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的军台效力始于康熙朝中晚期，为筹集战时经费，令废员、捐纳人员、部院笔帖式等效力者出资维护军台运转，朝廷酬以官职。雍正时期，军台效力的主体为官府所派废员，最低效力时限三年。但废员长期留任乃至被严惩的现象较为普遍，获得议叙的概率较低，军台效力惩处之意甚明。沿至乾隆朝初期，军台效力成为专门针对官犯的刑罚，改变了此前奖惩并存的属性。

军台效力是清代特有的职官管理方式，指官府将特定人员发往军台并令其出资保障军台运转，称“坐台”。历经发展，军台效力演变为一项针对犯罪官员的刑罚，“若文武职官犯徒以上，轻则军台效力，重则新疆当差。成案相沿，遂为定例”。由于关涉边疆治理与法律制度，军台效力从清代起就受到关注。清中期著名经世学者龚自珍、魏源从蒙古地区治理角度考察军台设置时，论及军台效力人员缴纳台费问题。清末律学名家薛允升、沈家本从法制改革角度考察了军台效力制度的源流，均认为该制度始于乾隆六年（1741）。刘文鹏在考察清代蒙古地区台站时，将废员军台效力追溯至雍正元年（1723），并指出废员管理台站事务、缴纳台费这两项任务；王云红笼统考察了清代官员的各类效力制度，认为军台效力始于乾隆六年，并简述了效力废员缴纳台费的制度；张永江、尹世奇考察了雍乾以降废员军台效力政策及其对边疆经营的意义。此外，金峰、赵云田对清代蒙古台站制度的研究，张铁纲、周轩、李兴盛、柏桦对清代徙流刑罚的探讨，均提及军台效力问题或论及在军台效力的名人。既有研究大多将效力对象限定为废员，重在考察清代军台效力制度确定后的状态及其对边疆治理的意义，对制度的形成过程论述相对薄弱，尤其对制度的起源存在较大分歧。因此，本文主要根据奏折、上谕档、起居注等档案史料，辅之以私家记载，系统探讨清代军台效力制度的起源至形成过程。

一、制度溯源：康熙朝军台效力的探索

清代军台效力制度的起始时间，目前主要有两说：一是薛允升、沈家本、王云红认为的乾隆六年说（1741）；二是刘文鹏、张永江、尹世奇认为的雍正元年（1723）说。此外，金峰、赵云田均提及康熙三十五年（1696）设置北路驿站时，已有废员前往效力，不过未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军台效力制度始于康熙朝中期，在此主要根据档案作系统考察。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因清朝出兵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兵部、理藩院奏报，中路大军出独石口后，沿途所设驿站总计75处，交由部院派出的笔帖式和章京以及八旗派出的拨什库管理。对此，康熙皇帝谕称：“部院章京、笔帖式、拨什库，调用将尽。今设此驿，有革职文官，情愿告请效力者甚多。若辈不习军务，可令伊等一驿两三人，坐塘效力。报马不足，令自备马匹驰报；其口粮，令自备人夫运送，亦彼出力自效之事也。”由于战事之需清朝在蒙古地区所设驿站过多，部院人员不敷任用，康熙皇帝才临时提议由随同御驾亲征的文职废员前往管理驿站事务。坐台废员的任务是传递军报，同时需要出资维护驿站的基本运行，包括提供驿马、运送口粮。

康熙皇帝的谕旨很快被付诸实践。据当年随中路大军督运军粮的宋大业记载，当他在四月二十九日到达十一台时，“坐台者系汉军原任知县高其佺”；五月初七日到达十八台时，“坐台者名常寿，曾在御前”；五月十三日过二十四台时，“坐台者系原任正詹朱玛太”。结合官私记载，当时人记蒙古地区所设驿站时所用词汇包括“驿”“塘”“台”等多种称谓；在康熙三十五年四五月份时，部分驿站有一名坐台废员。

