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晚清困局渊源于政治文明衰弱

——陈行之思想小品辑录(2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7 次 更新时间:2020-12-03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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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201.当“人”被大写出来的时候


小时候对未来的想象绮丽而又混沌,这里当然有心智未全的原因,但起根本作用的还是时间。孔子晚年总结自己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有一个时间轴,是这个东西串联起了孔子的人生顺序,这个顺序是不能改变的。如果你抬杠说:“改变了又如何?”改变了就不成体统了——你能想象一个“吾十有五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三十而耳顺,四十而知天命,五十而不惑,六十而立,七十而志于学”的孔子么?这绝不是孔子,这是一个很让人疑惧的妖精,用市井语言描述,这个人在“往回活”,越活越天真越活越愚蠢了。


可见,人和万物一样,在时间的浸润中不可避免就会走向成熟,不仅是生物肌体的成熟,更是精神肌体的成熟,这个过程不可逆转。“成熟”是什么意思呢?复杂说就是拥有了自我,即有了看世界和看自己的独到眼光,简单说就是这个人不那么好哄骗了。譬如你可以哄骗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说门外有一条大灰狼,孩子往往就会相信,会钻到你怀里寻求保护,但你不能对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儿说:“别闹了,再闹大灰狼就来了。”那个长着花白胡须的老家伙是绝不会相信的,丫会认为你在侮辱他的智力。


这种分别,在社会政治领域尤其如此。比如,历史是不容倒退的,有些已经被时间淘汰的东西,是不能再拿出来使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辈人曾经声嘶力竭地呼喊“祝福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有人甚至激动得昏死过去,当时也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现在你试试!还比如,你当然可以在墙壁上给无智识的民众画一个圆圈,然后神采飞扬地对大家伙说:“这是一张饼,我们以后全指望它活着了。”不会有人质疑那张饼是不是真可以吃到嘴里,但你要对耳目聪敏、政治成熟的民众许诺说我以后会给你们一张很大的饼,他们就不会相信了,他们会说:“我不要你的饼,我凭什么非要你给我的饼?我要自己烙一张饼,而且我现在就要吃到那张饼。”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实际上是比较严重了,用政治学语汇说,这意味着民众源于人性的利益诉求的意志第一次被提到了权力者意志(意识形态)前面,权利被提到了权力前面。这是一个巨大的颠覆,有了这个颠覆,社会政治形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不可避免都要发生相应的改变,通常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初露端倪,并且会随着时间的延展而必将到来。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纵看历史还是横看现实,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无数诸如此类的情景,甚至可以说,人类进步主要体现在人类不断走向成熟和深邃的伟大过程之中,这一过程的核心主题,是人从小写改为大写了,这意味着人将不再在权力的脚下乞求苟活,“尊严”二字被庄严地镌刻在权利的旗帜上;这也意味着历史绝不再是权力者恣意涂抹的东西,它是人类自由意志在历史时空中的延伸和张扬,是人类理性在神圣的精神殿堂中的汇集和萦绕。我们说时光不可倒转,实际上是说精神事物一旦显现,你是没有办法再让它消失——或者说“失能”——的,无论处境多么严苛,多么艰难,它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其存在,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遮蔽和阻挡这种存在。


这样的时刻,你能说不是伟大的时刻么?


202.超稳定政治结构的生机渊源


儒家学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伦理,我们甚至可以指认说,它仅仅是一种政治伦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历史——不仅仅中国历史——而言,皇权专制主义所代表的封建势力,通过高效能的政府(朝廷)运作和国家机器淫威,为皇帝家族及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民脂民膏提供保障和动能,固化他们以宗法的形式独占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阻滞社会人群的上下流动,从而也就绝对阻滞了政治分化(用西方政治学语汇表述是:“形成民主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的任何可能性,绝对阻滞了人民进入国家政治过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任何可能性。人类历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这样书写的。


