理不平等不公正的体制机制根源，促进新型全球 化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批判和化解国内的民粹主义，准确 判断和评估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既防止“民粹主义”标签的泛化滥用，又采 取有效措施消解民粹戾气滋生的可能。

一、当代民粹主义在我国的表现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当代民粹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特殊 性，其既与西方民粹主义相关联，又同我国社会固有的思想文化特点相耦合，具体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

1.与各种社会思潮交融。

作为极端平民化、极具批判性的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概念和内涵尚缺乏明晰的界定 ，它既可以是一种政治心态、思潮、策略，也可以是一种社会运动。正如俞可平指出的 ，“民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 反动的一面，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它有民主的内涵，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 裁；它有爱国的情怀，但常常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反对精英政治，但结果经常是个人集 权；它貌似激进，但实质上经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势力”[3]。这一论述形象地描述了民粹主义思潮 所具有的多义性和模糊性。由此观之，它与当代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思潮的离合交融就有了 理论上、逻辑上的支撑。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增强了社会创造 力和发展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工、社会职业、社会群 体，人们思想观念的丰富性、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显著增强，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更趋 多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进一步显在化。相应地，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 诉求也必然会发生新变化、出现新情况。这突出表现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思潮时有出现，一些腐朽没落的思想沉渣泛起，呈现出多种社会思潮涌动激荡、意识形 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的态势。在这种背景下，民粹主义多义、模糊、空心化、策略性的特点 ，与极端民族主义、新左派思潮、逆全球化思潮、消费主义等经常呈现出合流且相互利用的 现象。

不可否认，这些社会思潮都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它们既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 又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或干预社会变革。这些社会思潮在交流交融和相互吸收中，无疑具 有纷繁复杂性，某一个思潮往往具有若干其他思潮的特征，很难绝对化 地定格为单独某一种，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所具有的对普通民众及社会群体的极化 动员和群体集聚效应，又往往能够扩大或加持其他社会思潮的群众基础。因此，民粹主义与 其他社会思潮叠加或合流的趋势就更加凸显了。它们从积极或消极的角度成为我国社会 转型进程的思想注脚、现实注脚，客观上也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转型和公平正义。从这个 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思潮兴起的复合化的民粹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离合际遇变化，往往 揭示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时代流变，反映出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 中国境遇。

2.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抗衡。

从我国意识形态格局来看，民粹主义是一种边缘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属 于非主流意识形态。它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 力，既表现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危害，也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引领和消解。有 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并不是挑战和反对现有的政治制度，而是更多地反 映了一种人民群众对自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安、焦虑和渴望”[4]。从这个角度讲，民粹 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思潮的事实，虽然往往从负面侵蚀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但也 警醒主流意 识形态必须直面和关切那些具有一定存在性和动员力的社会思潮，进而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 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通过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巩固和加 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指 引下，以足够的优势和力量去实现并巩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尽管有关当代民粹主义的 概念已经极大拓展和泛化，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视域中的俄国民粹派、中国 共产党早期一些历史人物受到俄国民粹派及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等，都使民粹主义在中国马 克思主义语境中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思潮的丰富内涵与指向。当然，即使语境和内涵已经有 所不同，但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和态度，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民粹 主义思潮仍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抓住民粹派或民粹主义的主要倾 向，并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历史范畴中加以考察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方法，仍值得当代研究者深入学习和思考。

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 ，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 、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种 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5]。因此，在与包括民 粹 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的斗争中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只有不断 总结已有经验，并在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始终保持鲜活的 生命力、伟大的创造力和强大的引领力。

3.与全球化和现代化交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勃兴，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的。全球 化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历史进程，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既带来了经济 持续增长、国际合作与相互依赖加深、社会包容和文化多元等，但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 贫富差距增大、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和治理危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各民族、各 文明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应增加，由此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复兴，进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危机。可 以说，“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在推动民粹主义迅速扩展和演变为全球性挑战的问题上， 发挥了重要的促发作用”[6]。