康熙三十五年清朝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五月，噶尔丹在克鲁伦河遭遇康熙皇帝亲率的中路大军之后不战而逃，旋即在昭莫多败于清朝的西路大军。康熙皇帝收到捷报后，立即谕令奖励递送奏章前来的两位驿站效力废员，“布党图驿站原任员外关布着复原职，柏成栋以道员缺先用”。五月中旬，康熙皇帝班师回京。八月，考虑到蒙古地区天气逐渐转冷，康熙皇帝谕令撤回坐台人员，“此内除倒毙、缺欠马匹外，其余效力者着交部议叙”。据此，确保驿马足额是效力人员的主要任务；除未能尽职者外，其余效力人员应获得议叙。档案中亦有详例：监生潘朝选通过“自备鞍马，在中路三十九台坐台效力”，最终议叙“补授笔帖式”。可见当年效力人员不限于废员。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再次亲征。二月，兵部、理藩院官员奏报“愿设驿站效力原任巡抚布雅努等十三人内，六人已到，其七人亦次第将至”，康熙皇帝谕称：“情愿效力之十三人，着自湖滩河朔以至宁夏，令其自相酌量，均分为十三站”。根据安排，这批废员每人负责一处驿站。闰三月中旬，康熙皇帝接获噶尔丹死讯，于四月班师。十二月，兵部奉旨议叙坐台人员，谕令奖以坐台废员复还原职、现任官员以应得之缺补用。显然，本次驿站效力人员除前述废员外，另有现任官员。大规模战事既已结束，这批效力人员也应该是照例撤回。

康熙三十六年之后，漠北维持了近20年的和平状态。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因准噶尔部侵扰西藏，清朝再次大规模出兵西北，并于次年派遣兵部尚书范时崇勘选蒙古地区通往乌里雅苏台的驿路，最终设置北路台站47处。从此开始至雍正时期，清军长期与准噶尔部在西北对峙，北路驿站由战时机构变为常规设置，“军台”也逐渐成为与“驿站”“台站”同样的常用词汇。

关于康熙末期的军台效力，雍正前期的两份档案均有提及。一是雍正元年（1723）四月兵部奏折。因为康熙六十一年（1722）发往军台人员即将效力一年期满，却无人自愿前往替换，于是兵部奏请恢复由部院派遣笔帖式的旧例。该奏折称：

昔日安设军台，本包之驰递，皆差各部院衙门笔帖式行之。去年议政大臣议奏“将旧台站裁撤，并于新站，安置自力驻站效力之人驻守。一年内凡不误驿递、各捐银两俱照数补充驿站马畜，能收拢蒙古人且畜业兴旺者，呈报该部，视相应之缺，不论班次，酌情升用”等情，遂将自力驻台捐纳人员及初派之笔帖式等，每站安置一员。

二是雍正四年（1726）题本：

康熙六十一年，议政大臣议覆，杀虎口外军台，关系紧要，如有自备坐台捐纳者，照大同驼例减半交银，一年不误公事，咨送吏部，不论班次即用。如不足四十七站，将各衙门才能笔帖式补数，派出前往坐台。此差去笔帖式等站时，裁去羊只，令其自备口粮，一年不误公事，不致苦累蒙古，事完之日，交与吏部议叙。

据此，康熙末期所设军台，系由各部院派笔帖式管理。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朝重新制定军台效力人员的任用制度。第一，捐纳人员自备银两前往军台效力，一年期满后可获得即用的铨选资格；第二，47处军台各需一人，自愿前往的捐纳人员不足47人，空额由部院派出笔帖式，这些笔帖式同样需要出资承担军台开支，一年期满后交吏部议叙；第三，由于每处军台有数十户蒙古人充当服役的站丁，官府要求效力者“不致苦累蒙古”“能收拢蒙古人且畜业兴旺”，即保障蒙古站丁的生计，以便维护军台运转。

综上，康熙朝的军台效力尚属制度的探索阶段，立意偏重筹集经费。康熙三十五年（1696）至三十六年（1697），军台效力人员主要是废员，康熙末年分为捐纳人员和部院特派笔帖式两类。效力者的任务是自行出资维护军台运转，其出路相对优厚，废员效力称职者可官复原职，其他人员获得升迁或任官资格，具有奖励性质。