然而至少在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以后,蓦然间出现了一种力量,这就是新兴资产阶级贵族,这些人向皇权提出挑战并随之构成严重威胁。民权与皇权的斗争,贯穿绝大部分西欧政治史,为新兴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贵族作为政治反对派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自由、民主理念最先在欧罗巴而不是在亚细亚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更是奠定当代世界基本面貌的工业革命以及与之伴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大爆炸)最早在欧洲发生,世界历史——如果它像英国历史学家费希尔1934年所说的那样,真的拥有一种“预先注定的范式”的话——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它的结构和方向,仍旧在沿着自由民主之路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们看得到的很多著名历史事件,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突然崩塌;譬如发生在中亚以及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譬如在委内瑞拉乃至于最近在白俄罗斯发生的政治危机,都是在自由民主频率上发生的历史震荡。这种震荡还要持续很久。无可否认,这种震荡在旧秩序的瓦解中不可避免会导致混乱乃至于倒退,然而这并不能减弱人类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意义。


必须强调指出,混乱和倒退非因自由民主而起,反之,这恰恰是长时期不自由不民主的结果,是所谓的“种瓜得瓜之瓜,种豆得豆之豆”。至于历史是否会像福山最初认为的那样,“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还需要观察,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即自由民主的趋势,是明晰可辨毋庸置疑的。它就在那里,它绝不因为你不愿意看到它而不存在,它更不会消失。这是一种人性的存在,而人性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消失的,无论你用什么手段。


在这样的历史趋向中,中国处在什么位置呢?众所周知,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人们通常所说的 “儒教”严格说起来与宗教无干,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它不过是政治伦理或者说文化伦理的另一种标签而已。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儒教伦理总是与皇权专制主义暗通款曲勾肩搭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连为一体拥有相同血脉筋肉的,它们相互依靠相互支撑,彼此不可相离。这是中国超稳定政治结构的生机渊源,这种渊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儒学刚刚兴起之时就已经成型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战国后期形成了绝对君主制,相较而言,钱穆先生更乐观一些,他认为中国到元、明、清才发展成为绝对君主制。我们不认定孰是孰非,我们只认定实质:绝对君主制是一种超稳定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在皇权专制主义的所有政治形态下都是有意味的,而不仅限于绝对君主制。如果我们粗略一些看历史,就会发现,两千多年以来,这种源于儒教政治伦理的超稳定政治结构,从来没有被打散也从来没有被终止过。尽管辛亥革命逼迫年仅六岁的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形式上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然而生命力顽强的超稳定政治结构绝不会由于遭遇一次偶然的历史波折而有所松解,相反,借助于历史不断提供新的历史条件,它的根系会变得越来越粗大,枝叶越来越繁茂。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即使在初始的意义上,东方皇权专制主义也断绝了产生拥有诉求于政治权力的政治反对派和自觉追求最基本人身权利的人民的任何可能性。


这里需要问一句:“历史难道真的如此坚固么?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政治宽容和社会宽容呢?”是的,点缀在中国历史幕布上的亮点,譬如齐国“喜议政事”的稷下学宫,譬如汉代对秦制的大规模反思和矫正,譬如明代“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东林党人,譬如明末被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先驱”的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出现……确实挺亮眼的,然而必须指出,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动摇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如果我说那些历史运动仅只是一些读书人的空忙,当然是太损了些,然而无法否认,由于中国文化人没有从整体上摆脱“君子学以致其道”(孔子:《论语·述而》)的政治伦常窠臼,中国政治甚至是民间政治也从未动摇“是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韩非子·物权》)的精神认知,这些所谓的历史运动,难道不就是一些不省心的家伙忧国忧民臧否国是,而其身后仍旧空空荡荡么?我们不是仍旧看不到在欧洲看到的那种迫切要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么?


邓小平曾经反复告诫人们,中国要反“右”,但主要任务是反“左”,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也是“左”。邓小平所说的这个“左”字,从传统文化角度说,就渊源于作为儒家学说核心的皇权专制主义,就渊源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核心的皇权专制主义。邓小平的思想是明晰的,与邓小平同时代的中国人也是明晰的,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涌动起让世界瞩目、让世界赞叹的蔚为壮观的思想解放大潮,所以才有中国社会至少在经济问题上的整体性改变,这绝不是偶然的啊!1992年,晚年邓小平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针对的就是“左”,就是“左”所导致的社会封闭和皇权专制主义回潮,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用比喻的话说,闻到过那个年代气味的人——都知道,没有邓小平“南巡讲话”力挽狂澜,依据一些人的主张和社会政治惯性,中国会向“左”甚或是向“极左”狂奔致死的呀!