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也面临融入全球化和推进现代化发展所 带来的社会矛盾及问题，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利益及其分配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 此过程中，经常伴随“民粹主义”词汇的泛化而引起热烈的讨论。民粹主义式的社会心理、 社会情绪、社会戾气的出现，往往能够反映出当前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存 在的某些具体问题，有助于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与阻滞国家现代化的各种因素， 从而起到客观上提供警示和排除障碍的作用。

综上所述，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失衡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是民粹 主义复兴的背景和底色。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反映了加强全球 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性”，同时体现了“以‘现代国家’建设为目标而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7]。 总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新时代我国发展所面 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特别是经济社会深度转型所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 断消除可能滋 长民众极端言行的因素，并在现代国家治理进程中，充分考虑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 背景，通过增添全球向度、拓展全球视野、把握全球问题，更好地回应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 民粹主义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二、疏导当代民粹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深刻认识当代民粹主义在我国的主要表现及特征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有效管控 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是规避当代民粹主义风险的重要路径。具言之，应主要把握以 下几个基本原则。

1.主动关切其诉求。

在某种意义上，民粹主义“可以视为一个政治体系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它的出现 是政治系统自身做出的均衡化反应，是对现实政治中过度精英主义的一种纠正或反制，民粹 主义的产生正说明了政治体系在某些方面发生的问题，需要决策者正视并妥善解决”[8]。从当 代中国 社会现实来看，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一些事件“常常高举反对压迫、要求公正的旗帜”，对 社会不公以及腐败问题通过舆论动员、仇视精英和苛责权威的方式进行抗争，涉及的多是与 民众切身利益有关的具体问题，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部分底层民众或弱势群体所关切 的司法公正、收入分配、就业失业、住房拆迁、教育公平、医疗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环境 治理等一系列社会民生领域的利益诉求。总之，都是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具体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经济社会领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客观存在的、逐渐积 累的一些矛盾、短板导致的，是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问题，是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的问题，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其风险隐患也不容忽视。应当高度重视民粹主义事件的 “晴雨表”“风向标”预警作用，“关注民粹主义思潮所反映的社会权利不平等事实，及其 潜在的大众政治倾向”[9]，管中窥豹、见微知著，从民粹主义的利益诉求中找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难点、痛点，防微杜渐、积极主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化解。? 总之，对待民粹主义不能只是单纯地加以指责，或简单将其作为一种错误思 潮进行批判，而应当充分注意到民粹主义所反映的某些相对合理或有深刻社会背景动因的诉 求，举一反三，加以疏导，进而厘清并消除引发民粹主义的破坏性因素。

2.适当包容其表达。

民粹主义的现实表达经常带有极端化、非理性、抗争性的色彩，这固然是因为人们对某些领 域的不满情绪投射到民众心理层面，容易造成心理落差，产生不良心态，酿成非理性表达， 而事实上，这种表达往往是一种社会情绪和心理的宣泄，孤立性事件居多，偶发性、突发性 居多。在这种情况下，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不宜“一棍子打死”，而应注意准 确区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善于运用社会稳定“减压阀”原理。 一方面，决不忽视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敌我矛盾和一些民粹主义事件背后潜藏的敌对势 力的策动煽动和利用；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现实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普通民众利益诉求表达 方式的非程序化、简单化、情绪化，不以强行压制的办法简单去“灭火”，而是以包容的心 态给予这种表达以适当空间，使带有民粹色彩的社会利益诉求和表达找到有限度的、社会可 承受的“出气口”，形成社会稳定秩序的“减压阀”，从而达到回应关切、释放压力、协调 利益、消解矛盾的目的。 概言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疏通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更加注重面向社会各阶层特 别是普通民众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最大限度地消解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

3.坚决抵制其极化。

不可否认，民粹主义之所以被视为带有贬义和标签化的社会思潮，与其极端化、偏激 化的形态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民粹主义的“广场式政治”和“沉默的螺旋”特征，使其本 身包含的某些正面价值诉求很容易走向非理性、情绪化的极端和偏执。

