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翔 张景瑞:治水之后:清代太仓水利实践中的利益纠纷与官方能动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0-12-18 01:25:38

进入专题: 清代   江南   水利纠纷   官方能动性   国家—社会关系  

罗晓翔   张景瑞  

   摘    要:

   明清时期,江南水利备受朝野关注,但最终却无法摆脱水利不兴、水环境恶化的局面。除人力不可控之自然环境因素、受限于时代之技术与组织模式之外,“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传统问题依然值得关注。清代太仓的水利实践困局,尤其是围绕闸坝产生的纠纷,展现出不同职业与阶层对水资源的差异性需求。治水之后的冲突,往往令善后措施形同虚设、河工成效化为乌有。水利事业中的根本矛盾并非国家与地方的主导权之争,而是地方社会内部的利益博弈。“地方能动性”的彰显不能确保治水成效的提升,而“官方能动性”的退缩则必然使治水陷入分散与无序的状态。清代太仓的水利实践,正反映出这一特征。

   关键词:清代; 江南; 水利纠纷; 官方能动性; 国家—社会关系;

  

   道光二十六年(1846),苏州府昭文县发生民变。自正月至五六月间,数千佃户聚众暴动、焚抢业户,地方震惊。七月初,又有太仓州镇洋县乡农因报荒不准,“即将县署呼扫,漕书家尽毁。又到告病假归里前任江西巡抚钱宝琛家,捐[损]伤甚大。因渠筑坝刘河1,农田不利故也。” 2 对于镇洋事件,时人多以昭文民变之余波视之。江苏巡抚李星沅在奏文中仅简单提到:“太仓州毗连昭文,尚有滨海乡民打毁文生钱鼎铭3家一案,情节虽轻,亦即效尤之渐。”4 常熟人郑光祖也认为,“七月初九日,邻邑镇洋县乡民亦入其城,以扰县衙,并及其绅氏,是有见昭文正月二十一日之事而效尤也。”5

   然而就冲突起因而言,两起事件实有差异。昭文民变始于正月征漕,继于五月还租,其核心是征漕之弊与业佃矛盾。而镇洋事件发生在七月初,此时还租已毕,征漕尚早,乡民闹事乃因“报荒不准”。至于乡农因何报荒,史料中并无记载。考虑到镇洋地处濒海冈身,农历七月初发生风潮或旱灾的概率都很大。此时又值夏忙末期,民众的焦虑情绪亦可理解。然而乡民入城后,镇洋县令与太仓知州都未及时至署,开导弹压。而在籍绅士钱宝琛家恰好位于“镇洋县署间壁,太仓州署后街皆相距咫尺”,遂与漕书一同成为了众人泄愤对象。6

   闹事者称钱宝琛“筑坝刘河,农田不利”,应指道光四年(1824)疏浚刘河之事。道光三年(1823),江南遭遇“癸未大水”,受灾尤惨。为尽快泄水并补种小麦,太仓知州张作楠率领地方士绅将刘河及海口淤浅处挑挖深通。钱宝琛作为绅董之一,先后驻工督挑刘河、督浚海口。积水消退后,又于刘河闸增置闸板,蓄清敌浑,以期水利经久。7 在当时言,知州实为民生,绅董洵属好义。然而本应惠及地方的水利工程,日后却成为乡民发泄愤怒的口实,这就不由令人思考治水之后的利益冲突及其后果。

   历史上,“低乡筑圩、高乡开河”是江南长期奉行的治水法则。沿海冈身地带河道因海潮挟带浑沙容易淤塞,因此开河之后往往要筑坝建闸,以蓄清敌浑。然而现实之中,闸坝大多十设九废。除技术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为破坏与管理不善。“善后”工程非但不能善后,反而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削弱治河功效,这在明清时期相当普遍,镇洋事件绝非个例。

   关于治水中的利益纠葛,学界已有较多关注。正如谢湜指出,“整个16世纪江南水利的治与不治,通常不是工程理性上的抉择,而是基于治水官员、地方士绅、普通民众的多方博弈”。8 但既有研究多侧重于治河过程,分析各方在费用分摊、力役佥派、工程监管方式上的争议,也因此习惯以行政区属、社会阶层、高乡/低乡、干河/支河来界定“利益共同体”。然而一旦将目光转向治水之后,便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利益共同体”绝不可能“共享”水利。治水之后的矛盾冲突,往往令善后措施形同虚设,河工实效化为乌有。从表面上看,这是地方社会常态,甚至可能被解读为民意彰显或“地方能动性”抬头,问题只在官方决策失误或监管不力。然而治河从没有万全之策,利益也无法达到绝对均衡。在对大局与长效的把握上,“官方能动性”不可或缺。但现实中,面对治水之后可能陷入的窘境,地方官员的治水意愿不断降低、治水方案日趋保守。在个体利益不愿妥协、行政强制力相对弱化的局面下,水利便愈发陷入不可治的境地。本文试以清代太仓为例,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