当然,伟大政治家当然不会是绝不犯错误的完人,他不可能做历史没有提供条件让他去做的事情,他甚至有可能犯将会被历史证明极其严重的错误,然而伟大政治家就是伟大政治家,他不会在复杂情势面前进退失据,他的视野和胆魄,他的智慧和才能,绝非庸碌之辈可比,而这正是我们时常怀念邓小平的原因之一。


203.强秦—暴秦—亡秦,一个无情的逻辑过程


没有任何东西比历史更耐人寻味。


我们说秦国。处在西部一隅的秦国在春秋时期时代远不是最强大的,基础设施薄弱,军队战力也不强,文化积淀相较于担当起儒家正统的鲁国(所以才出了孔子、孟子两位大家),更不是最深厚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没有那么多传统禁忌,没有那么多历史负担,轻装上阵,咬紧牙关,率先实行变法,国力迅猛增强。到战国时期的秦孝公(公元361年-338年在位)时代——汉代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有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从时间上说尚不足百年,被称之为“戎狄”的秦国就与赵国、魏国、韩国等东方大国平起平坐,甚至有实力向它们发起挑战了。这是春秋战国时代最耐人寻味的历史画面之一。我们还可以把话说直白一些:实行大规模变法,全面改革社会政治制度,是战国末期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并最终以金戈铁马灭六国,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最重要因素,其他一切都可以不谈。然而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秦王朝因变法而强大,也因变法埋下了覆亡的祸根,此一点,秦孝公不明白,商鞅不明白,嬴政更不明白。


众所周知,在商鞅、韩非(这个人没有直接领导秦国变法,但其变法思想对秦国尤其是对秦王嬴政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李斯等法家改革家的策动下,秦以“酷法”治国,约制人的法律“密如凝脂”——与皇权专制主义的任何时代一样,此处被约制的“人”当然不包括君主,甚至也不包括君主身边庞大的国家利益集团,“人”仅只是“民”。换一句话说,秦制把君主意志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法”成了君主手里得心应手的工具,“民”则沦为法律工具所“治”的对象,仅此而已。秦帝国的社会风貌也就是社会政治气氛、人民的处境即生存状态(商鞅也死于其亲手制定的连坐之法),史书有很多记载,此不赘述。


尽管秦国的宗法制与东方诸侯国有相异之处,或者说,国家统治集团并非主要以血缘关系形成权力架构,但是它格外强调君主“独制天下而无所制”,也就是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力量来限制君主的疯狂、愚蠢或者残暴。从政治学角度说,我认为这就是专制君主制,而专制君主制从国家政体形式及其运作来说,必然表现为中央集权制。有学者指出:“专制君主制就是君主个人独揽一切国家权力的政权体制。没有绝对的、完全的个人集权制往往就没有中央集权制。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中央集权制往往就没有中央的完全的个人集权制。” (董崇山:《政体论》,1986年 )这样一种国家情形,将隐含着怎样的政治危机,是不难想象的。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件事情。如此这般的法律,在某些方面也许可以顺应人民意志,但这绝不意味着法律出于人民意志,这里不仅是程序问题,更是社会政治结构所导致的结果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君”与“民”始终——从历史角度说,几乎是一种恒定——是一种“治”与“被治”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君”永远是自由的,而“民”永远是不自由的;“君”手里抓着“法”的利器,而“民”则手无寸铁。在这种情形之下,君主及其身边的庞大利益集团,除了以高压作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无止境攫取精神和物质利益的手段之外,还用得着其他所谓“仁”的办法吗?所谓“外儒内法”四字,说的不正是这件事情吗?这真是对孔子老人家的莫大讽刺啊!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高压”与“强制”都是“法”的根基与倚仗,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典籍中才出现无数关于“暴秦”的记载的。