二、制度突变：雍正朝军台效力的常态化及其性质转变

前述雍正元年（1723）四月，因无人自愿前往接替军台效力期满者，兵部奏请恢复部院派遣笔帖式旧例。刘文鹏已注意到，雍正皇帝的对策是谕令指派废员。至于落实情况，档案有详细记载。四月二十三日，兵部奏报称：吏部遵旨“已将革职员外郎五十一等人査送前来”，但“镶红满洲旗、正黄汉军旗至今尚未来文”。此后不久的一份谕旨亦称：

兵部所奏驿站四十七处……现今典出三十二人，还少十五人，将保定府的瓦尔达、同廉亲王所参工部官员二名，还有两旗人名不曾送到。俟两旗人名送到，一同列名具奏，再出十五名前去。再传与兵部大人，所派出的三十二人，着拣选二十二人先去，等十五名出定了再补来。严传与他们知道，尔等具是有罪之人，前去着实用心出力。若果用心出力，朕自然施恩。若是不守法，骚害驿站以及蒙古人等，察出即将尔等在本站正法。

雍正元年四月，各部院已查出应发往军台效力废员32名，此外雍正皇帝又指派废员3名，虽有两旗尚待上报，但显然不足所需47名之数。五月初，雍正皇帝再颁谕旨：“八旗外官革职者，凡有自愿前往驿站效力赎罪之人，伊可具呈陈请。若确属于事无误、效力颇佳者，则予议叙。再，旗臣所知宜应起用之人，凡家境尚可、五十岁以内者，亦可推举。”这份谕旨虽称自愿，实际仍属强制。

鉴于康熙朝末年自愿效力的政策不可持续，雍正元年起改以政府指派废员为主。当年十一月的一份奏折称：“是年自京城所派四十七名罪臣，皆皇上稔知之人，现每驿站各遣一人驻驿，由理藩院派三名章京统管。”由此可知，雍正元年最终指派了47名废员，每人负责一处军台。雍正皇帝虽声称效力称职者可以“施恩”，但又特别强调不守法者或将被处死刑，惩罚之意甚明。这种性质转变，导致了废员的逃避。

清朝于雍正元年（1723）亦出台了笔帖式军台效力的新制度。征西将军祁里德奏称：“杀虎口外新设四十七站笔帖式，每年更换驿站，殊觉疲劳，令各部院拣选家道殷实之人才妥当笔帖式，派令坐台。既经令其效力，不行更换，作何限定年分、议叙之处，令该部定例议奏”，朝廷议定：“坐台三年，不误事务、著有劳绩者，回日将笔帖式应升之缺即用。”清朝再次强调派出的笔帖式需家境殷实，有充足财力承担军台的运营开支。相较康熙六十一年（1722）之制，新例效力时间由一年改为三年，以明确的优先升迁替代了临时酌定。

雍正朝初期，自行出资坐台笔帖式效力一年和三年的两种政策同时并存。据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吏部题报，当时遵照雍正元年新例坐台满三年的笔帖式有13人、遵照康熙六十一年旧例坐台满一年的笔帖式有7人。这些人员均属效力称职者，同时报请议叙。对于前者，吏部根据预先确定的奖励新规，除病故等特殊情况外，均奖以优先升迁的资格；对于后者，由于此前并未确定奖励规则，吏部根据效力差异分别给予加一级、加二级的奖励。

雍正时期军台效力废员的任期也很快确立，只是奖惩制度始终未有明确规定。雍正二年（1724）九月谕称：

原任总兵官刘俊杰等，本应从重治罪。朕思伊等若能改过，仍可与国家效力，是以宽其治罪，发往军台。如果实心效力，朕仍加恩录用；傥怙恶不悛，骚扰驿站，朕必从重治罪。著行文管辖驿站武格等，三年之后，将伊等到台效力贤否据实奏闻。再，从前发往军台人员，三年满后，将效力贤否之处，亦据实奏闻，或换或否，候降谕旨。