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最突出的传播特点是以互联网为载体，这就加剧了针对某些热点 事件的非理性和极端化表达。因为，互联网的传播特征决定了只有那些吸引眼球、引 发共情、触动心理的话题才能获得广泛关注，极端、偏激甚至暴力性的表达和主张更容易吸 引和集聚民众。于是，仇富、仇官、反权力、反市场、反全球化等极端情绪，在网络环境 中极易得到宣泄释放, 并逐渐在网民的参与中扩展发酵成与精英、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抗 的民粹主义思潮。

同时，由于网络群体的同质性特点，极易形成心理暗示并相互影响，通过一种“集体 无意识”机制，形成极端化的舆论动员。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曾剖析过大众集体无意 识现象，强调在集体无意识心理中，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参与到群体中的个人，不但 能够变得‘偏执而野蛮’，而且在他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不理解的各种‘理想’的鼓舞 下，他并不像大多数个人犯罪那样是受自我利益的支配”，“作为‘暴民’的群体，其残忍 程度常令人瞠目结舌，以致不断地有人因此而感叹人性之恶。”[10]这种群 体 极化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是正常社会和谐稳定秩序的严重威胁，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

此外，随着世界范围极端民粹主义思潮的复兴，民粹主义对当代中国的传导、 倒灌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了。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 内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同时混杂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敌 视与战略遏制企图，对民粹主义思潮更要高度警惕，更需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和战略预判， 加强主动防范和风险管控。

三、有效应对当代民粹主义的路径

以上三条原则是我国疏导民粹主义的策略把握，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采取行之有 效的举措，实现积极回应、妥善处置，形成有效应对当代民粹主义挑战的中国路径。

1.深入研析和批判民粹主义思潮。

当代民粹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颇具挑战，威胁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为疏导、消解民 粹主义的一项基本措施，必须直面矛盾和挑战，旗帜鲜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研判，充分解析民粹主义的话语陷阱，深刻揭示民粹主义的真实 面目，引导民众认清民粹主义的实质与危害。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 重大命题，也是有效化解民粹主义思潮的关键手段，必须从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等方面 综合发力。领导权至关重要，是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只有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牢牢掌握在执政党手中，任何时候都不旁落，才能确保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 识形 态占据主导地位，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统摄作用。“所谓领导权， 不 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 己的模范工作……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1]管理权体现领导权，是执政党在掌握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基础 上，通 过建立从上到下、由纵到横、全面覆盖的党政管理体系，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具体掌控和把 握，反映在党管宣传、党管媒体、党管思想教育、党管意识形态等各方面。话语权是领导权 和管理权的具体抓手，通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表达方式在全社会的主导支配地位，增 强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毫无疑问，这是 从根本上批判民粹主义思潮的重要前提。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思想言论， 更 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坚决反对和抵制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各种错 误观点。要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辨析力度，对于国内的民粹主义思潮，对于世界范围内民粹 主义的复兴趋势，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思想上的警惕，组织专业力量持续深化相关研究，正 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特别是要把民粹主义与我们党所坚持 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区别开来，与社会主义民主区别开来， 与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区别开来，防止简单套用西方“民粹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具 体情况和问题，防止把“民粹主义”的标签泛化滥用，从而厘清一些人别有用心宣扬“民粹 主义”的真实意图，切实达到澄清是非、划清界限、纠正谬误、端正认识的目的。

2.精准施策改善民计民生。

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往往不是根本上挑战和反对现有的制度，而是更多反映出民 众“对公平正义的极端渴望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不安与焦虑”[12]。因此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着眼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精准推进民生建设，解决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大力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党建学说来 看，还是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是否依靠人民保障和改善民生事关民心向背，事关党和国家 事业的生死存亡与兴衰成败”[13]。要强化底线思维，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 特点，坚持宏观政策 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围绕“六稳”“六保”任务，紧紧扭住民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 问题，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办好民生实事。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激励机制，推动解 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做好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减少就业失业问题 带来的震荡。大力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实施社会保障兜底工程，推 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群体特别 是基层民众。