这就是说,随着秦始皇灭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一统王朝,作为必然结果,思想的空间必然变得狭小,随便议论朝政变得极为危险且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有了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焚书坑儒”之类的事情想不发生都难啊!也正因为严酷的思想管制和人身不自由,秦国早期那种沉静自若坚忍不拔欣欣向荣的局面迅疾消失,筑长城,建阿方宫,修驰道,率领数十万大军东行海边求取长生不老之道,真可谓是无尽的喧噪,无尽的奢华,结果“盛极而衰”——我的意思是,强大的秦王朝在其最兴盛的时候就在内里埋藏下了覆亡的种子,这颗种子经由李斯、赵高、胡亥等昏庸无耻的家伙们不断提供温度与湿度,迅速破土发芽,秦帝国大厦很快就在根基处出现了松动和碎裂,先前那种“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气势极速委顿,变得怯懦而羸弱,以至于刘邦、项羽大军兵临城下,儿皇帝子婴连“帝”也不敢称,竟以“王”的名义跪降,新王朝终于推翻了旧王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曾几何时巍峨壮丽的秦帝国大厦,瞬间倾颓为关中平原上的一堆瓦砾。


这个无情的逻辑过程,是不是挺耐人寻味的?


204.人的碎片化在某些时候可以绝对化为“历史”意志


其实人不仅在碎片化时代是碎片化的,如果我们超越政治意识,用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意旨——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观照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人的碎片化存在于任何形式的历史情境之中。你比如知识分子,孔子是碎片化的,孟子是碎片化的,竹林七贤是碎片化的,陶渊明也是碎片化的,范仲淹更是碎片化的,拨弄思想政治风云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如何?不也是碎片化的吗?就精神境况来说,古人的碎片化与现代人的碎片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碎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简单说,是一些试图以信念确定事物的意义、因而具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游离于群体、不能为群体所呼应的状态,这些孤独的个体就像浮萍一样在历史的水面上无谓地漂移,无谓地腐烂,无谓地沉落水底,无谓地腐烂为泥……这几乎是一个不为人知却广泛存在的过程,它不断重复,两千多年以来没有一刻停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尤其是以思想彰显其存在的知识分子命运,当然也就等于被强行“格式化”了,很少有人走得出这个轮回。


作为历史现象,“格式化”当然不像我们按电脑键盘那样简单,这里浸润着无数信守良知的人的鲜血,所谓“肝脑涂地”者,说的不就是这样的人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格式化过程充满血雨腥风都毫不为过。我始终觉得,存在主义哲学既是悲观主义的,亦是英雄主义的——悲观主义,是因为它真切地描述了人类处境;英雄主义,是因为洞悉了这种处境之后竟然还坚持要说出这种处境,在我看来这已经是某种程度的“化境”了。这种化境,中国古人也有领会,当年陈子昂先生做《登幽州台歌》,泣血悲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发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感怀吗?


人为什么总是会像陈子昂先生那样从同类的沉殁中感受到悲怆呢?原因很多,我认为值得说道的是人类的某种独特处境,那就是在失去思想自由、精神自由乃至于人身自由的状态下,人无力与他者相连,因而也就无力向他者伸出援手,即使同在一个营垒中亦是如此。于是,心里怀着大爱的人就总是觉得某人的沉殁于自己有很大的责任,而他偏偏又知道,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同样也被碎片化了,他同样处在被沉殁的过程之中,他只能徒然地看着沉殁者先于自己缓慢地下沉,他什么也做不了。鲁迅先生尚有“忍看同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余力,他呢?他什么也做不了,就连“觅小诗”这样的事情也做不了。此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交替出现过。


世界怎么就会成这样了呢?我们从哲学角度检视这件事情:历史条件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条件,更是历史呈现怎样的样貌的条件——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样貌是由历史对人所能施加的技术手段决定的,而技术手段直接取决于某一世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在某些极端条件下,碎片化会演变成为绝对化的“历史”意志(譬如波普尔强调过的历史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只能彻底地、绝对化地消失。二战之前的德国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没有战前德国整个社会的纳粹化,就不会有国际意义上的纳粹德国,这也意味着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看,碎片化,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就是这样把人碾压成为齑粉的啊!