可见，雍正二年规定了坐台废员的三年观察期。效力称职有重新起用的机会，否则从重治罪；三年期满后，皇帝根据废员任职情况决定是否留任。至于这一制度的施行情况，可从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案例中窥见一斑。当年军台效力满三年人员总计21人，绝大多数为废员。其中原任员外富明、原任同知富勒孙、原任知府蒋国祥、原任主事威赫诺4人“帮给台站人等牲口、衣服等物，俱属有余，且善于教养”，雍正皇帝谕令给予“复还原职”的奖励；效力满四年的原任总兵官闫光炜、原任主事德洪与效力满三年的原任侍郎伯卿拜，原任都统佛伦、吉当阿，原任侍郎马金泰，原任詹事王奕清，原任布政使刘廷琛，原任郎中五十三，原任员外郎阿必达，原任主事怀诚、诺勒蒲，原任通判崔洪图，候选知县佟世，副将赵世义之子赵英，道员年法尧之子安他哈等16人“俱各竭力帮给牲口、衣服等物，并无贻误骚扰蒙古之处”。雍正皇帝以“大兵进剿”需要此等“在台已久、诸事熟练”者，谕令询问以上效力称职的20人是否愿意留任，承诺在大军凯旋后对留任者“加恩议叙”，无力留任者可具呈奏报。此外，原任侍郎八十之子岁贡生何寿“坐台三年，帮给牲口等物甚少，又且无知”，雍正皇帝谕令“解送来京，交部严加议处”。据此，废员能否获得议叙，依据并非坐台时间长短，而是出资多寡，若出资过少有被惩处的风险。

关于雍正朝中后期军台效力废员的任期和奖惩情况，档案中留有部分军台相对系统的数据。雍正九年（1731）七月，在清朝的北路军大败于和通泊之后，雍正皇帝谕称军台效力“废员甚多”，坐台超过两年者“俱著另委人员更换”。此举显系安抚军台效力者的临时加恩。不过，随着清军战败，军台服役的蒙古人因担忧准噶尔部入侵而多有逃亡，导致部分“台站不通”。十二月，清朝定议，第二十三台至三十台效力的八名废员，因未能制止蒙古人逃亡，不论是否效力满两年，均被指派留任，具体如下：

阿必达、董申、尚吉图、卫和讷，俱在驿站度过二年，虽有更换之机，暂停更换，留于驿站效力；产吉布，陈安策、傅尔敦、舒明，既然皆未年满，惩责伊等各百鞭，在驿站戴罪效力，经过三年效力若好，由驿站总管等据实奏闻，倘仍懒惰不尽力，复加治罪。

上列八名废员的遭遇，可以视为雍正朝军台效力废员命运的缩影。在仅被留任未予处罚的四人中，据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军台总管的奏报，此时阿必达已亡故；董申、尚吉图（商吉图）、卫和讷三人累计效力已逾三年且“并无误事、骚扰蒙古人等之处”，因此请示是否更换，雍正皇帝谕令再留任二年。至十三年（1735）五月，因三人再次留任期满，军台总管奏请换回，未见雍正皇帝指示。其中，尚吉图于十三年四月，因所管台站遗失包袱，被议以鞭八十的处罚，因年逾七十“照例收赎”。据查核，董申、尚吉图、卫和讷三人被发往军台效力的时间分别为雍正五年（1727）五月、雍正六年（1728）五月、雍正四年（1726）五月。他们在军台效力达七至九年却很可能未获议叙。尤其是，卫和讷、阿必达本在前述雍正七年（1729）效力三年期满的清单之内，前者当时已受到官复原职的奖励，后者理论上也可以具呈离任，却在雍正皇帝动员留任之后反遭不幸。

另外被处以鞭责的四人中，陈安策因未见记载而不详外，其余三人在随后均遭到严惩。禅济布于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被参劾有家产却“并不尽心效力”，谕令枷号，“伊若知罪，情愿效力，将其效力如何，着五十四奏闻请旨”。傅尔敦于雍正十二年七月被参劾“发往军台三年以来，并未着实养给蒙古，屡屡推诿不前”，谕令将其在军台“永远枷号”，同时令拨银5 000两发往军台应用，该项银两由其父大学士马齐缴纳，“倘仍前推诿不肯完项，将傅尔敦即于台站处正法”。舒明于雍正十一年九月被参劾“到台以来止给过蒙古等羊四百八十只、茶叶二千四百包、米七石，除此并无效力”，谕令枷号、仍留坐台，“如能效力，奏闻释放；倘仍复推诿，著永远枷号，俟大兵凯旋之日，具奏请旨”；随后又于雍正十二年九月，因所管台站遗失包袱，被议以杖八十的处罚，“俟开枷之日照数补责”。