  

   一清初太仓的水利重建

   太仓州位于江南东部沿海冈身地带,州境水系以刘河为主干河。刘河乃娄江尾闾,通江达海,“刘河镇、刘河口、刘河营三者,相依唇齿,名虽异而实则一,皆为东南之保障,苏郡之屏藩也”。9 刘河通塞与江南水利所系匪轻,向为朝廷关注。然自明嘉靖年间爆发倭乱后,为防倭寇阑入,官方对刘河采取宁塞不疏的态度,致使太仓境内整体水文状况持续恶化,直至清顺治年间,一系列治水工程才重新展开。

   顺治十年(1653)苏松大水,太仓一带“花稻全伤,民死无算”。10 同年,奉天人白登明升任太仓知州。为解决当地旱潦无备的窘境,白登明有意开浚刘河,无奈工程浩大,经费难筹。关键时刻,刘河镇民顾士琏11提议先浚朱泾,并绘图以呈。朱泾为刘河北支,西接至和塘,自太仓州城大东门外起,直抵北澛漕。自澛漕口向北,可通新塘、茜泾、六里塘等支河;自澛漕口折南,则经刘河镇汇入刘河。开通朱泾后,太仓州上游来水可由朱泾、澛漕汇入刘河,直达东南海口。清水与海潮相接,水道可通一线,太仓水文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况且当时朱泾河东西尚通,“唯中段数里河沟如尺,以致全河阻塞”,12 开河经费不及刘河工程十分之一,事简易集。

   顾士琏与白登明一拍即合。在二人谋划下,顺治十二年(1655)春开浚朱泾,旁浚北澛漕至茜泾镇之新塘,共约五十里。朱泾疏通后,“虽不如刘河之水面宏阔,波涛雄壮,而西北之水赖之以泄,舟楫往来,俨然一干河也”。13 自此以后,当地人称刘河为大刘河,朱泾为小刘河、新刘河,又名白公渠。14 知州白登明因此声名大振,谋士顾士琏亦功不可没,正所谓“非白公无以显顾公才,非顾公何以成白公功,是二公者,真指臂相资者矣”。 15

   朱泾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刘河、茜泾二镇的复兴。刘河镇在明代号称天下第一码头,镇上天后宫历史悠久,闻名遐迩。嘉靖以后,随着防倭、海禁及刘河淤塞,该镇急剧衰落。鼎革之际,刘河镇屡遭兵火,满目荒凉。清初重行海禁,商贾不至,镇中凋敝依旧。16 朱泾开通后,沿河商业大有起色,“板桥有市,朱泾铺有市,红庙有市,浦家巷有市,杨家桥有市,朱岗桥有市,万寿庵有市,六里桥有市”。17为表感激,刘河镇民以朱泾司徒为镇邑土地正神,塑神像以祀之。

   茜泾位于刘河镇以北,以地出茜草得名。宋景祐年间,范仲淹开茜泾浦,“设镇屯兵,专治浦闸,以备海寇”。18 清代以前,茜泾一向被视为刘河镇的一部分。该地兵民杂居,土地贫瘠,远落后于镇南。但明清鼎革之际,刘河镇南几乎被夷为平地,镇北茜泾一带却稍得偏安。于是刘河镇渐分为二,北面茜泾镇以广孝寺为主庙,南面刘河镇以天后宫为主庙。二镇分界,大致就在朱泾东口与澛漕交汇处。

   茜泾本为四水回环之地,东有新塘,西有唐泾,南有澛漕,北有六里塘,俱汇于广孝寺前之平桥港。 19 但此处地势较高,新塘、六里塘皆通海,潮沙极易积淀。朱泾开浚之前,茜泾“不通舟楫者数十年,地亢,土皆扬尘”。20 顺治十二年将北澛漕至茜泾镇新塘一段河道开挖深通。虽旧貌难复,但市东新塘能通潮汐,市南澛漕直达刘河,又可由朱泾至州城,茜泾的商业与交通条件大为改观。

   朱泾河工结束后,白登明又于顺治十四年(1657)主持开浚刘家港,西起盐铁河,东至石家塘,总长六十里。21 可惜两年后,白登明被劾去职,其全面开浚刘河的心愿尚未达成。当其离任时,“士民祖道阗咽,乡城皆立祠”。22