205.晚清困局渊源于政治文明衰弱


一个大的历史运动,最初也许没有明显的标记,但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预示着运动的基本走向,甚至可以说,一个历史运动的轨迹和结局,是从起步的那一天起就被设定了的,这正是人们通常所谓“起点决定终点”想要说明的道理。


这就给所在其中的人造成了一种困窘:除非是一些特别灵敏的家伙,处在重大历史运动之中,反倒很少有人感应到历史正在进入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很少有人感应到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恰恰预示着历史运动决定性的发展方向。结果,一些本应当用灵魂记忆的事件被忽略了,一些决定后代子孙命运的历史细节被遮掩了,岁月似乎静好,日子昨天怎么过今天还怎么过,今天怎么过明天也怎么过。殊不知,历史运动既然启动了,一切细微末节就都有了特定的指向与意味,这些指向与意味或许过后一百年才为人感知,而当时的人往往是蒙然坐雾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


这是一种什么情形呢?简单说,是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


1840年的中国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状态。莫要说成天为日月奔波的大清子民,即使是在仕途上奔忙的朝廷官员或是金銮殿享受膜拜的道光皇帝,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什么位置,不知道该怎样行事,当然也就更意识不到历史悄悄启动了一个屈辱、悲苦而又残酷的过程。我们还可以说仔细些: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1911年(清宣统三年),清王朝尚有71年的路可走,当时谁想得到71年以后这艘巍峨的大船就再也捱不下去、最终沉没到世纪潮流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呢?谁想得到71年以后这个延续二百多年的王朝就再也无力支撑,一瞬间灰飞烟灭颓倾成为一堆瓦砾了呢?这是东方世界一曲无尽的挽歌,一百多年来,它幽怨而悲怆地回萦着,缭绕着,我们中国人精神上的诸般疼痛,都与这71年间发生的事情有关啊!


那么,在这71年间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当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性地决定了晚清陷入困局并最终迎来覆亡结局的呢?如标题所示,我认为是政治文明衰弱,这种衰弱甚至在乾隆朝所谓的盛世之中,就已经显现出来了。1792年,当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达承德拜见乾隆皇帝时,乾隆皇帝乃至于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国际视野还都几乎为零——通俗地说是“睁眼瞎”——既不知道西方工业革命,亦不知道就发生在几年前的英国光荣革命,还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呢,那些被宫墙圈拢起来沉醉于天朝大国意象中的蠢蛋们,甚至不具备起码的地理知识,完全不知道英国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更不要说了解蛮夷们究竟为什么有能力越洋跨海前来挑衅中国了,结果就发生了我天朝要求马嘎尔尼使团必须向乾隆皇帝行朝贡国的叩拜之礼、而马嘎尔尼使团认为这完全他妈的不成体统的外交纠纷。这样一场闹剧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意义上的外交成果,它所起的副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夷人无意间看到了我天朝外强中干、虚弱可笑的“内里”,就像柳宗元寓言中的那只老虎,看清了驴子的本领不过尔尔……我一直怀疑,英国人就是那个时候起了用武力征服这个徒有虚表的东方大国的歹心的。


说到中国遭遇的百年耻辱,我反对国内某些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打败我们的是西方工业革命”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打败我们的不仅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更是西方政治文明,这种文明使那些“蛮夷”们拥有我们无法拥有的世界眼光、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国家决策机制、我们骨子里缺乏的争勇斗狠的战斗精神,所以我们在拥有世界最高GDP的情况下,只能屈辱地惨败,只能一块块割让国土,只能一步步被他们瓜分……所谓“百年国耻”,全都是我们心灵上极深极深的伤口啊!


这巨大的伤口,难道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吗?!


206.当爹的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


“爹”在这里当然不是爹,而是一种意指,意指什么呢?意指权力者。


怎么就想起要“意指”一下权力者来了呢?由感慨而起。


众所周知,权力型社会是没有民间社会的,权力是社会的唯一支柱,权力是社会运行的主要推力。权力动还是不动,决定社会动还是不动。站在权力最顶端的人动还是不动,决定着整个官僚体系动还是不动。这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运行的政治密码或者说政治常态。与此相对应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体现为严格的等级秩序以及对于这种秩序的坚定维护,儒家学说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张和赞赏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粗略地说,是一个致密的结构体,也可以表述为“一个等级分明的权力体系”。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如果你某一天在思想上把它也给解构了,那就说明你洞见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密码,活明白了。


我前面说了,这个政治结构体内部,设定了明晰的权力阶序,这个阶序是不能违拗更不能被僭越的,任何对于既定阶序的违拗和僭越,在政治上、道德上都会被视为非法,僭越者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于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违拗者和僭越者极为稀少,人们都是在既定的社会政治框架之内讨生存的。我这样说,或许有点儿虚无主义的味道,然而若是把这种见解置放到历史时空中去,你就会发现,它的确契合了中国社会的某种独特样态,我们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颇为舒适地活在此种样态之中的。