此外，王奕清的个案也相当典型。显然，雍正朝军台效力废员既难获得更换，更难获得议叙，效力期限的不断延长也意味着风险的加剧，一旦资金不继则会被视为效力不称职而遭到严惩，同时还存在因工作失误遭受严惩的风险，尚吉图、舒明的案例即是典型。

从雍正朝中期开始，坐台废员指派范围进一步扩大。雍正七年（1729）五月，因军台效力人员有调回者，雍正皇帝谕令刑部将各类拘禁人犯“有情愿效力赎罪者，开列犯罪情由，请旨定夺”。八月，刑部遵旨上报官犯九名，雍正皇帝指派其中六人前往军台效力，并强调这批效力人员“系身犯重罪监禁之人，非从前罪案完结发往台站者可比”，要求他们到达军台后“若谨守法度、格外效力则已”，否则由管理军台官员“一面严拿，一面参奏，请旨治罪”。清制，废员是指因罪或因过被革职的官员；废员革职后，如尚有余罪，需受刑罚，即为官犯。换言之，官犯是尚在刑期内的废员。据此，雍正七年之前，军台效力的废员均属革职后并无余罪或服刑完毕者，他们在前往军台效力之时已属自由之身；而雍正七年开始，官犯亦成为效力对象，他们在前往军台效力时犹是戴罪之身。

纵观雍正一朝，军台效力人员主要分为笔帖式和废员两类。两者任务相同，但效力性质迥异。对笔帖式而言，军台效力期限明确为一年或三年，任满可获加级或升迁，对仕途有明显助益。对废员而言，效力三年只是一个最低的时限，此后是否更换尚待皇帝决定。在雍正朝的实践中，废员长期留任的比例较高，获得议叙的概率畸低，因效力不称职而遭到严惩的概率却畸高。这样的效力时限和奖惩措施，突显了军台效力之于废员带有鲜明的惩处性质。此外，雍正晚期军台效力人员亦杂有少量生员和候补官员，这在乾隆元年（1736）引见替换回京坐台人员的资料中有所反映。

三、制度定型：乾隆朝初期军台效力的法制化进程

从康熙朝中期至雍正时期，由于效力人员身份复杂以及由此导致的奖惩差异，军台效力更像是多种不同制度的复合体，很难加以制度定性。至乾隆朝初期，这种模糊状态终被打破，清朝明确将官犯作为唯一的效力对象，并进一步完善了相应规范，由此军台效力最终定型为一种稳定的刑罚制度。

（一）乾隆皇帝即位初期对军台效力的政策调整

乾隆皇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即位，次月即谕令撤回军台效力年久者和实在无力者。参随后，据总理事务王允禄等奏报，北路军台效力满三年应撤回更换者22人；未满三年者25人，待查明“实在无力者”后更换。清朝最终议定：

其应派前往更换之人，若只查派废员，不但人数无多，难于派往，且恐无力之人，不能照管弹压，仍于台站无益。应令兵部行文八旗，通行晓谕，如降革之文武废员及举监生员、闲散人内，有愿往效力者，准其呈明该都统等，咨送该部奏闻，派往更换。此次派往之人，应仍以三年为期。若三年期满，于事无误，令大将军及台站总管，查明伊等实绩，具奏请旨，交部分别叙用。

本次重申军台效力期限为三年，强调三年期满且效力称职者可以获得任用。同时，除废员外，还动员举人、监生等人自愿前往。此举无疑削弱了雍正朝以来军台效力对废员的惩罚意义。

乾隆元年（1736）正月，清朝调整设置张家口至鄂尔昆军台为大站29处、腰站16处，合计45处。其中，因第二十九台“适当递送交会之所”，第十五、十六台与张家口、赛尔乌苏两处军台所管地接壤，特设官三名管理，“其余四十二处，每二站驻官一员”，合计需管理人员24名。据查，当时除新发往废员4名、上年查明应待三年期满者10名，“尚缺十员，请于在京笔帖式内拨往”。相较雍正末年47处军台各由一人管理，本次改革缩减了约一半人力。与此同时，谕准此前查明的22名效力年满三年者、15名效力未满三年但无力留任者回京，特予引见。从乾隆元年三月到九月，陆续引见的八名效力者中，除一名废员释回原籍外，其余废员、候补官员和生员均被授予官职，彰显出雍乾交替之际治道一度由严转宽的新气象。