   至康熙九年(1670),江南又遭大水,三月不消。布政使慕天颜议浚吴淞江、刘河口。两江总督麻勒吉、江宁巡抚玛祜疏请留苏、松、常、杭、嘉、湖六府漕折银十四万两充浚河工费,刘河水利终于迎来了重要转折点。在玛祜与慕天颜的主持下,苏州府水利同知及太仓、昆山、嘉定各州县官董率兴工。在太仓一段,曾协助白登明治水的顾士琏再次充当谋士。23 此次大工西起南盐铁河,东至海口,总长八十里,刘河水道终于恢复了基本畅通。

   刘河疏浚后,玛祜又主持了两项重要的善后工程。首先便是修建刘河大闸,以蓄清敌浑。海口建闸难度极大,且不能经久。这主要缘于闸底多浮沙,在内外水势冲击下,基底一出裂隙便会日益空虚,最终导致闸座崩塌。但若放任海潮来去,刘河复淤亦势在必然。权衡之后,玛祜毅然决定建闸。闸座位于刘河镇,距海约十一里,因地近天后宫,又称天妃闸。原议建闸三座,后恐闸基单薄难抵海潮,遂总造一闸,以期一劳永逸。24 大闸于康熙十一年(1672)三月完工,长二十丈,开水门三。黄与坚在《刘河建大闸记》中言其五利曰:

   潮上则闭,潮下则启,杨泾以南得以乘水势,涤浮沙,一利也。浊泥不淀于闸内,使澛漕至盐铁永无壅塞患,二利也。旱涝有所待,三利也。闸与海近,即有淤淀易淘浚,四利也。海[岬]无民船往来,不烦启放,并筑月河于其旁,五利也。25

   所谓“筑月河于其旁”,即指第二项善后工程:在闸座以东的刘河南北两岸各开月河一道。这使得刘河上游来水与下游来潮皆可分而为三,减少了对大闸的直接冲击。其中北月河因流经刘河镇中市东界,时人多称之为东转河。东转河由澛漕而通朱泾,下承潮汐,上接北路阳城、巴城之水,刘河镇一带大小支河因此更为畅通。

   如果说疏浚朱泾、刘河只是恢复水道旧貌,那么建立闸座、开凿月河这两项善后工程则是对自然环境的人工改造。在当时看来,方法适宜且颇有成效。道光年间,刘河镇人金端表在追述这段治水史时仍由衷赞叹道:“自此闸门内外泥沙不能淀积,而河自深通矣。譬诸人身四肢无风寒之积,则肠胃自舒……从此河日深而水日奋,刘镇之得以全盛者,悉由于此。”26

   然而皆大欢喜的局面并未维持太久。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清初所有的治河成果逐渐消失殆尽,刘河镇也由盛而复衰。这背后固然有环境变迁的客观因素,但正如金端表所言:“此岂天之欲绝其源流哉?亦在人为而已矣。” 27 而受人为因素影响最大的,便是作为善后设施的闸坝。

  

   二闸坝之争

   早在顺治十二年朱泾工程后,太仓官绅就陆续向江宁巡抚张中元提议,于刘河海口建立石闸,以抵御浑潮。28 首议开浚朱泾的顾士琏明确指出,“刘河以二里之江面,不能当半载浑潮之塞”,而朱泾宽不过五六丈,“堪受大海无际之泥沙乎?”29 知州白登明深韪其言。但海口建闸事繁工费,非立时可办。白登明遂命暂留朱泾东口土坝以抵御浑潮,“遇旱涝则开月河,事已即筑”,待海口石闸建成后方决此坝。30

   朱泾土坝的保留,使清水海潮互相阻隔。坝内与坝外的利害,也就此泾渭分明。就坝内而言,土坝蓄清敌浑,于朱泾河道深通大有裨益;而坝外自朱泾东口至刘河的澛漕一段,既要承受浑潮之入,也得不到西来清水冲刷,淤塞尤快。另一方面,由于太仓地界江海交汇之处,“名虽为海,而实江水,故味淡”,31 民间遂有引潮灌田的惯习。土坝之筑,对坝外固无影响,但坝内难以通潮,天旱河浅之时亦有烦言。

对于蓄清与引潮之间的矛盾,顾士琏并非不晓。但他认为引潮灌田本为陋习:“潮水浑,灌田田瘠;湖水清,灌田田肥;潮水夹泥塞河,沙渗苗心,苗为之槁;湖水澄泥淤腐,罱取壅田,河为之深。” 32 只要保证清水不出,潮水不入,朱泾沿河田畴完全可以弃用潮水。然而这一想法显然太过理想化。朱泾并非大干河,水量有限。尽管西口水量相对丰盈,但随着沿岸汲饮、灌溉的消耗,农忙时上游戽车一动,下游立见干涸。水资源分配的不均,使得朱泾上下游对湖水、潮水的需求有所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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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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