我不议论这种与农耕文明相匹配的社会样态好还是不好,我想说的是,这种社会样态的一大弊端,是官僚体系的活力大面积缺失,权力体系阶序下游的官员判断力大面积缺失,从而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一旦遇到严重社会事件,如果一个权力场的最高权力者失能,其身后所拖带的官僚系统就会失能,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愈机会就会被窒息,最终导致社会事件失控升级为社会灾难乃至于国家政治灾难。诸如此类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俯拾皆是,于是我想到当爹这件事。


“爹”有很多种当法,不同当法决定着“爹”责任的大小。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承担有限责任的“爹”和承担无限责任的“爹”。分权状态下的“爹”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这与其说是一种选择,毋宁说是一种限制。在这种限制条件下,某“爹”即使想拥有无限责任也不可能,这意味着丫只能做有限责任以内的事情,超出这个范围,丫即使是一个贪恋权力到病态的家伙,也完全无能为力。由此说来,一个顺理成章的推想是,在没有分权情况下的“爹”,就一定是拥有无限责任的“爹”,即独裁者了。当“拥有无限责任”的“爹”好还是不好呢?这要两说。


“拥有无限责任”意味着拥有无限的权力,这对于权力者来说当然很好——谁不希望自己手里的权力大些大些再大些呢?心理学认为人的欲望边界是在条件限制它的地方,你现在没有任何限制了,欲望当然也就没有边界了,于是权力者都会迷醉于随心所欲的境界,在那里流连忘返。随心所欲的境界究竟是怎样一种境界呢?这样看谁来看、谁来说。“爹”认为很好,这自然是不待说的,然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看法和感觉与“爹”往往有很大的距离,境界不高,也没有什么格局,属于燕雀之类,不太知道鸿鹄大志。你比如,我就不羡慕权力者能独断专行一手遮天,我甚至认为,当一言九鼎的爹当然很好,但是它同时也意味着你承担着这个家庭的全部责任,荣光是你的,耻辱也是你的,何必活得如此辛苦?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唯有生活是真实的。老子两千多年前就劝导过君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个世界离了谁都行,这老头儿说得确实挺好的。


207.思想的恐惧和对思想的恐惧


思想的恐惧与对思想的恐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这一面,那一面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恐惧思想,思想的人就不会感到恐惧;如果没有人思想,恐惧思想的人也就无需恐惧,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前提,恐惧思想的人一定有足够手段让思想的人产生恐惧,思想的人才能够产生恐惧,两者之间有一种类似于物理学意义上——例如热力学、动力学——的强弱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一切权力支配和操控一切、权力对象绝无力量反对权力的地方。我这里所谓的“强力”,既可能是最高统治者,譬如“法令一统”的秦始皇以及“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无数皇帝们;亦可能是封建宗法意义上的家长,譬如在赵庄、钱庄、孙庄、李庄跺一脚就地动山摇的赵老太爷、钱老太爷、孙老太爷、李老太爷等一干“爷”们;更有可能是盘踞一方的黑恶势力,譬如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黑帮帮主,辛辛苦苦把一个乡、一个县、一个市弄成“塌方式腐败”的“人民的公仆”……总之都是一些能够对其活动范围内的行为对象施加影响并形成强制性力量的人。


那么,强力为什么要恐惧思想呢?


强力恐惧思想的理由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独裁者恐惧的是自由民主意识会透视他们的本质,赵老太爷恐惧的是封建宗法关系被颠倒和破坏;黑帮帮主恐惧的是被盘剥的对象不再服从,进而发生抵御与反抗;“人民公仆”恐惧的是一些闲得蛋疼的家伙一天到晚琢磨他们的言行作为,精心遮掩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罪行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这些“透视”、“不再服从”、“被暴露”作为结果出现,都必须经由一个通道,即思想的通道。换一句话说,人们是在琢磨一些事情之后才发现一些事情的,这几乎是一种规律,莫有例外。而“琢磨一些事情”即进行思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站立在天地之间最值得骄傲的理由。没有了这个东西,人就等于退回到了生物界,与胡吃海塞、傻吃闷睡的猪没有很大的分别了。