大力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加强党和政府大政方 针、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倡导和坚持基层民众依法办事，越是疑难复杂问题，越 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解决，立“明规矩”，破“潜规则”。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 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完善城乡社区民主 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基层干部的个人素质和工作水平，防止因基层工作决 策或干部素质问题引发官民之间的矛盾甚至民粹事件。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心理疏导 机制、危机干预机制，最大限度舒缓消解社会戾气，塑造理性平和、诚信友善、积极向上的 社会心态，杜绝极端的民粹主义情绪。同时，还要大力构建完善基层社会公共安全应急体系 ，特别是要完善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应急体系，提 升基层快速报告和迅速响应能力、应急疏散与社会动员能力、救援处置与综合保障能力，增 强基层社会危机治理的“韧性”。这既是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有序和正常运行的基础 ，也是消弭化解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各类极端情绪和舆情炒作的重要保证。

3.积极稳妥推进民主政治。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是人民权 利意识增强但又不成熟的产物”[14]。这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角度提示了疏导和消解民粹主 义的重要途径，即通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有效引导民众理性表达自己的利 益诉求，从而消解民粹主义滋生的可能。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大指明了发展当代 中国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 奋斗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也是践行中国共 产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易言之，要通过“积极稳妥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 会事务”来实现，并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是强调 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健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规范化”是强调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制度执行应依法依规、科学民主；“程序化”是强调国家民主政治的基本环节 和运行过程要遵循既定路径。这些目标措施，彰显着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涵，是应对和消解民粹主义的重要途径。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和民主沟通、民主协商机制。如果利益表达和沟通协商机制不够畅 通，就可能加剧民众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某些不满。从这个角度讲，必须积极推动利益表达和 民主沟通、民主协商机制的畅通有效。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最大限度扩大民众有序政治 参与，允许普通民众和弱 势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积极引导社会成员通过规范合理的渠道和载体，实现利益表达 与情感宣泄。还要通过各种政策宣导和媒介宣传，引导广大民众 增强自律意识，依法维护权益。同时，还应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基层协商民主，积极推进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 实践，以多种方式开展基层协商，因地制宜探索多样的民主参与渠道。 妥善处理利益纠纷，消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隔阂、猜忌，化解由于层累和积压形成的不满情 绪。最终，在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各得其所、凝聚共识。

4.持之以恒深化国家治理。

从根本上讲，民粹主义冲击和危害国家治理，其疏导也应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有的放矢、系统 推进。

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平衡国家”，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动态平衡[15]。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处 于某种进程之中而不存在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如果“满足于既有制度水平而疏于治理 创新，则会使国家治理在不断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失去适应性并日趋失衡而陷入制 度性困境，并滋生民粹主义等政治乱象”[16]。因此，民粹主义的滋生在事实上折射 出 国家治 理面临的挑战，凸显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下同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紧迫性。从理论上讲，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意味着政治秩序、社会秩序 和经济发展秩序的全面平衡，要求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基础上 ，加强全方位、系统性治理，实现政府、社会与市场治理的良性互动，并充分彰显国家制度 的优越性。对当代中国而言，就是要充分认识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充分把握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新机遇新挑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消除各种滋长民粹主义极端情绪的 经济社会条件，从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蹄疾步稳迈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1]  林红：《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孕育、 生成与 有效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7期。

[2]  程同顺、杨倩：《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 3期。

[3]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民 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4]  程同顺、杨倩： 《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5]  《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31页。

[6]  吴志成：《理性认 识民粹主义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10日。

[7]  吴宇、吴志成：《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 《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8]  郭中 军：《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学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9]  周庆智：《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政治含义》，《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0]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 15 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 版社1 991年版，第742页。

[12]  陶文昭：《2018 民粹主义依然活跃》，《人民论坛》2019年第2期。

[13]  慎海雄主编： 《习近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人民 出 版社2018年版，第210页。

[14]  程同顺、杨倩：《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江苏 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15]  高奇琦：《试论比较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二元互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年第2期。

[16]  吴宇、吴志成：《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 主义的 复兴》，《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