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仰光:“国家”在魏玛宪法中的三个“高光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20-12-21 08:44:18

进入专题: 魏玛宪法   国家   历史连续性   铁路条款   规范与事实  

高仰光  

  

   摘  要:诞生于1919年的魏玛宪法是对20世纪上半叶德国乃至欧洲所遭遇的危机时刻的一个最具整体性的描述。魏玛宪法中的“国家”概念在非正常的政治状态之下被强加了多重的涵义,它时而指向一个祛除了普鲁士霸权的、由民主机制自身的合法性支撑起来的共和国,时而又恰恰指向这一涵义的反面。“国家”概念的多义性表明,魏玛宪法缺乏一个稳固的现实基础,不过,这一缺陷反而使魏玛政府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各种分离主义倾向。“国家”在魏玛宪法中的多重形象既是不同样态的国家法理论相互抗衡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新的学术话语的生成,为后来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智力上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魏玛宪法是赋予德国宪法传统以连贯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的历史基础,而这恰好也说明了这样一部为应对危机而匆匆出台的宪法何以值得人们在其颁布百年之后还要大张旗鼓地纪念。

   关键词:

   魏玛宪法;国家;历史连续性;铁路条款;规范与事实

  

一、引言:魏玛宪法何以值得纪念?

   百年纪念的各种庆典都是19世纪晚期发明出来的。霍布斯鲍姆在做出这一论断的时候注意到,19世纪晚期的世界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幅度地压缩了全球的地理空间;对于优先享受到工业变革成就的人类群体而言,他们的时空观念普遍发生了改变,进而萌生出相当强烈的以“追忆往昔”为表征的情感需求。通过各式各样的百年庆典,他们一方面希望展现当下人类的物质生活相较一百年之前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一百年之前人类的精神状态与当下的关联。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些人类群体开始有意识地设计、规划并且制造出某些有可能被后代铭记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诞生于1896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同样诞生于这一年的《德国民法典》,便属于这样一种从一开始就蓄谋名留青史的作品。可以说,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历史感”的年代。

   然而,把人类命运作为关怀对象的“历史感”很快就在各工业国的经济竞争和军事冲突之中变得暗淡无光。那些原本以为手中掌握着历史钥匙的人们,在20世纪开端的二十来年之间,却突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偶然性,与之相伴的则是动荡、萧条和对未来的迷茫。这是一种正在从天堂跌落到地狱,却还没有接触到地面的感受。作为一个例证,魏玛宪法就是一个由历史偶然性拼接出来的相当“潦草”的作品,它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战中的全面失败联系在一起,从开始酝酿到颁布生效一共只经历了不到1年(1918.12—1919.8.11)的时间。相比之下,19世纪末的德国人花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翘首企盼《德国民法典》,一部“理性大全”的问世;而同样是这样一批德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对于魏玛时代的到来几乎完全是始料未及的,更谈不上有什么美好的期待。不过,这并不妨碍魏玛宪法在百年之后被人们纪念。这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部宪法尽管奠基于1918年至1919年的一系列历史偶然性之上,但是它最终在长时段的意义上获得了历史必然性。

   对于当代的德国人来说,魏玛小城意味着一个极其特别的历史时刻,但魏玛宪法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纪念对象。早在魏玛宪法颁布的70年之前,即1849年,德国人第一次尝试在一个统一的宪法文本中完整地界定德意志民族的属性以及国家的目的。这部由欧洲革命大潮催生的宪法草案,即法兰克福宪法,也称“保罗教堂宪法”(Paulskirchenverfassung),最终因为普鲁士的阻挠未能生效,却被后来魏玛宪法的起草者们视为宪法精神的正源。而在魏玛宪法颁布的30年之后,即1949年,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魏玛宪法衣钵的基本法(Grundgesetz)在莱茵河畔的波恩正式生效。这部基本法的效力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事实上成为两德统一之后的新“宪法”。基本法通常被视为现代德国的起点,截至今日,时间刚好又过去了70个年头。因此,对于当代的德国人来说,真正值得纪念的并非这一部魏玛宪法,而是德意志民族一脉相承、历经磨难却又颠扑不破的宪法传统(Verfassungstradition),或者说,是一部在精神气质和思想内涵上始终保持着一贯性的德国宪法史(Verfassungsgeschichte)。某种意义上,只有承认德国宪法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呈现,那么作为其中一环的魏玛宪法才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才是值得纪念的。

   需看到,德国宪法史的语境并非仅由上述三部宪法的文本及其背后的制宪活动搭建而成。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宪法(1871年)、纳粹党对宪法的篡修(1933年),以及前东德的社会主义宪法(1949年、1968年)等等,同样是这一语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天的宪法学者常常把它们视为对于“法兰克福-魏玛-波恩”宪法传统的或轻或重、或左或右的偏离,并借用“国家主义”(Nationalismus)这个意涵十分模糊的标签将“异端”区隔开来。按照这一逻辑,那些偏离“正统”的制宪活动只有单一的意义,即把“自由主义”(Liberalismus)的脉络反衬得更加清晰。诚然,类型化的概括有助于人们简要地厘清正统与非正统之间最主要的分歧,但是每一部宪法所植根的历史语境的复杂面貌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遮蔽。例如,我们很难断言魏玛宪法就是一部由“国家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宪法,也很难做出相反的论断;事实上,魏玛宪法的“历史性”根本不可能在这种盖棺定论的分类学说之中得到完整的呈现。