好在,再强有力的人也无法把所有人都变成猪,因此,思想的恐惧和对思想的恐惧就作为历史常态一直绵延着,永远没有个结束。


208. 人在精神上是一种负重的生物


叔本华说,人的智慧每增加一个等级,痛苦就会增加一个等级。


相应来说,动物的生存比较简单,它们要做的事也很简单,无非:一、维持生命;二、繁衍后代。维持生命,就是吃喝拉撒睡,所以你看见它们的嘴巴永远都在咀嚼。繁衍,说文明点儿是“爱情”,说粗俗点儿就是交媾,你经常可以看到它们很不要脸、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来那么一下子”。你千万不要嘲笑它们吃相不好,爱情缺乏诗意,对动物们来说,这两件事是“天大的事”,这样的话你也就理解它们之间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进行你死我活的物种争斗了。


人类拥有尊严意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以及进入政治层面的民主意识——霍布斯将人类的这些意识概括为“获得认可的愿望”,这也是人与动物最重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意味着人绝不简单是生物性存在,而是更复杂更精致的精神性存在。如果我们粗略地将精神性存在称之为“智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叔本华所谓“智慧每增加一个等级,痛苦就会增加一个等级”,是揭櫫了一个重大事实的:精神性活着的人要比生物性活着的人体会到更多的痛苦。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这种情景:诗人忧虑唐王朝的朝政腐烂,歌女却在纸醉金迷中沉沦……此种情形,几乎贯穿在任何历史时空之中啊!


我记得十几年以前,有一个青年朋友曾经跟我发誓说,他决定“活明白一些,做一个思想者”,我当然是对他进行了鼓励,但是我也劝告他,你将失去很多常人可以享受的东西,你会活得很痛苦。他说他不怕,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当时是甚感欣慰的。后来在通信中,我时常可以读到他写的文章,虽然尚有稚嫩,但终归说明他的确是在想“活明白一些”,所以我仍旧甚感欣慰。再后来音讯就淡了,再后来音讯就断了,我亦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真如他所愿成为了“思想者”。从他消失得如此干净利索不留踪迹来看,我直觉到他没有,他退缩了。此时我是什么感觉呢?我的感觉仍旧是甚感欣慰——青年人前程宽广,实在没有必要非得在痛苦之路上蹒跚,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的。


有信念的人在精神上是一种负重的生物,就像西西弗一样,你只要抱持着把那块石头推上山的念想,你就得忍受它对你的重压,这既是使命,亦是宿命。


209.作为专制之恶手足的庸常之恶


任何类型的专制之恶,都不是站在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个人直接实施的,这里必须有一种介质,这种介质,从抽象意义上说,是层层级级的国家权力,在具象意义上,是国家权力阶序中的每一个官僚、政客、公务员乃至于攀附在国家权力机器上的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水浒传》中高俅要杀林冲,用不着亲自对擅闯白虎节堂的林冲动刀子,而是“叫左右排列军校拿下林冲”,“监押林冲投开封府来”,开封府府尹虽然尚有一丝良心没有如高俅所愿立即将林冲处斩,随后却还有高俅心腹陆虞侯使银子要押解林冲的公人董超、薛霸“到前面僻静处将林冲结果了”……这就是说,高俅要“结果林冲性命”的意志,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媒介向下传导,由陆虞侯、董超、薛霸之流来具体实施的。这里,陆虞侯、董超、薛霸的所作所为固然是由于所谓的“国家意志”(权力者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的驱使,然而你也不能否认,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谋求构成了“结果林冲性命”的直接推力,我把这种推力概括为“庸常之恶”。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意志不直接杀人,“庸常的恶”却在杀人,并且每一天都在杀人。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再举一个当代的例子。2013年12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的“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解除张成泽的一切职务、剥夺一切头衔、开除党籍的决定书,并当场逮捕张成泽,随后张成泽被押往军事法庭受审,在庭上承认图谋发动政变并出任内阁总理。有媒体报道,张成泽可能是被金正恩的二哥“烽火组”首领金正哲率领护卫司令部亲卫队逮捕的。2013年12月12日,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举行特别军事审判,认为张成泽阴谋颠覆国家和叛国等行为构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0条规定的罪行,判处张成泽死刑,立即执行。事后,朝中社在新闻评论中形容张成泽是“连狗都不如”的“人间渣滓、千古逆贼”。