另一变化是笔帖式军台效力的终结。据前文，乾隆元年正月，清朝曾派出十名笔帖式换回大批军台效力人员。但此时派往的笔帖式已不再属于效力者。乾隆三年（1738）八月谕称：“坐台笔帖式等，一切用度，俱出于官项，与自备资斧者不同。”显然，乾隆初年派往军台的笔帖式无须自行出资，与康熙、雍正时期自行出资的笔帖式性质不同。换言之，由于军台“效力”的核心内容就是出资，笔帖式一旦无须出资，自然不属“效力”。这一更改从此成为定制，乾隆朝军台任职的笔帖式只是普通职官，无须出资效力。而且，至乾隆朝中期清朝不再派遣笔帖式前往军台。乾隆朝已不存在笔帖式军台效力制度，从此军台效力的对象仅剩废员这一群体。

（二）乾隆朝官犯军台效力制度的确立及其意义

前引薛允升、沈家本认为，官犯发往军台始于乾隆六年（1741），对象是侵贪完赃后减为徒流的官犯。沈家本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案例为据，指出“其后官犯之发军台，有奉特旨发往者，亦有从重拟发者，不尽属侵贪案件”。此论是否准确，兹整理乾隆元年（1736）至七年（1742）军台效力案例展开分析。

基于这些案例，可对既有关于乾隆朝军台效力制度的论述修订如下：第一，官犯发往军台效力的做法，并非始于乾隆六年（1741），至迟可以追溯至雍正七年（1729），延续到乾隆初年。第二，从乾隆朝起，发往军台效力者均为官犯，不再包括无罪的废员。上表所统计乾隆元年至七年军台效力的废员，除王謩、史载魁两人外，其余在奉旨发往军台效力之前，均已拟定刑罚，或已革职后又有新罪。王謩、史载魁虽仅被议以革职，但乾隆皇帝认为处分不足以惩戒，故又惩治以军台效力，即所谓“坐台废员皆系效力赎罪之人”。第三，乾隆朝官犯军台效力起初并不专指侵贪官犯，更不是从乾隆朝中期之后才针对其他类型的官犯。上列乾隆六年定例前后，高起、李禧、王謩、史载魁等人的罪名均非侵贪。乾隆前期另有官员因徇情袒护、工作不力、规避等事被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六年定例的意义，在于侵贪官犯成为军台效力的明确惩罚对象，而非唯一对象。

薛允升、沈家本等人对乾隆六年定例的解读虽然存在偏差，但该例确属制度变革的分水岭。自此，清朝以军台效力作为特定类型官犯的刑罚，刑部拟定效力官犯时便有章可依。而且，此前发往军台效力的官犯，如上表赵宏恩、朱藻、卢见曾，在效力期满后获得任用，该制度尚有给予废员起用机会之意。但是，在乾隆六年定例后，官犯于军台效力期满后基本只有一条出路：刑满释放。总之，乾隆六年定例使军台效力一改此前奖惩并存的属性，彻底成为一种刑罚。

结语

清代的军台效力始于康熙朝中期，历雍正、乾隆朝逐渐完备和定型，经历了漫长的制度化进程。康熙朝中期和晚期，为筹集战时经费，清朝令废员、捐纳人员、部院笔帖式等效力者出资维护军台运转，朝廷酬以官职。雍正时期，军台效力的主体为政府所派废员，最低效力时限三年。但废员长期留任乃至被严惩的现象较为普遍，获得议叙的概率较低，军台效力惩处之意甚明。沿至乾隆朝初期，军台效力成为专门针对官犯的刑罚，改变了此前奖惩并存的属性。清代军台效力漫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进程，揭示了清代法律制度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清代国家职官管理制度的灵活性。

作者江晓成，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地址：福州市大学城科技路1号，邮编350117。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