   然而,这正是令法律史学者倍感为难之处。如果我们希望对某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文本或事件加以忠实的还原,同时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展露某些卓越的见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着手协调两种在表面上并不协调的方法论。以魏玛宪法为例,法律史学者一方面应当避免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历史遗留物,沉溺于片面性和片断性的描述,而是尽可能将魏玛宪法置于宪法史的整体语境之下加以审视,寻找它在思想谱系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应当避免魏玛宪法被淹没在某种高度简化的关于宪法传统的宏大叙事之中,甚至沦为某种仅为现实政治需求提供佐证的“学术修辞”,而是尽可能充分地揭示那些可能产生重要意义的历史细节,并将它们连贯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因此,法律史学者需要去思考的,便是如何在历史具体和理论抽象之间,在短时段的偶然性与长时段的必然性之间,在体现意义的事实与作为事实的意义之间,做一个妥善的权衡。这就好像富勒所说的那样,“在这一标尺上有一个看不见的指针,它标志着一条分界线”。如果我们能够在某一个瞬间盯紧这根不停跳动着的指针,并对它接下来的动向做出判断,那么值此瞬间,“历史性”便跃然呈现。

  

二、政治史视角:国家与历史的双重连续性

   (一)以帝国之名行共和之实

   魏玛宪法第1条第1款规定,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共和国(Das Deutsche Reich isteine Republik)。这显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表述。对于后人来说,魏玛宪法常被理解为一部旨在建立与之前帝国形态完全不同的新国家的基础性法律,或者说,一部与之前旧帝国的宪法不存在任何连续性的新宪法。正如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曾指出的那样,“《魏玛宪法》和《俾斯麦宪法》之间极为显见的对立,即‘总统’取代‘皇帝’,不仅标志着君主制国家形式向共和制国家形式的转化,而且还因此揭示了过去和现在的宪法之间的一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区别”。然而,否定帝制的魏玛宪法不仅在其文本中保留着“帝国宪法”的名义,而且在国家象征和标志物的设计方案上也与旧帝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裂,还是连续?这是一个问题。

   需看到,魏玛宪法(die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从来都不是一个官方的称谓,它的全称是《1919年8月11日生效之德意志帝国宪法》(Verfassung des Deutshen Reichsvom 11. August 1919)。在这里,魏玛宪法使用了Reich一词指称1919年的新德国,而这个德文单词最明显、最外在、最基本的含义便是“帝国”。回顾德国的历史,从962年延续至1806年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使用Reich一词作为国名;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第一次使用了“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的国名;从1871年开始,由普鲁士主导的第二帝国同样使用了这一国名;1919年的魏玛德国,以及1933年之后由纳粹党建立的“第三帝国”仍旧沿用这一国名。尽管不同时代的德国人对于Reich一词可能有着不太一致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的“帝国”已经被使用了超过一千年的时间;若从1871年算起,直至1945年,“德意志帝国”未曾间断地使用了74年。这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事实。

   以魏玛宪法的精神气质和具体内容为落脚点,中国的宪法学者习惯于把魏玛德国理解为一个奠基于联邦主义原则之上的民主共和国。为此,在解读魏玛宪法第1条第1款的时候,他们便有意识地对Reich一词进行“无害化”的处理,这其中包括两种处理方案:第一,取消Reich一词原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解读为中性的“国”或“国家”;第二,直接将Reich一词的意思转换为“共和国”、“民国”,或是在某些与“州”相对应的语境之下,将其解读为“联邦”。这样一来,魏玛宪法第1条第1款在字面上的矛盾也就随之化解了。

   然而,对于生活在魏玛时代的德国人来说,他们沿着历史的惯性,首先把Reich一词理解为“帝国”,而不是别的什么含义,才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当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Reich已经部分地脱离了原有的含义,并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含义:毕竟,与以往不同,这是一个不再有皇帝的帝国。那么,对于魏玛时代的德国人来说,Reich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对于Reich的理解可能出现多大的分歧?这个词又在多大范围内可以被解释?Reich与Republik这两个词究竟是对立的,还是可以兼容?如果把二者并列在一起,甚至组合成为一个单词,即Reichsrepublik,究竟是要表达怎样的意思?这些问题一开始都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且在知识界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这些争论都随着魏玛宪法采用Reich这一国名而告终,一个关于Reich的新的共识宣告形成。这一过程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史意义,它体现着某些在魏玛宪法的文本之中难以体现出来的基本事实,而这些隐藏在宪法文本背后的“基本事实”才是德文“宪法”(Verfassung)一词的本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挖掘这些基本事实,为达到对规范的“准确”理解尽可能还原“真实”的语境,正是作为法学分支的法律史学所独具的学术功能。

随着一战的局势渐趋明朗,德国的重要城市接连爆发了苏维埃式的革命运动,德皇威廉二世于1918年11月28日被迫签署退位声明。当此之时,由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建立起来的君宪政体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国民的注意力重新被吸引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老议题之上:如何才能在保证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以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为宗旨的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与1848年的时局相比,普鲁士已不再是制宪的障碍,人们距离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想要踏出这历史性的一步也着实不易,原因在于,第一,国内各政治派别、宗教团体以及地方势力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存在重大的分歧;第二,德国民众在政治上远未成熟到可以白手建立一个民主制共和国家的程度。从1918年12月开始,参与制宪的官僚和学者们被迫卷入一系列本质上可以概括为“先迈左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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