众所周知,朝鲜是这个地球上最完备体现专制主义政权特征的国家,就处决张成泽这件事来说,我们不议论是非曲直,只从杀人的国家政治运作过程就可以看出,站在国家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金正恩对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是通过致密的国家机器,通过国家机器上形形色色的零部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朝鲜国家安全部成员、逮捕和死刑执行人、朝中社评论员——高度有效地完成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值得瞩目之处,与其说是最高领导人的杀人决定,不如说是那些单独看微不足道、整体看却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专制主义的国家之恶,庸常的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的恶,它不仅穿行在国家政治的全部过程之中,更是像幽灵一样幽浮在每一个民众身边,甚至可以说,作为与国家政治过程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民众,使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并非直接来自国家的死亡威胁,而是由国家之恶传导下来的庸常的恶——加害于你的往往是你身边的人,是与你的现实处境发生关联的人。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强酸水域,每一个苟活在里面的人都被它所浸泡,都被它所销蚀,无以逃脱。


210.时代正义与历史正义


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好时代就是正义时代,正义时代就是人人感觉舒心畅意的时代。然而如果较真的话,我们只能着这是一种或然判断,因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人人舒心畅意,总有过的好和过得不好的人,这时候,所谓对时代的判断,也就出现了歧义。这种歧义在所难免。


你当然可以说,历史是个公约数,如果在某个历史空间里大多数人都感觉还行,那么就有理由认为那个时代还行。可是这里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时代”行还是不行,用什么、由谁来界定?你要是奴隶主当然认为奴隶时代还行;你要是皇帝,当然认为皇权时代还行。现在的问题是,在奴隶时代你并不是奴隶主,反倒是连人都算不上——传统定义是“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当你凄楚地看眼前这个时代的时候,你还会认为“时代还行”么?你当然不会这样认为了,反之你会悲愤地想:“草泥马,这是他妈什么世道?!”在皇权时代也是如此,你肉眼凡胎,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去当统摄天下的皇帝,你从三岁起就跟在爹妈屁股后面“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并且不得不忍受“苛政猛于虎”的国家盘剥,你瘦骨嶙峋,走路打晃,你只能眼巴巴看着“朱门酒肉臭”,我想你大概也就没有心思认为你所处的那个“时代还行”了。


可见,无论什么世代,社会人群都分为两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永远是少数,被统治者永远是绝大多数,这是无可避免的人类状况。正是从这种状况中,才衍生出一个不可改变的机理,这就是:判断一个时代好坏,是由绝大多数被统治者决定的。叵耐,被统治者往往是在时代面前丧失话语权的人,如果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行”——任何“不行”的时代评价里面都隐含着“没有合法性” 的判断——皇帝老儿和他身边利用国家制度攫取民脂民膏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是得急眼?杀人乃至于大规模杀人的事件,在历史上不是时有发生吗?所以人一般都不愿意或者不敢说时代不行,他们嘴上说的往往不是心里想的,心里想的也往往不是嘴上说的。


历史老人看到这种情形很着急,就说:“这不行呀,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人民苦笑着反问:“好我的老人家哩,我们能怎么样呢?”


“唉,”历史老人沉吟良久,“这样,你们把要说的都委托给我,我找机会替你们说吧!”


人民都同意,说:“如此甚好,少了多少麻烦!”


这样,人类群体就出现了一种近乎于宗教的伟大而神圣的信念:让历史去评判。这种信念在中国人心中尤其珍贵,很多时候,它甚至成为了绝大多数人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撑。


我曾经在《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2006-7-6)中议论过这种现象,我说,浸淫在强固的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中的中国人,千百年以来,是没有真实的宗教观念生长起来的,也许在某个历史阶段也曾经在官方鼓励下倡导某种宗教,那也是出于统治者而非平民的内心需要,这样的宗教不可能让黎民百姓纷乱的精神生活安宁下来。中国人哪怕是跪在佛龛前面,心里想的也是世俗的算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顶礼膜拜的那个家伙帮不了什么忙。一个不被百分之百信仰的信仰当然是虚弱的,更何况,统治者掌握了一统天下以后,总是本能地抑制宗教,宗教也就真的退出了历史,退出了人的内心生活,人们也就把全部的内心渴求寄托给了另外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历史。


2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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